《英雄》,这部以皇帝所谓“天下”信念打击赵国恐怖主义者的“反恐史诗”(为迎合好莱坞和美国市场的所谓“媚美”)、过分炫耀制作技术的“视觉大餐”(媚俗)、被几个苍白的人物符号弄得“毫无人性”的道德说教(媚政)的“三媚”作品,在电影院却演成了一场搞笑晚会,人们纷纷捧着肚子走出观众席,被它的“硬伤”制造出的“大话笑料”搞得乐不可支。另一方面,用“天下”来要求人自动放弃个人的自由、平等、信念、尊严、情感以及全部的生命欲望。这在整个知识界引发了一片严肃的斥责。知识份子推销了二十几年的“人性论”和“人文主义精神”,好不容易初见成效,竟被张艺谋的一个片子弄得烟消云散,张导不幸因此而沦为电影界的“反动派”。这和当年《中国可以说不》的下场几乎如出一辙:赢得了“市场”,却彻底输掉了“思想”。
在我看来,媒体记者有关“打架”的诘难真是一针见脓。《英雄》其实就是皇帝和流氓打了一场好看的架。它和坊间泼行为的差异在于它更加“美学”。在《英雄》里,由于秦始皇和“荆柯”们的合作,一种电影的暴力美学被推到了极致:刺客(流氓)之剑与独裁者之箭的对决,在拙劣的半文言对话和“罗生门”式的推理中,转换成了一场温情脉脉的“美学交易”。“想不到最了解我的人是我通缉的头号要犯,而不是满朝文武。”这段秦始皇和刺客“无名”的对白,刻画了极权主义和流氓主义之间的精神默契。他们是暴力的双赢者,也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在所谓“和平”的言辞中无耻地瓜分了“天下”的正义,双双升格为社会道义与“和平”的代言人。那些华丽的工业塑料和中国丝绸,掩盖了两千年前大屠杀的血腥历史。过去人们一直强调革命暴力之好(即暴力的道德合理性),如今风向一转,又开始张扬起了暴力之美。好莱坞的技术美学赞助了这场暴力美学的盛宴。
张艺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再用商业主义和票房期望来掩饰他的反人性立场。 不错,《英雄》的好莱坞式的技术展示打破了票房记录,成为疲软的电影市场“救市主”,并由此引发了一片可笑的欢呼,但这反而触发了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在资本的时代,暴力为什么如此商业,而且还会无耻地上升到美学的高度?
中国电影和电视的暴力指数,正在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回溯这个过程是件很有必要的事情。从香港爱国武侠剧《霍元甲》(1981)、黑帮流氓剧《上海滩》(1982)和日本武士片《姿三四郎》(1983)开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就开始了与暴力结伴而行的历程。传统江湖的流氓英雄主义,成为支撑中国影视业收视率的支柱,形成了与好莱坞迥然不同的东方式暴力趣味。它的核心就是所谓“中国功夫”、一种拳击和斗殴器械的传统技巧。如果我没有弄错,这就是文化贫血的影视业搂钱的至尊法宝。这种毫无节制的流氓功夫游戏正在愈演愈烈。与“色情”的命运截然不同,在中国文化市场,暴力从来就没有遭到过任何非难和围堵。更令人费解的是,中国影视都至今都未能形成自己的分级制度,以阻止未成年人过早地接受暴力的洗礼。
不仅如此,李安《卧虎藏龙》在好莱坞的成功,大大鼓舞了包括张艺谋在内的中国导演,同时也推进了暴力美学的进程。一方面电影院暴力“看起来很美”,另一方面社会暴力指数却日益膨胀,谋杀、爆炸、蓄意制造空难……,其数量和规模都已达到空前的地步。这种荒谬的景象,描绘了中国社会的病态图景。是的,暴力也是一种“人性”,但那是人性中最黑暗的部分。无论是刺客的暴力还是皇帝的暴力,无论它看起来多美,最终都只能是人类社会的公敌。《英雄》告诉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认真遏制这种暴力风潮的时刻。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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