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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文化、艺术形式多彩纷呈的今天，文化的走向、艺术的普及、文明的传承越来越受到关注和聚焦，艺术的复兴与文化的未来成为值得探讨与关注的话题，在如今这个历史节点回看和展望，中国文化的前世今生是什么模样，又将如何走向世界？ 3月30日下午，主题为《自古--文化的前世与今生》的“云论坛”下半场在中国油画院召开，论坛由云浩主持，云集思想界、艺术界、文化界顶级重磅嘉宾，追溯中华文明的源流与中国文化的流变，从文明的流变看世界的格局。以下为论坛嘉宾朱大可的发言摘录。 我要向大家推介一部奇怪的美剧《美国众神》，它描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的博弈。一个是古代文明，是奥丁所代表的西方旧神（包括北欧神系、爱尔兰神系、非洲神系、斯拉夫神系、古埃及神系、印度教神系、阿拉伯灯神，以及圣经里的示巴女王和耶稣等等）； 另一组是现代文明创造的新神，他们分别是：现代全球化神（西装笔挺的公司总裁形象，代表股票和金融、是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的代表）；媒体女神（漂浮在半空中的、长相像玛丽莲梦露的电视主播形象）；科技男神（力量强强悍，年轻自大，脸上长满粉刺的青年），等等。 正是他们跟旧神集团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这两者间的博弈，构成一个巨大的象征世界，或者用鲍德里亚的概念，一个二元分裂的拟像世界。这意味着现代文明和古老文化之间的历史性冲突。 这部中国人基本不看的美剧是值得关注的，但它的最大缺陷，是把全球化视为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早在数千年以前甚至更早，全球化的进程就已经多次反复地发生。 那时候，成都地区蜀国的一个国王（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向南方派出一个商队，开始了最古老的丝绸贸易。他要用这种虫子的呕吐物，来交换印度洋地区的象牙和海贝。但他没有料到，这场东亚和南亚之间的区域贸易，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后果。他的货物经过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半岛，穿越红海，被辗转运到埃及，穿在第十八王朝的法老身上。这是发生在公元前一千年的故事。丝绸是极易腐烂的物品，这是我们很难在考古发现中找到它的踪迹的原因，好在法老的防腐术帮助了我们，让我们在他的木乃伊尸体上，找到了那批丝绸的残片。 这是丝绸贸易的一次重大胜利。它证明上古时期全球化或者半球化贸易的存在。丝绸神实现了她的伟大长征。2500年以后，她的弟妹——陶瓷神和茶叶神，才开始苏醒并努力去步她的后尘。 上古史的文明全球化运动 依照德国学派的观点，文化是指人的价值、信仰、道德、理想、艺术等精神性元素；而文明指包括种族、器物、技术和技巧等物质性元素。基于这样的判断，加上我本人对全球化的理解，我们不妨从以下四个领域看一下早期全球化（有时是半球化）基本历程。 第一场全球化是人类身体本身。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分子生物学，开拓了一种全新的地理观，它绘制了晚期智人殖民者的全球化路线图。这可能是跟我们有关的第一次全球化运动，它意味着最古老的殖民主义的崛起。殖民主义（移民、杀戮、征服和传播）是人类的原罪，但它却是文明发生的逻辑前提。 第二场全球化运动是随着人类全球化而自然发生的，那就是宗教。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早期神话，也就是水神（N）、地神（G）和日神（H/S）的全球化运动。我们通过神名音素词根，发现了众神的存在，众神扩张的脚步，以及众神之间的战争。 第三场全球化运动与器物有关。我们先是经历了彩陶的全球化运动，因为在这些年的考古发现中，人们找到了西亚、中亚、俄罗斯草原和东亚北部彩陶的某种相似性，尤其是在梳形纹和涡形纹方面。涡形纹的最高代表，就是道教的核心秘符——太极阴阳鱼。这种符号最早出现在乌克兰的特里波耶地区，距今大约5000年左右，而在隔了非常久远的年头之后，辗转传播到中国，据说被道教的陈抟老祖所“发明”，并且在注入道教的核心教义之后，成为它的最高符码。当年上海世博会的乌克兰馆外立面，就是一个巨大的太极图符号，乌克兰人试图告诉中国人，这个太极图标是俺家的。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青铜的全球化运动。青铜技术源自苏美尔地区。它经过传播而抵达远东，成为撬动商文明崛起的重要杠杆。 第四场全球化运动跟文字有关。我要在这里特别谈论文字的重大意义。地中海的海洋贸易地理，推动了腓尼基表音字母的诞生，而远东大陆的农业地理，则导致以象形字为核心的汉字的诞生。它是在商帝国中期，也就是从盘庚到武丁的一百年间，参照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埃及象形字、苏美尔楔形字和印度印章符号，集中地发明出来的。这个研发团队的领导人名叫仓颉和沮诵，他们不是传说中黄帝属下的官员，而是商帝国的科学院士。 此后是汉字共同体和汉字长城的建构。这个世界不是东方和西方的分野，而是垂直书写（竹简书写）和水平书写（羔羊皮书写）的分野。垂直书写培养了点头和顺从的文化，而水平书写培育了摇头和批判性文化。 汉字无疑是字符全球化的产物，但它最终却成为阻止全球化的文化壁垒。我们至今仍然居住在汉字长城里，并继续保持着跟外部世界的神圣距离。 夏商两朝的众神之战和帝天信仰 如果我们要讨论中国文化的“前世”，就不得不回到华夏农业文明的起点，也就是所谓的“夏商周时代”，看一看众神在那个时代所创造的业绩。司马迁的论述是错误的。中国历史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篡改历史。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众神，是彼此独立和毫无血缘关联的，但司马迁却在他的帝王世系表里，以黄帝为第一始祖，把众神都变成了他的子孙，伪造了黄帝家族团聚的感人故事。这是众神在中国历史上失踪的主要原因。 夏是地神家族击败大母神女娲（洪水时代象征）并建立大地语法规则的时代，第一代地神鲧（KUN）是息壤的拥有者，地神权力的掌控者，他的儿子禹（GA）是大地测量和整理的代表人物，他的“禹步”隐喻着土地征服的困难性，禹的儿子启（KI）是世俗权力的建构者，是地神权力人间化的里程碑，甚至“夏”的发音也是GRAAS）。 商帝国的信仰革命——一个外来天神“帝”（源于苏美尔，DINGIE,DIMMER），成为它的信仰主宰。是用天神取代地神的革命。“帝”第一次让他的居民改变低头观察大地的姿态，昂首挺胸地仰望太阳和星空。 周朝继承了这个传统，并且把“帝”改造成“天”(TENGRI)。星光造型被人格化为大神的模样，他是依照人的形态被塑造出来的。商周两朝加起来长达1350年，完全由“帝天”统治，这是“帝天信仰”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证据。 农业文明晚期的全球化努力 在中国历史上，全球化的冲动是无所不在的，但都被农夫的乡愁情结所阻止。农夫不仅要捍卫汉字长城，还喜欢睡在汉诗的床上，在月光下抒发孤独的情感，他们把旅行、远方和全球化的希望，寄托在飞翔的大雁身上。当然，最近文化部和旅游局合并为“文化和旅游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网民们惊喜地发现，诗和远方终于走在一起了。孔子文化终于可以乘着旅行的翅膀飞翔，去实现全球化梦想了。 但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成功的全球化探险，不是张骞的“凿空西域”，而是郑和的海洋之旅。“凿空”是一个石匠的语词，司马迁用它来形容墙壁和岩石的坚硬性。 郑和主持七次海洋远征，首先是在南洋建立了两种区域文化体制：唐人街牌楼文化（后来在李氏宗族的全球扩张中得到进一步拓展），其次是完成了伊斯兰教在南洋各国的传播。不仅如此，郑和除了大肆派钱，还试图向全球推销儒家文化：列女传（代表贞洁神和儒家文化的伦理标准，他要在世界各地建造贞洁牌坊）和黄历（代表二十四节气神和文明的时间标准，这是英国人架设格林威治时间和海关大钟的前驱），郑和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异数，他超出了所有宦官的命运。他的肉身被皇帝阉割，但他的灵魂却在征服世界。 然后，在农业政府的狙击下，这个海洋理想破碎了。那些农业时代的众神已经老去，他们象征大自然的权柄。他们的战地在不断后退和萎缩。中华农业文明神在失去本土众神的庇佑之后，已经走向衰败和死亡。 基于世博会的回光返照：晚清“瓷茶丝”三位一体的全球化（包括松江布），改造了大英帝国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但被它的产品迅速替代（英国骨瓷、锡兰红茶和日本生丝）。华夏农业文明倒下时推动的两块多米诺骨牌的是：美国波士顿茶党造反（1773年）及其独立战争，和鸦片贸易、英国废除银本位制以及鸦片战争。它从反面推动了现代文明国家的崛起，同时宣告了华夏农业文明的衰亡。 三种类型的冲突和AI神的崛起 这些年来，在不同场合，我都试图表达这样的一个看大，即华夏农业文明已经死亡（华夏老神的衰老），一种投影文明代替了它，这是山寨语法涌现的主要原因。 投影文明制造了严重的自卑情结，并且需要一种来自旧文化的系统性疗愈。国学众神，像孔子神和老子神、还有国粹神、怀旧神、乡愁神，还有瓷器神、茶神、和丝绸神、组成了强大的联合阵线，用来抵抗那些外来的新神。一种内卷式（自我循环）的竹简文化，与不断突飞猛进的现代文明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这种冲突在中国知识界和日常生活界都掀起波澜。 我们的问题在于，在全球贸易战争的背景下，文化如何与文化和解？文化又如何与文明和解？或者说，衰老的孔子神，如何去征服和领导一个全球化文明以及它的文化贸易市场？ 我们面临的是过去、当下和未来三种类型的冲突： 关于过去：从农业文明体制里长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 中国和印度和非洲都面临相似的问题。美国的中国移民喜欢拔掉后花园草坪种植蔬菜，显示出强大的农业文明基因。 关于现状：也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这方面的案例，是发生在去年圣诞节期间的抵制洋节风波。 关于未来：也就是传统文化与未来文明形态的冲突。20世纪最后一位先知霍金死了，但我们在跨过他的尸体前进时，不能无视忽略他的警告。 在我看来，21世纪最严重的冲突，不仅是文明的冲突，也不仅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更不限于文化与文化的冲突。我们应当看到，人工智能神的崛起说带来的严重挑战。 日本人发明的书法机器人已经可以模仿大师的笔迹以假乱真了，微软小冰的诗歌，也让诗歌界骚乱了几天，谷歌的阿尔法狗战胜中国围棋九段高手，更是引发围棋界一片惊慌，但文化圈还是很平静。人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围棋是所谓中国智慧的最高代表，阿尔法智能经过自我进化，完全可以超越所谓中国传统智慧。不仅如此，它将通过自我进化，成为地球的唯一神和最高神，并且最终建立科技一神教的体系。而在这样的最高神统治下，一切我们担忧的文明和文化的冲突，都将变得无关紧要。轴心时代以来人类所缔造和捍卫的人本主义，将被一台机器彻底终结。 会议相关资讯 主持人：许戈辉 云浩 朱春林 主讲人：袁运生 朱大可 陈嘉映 朱青生 主讲人：杨飞云 范扬 丁方 王中 嘉宾：丁武 赵汀阳 舒可文 钱洪 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院联合 联合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 联合主办：凤凰网央美中国公共艺术研究中心 学术支持：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 学术支持：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 主讲人： 袁运生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朱大可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陈嘉映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朱青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飞云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院长 范扬 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 丁方 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院长 王中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院长 嘉宾： 丁武 唐朝乐队主唱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时装研究所 舒可文《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钱征洪 凤凰艺都美术馆副馆长 会议链接 《云论坛》：自古——文化的前世今生

【背景】6月19日下午的上海电影节，在“乐创文娱”的文化品牌发布会上，刚刚走出“至暗时刻”的乐创文娱董事长张昭，宣布了跟朱大可工作室的战略合作方案：以《华夏上古神系》为学术核心，先展开第一轮IP品牌合作：夸父追日、字造和少年饕餮。张昭先生说，他要藉此照亮资本和中国电影的未来。以下为朱大可的现场发言。 一 许多年前，我像一头公牛，闯进了电影的瓷器店，打碎了一件精美的旧瓷器，然后逃之夭夭。 现在，感谢张昭先生的邀请，由于我们和乐创文娱之间的战略合作，我又回来了。 张昭先生问：你为什么要做神话，什么是上古神话的当代意义？ 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原型思维”。 好莱坞的秘密，在于寻找神话原型。 中国电影的成功秘密也是如此。 我想以《美人鱼》为例。 这部电影里出现了两个灰姑娘。 一个是男版的灰姑娘，叫做刘轩，是个超级富豪，他原本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因为某种我们不知道的魔法，他变成了富豪。 另一个是女版的灰姑娘，叫做姗姗，是一条毫无姿色的美人鱼。 电影要讲的故事是，男版灰姑娘如何发现并爱上了女版灰姑娘。 这是一个典型的神话原型，出自19世纪的丹麦作家安徒生 但这个神话的原型不属于安徒生，因为早在2500年到3000年前，中国已经有了这个神话原型。它的主人公叫舜。 舜的真实身份是太阳神在人间的代表。 他像灰姑娘那样贫穷善良，而且也在家里遭到后母、弟弟还有瞎眼父亲的迫害。他们多次设计要害死他，结果都被他用魔法化险为夷了。 他的魔法就是自己的智慧、勇气和美德。 他后来被国王尧看中，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最后还继承了他的王位，成为古史中最伟大的贤君。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样的神话原型，就是电影工业赖以生存的基础。用这样的原型来营造电影故事，就叫原型思维。 二 我的第二个关键词是“神话工业”。 电影工业的基本目标，就是造梦，而梦就是神话。不过在习惯上，我们会把古人讲的神话叫做神话，而把当代人说的故事叫做魔幻、玄幻、武侠和科幻。 我和我工作室的小伙伴们，多年来研究欲望和神话原型，研究人类共同欲望的中国表达和现代表达。 我认为，神话是电影工业的文化内核。 三 我要说的第三个关键词，是“欲望经济”。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大数据虽然很重要，但它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大数据背后的欲望表达。 只有欲望才是撬动电影工业的经济杠杆。欲望就是票房。 灰姑娘故事，所要表达的欲望就是——我们原本拥有伟大的基因，只是时运不济，沦落平凡之人，但只要我们足够善良、聪明和勤勉，我们就能得到来自大人物的奖赏，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难道不是普通的中国电影观众的共同梦想吗？ 这种欲望不仅是永恒的，几乎亘古不变，而且也是普世的，属于整个人类。 什么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躲在命运共同体背后的，其实是欲望共同体，是梦想共同体。 欲望是人的主体性的有力证明。 弄不清这点，就无法对电影的本性做出正确的回答。 我们将来要跟乐创文娱合作的两部神话作品，都是基于对欲望的探讨。 《少年饕餮》，是一部少年食神的成长史。 他天生就具备追求美食和贪婪的两重性。 他必须在帮助人类重建美食世界的同时，战胜内心的贪欲，成长为合格的食神。 《字造》，是关于仓颉造字的故事。 这个年轻的字神，在创造文字的同时，也创造了伟大的文明，但与此同时，罪恶的欲望也在跟随文明一起生长。 仓颉的问题是，他该如何面对这种两难的困境。 现在，我们也有一个跟仓颉相似的难题，那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把欲望引向光明、健康、向善的方向，引向民族和人类的充满希望的未来。 作为造梦者，我要再次感谢张昭先生，我们之间战略合作，让我能够重圆电影的梦想。我也要谢谢我自己，在历经人间沧桑之后，还有一颗热爱电影的童心。谢谢大家，谢谢所有在场的朋友们。（本文为发言提纲，现场表达时有所删节） 相关评论： 朱大可进入影视剧，可以为行业提供新动力 一套 “中华美食＋上古传说＋少年成长”的奇书，儿子看得抢不下来

3月10日似乎是个有趣的日子，它指涉谭嗣同出生（1865）、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并成立北洋政府（1912）、黄浦江松江段水域漂出大量死猪（2013）；而另一方面，就在这天，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发明世上第一台电话（1876），武侠小说家金庸诞生于浙江海宁（1924）。任何人都能为这些彼此无关的事件，建立起寓意丰富的关系导图。 病毒“吹哨人“李文亮 就在2020年的3月10日，某杂志的公众号推出封面故事，并不合时宜地刊登了某医院主任的专访，该杂志在北京书报亭短时间畅销后即遭下架，而后在互联网空间触发了一场巨大的网络回声，气声势之浩大，可谓前所未有。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经历两个多月苦痛的中国民众的符号狂欢。 经过简单的手机和统计后发现，从原文中衍生出文字类、语言类、符码类、语音类、漫画类和电影类等六种变体，并可以分为以下八种类型： 1.原发杂志的汉字原文及其接力公号（全文复活版）、文字转图片版； 2.各种汉语表达形态：文言版、拼音版、吴侬软语版、四川话版、粤语注音版、国际音标版； 3.各种汉字字体和版式：正（繁）体字版、甲骨文版、金文版、小篆版、草书版、线装古籍版、侧转竖排版、毛体字版、徐冰天书版、倒文镜像版、错别字版； 对“发哨人“艾芬的专访，尤其是对专访的删除，引发了轩然大波 4.边缘民族文字：苗文版、满文版、藏文版； 5.古今外国语版：英文版、德文版、法文版、意大利文版、日文版、泰文版、越南文版、尼泊尔文版、鞑靼文版、古希伯来文版、梵文版、希腊文版、僧伽罗文版、波斯文版、爱沙尼亚文版、亚美尼亚文版；其中还包括只能进行标题书写的象征性字符——彝文版、苏美尔楔形字版、腓尼基文版； 6.特殊符号：图像文字混合版（emoji版）、“网络安全”版、简谱版、盲文版、手语版、电脑版、彩虹版、摩尔斯码版、明码电报版、扫描版、颜文版、火星文版、精灵语+克林贡语版、16进制编码版、Base64编码版、条形码版、二维码版、DNA序列版、区块链版、无字天书版； 部分对原文本的“异文”复制 7.视觉图像：传统漫画版；来自电影影像的灵感：星际影视版、黑客帝国版、戏仿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厂标（404）版； 8.普通话语音、粤语语音、吴语语音、鄂语语音； 毛体版具有极大的反讽意味 只用了三天时间，社交媒体上就冒出上百种技术性文本（此后数量还有所增加），洋溢着戏仿和戏谑的浓郁色彩，其复制增殖的数量和变异的速度，都已超过疯狂的新冠病毒本身。有人估计，它们至少获得了40亿个点击。 这场符号运动，几乎穷尽了有史以来各种意义表达工具。它们原先被用于一些特定的场所，却被网罗进“吹哨人”的容器，迸发出巨大的叙事能量。它们超出单一文本的初始意义，而聚集为具有编年史特征的文献大展。 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从一场对话到全民狂欢的转变，是极其不寻常的事件。你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从紧张疫情中解放出来的压力释放，或是从围城的禁锢状态中喊出的自由渴望，是催眠者和梦醒者之间的对峙，是发生于暗夜的一场语符焰火晚会，是猫王与老鼠的戏谑性游戏，是群众体育大会上的拔河或接力赛，是赛博空间里喧闹的杂耍游戏，是人类经验史上所有传播玩具的总动员，是一场关于真相、记忆和言说权利的探查，抑或是寻求价值盟友的集体象征仪式。关于它的隐喻式描述，可以按这种方式无穷尽地持续下去。 古籍版跟其他现代符号版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多年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处在零度创造的低迷状态，老年文化忙于养生，中年文化关注复古，青年文化则热衷于模仿日韩。只有少数青年人在维系一种貌似无用的知识储备，他们是古代史、考古学和科幻小说等多个领域的研究者，以专业或“民科”方式从事社交媒体写作，完全被消费主义逻辑所征服，最终成为这些领域的数码发言人。那些陈旧的知识，经过修辞性翻新和跳跃式重排，改善了中国互联网的内容贫血。 博物型的民科叙事看起来是天真的，但在具科普或文普的领域，这种来自“知道分子”（王朔语）的声音恰恰是富有魅力的，它实现了充满瑕疵、极不完美的启蒙。不仅如此，在这次文本复制的接力赛中，“知道分子”表现出令人惊羡的能力——他们把简单的发帖/删帖冲突，转变成一次语言文字传播工具的博览，向世人展示出从语音、文字到字符的媒介简史，具有可视、交互、集体、民间、杂耍和狂欢的多重属性。恐怕没有任何一部现有教科书能够扮演这种角色。它扇了“文化无用论”一记响彻云霄的耳光。 从开罗、大马士革、慕尼黑、莫斯科、加拉加斯到武汉，我们看到了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普遍意义，更发现了躲藏在语词（字符）深处的权力和权利（power & riter）。从每个字符里迸发出来的能量，构成了强大的文本机器。正如本雅明所说，群众是一种矩阵，所有互联网广场的行为都从这个矩阵出发，实现由数量向质量的突变。不断汇入的参与者，改变了事件的终极表达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字符编织的文本，修改了本星球的地理面貌。 全球最著名的科学知道分子霍金说：“我倾听，我看见，我言说。”这是一个患有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的天才的理想。在被剥夺语词表达能力之后，他只能借助于脑电波图样的翻译与传播。他从轮椅上瞄准，向宇宙射出了人类语词的导弹。是的，要是这个人还健在，他一定会携带脑波图样翻译器，加入中国人的数码狂欢游戏。 第二个需要考虑的变量，是文本复制链条的形成机制。我们经历了中世纪的手工复制、近代资本主义的机械复制，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数码复制。但在这场新近的复制运动中，人们采用了至少三种模式：A.复制内容+符码更替；B.复制内容与符码；C.尽可能多地采集A和B，把它们做成综述性文本。 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在于，“数码复制之父”拉里·泰斯勒（Larry Tesler），于2月17日辞世，距离3月10日仅有22天。尽管他实际上并未发明剪切，复制和粘贴的基本功能，但他为此提出了命名和定义，并找到了击键组合（Ctrl-X，Ctrl-C，Ctrl-V）的方式，为此他很乐意把自己描述成“无模式编辑和剪切，复制，粘贴的主要发明者”。这无疑是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因为只要有真实或虚拟键盘，泰斯勒的贡献就能长存。微软公司此后戏剧性地实现了他的梦想。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中国人成了这项发明的最大用户。 拉里·泰斯勒发明了复制和粘贴 复制原本只是一项简单的技术，甚至因没有原创含量而长期遭到鄙视，但现在却成了其自身的反义词，升格为介于简单复制和创造之间的“翻新复制”模式：为了捍卫原始所指，尽其可能地翻新能指，但这能指并非原创，而是挪用和租借。我不知道是否已经说清了事物的本质。无论如何，这个事件迫使我们重返传播学的基本原理，并重新打量本雅明所热烈推崇的“灵韵”（Aura）。中国人反转世界性原理，把复制变成了创造。 对明清两朝以来民间流行的“旧物翻新”工艺——“弹棉花”，人们至今都记忆犹新。那些用旧的板结的棉胎，经过一张大弓的弹拨和梳理，可以焕然一新。数字时代的“弹棉花技术”，因病毒式的传播模式，具有更显著的加速和放大效应。而那些躲藏在复制文本缝隙里的“灵韵”，就此得到萌发和生长的契机。中国人是擅长翻新“思想棉胎”的高手。 早在先秦时代，中国人就从印度吠陀教里汲取教义，创立道家哲学，又从古希伯来教中汲取养分，创立墨家哲学，还从波斯祆教和吠陀教中获取元素，形成邹氏阴阳五行学说。而在魏晋南北朝，中国人再度巧妙改造了上座部佛教，把它变成充满道家和本土民间色彩的汉传佛教。这段古代文化史试图启示人们，在被投入中国器皿之后，那些原初思想的属性，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化学改变。 “3.10叙事”是一个紧张而热烈的自我救赎故事。在围城年代，除了防疫和保命，人事实上无所事事，陷入了典型的囚徒困境。在密集死亡的另一边，那些被压抑的健康个体，孜孜不倦地寻求新的生活实践模式，其中也包括烹饪术、性爱和电子书阅读。死亡激发了人对生命的无限眷爱。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互联网微观传播，都是对被冻结的自我的释放，同时也是对朋友圈的一次笛卡尔式的告知——“我在故我传”。 原载“文化先锋”公众号

谁在沉睡？谁在苏醒？ 谁在诞生？谁在死亡？ 谁即将死亡？谁即将诞生？ ——阿拉默箴言 1、何为“西伐利亚主义” 21世纪的地球政治，正在分裂为两个彼此对抗的体系。 其中之一是传统的西伐利亚主义（Westphalianism）思想体系。该体系支持地缘政治和民族国家主权，坚持以这种纵向政治主权，管理世界和确立国际关系，并按民主或极权的不同价值观进行组合（结盟）。 它的理论根源是“西伐利亚主权”（Westphalian sovereignt），文献根源则是订立于1648年的《西伐利亚和约》。据说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及其国际体系的政治摇篮。 关于缔约现场的描绘 1618年－1648年期间，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成一场大规模欧洲战争，它从波希米亚人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发端，又以哈布斯堡家族战败并签署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公约而告终。 可怕的战争把德国变成废墟，死神从废墟上带走了至少30%的人口。 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未能赢得决定性胜利，但和约确立了一种新秩序，它规定各国不得互相干涉对方的宗教习俗。这是用无数亡灵换来的唯一硕果。 亨利·基辛格试图提升该和约的历史意义，声称它依靠独立的国家体系，避免干涉彼此的内政，并通过权力的总体平衡来遏制彼此的野心......每个州都被赋予了领土主权的属性。每个领导者都将承认对方的行政结构和宗教习俗，并避免挑战其存在。 但基辛格过度美化了和约的价值，因为它本身仅涉及宗教主权，并未明确国家主权。 直到18世纪中叶，瑞士法学家埃米尔·德瓦特尔（Emer de Vattel）才提出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由此对国家主权做了更为清晰的认定。这才是西伐利亚主权体系走向成熟的标志。 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将主权定义为依赖于特定空间的族群共同体。 这种空间其实就是拥有法定边界的超级场所，它不能横向扩张，否则就是侵略，但可以向上作纵向（第三维度）拓展，也就是以类似“长城”的高大围墙（有形或无形）为边界，在原有场所内部架设更丰富的层级，堆放更多的人口、机器、官员、银行、军队和物资。 欧洲率先建立了新的秩序 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彼此合作，形成“国际关系”的矩阵，这可以借用中国先秦时代的“合纵”概念加以描述。但它不是南北之间的平面联盟，而是以各个三维主权空间之间的组合。 西伐利亚主义的对标思想，是由罗马帝国推动和与之并存的基督教全球主义。这个庞大的教会试图统治所有欧洲的主权国家。 尽管政教分离也是欧洲的政治传统，但它一直处于政教合一的危险之中。教会和世俗权力的争斗，贯穿了战火纷飞的欧洲史。 西伐利亚协定终止了这段历史，它也成为战后联合国宪章的逻辑基石。 纽约联合国大厦前，有一排垂直竖起的高大旗杆，它对游客而言是风景，而对各国代表而言是地缘主权的象征。 2、什么是现代“全球主义” 现代互联网无视这种地缘场所的围墙。20世纪晚期，由于微软视窗和互联网的诞生，新的全球主义（Globalism）思想体系奋力爬出了地平线。 它企图超越价值观的高大屏障，通过无限丰富的资讯（信息）来解放被地缘主权囚禁的主体欲望、权利和权力，不仅如此，平台建造者还扮演了全球统治者的崭新角色。 全球主义诞生 一些科技公司应运而生，这份名单包括谷歌、微软、亚马逊、华尔街、特斯拉、贝宝、淘宝和抖音（Tik Tok）。它们彼此合作和竞争，形成一张能够包住整个地球的“科技巨膜”，如同中国先秦时代的“连横体系”。 在本轮资讯全球化浪潮之前，曾经有过各式各样的前现代全球化运动，例如莫斯科倡导的全球斯大林主义化，以及毛拉神学家倡导的全球伊斯兰化。 但资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技术乌托邦，向新人类提供更迷人的希望。美国政治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所撰写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试图区分本轮全球化运动的与众不同。 在他的历史性描述中，柏林墙倒塌是一个重大标记，它推翻了地缘主权的纵向（垂直）高墙，令世界朝向民主、共识、共同标准和自由市场的方向前进，打造出无界限和更平坦的竞技场，为人的横向沟通和拓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 美国社会学家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H. Bratton）支持弗里德曼的立场，他认为，由于全球主义（Globalism）的兴起，基于地缘思维的西伐利亚精神，正在成为可待追忆的历史。 布拉顿在美国多家大学讲授建筑，媒体和设计课程，同时主持一家为莫斯科提供地缘政治谋略的美国智库，曾经访问中国，向西伐利亚主义的东方信众，推销关于世界堆栈的乌托邦哲学，但他们似乎听不懂他的弦外之音。 全球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的“对话“ 布拉顿通过著述和全球巡回演讲，支持全球化和超国家主权。他主张权力应当通过那些横向平台（又被隐喻性地称为“堆栈”，也即多层网络体系结构，由一些可移动、改造和替换的模块组成）实现，而不是传统的地缘国家。 他声称，国籍正在让位给全球公民网络，而谷歌体现了网络信息主权的主导地位。他还详细分析全球化组织的形态与结构，并指涉都市、网络、建筑、语言、媒介和赛博空间等诸多要素。 区块链是这种堆栈结构的杰出样本。这种分布式的共享账本和数据库，具有去中心、全程留痕、无法篡改、公开透明和群体维护的技术特征。它不仅彻底解构西伐利亚思想，甚至还能解构互联网巨头的数字霸权。 3、全球化需要怎样的动力 但布拉顿理论忽略了最关键的变量，那就是欲望作为全球化的核心动力。全球化解放了个体的欲望，而被解放的欲望，又反过来推动全球化，由此形成能量（生产力）的良性循环，这就是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提及的“欲望机器”（Machines desirantes）的工作背景。 印度是这方面的范例。互联网把它的人民从古老而闭抑的印度教欲望体系中释放出来，投入到更广阔的欲望空间。在未来的全球化进程中，印度无疑将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中国积极参与了全球化的进程 相比之下，中国的欲望解放成就，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一个欲望分析软件对消费大数据的运算结果显示，中国人的欲望指数（Desire Index of Chinese），在19世纪为3.5K，而在20世纪晚期的改革开放/全球化进程中，居然暴涨到58K，实现了不可思议的戏剧性飞跃。 没有这台由14亿欲望主体推动的庞大机器，就不可能出现中国的经济奇迹。 比特币因其属性古怪，也可被用来描述全球财富欲望的变化曲线。过去一年以来，它的币值从4800美元飙升到4万美元，涨幅将近10倍。正是这种“比特币指数”，揭示了欲望解放的巨大秘密。 4、“川普主义”意味着什么 美国作为头号民族国家，却是现代全球主义的策源地。几乎所有全球性科技平台，都是在北美大陆搭建起来的。 民主党致力于保护这个体系的发育壮大，并通过移民政策为其保驾护航。移民、平等、自由和亚文化嗜好（如吸食大麻和同性恋），所有这些主流和边缘性欲望的多元共存，符合全球化的基本定义。 但川普是典型的西伐利亚主义强人，他的主张在17世纪曾是近代文明的标志，而在“后西伐利亚”（Post-Westphalian）时代，却成了“保守主义”或“孤立主义”的代表。 川普主义是对传统孤立主义的回归 所谓“川普主义”（Trumpism），不过就是西伐利亚主义的美国表述。 基于美国主权的需要，川普沿用了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地缘主权思想的“合纵”语法，但置换了其中的主词——把头号敌人从苏联/俄罗斯换成中国，又置换了其中的宾词——把拉拢中国换成了拉拢俄罗斯或印度。 这就是布热津斯基主义2.0版。它非但没有消解东西方地缘主权的争斗，反而将其做了更全面深入的升级。 为了捍卫美国主权，川普触发了更激烈的地缘政治/贸易冲突。 在制造业、贸易逆差和关税等方面，川普主义不仅跟欧盟、加拿大和中南美洲发生贸易摩擦，而且跟中国发生冲突。两个地缘主权国家的关系日益恶化，形成鹰龙对峙的紧张态势。 川普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目标，重新盘点制造业、贸易和金融等各项主权，转移、缩短或切断全球化（中国化）产业链，尽其可能地把它们召回本土，同时逼迫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来缩小贸易逆差。 这种贸易保护主义赢得了美国红脖子农夫的欢呼，却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痛苦，因为它们已经习惯于第三世界代工的廉价优势。它同时也引发大众消费者的不快，因为向“中国制造”加征高额关税，将提高美国人的日常开支。 美国农夫是川普的有力支持者 不仅如此，川普还表达了强硬的移民立场：首先是反对低端和非法移民对美国就业市场和传统基督教美德的冲击，其次是提高移民门槛，只欢迎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创造力并能为美国带来福祉的人群。 在许多批评者看来，川普的平民主义就是白人民粹主义。根据纽约时报的阐释，“美国优先”的言外之意，就是“白人优先”。流传于社交媒体的川普全家福照片，向民众示范了一个白人精英家庭的美丽、教养和风度。 川普在墨西哥边境建造反偷渡围墙，它是川普的长城，也是西伐利亚主权的最新象征物。 正是精英主义移民政策，摧毁了下层移民的欲望和梦想，而且在实际操作上，也伤害到海外留学生和在高科技公司任职的非移民白领。他们符合川普政府制定的标准，却被低概率抽签法赶出了美国。 5、什么是2020美国大选的政治遗产 川普主义受到7400多万美国选民的支持，尤其受到以福音派为代表的基督教信众的全力支持（这种立场被称为“基督教川普主义”Christian Trumpism）。川普是他们的广场偶像。 但川普同时也得罪了8100万选民，更触怒了那些享受全球化高额利润的企业大鳄。他们形成强有力的联盟，借助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之手，坚守“政治正确”立场，通过饱受质疑的选票计数和两次弹劾，终结川普的西伐利亚主义，为“重启”（升级）全球化开辟道路。 煽动民众冲击国会，成为川普的重要罪状 可以确认的是，2020年美国大选，就是地缘主义和全球主义的一次跨世纪决战，同时由某些敌对国家的微妙介入，它还裹挟着地缘主权对抗的阴郁能量。 欲望、利益和权力的冲撞如此激烈，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摧毁性画面，犹如飓风、地震、火山、海啸和洪水的共同杰作。 总统选举的最大遗产，是主流媒体、自媒体、政客、律师和匿名者的互相矛盾的发声，引发了史无前例的资讯/价值混乱，构成资讯资本主义时代的最大丑闻。 它们抹除真理与谎言、真相与谣言、正义与邪恶、法律与道德、信仰与理性、民主与专制、抗议与暴乱、公民与暴徒等事物的认知界限，从而导致史上最严重的社群仇恨和分裂。 如何重拾“一地鸡毛”的山河，修复严重的灵魂创伤，这将成为拜登政府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大选期间的政治现状，加深了人对“深层政府”或“华盛顿沼泽”的疑虑。 共济会标志：社交平台上，关于全球秘密组织的传言甚嚣尘上 一些“阴谋论者”坚称，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存在着类似“光明会”、“共济会”或“兄弟会”之类的全球性秘密组织。 它由一群Big brothers组成，拥有神秘面容、悠久历史和无比强大的操控力量，并利用欲望解放浪潮，偷盗、改造和控制人的灵魂，把世界锻造成单一的板块。还有人声称，所谓“深层政府”，就是这类组织的美国分部。 互联网平台如推特、脸书、亚马逊、苹果和谷歌等，组成反川联盟，封锁和删除川普及其支持者的社交账户，甚至联手围堵具有“右翼”倾向的平台“帕勒”（Parler）。 “谷歌翻译”甚至运用“微观权力”，篡改和颠倒一些“关键词”的语义，不惜在机器翻译层面实施“意识形态操控”。 这些举动引发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普遍担忧，更有批评者称这种做法是“互联网霸权”和“数字极权”。 启蒙主义时代留下的遗产之一，是伏尔泰的著名箴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以后成为公民社会理性对话的基本准则。 科技巨头瓜分了主宰世界的权力 大规模删帖、封号和篡改玷污了这种美德。它不仅加分裂、憎恨和对抗，损害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还粉碎了全球互联网的乌托邦幻象。 人们担忧的是，高科技堆栈不仅是民主和平权的摇篮，也可能通过“道德审查”和“社会控制”来“统一思想”，摧毁言论自由的伟大传统，成为孕育集权主义妖怪的阴冷沼泽，并有沦为“敌乌托邦”（Dystopia）的巨大危险。 在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进化论代表人物赫胥黎的孙子、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向我们描述了一场发生于26世纪的生物科技噩梦。 他通过这部发表于1931年的暗黑寓言警告我们，必须对那种貌似美丽的“高科技新世界”保持戒惕。今天，他的文学遗嘱将在我们中间再次引发回响。 6、世界需要一次“大重启”吗？ 另一方面，鉴于川普的失败和疫苗的普及，全球主义体系将加快全球化的步伐。“世界经济论坛”（又称达沃斯论坛）开始全力倡导“大重启”（Great reset）计划。该计划被“阴谋论者”形容为Big brothers的一次重大图谋。 世界经济论坛首席执行官克劳斯施瓦布首倡“大重启” 它的核心主张是，基于病毒大流行、全球气候变暖和粮食短缺的严重危机，必须重启被川普主义阻挠的全球化运动，并把它提升到3.0版，以推动消灭病毒、减少碳排放（清洁能源）和高科技等三方面的革命性进展。 该论坛在其网站主页上，解释了它倡导这场运动的动机—— Covid-19病毒危机及其造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混乱，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决策环境，暴露出从卫生，金融到能源和教育等多种系统的结构性缺陷。 面对200万人的病毒性死亡，论坛试图提醒各国和各平台的领导人，他们正处于人类历史的十字路口，他们需要对此做出正确的抉择。 澳大利亚总理率先喊出了反对的声音，他宣称该国的状态很好，完全不需要重启。这显示出西方世界对“大重启计划”，仍然存在着疑虑和分歧。 在以上两种体系之外，还存在着第三形态，那就是以中国龙为代表的合纵/连横体系，它是两者杂交后的混血儿。 作为“一带一路”的升级版，它的“双循环”模式细化了国家交互原则：在政治、信息、教育和数字货币等领域实施西伐利亚主义（内循环），而在制造业、高科技、国际贸易和人民币结算等领域推行全球主义（外循环）。 这两种平行的循环圈，形成了衔尾蛇图形（Ouroboros），因而可以把这种体系称为“衔尾蛇体系”。从理论上看，这架欲望机器拥有一个充分自足的完美结构。是的，它不需要重启，或者说，它永远都在重启的路上。 7、何谓资本主义的五种版本 迄今为止，建立于资本主义制度基石上的全球化进程，可以分为三种递进形态，它们之间按叠加模式产生系统性关联： 1.0版，又称器物资本主义，由英国组建平台，以采矿、冶金、蒸汽机提供动力的半自动化机器和金属管道为技术标志； 2.0版，也即能源资本主义，由美国组建平台，以石油、电力和原子能为技术标志； 3.0版，又称资讯资本主义，仍由美国组建平台，以电脑、视窗、互联网云计算、AI和数字货币为技术标志。 到了21世纪30年代，鉴于病毒将长期伴随人类，人口死亡率大幅上升，预计还会催生4.0版，也即生化资本主义，它以抗病毒特效药物、人类基因改造、人造粮食和生物电能为技术标志。 马斯克制订了宏大的太空征服计划 4.0版之后的5.0版，无疑轮到了星际资本主义，它以超级AI、太空采矿、大型空间站甚至行星殖民地为技术标志，其出现时间，可能会在22世纪上半叶。 由于本次大选，美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分裂。一个独立的德克萨斯共和国正在呼之欲出。而且这种地缘裂变模式，会获得更多保守主义者的响应。 无论分裂最导致什么后果，它都会削弱美国实力，引发这个北美超级主权国家的不可逆衰退。 但以美国为平台的跨国科技公司，不会因此倒闭，恰恰相反，它们将利用全球性网络的“大重启”，在AI支持下扩张体量和能量，最终进化为超级欲望机器。 人们总有一天会发现，美国的未来，既不属于国家强人川普，也不属于国家弱人拜登，而是属于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之类的互联网巨蛛。 人要追问的是，美国一旦走向衰退，又有谁能取而代之？是一个利维坦式的主权国家巨兽，还是那些热衷于全球结网的科技怪物？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衔尾蛇体系的可行性及其效率，取决于它是否能从该体系中获得必要的能量，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能否架设4.0和5.0版本的平台。 谁能掌控全球化的新技术平台，谁就是未来世界的领导者。 在此之前，在西伐利亚主义和全球主义、地缘主权跟高科技平台，民族国家领袖和互联网资讯寡头之间，还有，在那些野心勃勃的地缘主权国家之间，必然会爆发更加猛烈的对抗。 毫无疑问，我们将是下一场大战的目击者。 注：谨以此文纪念马丁·路德金诞辰92周年。本提纲中的中国部分，因可理解的原因做了删节，对于由此出现的逻辑缺环，惟请读者见谅。 2021年1月15日记于美国纽约 本文首发“文化先锋”公众号

1. 国家主义文学的母亲叙事 国家修辞学的轮廓 本文所指陈的修辞学，拥有下列三个基本领域：文本的修辞学、符号的修辞学和风格的修辞学。这是文本、符号和风格的三位一体，它描述了现代修辞学的基本框架。 跟记忆相关的文本的修辞学，是探究修辞的逻辑起点。我们可以看到，记忆文本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中包含记忆原体、虚构体和修辞体三个块面。记忆原体和虚构体在书写过程中应被仔细标明，而修辞则作为书写技巧，则悄然无形地融入了书写程序。它们三者的互动关系，进而生成了加魅式记忆、加魅式失忆和杂耍式记忆三种记忆文本类型。 加魅式记忆意味着在记忆原体地基础上使用大量修辞技术，并在必要的时候加入虚构性叙事，由此产生虚构体。这种虚构体一旦跟记忆原体发生混合，便无法分辨，而且看起来完全符合真相的逻辑。这是构成记忆骗局的最有效的技法。加魅式记忆具有极高的可信度，但它的虚构体仍要受到记忆原体的制肘，无法达成彻底的谎化。 加魅式失忆，是在某些言说领域里实施禁制（封口），蓄意制造政治遗忘，形成记忆空白，也即展开自我清洗，剔出危险有害的记忆体。这种手法在短期内相当有效，却会引发更大的记忆反弹，刺激受制者的集体反抗和记忆重建，形成话语博弈游戏的激烈态势。 杂耍式记忆是加魅式记忆和加魅式失忆的混合运用技术，类似爱森斯坦的杂耍蒙太奇。它是一种记忆剪辑技术，按意识形态指令多维地处理记忆原体，它兼具了加魅式记忆和加魅式失忆的优势：一方面保留了记忆原体的魅力，一方面又将其有效地压入宣传的槽模。这种文本修辞是营造《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和《红岩》的基本技巧。 没有人能够自由地书写本朝记忆。所有的记忆都是被严重修辞化的，并且掺入了大量虚构体，以便使之更符合国家主义尺度。但对上述三种记忆的解读和分析却是相当困难的，必须结合多种传记和他人的旁证来仔细甄别。而自传体小说则具有天然的防卫盔甲，就其资讯而言，它是一种记忆体，而就文体而言，它却只是一种虚构体，这种双重身份庇护了作者，令其能够轻易地规避虚构良知和历史的指责。自传体小说据此有效抵抗着书写伦理的探查。国家修辞改变了历史的本性，令小说成为记忆的秘密敌人。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本文无法深度研判中国记忆中的虚构体问题，也即难以在文本修辞学方面有所作为，而只能就符号修辞学和风格修辞学方面展开某种初级分析。这是一个令人迷恋的区域，它将解答下列疑问，那就是，在范晔线遭到解构之后，中国作家究竟如何处理本朝记忆？他们采用了怎样的叙事技巧和修辞策略？他们为何能够赢得官方和普通读者的道德信任，擢升为“新时期”的文学主流？ 站在隐喻台阶上的母亲叙事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返回到1976年，也即“四人帮”遭到清除的年代，去观察文化解冻时刻中国作家的反应。在1978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的小说，在上海官方媒体上以整版篇幅出现，它的标题《伤痕》，推动了创伤记忆叙事的洪流，成为所谓“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 在符号的修辞学领域，伤痕派文学提供了大量文本，足以成为国家修辞学的优质教材。那些隐喻（象征、寓言、拟人等）、反讽和对比等修辞格式，最初涌现在早期的“朦胧诗”里，由北岛、舒婷、顾城和江河等人所供奉，并且逐渐扩散为“新时期”小说的所普遍采用的技法。 隐喻是记忆修辞中最核心的事务。它是所有修辞格式之上的格式，标定着所有文学符码的价值所指。早在文革的炽热年代，地下诗歌就已开始修复关于形而上母体的隐喻谱系。在四人帮的严酷时代，涌动着对昔日温和政治家的缅怀，这种思念就是最高的美学，它为文学建立了母亲叙事（Mother narrative）的感性构架。它无疑也是一种加魅的修辞，也即在记忆原体的基础上，运用有力的修辞技巧，强化其新国家主义的迷人魅力。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 —— 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 —— 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 —— 祖国啊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这场颂诗式的对白里只有两个身份实体：赞颂者（诗人及其她所代言的“人民”）和受赞者（祖国）。但它们却在隐喻的关系下幻化出了大量同义语词（能指）： 赞颂者：破旧的老水车、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淤滩上的驳船、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簇新的理想、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挂着眼泪的笑窝、雪白的起跑线、绯红的黎明…… 受赞者：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者）、被纤绳深深勒进的肩膊、九百六十万平方、伤痕累累的乳房、富饶荣光自由（者）…… 在铺陈夸张的隐喻语词游戏中，赞颂者是真正的主体，她拥有了大量的替身（能指），从水车、路基到驳船，暗示着低贱、肮脏和贫困的工农阶层，或者说，代表着卑贱的儿子们，而另外一组则是细小的事物（花朵、胚芽和笑窝），暗示着柔弱而纯洁的女儿。而在另一方面，受赞者（所指）也具有两种性别——时而是父亲（拉纤者），时而又是母亲（乳房拥有者）。 在这样的混合叙事中，祖国和人民都是双性化的，他们同时兼具了父母和子女的生命特征。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全称性的隐喻运动，它要在书写中穷尽祖国家族中的所有成员。但在本质上，父亲是遭到蓄意忽略的，甚至是注定要被仇恨的，因为只有母亲才有资格领取儿女们的赞美。这是两个时代的深刻分野。这种分野在舒婷时代还处于朦胧状态，而直到张贤亮时代才拥有一个清晰的构形。 颂诗越出了前领袖的个人身影，转而向祖国——理想的国家主义样式发出热烈的召唤。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以及其它朦胧诗篇）继承了延安诗人的“母亲叙事”，加以大肆夸饰，据此为日后的伤痕派书写，尤其是记忆体修辞，奠定了坚实的语词基础。 在严厉的父亲去世之后，《伤痕》合乎逻辑地喊出了人民需要慈母的呼声。这是所有母亲叙事中最幼稚的一种，却直截了当地流露出对于母亲的无限思念和眷恋。它是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的情感修辞练习。卢新华在这个范围内实践着寻找国家母亲和倾诉政治爱情的技巧。这也是所有作家所必须从事的事业。他们自此开始了漫长而执着的恋母运动。 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乃是母亲叙事历史链索上的关键一环。这部以虚构体出现的自传体小说，讲述一个精神浪子的逃离—回归的故事。主人公晓华，在文革中抛弃有政治问题的母亲，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历经包括爱情在内的各种劫难。文革结束后她返回上海，火车上的一对母女的柔情，点燃了她对母亲和家园的无限思念。 车厢的另一侧，一个三十多岁的城市妇女伏几打着盹，在她的身旁甜卧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儿，忽然，小女孩蹬了几下腿，在梦中喊着：“妈妈！”她的妈妈便一下子惊醒过来，低下头来亲着小女孩的脸问：“囡囡，怎么啦？”小女孩没有吱声，舞了舞小手，翻翻身复又睡了。 ——卢新华《伤痕》 而当她返回上海探视母亲时，病重的母亲却已抱着无法团圆的恨憾，永久地弃世而去—— 她的瘦削、青紫的脸裹在花白的头发里，额上深深的皱纹中隐映着一条条伤疤，而眼睛却还一落千丈地安然半睁着，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妈妈！妈妈！妈妈……”她用一阵撕裂肺腑的叫喊，呼唤着那久已没有呼唤的称呼：“妈妈！你看看吧，看看吧，我回来了——妈妈……” 她猛烈地摇撼着妈妈的臂膀，可是，再也没有任何回答。 ——卢新华《伤痕》 瘦削青紫的脸庞、花白的头发、深深的皱纹、一条条伤疤，这些被条码化的记号，不仅喻指了母亲的苦难，而且转喻了祖国的苦难。在这种创伤叙事背后，作者吁请着对母亲（祖国）永久悲悯和热爱。与母亲意象密切呼应的是关于家园的修辞。它与母亲是内在同一的，却以空间容器的容貌出现，强化着母亲的语义。小说这样描述浪子回归时敲响家门的急切状态—— 她数着门牌号码，16号，18号，20号。她停住了，顿了一下，走近那记忆犹新的暗霭色的家门，按捺着极度紧张。激动的心情，伸出食指和中指，在门上“的的”轻敲了两下，没有回音。“妈妈还没起床？”她于是又让手指在门上加重了一点力量。仍旧没有回音。她有些急了，用拳头“彭彭”地叩了起来。可屋里还是死一般沉寂。 ——卢新华《伤痕》 这是一个在苦难中荒芜了的私人家园，它的大门对浪子永远闭合了，完全不能响应她的急切的叩击。这跟死去的母亲完全一样，她已无法听取回头的“浪子”女儿的忏悔。我们面对的是母亲和家园的双重丧失。然而，就更加崇高的视点而言，作为一种沉重的代价，血缘母亲和个人家园必须及时死去，藉此为形而上的祖国母亲的归来腾出位置。 这种母亲的政治置换的修辞运动，早就出现在红色作家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阮章竞（《漳河水》）和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文本里，并在延安达到了它的第一次高潮，尔后在1960年代的雷锋那里，企及它的了第二次高潮。孤儿在婴儿时代便失去母亲，却在成年之后找到了新的政治母亲。他的诗歌赞美了这一伟大收获，并成为广大民众竞相仿效的样板。 越过看起来更为“异端”的第三种高潮“朦胧诗”运动，我们面对的是以《伤痕》及其伤痕派小说为代表的第四高潮。这篇在叙事上相当幼稚的小说，其文学价值几乎为零，却建立了创伤记忆的三项基本原则，并因此获得了重大的政治伦理价值：第一，表达离弃母体的道德忏悔；第二，重组子体和母体的情感体系；第三，用国家母体替代亲缘母体，实现形而上的政治超越。 好久好久，她抬起头来。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卢新华《伤痕》 这显然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福达游戏”：一个精神尚未发育成熟的子体遗弃了自己的母体，在历经苦难之后，又指望重返母体，却永久地失去了血缘母体，但子体还是找到了形而上母体，那就是新政权所代表的祖国。它不是前者的代用品，恰恰相反，它才是更为崇高有力的母体，支撑着受伤孩子的政治信念。 这与其说是一次感伤的记忆，不如说是某种针对记忆的国家主义修辞，它要利用记忆的元素，在修复女儿与母亲关系的同时，修复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也即重建超越历史记忆的国家信念。从修辞学的角度看，《伤痕》没有任何新意，它只是重复了旧版的政治神话而已，唯一的差别是隐喻的所指发生了改变——从毛泽东的体制，转向了较为温和与人性化的结构。 新母亲和新家园急切地涌现在语词的表面，向所有受伤的民众作出宽恕与呵护的承诺。这正是人们所渴望的热切消息，用以慰藉那些饱受创痛的灵魂。 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卢新华《伤痕》 《伤痕》开辟了一条利用文学进行伦理叙事的道路，也就是在国家主义的价值框架里处理被文革碾碎的记忆，把它们重组到国家价值的宏大叙事之中。正是在这种隐喻中的所指转换，令女主人公晓华解脱了悔恨，因为祖国代替母亲对她实施了宽恕。“灯火通明的南京路”是其新家园的地标，它象征着文革后获得新生的祖国，这是私人小家向祖国的集体主义家园的语义转换。这就是《伤痕》受到普遍赞誉的原因。它是关于“新时期”的第一声颂歌，它首次以一个忏悔者的身份表达了感激、忠诚和爱意，并由此奠定了日后主流文学的基调。 2. “肉”与“灵”的博弈 寓言 张贤亮无疑是“伤痕派”中最具才华的作家，在经历了数年的改造和推进之后，粗陋幼稚的官方文学，终于在张贤亮那里走完了精致化的程序。他对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和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阿赫玛托夫等人的模仿，从文体上升到了内在的灵魂，也就是获得了一个类似东正教徒的价值容貌。他据此整合自己的历史记忆，并把要把它们纳入博弈型叙事的框架。 跟其他作家完全不同的是，张贤亮“亮出”了自己半宗教式的修辞体系。这是他获得官方文学殊荣的主要原因。没有任何作家能够像张那样，借助东正教加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文学的混合教义，调动完整的隐喻—寓言修辞技术，营造了一个中国痛苦记忆的有序的书写体系。这不仅是苏联前辈文学经验的展览，也是中国记忆修辞学的一次成功尝试。 《灵与肉》、《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张贤亮自传体伤痕小说的三部曲，描述了灵与肉的激烈较量。在张贤亮自传体小说的语汇里，肉是两种隐喻的复合，它不仅意味着情欲，也意味着食物、金钱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而在另一方面，灵则隐喻着纯粹理性、知识分子精神、爱国主义和民族忧患意识。这是一个复杂的对抗体系，却被简化成了灵与肉的隐喻式对话。从当时思想体系里获取养分的张贤亮，无法理解灵与肉的内在和谐，相反，他要向我们喊出最尖锐的战斗呐喊。但这不是与外部世界的抗争，而是内心的自我交战。越过热烈的自我否决和自我忏悔，他要完成圣徒式的精神寓言。 这“一部书”将描写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绿化树》序言 《绿化树》的男主人公章永磷，一个劳改农场服刑的右派知识分子，只身面对着三重饥饿：严重的肠胃型饥饿、性饥饿和精神饥饿。前两者属于肉，而第三种则属于灵。三种饥饿不仅是张贤亮主人公的普遍特征，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基本状态。在张贤亮看来，导致这种状况的内在原因，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原罪。由于跟工农脱节，他们天生是有罪的，需要不断自我忏悔和自我改造。这种原罪感来自东正教作家和本土领袖的训诫，在中国作家的记忆里变得充满诗意起来。 在张贤亮的文本里，土地、河流、村庄、草原，所有这些母体性事物都是同义的，可以自由借喻和替换。它们是延安探母运动的延伸，并且比其他伤痕派作品更加温柔、性感和悲喜交织。 作为罪人的知识分子，完成其精神净化的历程，有赖于两个方面的外在助力，那就是圣经和天使。而这两者在《绿化树》都已完美具备。为了坚守自己抵抗肉欲的信念，章永磷热衷于躲在小屋里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而这就是他的伟大《圣经》，他藉此拒斥着食物和女人的强大诱惑。他的女人马缨花，则是荡女和天使的混合物，她散发着富有（食物）和肉欲的光辉，同时又代表着童贞和纯洁的爱情。她是用以解决三重饥饿的使徒，身上叠加着但丁《神曲》中圣女贝德丽采的影像。 我们可以看到，《绿化树》具备了圣徒叙事的全部寓言性元素：一个热切忏悔的知识分子罪人，一本影响深远的革命圣经，以及一个引领罪人走向觉醒的圣女。马克思主义圣徒就是这样诞生的，它复活在记忆的午后，向我们发出亲切而隽永的召唤。张贤亮的三部曲都有一个类似的结局，那就是灵魂对肉欲的战胜。灵魂从肉体那里解脱了，游荡在广阔的思想草原里，犹如自由的骏马，充满获得新生的精神狂欢。这是肉体和精神双重自由的象征。但它实际上只是一种叙事的自由，它改造了痛苦的记忆，把它变成一曲迷人的赞美诗。罪人在摆脱了肉欲的引诱之后，把自己交给了一个形而上的国家实体，那是知识分子的美妙天堂。 反讽 在灵与肉交锋的前线，思想的迷惘是无可避免的。鉴于价值的严重错乱，张贤亮的男主人公章永磷，置身于一个反讽式的空间，并且注定要成为一个反讽式的人物，成为21世纪人们赞美或嘲笑的对象。 张贤亮的反讽不是来自话语的层面，而是来自更深的意识形态层面。究其本性而言，这已经超出了修辞学的范围。在《资本论》的干枯字词的底部，肉体欲望的火焰在熊熊燃烧。这种自我悖反的叙事就是最大的反讽，穿插在张贤亮的小说里，犹如一条坚固的锁链。它是如此沉重，同时又洋溢着喜剧化的谐谑色彩。 我悄悄摸了摸枕在我头底下的《资本论》。“也许你还能从那里知道，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种样子。”现在，只有这本书作为我和理念世界的联系了，只有这本书能使我重新进入我原来很熟悉的精神生活中去，使我从馍馍渣、黄萝卜、咸菜汤和调稀饭中升华出来，使我和饥饿的野兽区别开…… ——《绿化树》第七节 这显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反讽式记忆。肉欲不可阻遏地从身躯里生长出来，而《资本论》的坚硬信念，横亘在人和他的欲望之间，犹如一座难以逾越的迷墙。作者必须接受革命的精神洗礼，同时又面临着肉欲的无限诱惑。 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出现了一段谐谑的对话，双方分别是大青马和主人公章永磷。它显然与记忆无关，而是一段彻头彻尾的虚构体，却成为劳改生涯的最有力的诠释，打开了记忆原体的意义之门。大青马的存在是第一度反讽——在马的动物形态（表层语义）和它所具有的知识分子灵魂（内层语义）之间，出现了严重的错位。这种错位制造了强烈的荒诞效应——在经历了长久的缄默之后，那头陷入泥潭的畜牲突然开口说话，俨然一个洞察一切的智者。 我来到这世界上，就经常吃大字报。大字报虽然有股墨汁味，但毕竟是草纤维做的，比饲养员给我们不负责任地塞来的长草好吃多了。我发现。我出生在一个语言空前发达的时代。你们人类现在别的方面都退化了，惟独擅长玩弄语言。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长期的熏陶下，我自然也会说话了！”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三章 这是拟人修辞所营造的古怪场景。文革所生产的大数量的极端话语，被大青马像草料一样进食后，竟然转换成了思想和语言，其洞察力甚至超越了那些浑浑噩噩的罪人。而在这个尖锐的反讽之上，也即在觉醒的大青马的思想与言说之间，还出现了第二度反讽，那就是用反语来嘲讽这个被压制情欲的世界。大青马自称是一匹骟马，并一再讪笑章永磷是精神被骟的阉人，由此构成了“阉人骑骟马”的古怪图景。但事实上，这却是一种惊醒者的黑色自嘲。这场对话企图利用马和章的某种反转的镜像性，揭示他们在情欲灭绝上的同一性—— 由于我被骟了，我灭绝了情欲，抛开了一切杂念，因而我才有别于其他牲口，修行到了能口吐人言的程度。正像你，谁也不能不说你在劳改犯中，在卖苦力气的农工中，背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是背得比较熟的。而另方面，因为你又并不是被骟掉了什么请原谅我用词不当——如司马迁那样，却是和我一样在心理上也受了损伤，所以你在行动上也只能与我相同：终生无所作为，终生任人驱使、任人鞭打。任人骑坐。嚯嚯！我们倒是配得很好的一对：阉人骑骟马！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三章 骟马和阉人之间的对话在这种反讽气息中延续着，充满了弱者的无奈的机智。骟（阉）就是最彻底的反讽，它摘除了唤醒情欲的根器，却获得了智慧（精神），这是一种最可笑的代价，也是思想极权制度留给民众的最高礼物。而在马的言说和被言说者章永磷之间，竟然还出现了第三度反讽，大青马透彻地闻到了章身上散发的肉欲气味，以及他的精神觉醒的可能性，并就此发出了睿智的警告—— 人们为什么要骟我们？就是要剥夺我们的创造力，以便于你们驱使。如果不骟我们，我们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经常表现得比你们还聪明，你们还怎么能够驾驭我们？连司马迁自己也说过，‘刑余之人不可言勇’。唉！你还侈谈什么创造？”……我也奉劝你，你以后在人们中间也别表现得太突出。把你的知识和思想隐蔽起来吧，这样你才能保全你的性命。”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三章 大青马的陈述是充满揶揄的。它的劝诫跟它的内在觉醒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它所戏拟的达观、妥协、禁欲、自虐和随遇而安的立场，正是章永磷正在反思并企图逾越的。所有这些反讽都包含着对历史记忆的哀伤沉思，显露出右派作家在1980年代所具备的内省高度。 多重反讽（Multiple irony）的修辞，是后集权时代的话语特性。知识分子仍然无法用正谕话语直接说出自己的政治判断。作为一种曲折和隐晦的书写，反讽成了至关重要的话语策略。但张贤亮并未在繁复的多层反讽中获取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恰恰相反，他令人吃惊地保留了仆从的美德。这是一场普遍的自我分化——一方面对自我镇压肉欲感到伤痛，借用大青马之口来嘲笑“人类总要把一些平凡琐事涂上一层绚丽的色彩。掏一回厕所也要说成是学了毛主席著作的结果”，一方面却要继续维系这种思想制度。这就是张贤亮的精神分裂。他的自我博弈的人格，破裂在了20世纪末汉语书写的前线。 一位研究者言辞热烈地总结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主题：“章永璘的内在逻辑是：作为知识分子，在情欲的满足中和异性的维系，毕竟是暂时的外在的，而思考的自由、追求更高的精神的归宿，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质性特征的体现。他意识到，黄香久所布置安排的小家庭的舒适的氛围，是能麻痹人的思考、进取和对更高理想的追求精神的。形而下的现实束缚了形而上的思考。离开黄香久，是对现实的超越，也是对自己的超越。” 在我看来，阐释者的这番赞美，恰好成为理解伤痕派旗手的一个重要依据。它向我们证实，在经过一系列针对肉欲的同情、褒扬、赞美和挣扎之后，张贤亮最终离弃了肉欲（物欲和情欲）的真理，大义凛然地站回到了灵魂（国家主义的崇高精神）的一边。他对身体的怜惜和激情书写被他本人抛弃了，成为一堆毫无意义的废纸。这是人性反思本身的悲剧。它重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轮回道路。正是这个大青马化的代价，换取了主流文学史的盛大赞美。 3. 风格的修辞学 煽情 在风格的修辞学方面，中国文学一直处于比较低弱的级别。它坚持运用农业时代叙事的煽情策略，并且指望在这个层面上获得读者的青睐。《灵与肉》是寓言叙事的典范。在这部小说里，被打成右派和强制劳动的主人公，在底层劳动中获得了爱情和家园。最后他竟然拒绝了来自美国的富豪父亲要求他继承财产的请求，宣称自己是祖国的儿子，不能离弃这个生育他的母亲。整部小说洋溢着政治受虐和精神自虐的喜悦。这种喜悦再主人公被宣布摘除右派帽子时，达到了令人发指的高度—— 在直觉上，他的幸福感在不断地增长。一种纯然的快乐情绪就像酒精在血管里一样，开始把半痴半呆转化成兴奋的晕眩。先是他的喉咙发干，然后全身轻微地颤抖，最后眼泪不能遏止地往外汹涌，并且从胸腔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像山谷里的回音一样的哭声。 ——《牧马人》 这是典型的哭泣型抒情，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眼泪叙事”，从那些液状分泌物中，诞生了一个小人物的卑微而伟大的情感，那就是对祖国（国家）的毫无怨言的爱意。不仅如此，作者还要在小说里为这种情感的价值作证—— 感情要比理念更重要。而他这二十多年来，在人生的体验中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正就是劳动者的情感。 ——《牧马人》 对于主流作家而言，煽情就是风格修辞的最高形态。张贤亮建立了优美的国家叙事的语词殿堂。这种煽情的爱国主义道德修辞，在1980年代引发巨大的回响。直到今天为止，还有大批高校中文系学生在不断赞颂这些浮华文本。而在他的身后，主流导演谢晋前赴后继，把《灵与肉》拍摄成故事片《牧马人》，对小说作进一步渲染和夸饰，把人物的对白变成了英雄式的豪言壮语，导演甚至借用孩子之嘴，说出“爸爸就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在妈妈手里”之类的道德箴言，藉此暗示坚贞的主仆关系。基于这两个人的不懈努力，国家主义煽情叙事在1986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早在《伤痕》的叙事中，就已经渗透着受难（受虐）、恋母和忏悔的三种情结，这是新国家主义文学的第一次情感三重奏，它在抚摸历史伤痕的同时，阐发了内在的受虐型快乐。眼泪叙事爬行在布满伤痕的皮肤上，发出颂歌般的幸福声音。张贤亮的小说与之完全相同，但它的抒情模式却比《伤痕》更为精致和细腻，其中充满了内省式的独白，仿佛是一些沉默的戏剧。它们富于修辞地勾勒着情感圣徒的心路历程。 受虐型知识分子的诞生，是中国二十世纪的重大贡献。而“张贤亮综合症” （Zhang Xianliang syndrome）则是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它向我们反复重申着两个基本原则：1、痛苦和欢乐是崇高的情感，不仅如此，痛苦是必要的，而受虐是无限美妙的，痛苦的记忆是一种漫长的道德考验，被用以证明荣耀所必需支付的艰辛代价，痛苦成了这荣耀本身的崇高的附加值，并推高了荣誉本身的地位，它们的存在，是通向天堂之路的荆棘而已，它修饰着那些饱尝艰辛的肉体和倍受折磨的灵魂，使其变得优美起来，仿佛是一次诗意的行走；2、苦难是对个人忠诚度的最高探查，伤痕派作家据此编织着苦难纷呈的历史。张贤亮们的使命，就是借助修辞重新定义痛苦的记忆，为制造自身悲剧的势力辩护，重申对国家、民族、家园和土地的永久忠诚。 对比 场景对比是文革期间被广泛应用的修辞技巧。有一种叫做“忆苦思甜”大会的模式，向民众提供了无数感人肺腑的记忆经验。一个或几个讲用人在台上痛诉旧社会的苦难，同时又热烈地赞美新社会的幸福生活，而民众则在台下为之惊骇、哭泣和欢喜。这种对比性叙事的功能是双向的，它成功地点燃了阶级仇恨和政治爱情。 毫无疑问，张贤亮进行新旧历史对比的书写高手。在《灵与肉》和《绿化树》里，都出了大量历史对比的场景。这是典型的蒙太奇手法。它坚持把两种对立的记忆接驳在一起，由此产生强烈的对比效应。这其实就是“杂耍式记忆”在风格修辞学层面的再度呈现。我们已经看到，在小说《灵与肉》里，资本家父亲的布尔乔亚生活与主人公的贫困简陋的乡村生活，姿态优雅的女秘书和质朴善良的妻子，构成了强烈的物性反差，但正是在这样的反差中，主人公选择了看起来比较差的那种。这是一种严厉的道德探查的方式，而张贤亮通过了这种探查。他在自己的小说里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圣徒。 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五分之一世纪！我们国家和我都摆脱了厄运，付清了历史必须要我们付的代价。还是在那种多雪的春天，我和省文化厅的负责人及制片厂的同志，分乘两辆“丰田”小轿车，带着一部根据我写的长篇小说拍摄的彩色宽银幕影片，到这个农场来举行答谢演出…… 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出席在首都北京召开的一次共和国重要会议。军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我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同来自全国各地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一齐肃然起立……我想，这庄严的国歌不只是为近百年来为民族生存、国家兴盛而奋斗的仁人志士演奏的，不只是为缔造共和国而奋斗的革命先辈演奏的，不只是为保卫国家领土和尊严而牺牲的烈士演奏的……这庄严的乐曲，还为了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始终自觉和不自觉地紧紧地和我们共和国、我们党在一起，用自己的耐力和刻苦精神支持我们党，终于探索到这样一条正确道路的普通劳动者而演奏的吧！ ——《绿化树》第三十七节 耐人寻味的正是《绿化树》的这种结尾。男主人公不无炫耀地自述道，“我”乘坐“丰田小轿车”返回农场，又“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同来自全国各地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一起，出席“共和国重要会议”。小说又用一个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冗长句式，刻画了人民大会堂里的庄严旋律，这是跟《伤痕》相似的天堂声音（照明）体系，一种夸张的渲染式的修辞，却比后者更加辉煌灿烂，因为它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国家叙事就此获得了飞跃式的升华。 在那个无比幸福的时刻，过去的所有耻辱、苦痛和伤痕都烟消云散了。权力的受虐者、底层的罪人、背强制劳动的苦役犯，现在终于翻身成为权力的主人。这富于戏剧性的变化，表达出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并从那里获得上流社会的荣耀。从苦役犯到“有影响的人士”，也就是从地狱到天堂，这个巨大的对比性飞跃，划出了主人公的生命彩虹，它也是一种秘密契约，昭示知识分子的和解。越过长达二十年的悲苦记忆，它们终于握手言欢了。 以这种新旧对比方式终结知识分子的苦难记忆，这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恰恰相反，它完全符合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需求，它甚至径直喊出了这种精神渴望。在洗去了往昔的悲苦之后，华丽的天堂回报了忠诚的儿女。这是何其感人的一幕。黑白分明的对比度，制造出鲜艳的叙事风格，张贤亮据此修复了灵魂的创伤。他从自己的记忆体里脱茧而出，成为一个浑身沐浴光辉的新人。而人民则在四周大声鼓掌。 4. 新记忆运动的祛魅使命 就在伤痕派作家发布矫情的记忆体文本时，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反思声音，在文学的缝隙里冒了出来。在1970年代的最后一个冬季，遇罗锦率先推出自传体小说《一个冬天的童话〉，它是献给其兄长遇罗克的情感纪要，罔顾当时严厉的道德语境，大胆书写了自己的婚外情史，它大步超越了张贤亮的道德限度，成为新时期道德解放的犀利宣言。此外，女作家张洁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也是一曲关于情感记忆的温柔颂歌。它们打开了被尘封的女性的秘密世界。在1980年代，女人比男人更真切地还原了心灵的感伤记忆。 与此同时，上海女作家戴厚英写下了自传体长篇小说《诗人之死》。这个文革的造反者，经历了一场生死之恋。她曾是诗人闻捷专案组的成员，却在审查对方时爱上了她的政治敌人。在“组织”的逼迫下，她被迫与闻捷分手。闻捷绝望之下含恨自杀。诗人之死唤醒了戴厚英的政治良知。小说成了她进行道德忏悔的话语平台。在她的记忆中，渗透了罕见的哀伤和悔恨。爱情修正了她的政治立场，把她变成了一个正确书写记忆的女人。跟卢新华和张贤亮的自虐式忏悔截然不同，她一方面满含勇气地担待着自身的罪责，一方面又在固执地指认着苦难的终极原因，并且要追诉来自母体的形而上罪恶。 1996年8月25日，戴厚英在寓所被年轻的安徽乡亲民工所杀，她的头颅与身体被残暴的利刃所分离。戴厚英之死是如此惨烈，仿佛是文革暴力的一次回光返照。她接受了最残酷的命运的审判。由于头颅的长眠，记忆被粗暴地打断了，冻结在世纪末的黄昏里，直到21世纪黎明才被重新打开。这场面对争议的新记忆运动，拒绝了国家修辞的书写原则。它要澄清关于本朝叙事的重大误解。在中国文学的前线，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修辞。记忆需要修辞，但不是为了制造阅读的烟幕，而是为了祛魅和还原严酷的真相。■ 本文原题：国家修辞和文学记忆——中国文学的创伤记忆及其修复机制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二十世纪晚期，在美国硅谷的引领下，西方资本主义完成了从器物/实体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向符号/数码资本主义的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这是一种惊心动魄的科技魔法，它溶解了实体经济的古老基石。与此同时，中国也在21世纪完成向消费社会的初级转型，一个庞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开始涌现。销量巨大的消费读物《文化苦旅》，以“文化口红”的名义，推开了通往市场的简陋门扇。 《文化苦旅》成为撬动中国文化批评的第一个支点 数年之后，以身体娱乐为核心的大众文化，开始席卷整个中国，它的文学标志是卫慧的《上海宝贝》、木子美博客日记和“下半身诗派”的勃起，而其关键词是“宝贝”两字。这个暧昧的语词，像一束染色的玫瑰，被扔进中国文化的牛圈。在饱受半个世纪的压抑之后，身体的激情不可阻挡地迸发出来，照亮整个消费市场的昏暗夜空。 都市小资、文艺小清新、文化驴友、白领粉丝、中产阶级少妇、浑身贴满“国学”标签的儒商等等，这些刻奇群体，都汇入了大众符号消费的行列，构成这个时代最诡异的市场画面。所有这些演变都在敦促知识分子转型，把视野从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最早发生的突变，是哈佛大学在八十年代开设麦当娜的研究课程，它引起全球知识界的哗然。十年以后，中国高校也出现了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课程。知识分子表情清高的脸庞，缓慢地转向了艺人、电视主持人和类型小说家。 文化批评的使命，是对大众文化的文本进行理性解读，揭示隐藏其背后的真实语义。但大多数文化批评，更倾向于坚持社会批判精神，它根植于法兰克福学派，后者以反抗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文化精神著称。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基于波德里亚等人的努力，文化批评又延伸为对后工业社会的质疑。它站立在大众消费市场的对岸，坚守疏隔、静观和解构的立场。就其本质而言，文化批评跟靠点赞谋生的媒体完全不同，它是大众文化的严厉对手。在狂欢的娱乐派对上，批评家就是那个郁郁寡欢的落单之客。 不妨观看一下中国文化批评的历史路线图。在20世纪的尽头，出现了文化批评的模糊身影。它试图响应正在崛起的大众文化消费市场。第一本具有文化批评特征的图书，是张小波出版的《十作家批判书》（1999），鉴于作者大多是文学批评家，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浓烈的文学批评色彩。而这正是文化批评家的初级来源。该书的小部分作者，此后转向文化批评领域，成为中国第一代文化批评论者。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诞生和《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出版，标志着文化批评学科的崛起 2005年是中国娱乐元年，它对于中国大众文化具有重大意义。这年份贡献了两个重要的大众文化偶像（或呕像）——宇春妹妹和芙蓉姐姐，这两位年轻女士，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电视和互联网），跃入消费者的视野，宣告以娱乐为核心的大众文化消费市场的诞生。而就在同一年，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成立，成为中国文化批评崛起的学院标记。这两个事件犹如两个界桩，划出新旧两个时代的分野。我编撰的《流氓的盛宴》（专著）、及其《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八卷，与人合编）和教材《文化批评》（主编），都是文化批评档案库里的早期文献，向世人展示出粗浅幼稚的面容。 “文化批评家”开始应运滋生，成员数额在不断递增。以方法论为标准，可以将其分为四种类型：使用文学传统方式的“文学帮”、使用时评方式的“时评帮”、使用后现代理论的“学院帮”、以及混合以上三种手法的“杂学帮”，等等。大众文化及文化批评的兴起，对作协、文联和高校中文系构成严重挑战，逼迫其改弦易辙。为了顺应潮流，文学研讨组织者开始将大众文化纳入会议主题，而一些中文系也开始着手修改教学体系，开设大众文化研究课程。尽管它至今尚未进入教育部学科目录，却已是中文、哲学、艺术和文化产业等系科的学术方向之一。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推出了研究生教材《文化批评》 但这场2.0版的学界自我更新，似乎并未带来真的福音。文化批评的最大敌人，是“批评家陷阱”，它编撰了一个激烈冲突的权力戏剧，并制造出一系列角色幻觉：第一，这种微观权力可以无限放大，令你成为至高无上的审判者；第二，你是刀锋犀利、浑身杀气的刀客，而不是做理性分析的阐释者；第三，你需要越过文本，直接针对文本的制造者，揭发他的道德瑕疵，并使用激烈的攻击性语词，由此获得批评力度与深度；第四，这场戏剧的结局，是你在想象中判决对手“死刑”，而这场审判经过媒体放大，将形成公共性的话语狂欢。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大多数批评家，都曾掉入过这样的角色陷阱。 就其本性而言，文化批评具有难以避免的语言暴力（无论轻度还是重度），绝大多数被批评的个体或机构，都会成为批评家的终身敌人。在写过批评谢晋和余秋雨的文字之后，我成了这些人及其“粉丝”的敌人，而在批评世博中国馆建筑之后，我成了本城某机构的公敌。但也有完全相反的情形，十五年前，我曾在某研讨会上批评麦家的小说《解密》写得不够好，但麦家没有对我的苛责记恨，反而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与理解，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罕见的例证，它取决于被批评者的雅量，也取决于批评者的善意动机。批评家和作者之间，因心灵默契而达成了内在的和解。 为了逃离“批评家陷阱”，批评家有必要必须制订个人写作游戏规则，确立作为核心的理性和公正的精神，消除内在的仇恨和外在的戾气，而批评对象应限定于文本而非人物身上，并掌握更严密的逻辑推导法、更丰富的分析工具和更娴熟的言说技巧。在理性的公共平台上，批评家需要的不是“投枪”与“匕首”，而是“银针”和“手术刀”。这是批评家自我探查的底线。失言和失度在所难免，但只要保持良好的自我矫正能力，就能最终摆脱这种陷阱，令文化批评成为看守人类普遍价值的正面力量。 米歇尔福柯，是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和批评家之一 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是，中国文化批评在总体上是不够理想的：它在方法论上没有找到自己的独立路径，也未能跟娱乐界形成互相叫板和切磋的对话格局，互联网上的“群众批评家”风起云涌，构成“大众批评”的喧嚣潮流。而在这样的口水批评中，职业批评家的声音日益微弱。他们最终沉没在“骂客”和“哄客”的洪流之中，变得杳无踪影。批评家的策略是放大音量，用更具戾气的姿态卷入战团，以期让世界能听见其高声放出的“狠话”，而最后的结局只有一种，那就是更深地掉进“批评家陷阱”，再次失去“被众生仰望”的机会。 导致这种格局的另一原因，就是学院派文化研究跟现实严重脱节，而实战派的方法和理论亦严重落伍。批评的基本要素，比如立场的理性与公正、文本分析的深度、语词表述的精准度等等，这些年来未能获得普遍发育，反而变得更加缺失和笨拙起来。此外，80后一代拒绝成为职业批评者，以致无法形成良性的“行业”人才输血机制。这与其说是一种多重的挫败，不如说是一种基因性病兆。文化批评发育不良，甚至已经开始早衰，而跟大众文化市场的畸形繁荣，形成某种具有讽刺性的对比。这是文化批评的反常暮色，而中国却仍在耐心地期待它的曙光。 链接： 文化批评——文化哲学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当代移民史，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从1986年到2011年，仅仅只耗费了27年，它就经历了六种重要变化，而成为中国时局的一种精密映射。 改革开放之初，也即1986-1989之间，大批中国青年试图到西方学习并体验生活，由此引发读书和打工浪潮，主要以美国、日本和澳加为主。其中美国以留学为主，而日本、澳洲和加拿大则更多以留学为名打工赚钱，成为渴望先富起来的一代。 美国各大学里到处可见中国留学生的身影 大约从90年代中期开始，早期前往西方的青年一代，大多已获得绿卡并完成身份改变和资本积累，开始大规模办理亲属团聚手续，由此引发中老年的福利性移民浪潮，这个浪潮的内在目标，是享受移民国的社会福利待遇（如失业津贴和公费医疗），而其背后，正是中国医疗与社保制度的严重残缺。 21世纪零年代初起，中国官员、商人和中产阶级上层，热衷于将子女送往国外留学，但跟第一阶段相比，留学年龄开始普遍下降，多以高初中生为留学主体，欧洲街头甚至出现中国小学生的身影，引起西方媒体的喧哗。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高考扩招和应试教育体制的建立。中小学生出国留学，就是为了躲避这种畸形制度所带来的教育危机。此类留学浪潮，至今方兴未艾，而移民国家和地区，还扩展到香港和新加坡，鉴于后者的华人文化背景和双语教育机制，它们已经成为许多家长热切探求的对象。 温哥华街头的中国美女四处可见 21世纪的另一重要变化，是官员家属开始大量携带巨款，以商业投资移民为通道，移居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移民国家，加拿大甚至出现所谓“大奶城”和“二奶城”的传说，而这跟官员贪腐引发的职务危机密切相关。亲属携款移民，是所谓“裸官策略”的某种体现，它制造了“一夫顶缸，全家外逃”的古怪局面。 以资本家黄光裕锒铛入狱为前兆，关于“国进民退”的”传言”，在2009年度开始甚嚣尘上。这一“商业危机”促使一些亿万富豪谋求移民并试图向国外转移资产。另一方面，各国又因经济危机而降低商业移民门槛，吸引中国资金，如美国今年8月开始，把商业移民条件放低到50万美元，资金用于可选项目的借贷，不仅有年终红利，而且数年后返还，尽管当局不提供任何担保，更需创造 10个就业岗位，但还是吸引了大批中国商人。这场移民潮，令多年来的投资移民运动，形成前所未有的高潮，由此引发澳加房价飞涨和社会秩序混乱，加拿大政府最终不得不提出每年700人的名额限制，以阻遏中国移民的“大举入侵”。 在最新的第六阶段，也即2010年起，鉴于国内政治生态改变，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加快了移民步伐。知识分子群体中甚至出现了“倒计时心态”。这种心态感冒般在四处传播，加剧了寻求移民的恐慌性浪潮。 中国移民史的六种变化，情节错综，跌宕起伏，犹如一部精彩的电视肥皂剧，其间包含了五种引人注意的趋势：由求学和知识性为主题的移民，向经济和政治领域转变；由个人移民向家庭团体移民转变；由单纯的求学、求职的个人事业发展，向避害性逃迁转变；由美、澳、加、日等国，扩展到世界各地；由出国打工赚钱，向带钱出国消费享乐转变；由移民的单一理由（如教育），而向总体化（教育、经济、文化、政治）方向转变。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向外移民的加速进程，都是“泰坦尼克式故事”的一种中国式表达。以船长为代表的官员们审时度势，事先安排好家属的撤离，他们是弃船策略的源头；头等舱旅客，作为上层精英阶层的代表，最先得到警告，因而提前撤退，成为弃船策略的最大受益群；在豪华大厅里纵情歌舞的大多数游客，对游轮的危机状况浑然不觉，他们醉生梦死，继续沉浸在狂欢之中；危机发生之后，下等舱的旅客，作为中下阶层的隐喻，因逃生通道被上锁而无路可逃，只有少数人奋力抗争而逃出生天。 这一象征只能用以描述官商们的末世心态，而非是关于中国未来的预言。中国之船似乎是极其坚硬的，它曾历经两千年的风暴而屹立不倒。向外移民本来是一种值得赞美的开放性政策，有必要长期保持其连续性，以便为平民中产阶级提供生活的多样性选择，但中国官商们的“泰坦尼克策略”——一方面在政经前沿留守，继续牟取权力和暴利，一方面又事先安排撤退路线（“后路”），作为双重的游戏规则，却会深刻改变中国历史的运作方向。这种逃迁策略不仅令官商在本国事务中变得更加不负责和任恣意妄为，而且还会将芸芸大众引向悲观主义的精神深渊，进而严重动摇社会根基，最终演变为真正的民族国家悲剧。 原载《新世纪周刊》2010年11月26日

资本主义的私生子乔布斯，一个稀有的商业天才，向我们展示出技术美学和器物美学的奇迹。而在这方面，另一个叫比尔盖茨的人，只能望尘莫及。比较一下苹果和微软的视窗平台，就连一个傻瓜,都会做出正确的评判。 技术美学的成就，导致苹果电脑成为全球设计师的最爱。但是，IPHONE和IPAD的最大意义，并非只是技术创新，而是对人性的透彻掌控。乔布斯究竟发现并建构了什么呢？首先是它的功能性——满足从到资讯到游戏的多重需求；其次是便利性，它的“一键还原”，令此前所有手机都黯然失色。 但乔布斯主义的最大特色，还在于工业美学的成就。从未有过任何一款电脑，像苹果那样昂贵，同时又符合精巧、轻盈、简洁、光洁、华丽和匀称的美学尺度；也从未有哪一种手机，像苹果那样，从手感、质感和美感等诸多方面，企及电子器物美学的巅峰，征服了全世界的设计师和手机民众；从未有这么多的电子企业，疯狂抄袭苹果的每一个细节，制造出大量外形酷肖的克隆物。 我们已经发现，正是乔布斯本人，推动了两种类型的崇拜：对美妙的登峰造极的器物及其技术的崇拜，以及对其发明者、也即他本人的崇拜。这是器物崇拜在符号资本主义时代的最高典范。随身电子器物，在一个中等价格的平台上，达到了可以进逼著名奢侈品牌（如卡地亚珠宝和迈巴赫汽车等等）的级位。在精神性从人类舞台退场之后，大众日常器物，第一次洋溢出耀眼的美学光辉。 乔布斯的苹果电器是个巨大的财经黑洞，它比任何奢侈品都更强大，有力攫取着消费者的财富和激情。乔布斯的成功秘诀在于，他比其他商人更机智地洞察人性的弱点，并巧妙地加以利用，那就是哲学家所指陈的游戏精神。 利用人性的诸多弱点，是消费主义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法则。但此前还没有任何时代，像符号资本主义那样，赤裸地表达这种商业真理，并把它变成一种大众崇拜的神坛。 在人性的复杂谱系中，陈列着若干可以被市场利用的娱乐基因，目前已经被明确指认的，有情欲、暴力欲（施虐和受虐）、窥私欲、游戏欲和赌博欲等等。它们是五枚奇异的果子，高悬在“知善恶树”的枝头上，等待人类的摘取和偷食。 当年在伊甸园采取违禁行动的，是一个叫做夏娃的女人。她偷吃的第一个果子，名字就叫情欲（有时叫做“智慧”）。她就此发现了情欲、做爱、羞耻和遮蔽的真理。但关于圣园里的果子，此后出现了诸多分歧。它最初被认作无花果、一种人类最早培育驯化的果树。来自考古学的证据表明，人类种植这种植物的历史，长达一万年以上，它的果实是夏娃的第一道美餐，而宽大的叶片，则是人类史上的第一件生态内衣。 但后世的伊甸园叙事，却更倾向于苹果。这种原产于欧洲、中亚、西亚和土耳其的物种，品种多达7200个，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由此变成被广泛认知的符号，最终，这种寻常的圆形水果，取代了比较稀少的无花果，成为人类始祖原罪的世俗象征。 按圣经《旧约》所给出的描述，伊甸园里有两种树木——生命树和知善恶树。但《旧约》仅仅讲述了后者的故事。此外，知善恶树上的果实数目，也从未被人披露。它似乎是一个重要的神学秘密。 但根据密码学的原理，上述两种树的密码可能是互文性的，也就是A树的密码在B树身上，而B树的密码则含于A树之中。这就意味着，生命树可能就是我们解读知善恶树的唯一线索。只要盘查一下犹太秘教的其它典籍，我们就能找到有关于生命树的细致描述。例如，著名的卡巴拉生命树体系，含有三个支柱、十个圆和二十条路径，而这十个圆圈，就是知善恶树上十枚苹果的隐喻。它曲折地揭示了后者的数字机密。 在中国成都三星堆，4500年前的青铜神树被挖掘出来，上面悬挂着九只小鸟。它们是九个太阳的象征，也就是九个圆或九只苹果的转喻。这正是被夏娃光顾过的知善恶树。在后夏娃时代，苹果还剩下九只。三星堆的神树，内在地呼应着《旧约》的传说。 伟大的基督诞生之后，那些被偷尝后剩下的九只果实，被使徒们藏匿起来，长达数千年之久。直到资本主义运动的降临。资本家们利用了第一只，并且发现了另外三只，此外还有六只已知或未知的禁果，分布在更隐秘的地点，以待新一代天才的发现。 为证明乔布斯先生的创新贡献，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人类偷尝诸果的现代简史。 1964年，传媒大亨默多克在创办《太阳报》，以简单廉价的方式，同时满足了人类的三种欲望：刊登色情漫画专栏（情欲）、发布各种战争暴力的新闻和深度报道（暴力欲），捕捉英国王室的绯闻，并把追踪机制从狗仔队发展到对名人的全面窃听（窥私欲）。香港人效仿默多克，创办《苹果日报》，堂而皇之地把咬了一口的苹果，作为自己的刊名和标识，由此引发港台传媒和中国大陆传媒（主要是“都市报”类型）“苹果化”的狂潮。 香港苹果日报的LOGO 第四只苹果的雏形出现在1962年，比太阳报还早两年。一位叫斯蒂夫·拉塞尔的大学生制作出《宇宙战争》（Space War），试图打开游戏的潘多拉之盒。但直到1970年代，随着苹果电脑的问世，这种电脑游戏才真正进入市场程序。而这正是乔布斯的功绩，经过数十年的营造，他的I系列电子产品，以游戏欲的密匙，利用手机和平板电脑为操作平台，打开了全球电玩市场的大门。 乔布斯深谙成人内心的儿童本性，以及遁入游戏来逃避现实的强大欲望。正是他咬了第四只苹果，并把它稀释成大众牌果酱，分配给全球的苹果用户，让他们在一件精美的随身电子器物上实现游戏梦想，而无须端坐在桌面电脑前，或跟其他人合作玩桌面游戏。乔布斯让游戏变得很轻，犹如一种贴身的呼吸。这是器物游戏的最高境界。但全部游戏的最终结局，就是人在其中丧失自我，而成为一个虚拟的存在。游戏是消解人的本质的重要手续。 下一轮器物发明的主题，也许将围绕电子赌博产生。它是目前已知的第五枚娱乐禁果。基督徒乔布斯已病入膏肓，据说正在接受来自神的责罚，而电子消费的市场，需要一个更为年轻而强悍的天才，战胜宗教伦理的障碍，以继续唤醒人类内心萌动的欲望。 人类偷尝各种禁果而解放欲望，并创造出全新的科技文明，更由于放纵这欲望和智力而受到诅咒，加速毁灭的进程。那些器物像弗兰克斯坦那样，成为脱离控制的创造物，并反过来消灭人本身。这一悲剧性的命运，被先知们千万次地书写在史诗、小说、电影和启示录里，《2012》是其中最具视觉魅力的文本。它是无比感人的视觉劝喻，却无法动摇符号资本的根基。 消费大众对此无所畏惧。他们在为创新和技术进步而狂热地欢呼，并把这位叫做乔布斯的苹果偷食者，送上粉丝簇拥的高大神坛。也许再需100年，人类就能找到其余的五只禁果，果敢地吃掉它们，设计出更多新奇的怪物。正因为如此，一个可以预见的场景将是这样的：在宇宙的某处，将有一座地球人类的坟墓，上面矗立着由神亲手种植的小树，它会在宇宙时间里缓慢长大，成太空中最孤独的标记，而它的名字就叫“苹果”。 原载《东方早报》

客家人和时间民系 1841年仲春，英国气动铁甲舰“复仇女神”号领军的英国皇家舰队，击沉70多艘中国海军战船，摧毁沿岸的所有建筑，并剪去中国战俘头上的辫子，以此羞辱傲慢自大的中华帝国。这就是“鸦片战争”的令人不安的结局，它提供了异族干预本土历史进程的范例。官方历史学家宣称，它就是古代史的终结和近代史的开端。一次外部的扰动，惊动了自闭而脆弱的帝国体系，令它露出严重衰老的病容。大英帝国的火炮，不仅捍卫了银本位的殖民经济体系，也击碎了辫子帝国的强盛旧梦，把它变成一堆可笑的亚细亚瓦砾。 这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次推动。广东爆发的军事冲突，并未在帝国北部引发强烈地震，却古怪地惊醒了一个蛰伏于南方的民系——客家人。这个在历史空间上曾经剧烈移动的民系，从北方（中原）出发，行走了一千多年，散布于南方各地。其中的一支，在中世纪晚期抵达亚细亚大陆的东南端，被太平洋的海水所阻拦，沿着海岸线上定居下来，仿佛沉睡了一般。但英国人的战舰惊扰了它，使它再度变得狂乱起来。 1836年，在“移动的民系”内部，一个叫做洪秀全的底层知识分子，在寻求科举仕途受挫之后，从美国牧师手中获得了思想反叛的资源。1843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洪开始仔细阅读一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基督教中文手册，听到了关于末世灾难的伟大预言。他从鸦片战争爆发的现场附近——广东花县，走向广西紫荆山脉，组织起一支名叫“拜上帝会”的庞大军团，而后开始了近现代史的第一次客家北伐，并在1853年3月占领南京。它的乌托邦“天国”的版图，甚至扩展到了整个长江沿岸地带。 太平天国运动是客家人的集体“杰作” 这个集团的主要首脑，从洪秀全、冯云山、洪仁轩、萧朝贵、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到捻军首领赖文光等，都属于“移动的民系”客家。历史之手还设计了一个更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它任命另一位客家人曾国藩为帝国守护者。他们就此展开关于帝国兴亡的激烈争执。数百万人为此付出了死亡的代价。太平天国就是客家人的疯狂杰作。经过自杀式的内讧之后，它崩溃在19世纪远东最黑暗的黎明。 “移动的民系”的第二个政治杰作，是孙中山缔造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广州军政府，针对北平国民政府与“帝国主义”的暧昧关系，它三度宣布北上征讨，甚至打算组织300万的军队进军俄国，并在1926年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这是客家人继拜上帝会之后的第二次北伐，一个以“三民主义”为价值轴心的新政府在南京诞生，大批上层移民迁移南京及其附近的上海、苏州和杭州，改变了20世纪中国的权力地图。此后，另一个善于移动的政党——中共集团，在哈卡人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和叶剑英人等的推动下，历经两年时间，完成了第三次艰难的北伐——长征，1949年，农民政治精英在北平集结起来，接管了中国人民的命运。 “移动的民系”领导的三次北伐，跨越一百年的历史，三度改变中国的颜色，并彻底重构了整个近现代史的基本格局。这是一种古怪的历史叙事逻辑，它被同一个固执的民系所操纵，而其内在的逻辑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永无止境的迁徙。移动，就是客家人的人类学宿命。 客家人是犹太人的一个远东镜像。我们已经看见，犹太人在全球范围内逃亡，历经数千年的苦难，借助强大的民族宗教的支撑，重返大卫王和所罗门的“锡安山”（Mount Zion）祖地，此系保罗·蒂利希所描述的“时间民族”的本质。而客家是一种“时间民系”，作为中国北方汉人逃亡者的后裔，它借助强大的族谱书写体系，固执地保留了对祖先的文化记忆。为了一个最简单的信念，它耗费整整一百年时间，前赴后继地向北方进军，在殊死的北伐中，描述着旧家园的模糊轮廓。客家人比任何民系都更迷恋生命的永恒，三个主要的客家领袖中，有两个躺在水晶棺里。唯一的例外是洪秀全，他死于1864年6月1日，那时，关于永生的技术尚未诞生。这就是“时间民系”的风格，它要用不朽的岁月照亮自身。 太平天国的玉玺，它是权力和信仰的双重象征 不仅如此，它还要像犹太人耶稣和马克思那样，营造乌托邦公社和存在的乐园。所不同的是，客家人是无惧死亡和渴望浴血的民系，它继承北方祖先的基因，坚拒宪政民主的政治价值。在我看来，似乎存在着一个启示录式的律令，它是关于种群命运的极度追问，以及走向新王国的暴力道路。这项律令从未被记录在字词文本里，却直接演示在历史的现场，蔚成国家叙事的宏大格局。天国、民国和共和国，这三个按时间排列的国度，就是客家人政治梦想的尘世倒影。 经历漫长的移动之后，客家人完成了流民向居民、“客人”向“家人”的文化转型。它是专政和拒绝宽恕的种群。军事征服，就是要为客人描绘一条尽可能漫长的国界线，它也是家人质家园的道德边界。客家的领袖宣称，思想，必须统一在士兵的射程以内。客家人的信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更，在获得“天京”和“紫禁城”家园之后，它走到了自己宿命的尽头，转而成为拒绝移动的民系。 精英移民的京沪轴心 客家人的前赴后继的革命，构成多米诺骨牌的第二环节，推动了其他六大民系的空间位移。吴越人、赣江人和湖湘人，无疑是哈卡人最坚定的政治盟友，他们狂热地参与革命的进程，成为政治先烈谱系中的主要成员；人数庞大的北汉人，最初是清帝国的支持者或者顺民，而最终也卷入革命的洪流。在1949年以后，北汉人甚至扮演了南下行政骨干的角色。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840年以后，广府人和福佬人开始向海外大规模移民，寻找黄金和财富。这场种族大逃亡，触发了客家人的严重分裂。那些饱受镇压和走投无路的个体，除了投身革命以外，被迫转向危机四伏的大海，向台湾、南洋、澳洲和美洲漂流，接受苦难的命运，并在海外留下了1000多万人的庞大后裔。 孙文是另一个客家人的代表 孙文是一个空间位移的天才设计师。美国铁路及其对文明的推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卓越样板。为了修建铁路，他不惜把北平的政治事务转让给袁世凯。他在六英尺宽的民国地图上，画满了想象中的铁路线，并指望在5—10年间把这些铁路全部变成现实。这种举止在澳大利亚记者端纳看来，几近疯狂和愚蠢。他在写给袁世凯政治顾问莫理循的信里，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民国第一大总统的鄙视。但端纳无法理解的是，这种对于空间移动的狂热，正是客家人的公共气质。孙中山向西方人标示的，并非只是铁路本身，而是整个移民路线的宏大蓝图。这种狂热的纸面设计，满足了客家领袖的地理野心。民系的本性，又一次屹立在历史的面前。 铁路就是移民的行走纲领。钢铁和枕木在大地上延伸，向行者标示着一种快速位移的存在。但在铁路仅仅存于蓝图的时代，民系精英的移动并不能仅以铁路为基线。他们的位移工具，还包括轿子、马车、汽车、舟船和简陋的飞行器。他们是举止嚣张的蜘蛛，不倦地编织着20世纪中国的精神之网。 我看见了文化地理的强大逻辑，它隐藏在个人行走的印痕里，向我们宣喻自身的移动风格。不仅如此，它也是我们辨认文化性格的重要参数。新文化运动三大旗手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分别隶属于赣江民系和吴越民系，并且注定要成为20世纪知识移民的样板。 陈和鲁的移动路线，存在着某种惊人的相似性。他们都去过日本，而且几乎一生都在北平和上海之间作单一的纵向位移。这种南北纵轴移动，就是一个本土主义者的全部宿命。陈独秀的最后行旅，竟是从上海向四川的逃亡。这是他唯一的横向位移，为了躲避正在逼近的战乱。而正是这种横移触发了存在的危机。1942年，他客死于四川江津，一贫如洗，晚景凄凉。跟陈相比，鲁迅似乎更为幸运，他来不及面对那场令人尴尬的战争，就已提前谢世。那个不屈的男人，坚定地行走在纵轴线上，甚至比陈独秀拉得更长。1927年他从北平出走，前往厦门和广州，几乎探及大陆的南部外缘，而后又折返上海，停留于纵轴的中段，并在那个部位驻留了近十年之久，而后，跟所有热爱与仇恨他的人永诀。 在新文化运动的诸多领袖里，只有胡适的移动路线，呈现出鲜明的十字图形。他在北京大学和上海公学之间作常规纵轴移动，此外还有一个更长的横线位移，那就是东亚和北美。他在纽约和上海之间频繁往返，最终产生纵轴与横轴的十字效应。这俨然就是基督徒的路线，却属于一个敌视基督教会的自由主义者。这个巨大的十字徽记，表达了一个世界公民的灵魂。跟横轴或纵轴的单一性和坚定性相比，移民的十字路线意味着更为宽容广博的文化德行。 在空间位移方面，还有其他多种模式的存在——米字形、弧圈状、工字型，以及某些更为复杂的曲线，而对它们作文化阐释和比较，似乎已经超出我们的使命。每一种类型的移动，都是人按其自身愿望对空间做出的选择。令人惊异的是，所有成功的位移模式都拥有一个公共轴心，那就是北京（北平）和上海的纵向连线。 经过现代化改造和加固的京沪轴线 京（平）沪轴心的存在，是大移民时代的重大发现。它是所有轴心之上的轴心，支配了精英移民的基本地理语法。在这条长达1500公里的轴线上，我们看见了无数名流的身影——陶行知、梅兰芳、徐志摩、林语堂等等。他们在这条轴心上滑动、跳跃和舞蹈，捍卫存在的价值，探求爱情、嬉戏、艺术和真理，书写着文化复兴的公共梦想。 1908到1912年之间，由于西方资本的介入，从北平与天津，天津到南京，以及南京到上海，业已完成铁路的铺设。1933年南京下关和浦口之间出现铁路轮渡后，京沪轴心的位移变得更为流畅。它是支撑孙中山地理信念的最坚硬的基石；它是书写在地图上的现代性诗歌，是对自由空间的赞美，是心灵与时间的热烈盟誓。对于20世纪知识精英而言，重要的不是活得更好，而是活得更远。 徐志摩和陆小曼：他死在这条危机四伏的轴线上 只有一个人曾以飞行的方式在京沪轴心上高速滑动，那就是浪漫派诗人徐志摩。徐在北平教书，而妻子陆小曼则在上海病居。徐志摩被迫在平沪之间辗转，仅1931年上半年，他就完成了八次往返的奇迹。他是飞行在两种生活之间的匆忙过客。11月19日，拒绝爬行和渴望飞行的诗人，再次由南京搭乘免费邮政班机飞往北平，却在山东济南附近撞山坠毁。从孤独的殉难里，36岁的徐获取了那种永垂不朽的诗名。 但京沪轴心的神话并未破裂。在人们看来，诗人的死亡与移动本身无关。诗人选择了一种过速的移动，甚至可笑地背叛了大地，但这只是一种天真的错误而已。据说责任在于那个在鸦片里打滚的女人，正是她的“贪欲”终结了诗人的移动。京沪轴心就此超越了死亡带来的道德危机。2007年，我们静观着这个悲痛的事实，发现了京沪轴心的秘密。在漫长的岁月里，它无言地负载着移动的历史。它是远东地图上最隐秘有力的标记。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史景迁著，朱庆葆、计秋枫等编译：《“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 保罗·蒂利希著，陈新权、王平译：《文化神学》，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 西里尔·珀尔著，檀东鍟译：《北京的莫理循》，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韩石山：《徐志摩传》，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原载《城市中国》2007年2月号

宁波老外滩被改造成了当地的时尚地 一个刚刚来到中国的老外，会因地名The Bund而犯晕，因为中国居然有如此众多的“外滩”，遍及中国沿海和沿江地带。只要查一下中国城市化历史就会发现，以上海外滩为样板，在最近十年之内，先后出现了宁波老外滩、汉口小外滩，福州新外滩、厦门的国际外滩、广州南外滩、天津塘沽外滩，此外，还有南京外滩、青岛外滩、威海卫外滩，以及烟台外滩等等，形成庞大的外滩家族。 外滩的英文bund，似乎是个古怪的语词，它是堤岸、码头和江边道路的意思，却跟“滩涂”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把“外滩”译回英语，就只能变成beach或sands。这是因为，外滩是上海人自己的方言称谓，其它地区的“外滩”，都只是它的语言克隆物而已。但是，究其真正的历史，则没有任何一个近代殖民地码头，能比宁波老外滩拥有更久远的历史。 从地图上俯瞰长江下游地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张开大嘴的兽头，上海位于它的上唇，而宁波位于下唇（慈溪位于隆起的舌面），杭州位于大嘴后端的咽喉部，太湖则很像一只硕大的眼睛，苏州和无锡分别是这眼上的瞳仁和睫毛。这些奇妙的对位关系，刻画了长江下游三角洲的经济结构。 借助这一兽头图式，宁波的战略价值已经昭然若揭。中国的政治轴线，北宋以前，由长安-洛阳（开封）和汉水构成，我称之为西轴线；而从北宋迁都开封起，该轴线向动平移，形成以京杭大运河为主体的东轴线。这一政治地理的重大转型，彻底改写了宁波及其老外滩的未来。 宁波的贸易地位因东轴线的出现而变得重要起来 船舶是宁波老外滩的灵魂。在创立河姆渡农耕文化之后，宁波因其显著的海岸地理特征，而逐步转向水运文明，并成为由内河到海洋的商业纽带。到了唐宋两代，尤其在南宋时期，宁波的贸易地位，变得异常重要起来。南宋首都临安遭遇北方的政治封锁，原有北上贸易通道（如运河）被彻底切断，其物资供应只能依赖海上贸易，鉴于杭州湾因沙坎和潮涌而不能用于航运，距离最近的明州府，就成为最重要的出海通道。宁波据此与广州和泉州并列为中国三大外贸港口。即便在清代初期闭关之际，宁波也能在日本、琉球、台湾及南洋各地之间，断续地维系着秘密的贸易通道，长达40年之久（1644-1684），直至施琅从郑克爽手里收复台湾为止。 从新江桥到轮船码头，被修复的老外滩的沿江堤岸，其长度只有600来米，零年代初期重新开发的商业建筑面积，也仅8万平方米左右，但因位于甬江、奉化江、余姚江三条河流的交叉点，它在旅游地理学上变得显赫起来，犹如通往宁波各景点的有力跳板。夜幕降临时分，游客可以从这里凭栏眺望对岸和身后的景观，捕捉旧时殖民地的浪漫气息。 早在1862年，老外滩就先后出现了14家轮船公司。虞洽卿、朱葆三和李云书等人，在三江口到下白沙一带修建码头，从事各类外贸运输，推动老外滩进入历史鼎盛时期。在主要出口产品的清单上，有绿茶、丝绸、草帽和石料等等。只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20年，上海开埠，成为江南生丝和茶叶的主要口岸，由此取代了宁波港的原有功能。老外滩迅速衰败，退化为上海的辅港。宁波商帮也开始转向上海，寻找新的发展路径。然而，在20世纪的20-30年代，往返沪甬之间的千吨轮仍有20来艘，老外滩桅杆林立，人头攒动，汽笛声欢乐而凄厉，仿佛在经历各种形态的告别。 哥特式小教堂成为旧殖民地的一道风景线 此刻，越过破败的浮动码头，游客还能依稀辨认出昔日的繁华踪迹。但那些饱经风雨的大船，终究还是退出了历史的视线。只有那些中西合璧的建筑保留下来，经过全面修缮和重建，成为我们缅怀往事的线索。它由数条风格各异的街道交织而成。在这里散步，能够观察到那些罗马风格的瓶式立柱、西班牙式的拱型门窗、哥特式的教堂尖顶、地中海的白色阳台、教堂式的彩色雕花玻璃窗、以及上海风格的青砖石库门，也能看到沿江铺就的硬木栈道和白砂石小路、英式铸铁路灯、以及那些眼神闪烁的游客……所有这些殖民地的拼贴景色，复活在21世纪零年代的黎明，照亮了宁波中产阶级时尚消费的前景。 但老外滩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并非那些著名商人的老宅，而是站立在桃花渡边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它的钟楼高达30米，为当时甬江北岸的最高建筑。它是法国传教士苏主教的精神产业，四周原本还拱卫着主教公署、本堂区和部分裙房。在平阔江面的映衬下，钟楼的穹顶、立柱和门窗一起向天空耸立，显示出伟岸奇崛的高度，它不仅要向人暗示神的存在，也要表述西方征服中国的信念。这座教堂建於1872年，也即清历同治十一年，就在这年，中国首批留学生启程赴美留学，帝国裱糊匠曾国藩溘然长逝，大清朝廷走进了风雨飘摇的黄昏。 而宁波却获得了二度崛起的契机。1844年元旦起，在鸦片战争中告败的清帝国，被迫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宁波正式开埠，英国人决定在此设立领馆。在西方地图上，首次出现了这个叫做宁波的太平洋西岸城市。而在此前，直到清朝中期为止，西方人的世界地图上，只标有三座中国城市——长安、景德镇和北京。 首任英国领事罗伯聃乘坐火轮，在战舰的护卫下，越过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耗费两个多月，从英伦本土抵达老外滩，开始了其在远东的殖民官生涯。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而且很想在翻译方面试一下身手，于是就在到任的当年，译出了《红楼梦》第六章，发表于英国《故事》杂志。这是《红楼梦》的最早译本，由此启动了这本中国文学名著的翻译接龙。 麻将据说是宁波文化的重要贡献 但他的继任夏复礼却没有这样的文学雅兴，除了忙于外交事务，他的唯一爱好，就是跟宁波人陈鱼门一起，练习搓麻将的手艺，从中寻找东方式赌博的乐趣。不仅如此，在卸任回国后，他把这种陈鱼门发明的麻将带到英国，让欧洲人第一次见识了中国博具的真容。借助宁波通道，红楼梦与麻将，中国文化的两极，得到了完备的国际性传播。 我跟老外滩的缘分，源于2004年老外滩落成之际。当时，我应邀参加“外滩和它倡导的生活”论坛，在古雅的中式茶楼里，跟几位学者和建筑师一起，阔论老外滩以及中国生活样式的变迁。就在当天夜里，我又出席了《时代周报》举办的周年诞辰晚会。杯晃交错之间，巧遇澳洲时的学生——1999年度悉尼华人小姐王萌萌，以及她的女伴、世界华人小姐叶璇。她们的出现，触发了我对海外“流浪年代”的感伤记忆。颁奖仪式的抽奖环节里，我还意外赢得了“最高奖”——一件价值3800元的女式白金首饰。所有在场的嘉宾都大笑起来。主持人胡一虎戏言，一个最不应该得奖的人，拿走了今天的大奖。 我们在三江口的河岸上喝茶，静观被灯火照亮的河流，从面前无言地流过，仿佛听见了它的低语和脉动 也许正是这种不协调性，书写着老外滩的混搭风格。数年后的2011年初夏，我再度重返老外滩，跟几位朋友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里聚会，品尝由邵先生提供的雪山普洱茶。我们坐在19世纪南欧风格的老旧椅子上，眼望窗外闪烁不定的霓虹灯，倾听低回婉转的古琴声，谈论关于茶和艺术的话题。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错位。东方和西方、现代和近代、沿海都市与藏地高原，这些彼此对立的碎片组合起来，形成柔和的后现代语境。没有任何一个建筑群落——无论上海外滩、新天地，还是南京秦淮河和成都宽巷子，能像宁波老外滩这样，如此多样而紧凑地表达出多元主义的魅力。 第二天晚上，我们又在三江口的河岸上喝茶，静观被灯火照亮的河流，从面前无言地流过，仿佛听见了它的低语和脉动。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起始，越过我们的视野，三江就这样一直流向东海，带走历史的尘土，成为太平洋的一部分，并最终融入世界的阔大风景。这是老外滩的命运，它向我们说出了人类进化的原理。

1 《黄金时代》写作后耗费近二十年时间，成为一部反转的身体叙事的杰作。流氓王二和破鞋陈清扬的“不伦之恋”，是文革时代的必然产物。道德专制统治下的国度，所有跟“性”相关的事物，必然要以“贱”的面容出现。这是文革“黄金时代”的基本法则。于是人们看到，在那个被语词照亮的文学舞台，一对“贱人”(破鞋流氓)在被迫表演他们的“贱爱”(毫无尊严的性爱)，这原本是一场不可饶恕的罪恶，但却表述为坦率而恶毒的细节，不倦地爬行在王二的讲述之中，传递被严重压抑的集体欲望。它们原本是人性的正常部分，却因压抑而变得畸形可笑起来。 王小波遗照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试图借用存在主义和荒诞意识，以描述中国式的荒谬现实。高行健、莫言、徐晓鹤等都做过此类实验，但王小波似乎是其中做得最酷的一位。中国现实为作家提供了超越“加缪式荒谬”的最高荒谬景观，它无与伦比，雄踞天下，令一切西式荒谬相形见绌。王小波的荒谬叙事，采用黑色幽默风格，却又如此切近我们的深层记忆，指涉了许多读者的私人经验。这种来自底层的经验辐射，就是小波文字的力量所在。 《似水柔情》延续了《黄金时代》的“贱爱”母题，描述警察小史和作家阿兰的同性恋故事(据此改编的电影《东宫西宫》，因无法展示其语言魅力而变得寡淡无味)。一个习惯于扮演施虐角色的警察，在一夜审问同性恋受虐癖阿兰之后，自己竟然也变成同性恋者，这是一种奇怪的性向逆转，其间的复杂寓意，远远溢出“同志小说”的既定框架。 《黄金时代》和《似水柔情》是小波写得最出色的两部小说，通过两种性虐恋(SM)来寓言整个社会形态的基本风格。文革就像是一场政治虐恋，是一群施虐癖向另一群“受虐癖”的施暴。但问题的实质却在于，受虐的不是受虐癖，而是大批正常人格，因此，文革所推动的不是虐恋而是暴政。在我看来，这是国家政治悲剧的真相，也是藏匿于小说中的终极语义。 黄金时代——王小波的代表之作 在小波的身体叙事内部，深藏着一种“反动的欲望”——用身体实施反抗。王二的生殖器是一面高高竖起的旗杆，蔑视正襟危坐的文革主流文化，向他们发出戏谑性的挑战。小波自己解释说，只有在非性化的时代，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正如只有在饥饿年代，吃才会成为生活主题。小波试图借助此类身体叙事，推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这是一种含蓄的人本主义自白，它要指控那个摧毁正常人性的时代，并找回爱和性的尊严。 原广州美院学生郑敏，曾于2006年做过王小波裸像，描述“一个在半夜里从床上坐起来的中年人，他或许刚从他那无边际的梦里面醒来”(郑敏语)，双手两条腿叉开坐在地上，两手无力前置于两腿之间，并露出柔软的生殖器。基于家属和部分网民的不满，该座题为“黄金时代”的雕塑，被迫从“上海国际雕塑艺术大展”(2007)中撤除，由此酿成当年的重大新闻事件。但作者郑敏坚称，这个作品才是对王小波最真实坦白的致敬。策展人孙振华也确信，该雕像里小波的表情“痛切、无奈、甚至绝望，体现了他对当代社会的观照。” 王小波裸像曾经引发道德争议 我们可以看到，“广美裸像风波”揭示出中国社会在身体叙事方面的认知分裂。在今天身体已经泛滥成灾的时刻，这种八十年代的反省式叙事，极易被人拿来跟当下恶俗的流行趣味相提并论。这是时间叠加所产生的文化错觉。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知，读者就只能在误读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2 小说无疑是王小波的首席遗产，而杂文或随笔是他的副产品，犹如一个用絮语编织的花环，衬托着小说的轴心地位。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获得许多话语启示。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的书写年代，大致为1993-1997之间，正值市场勃兴和文化衰败的岁月。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被强行打断，沦为一场半吊子的“烂尾工程”。人类普遍价值作为“常识”，已经被攻击、偷换和篡改，变得面目全非。 正是这场历史剧变，逼迫小波成为思想麦田的守望者，以知识分子精神——独立、理性、和科学的立场，把置身于价值迷津中的公众，带回到“常识”的可靠边界。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时代”，不仅如此，小波还痛切地意识到，“知识分子的长处在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或者没有意思，不如死掉。”(《知识分子的不幸》)。相比小说犀利而富有张力的先锋气质，小波的议论更显温和从容。他娓娓道来，以理性和劝导那些尚待开智的学生。他要以身作则地做出说理的榜样。 沉默的的大多数，是中国底层民众的代名词 王小波的最大幸运，在于他活在公共知识分子尚未被污名化的年头。小波认为，很多人批评中国人总是沉默不语，而他自己的亲历经验表明，说话比沉默更加可怕，这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是被逼听很多话，也被逼说很多话”。但小波始所未料的是，在他谢世之后，全球互联网时代迅速降临。中国网民并非像文革那样被逼表态，而是踊跃自主发言，在数码广场上发出最大声的叫喊。这不仅意味着言说权利的普遍分享，也意味着话语暴力的大面积滋生。部分网民没有来得及掌握人类普遍价值ABC，也尚未学会理性对待不同意见，便只能被威权所操控，盲目说话，甚至用秽语来问候他人及其家属。于是，当“沉默的大多数”都开始大声说话时，王小波的日子，就会变得无限艰难，因为他的身体写作，必然要面对大批道德民兵的围剿，而他的知识分子立场，也一定会成为民粹主义的攻击目标。 3 在王小波的那里，自由是一种坚固的信念，缠绕于身体的每个部位，最终在头颅的灵魂深处，形成无法摧毁的封印。人们已经发现，这自由的封印，张贴在小波的所有作品之中。顺便说一下，本文的完整标题应该是：他毕生在以“贱爱”向自由致敬。在那个额头上贴满“贱”字的年代，作家笔下的人物，试图在黑暗寻求性爱和思想的尊严和自由，进而捍卫这种自由，让身体和灵魂都获得解放。 “解放”和“自由”，应当是一组互相依存的对称性概念，而吊诡的事实在于，近百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高喊“解放”的口号，却从未获取真正的自由。小波敏锐地洞察了这点，并试图用隐喻的方式向我们说出真相。在小说《大学四年级》里，出现了一些被所谓“市场原则”建构的黑色建筑。它们是卡夫卡式的城堡，管理者用铁链去维系房东与房客的关系，所有人都沉迷于这种SM式的“契约关系”，但其间的法西斯式的暴政气息，仍然令人不寒而栗。在走向自由大道之前，小波让读者预习了法西斯监狱的黑暗场景。问题在于，这所监狱是狱卒和囚犯共同打造的，而囚犯表达出的斯德哥尔摩情结，就是支撑这种管理者暴政的心灵基石。 曾经出现在杭州的“王小波书店”，犹如昙花一现 本套小波全集再版的2016年，恰逢“文革”爆发五十周年。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王小波提到自己“文革”插队时的荒谬场景——人们早晚背诵领袖思想，除此之外脑子空空如也，由此导致生活的无限苦闷。小波据此指出，人不能只求道德正确，更需要思维自由。如果在做好人和当自由思维者之间做选择，他宁可选择后者。这跟陈寅恪先生留下的箴言不谋而合——“秉独立之精神，持自由之思想”。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真正做到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尚需几代人的努力，而小波作为先驱者，从90年代向世人挥手，发出经久不息的召唤。 我要在此为“当当”重版王小波全集的努力而鼓掌，它让读者有一次跟小波再次相逢的契机。当年的“王小波门下走狗”，如今都已步入中年，时过境迁之后，更年轻的“九零后”和“零零后”，很难前赴后继，成为狂热的新一代“门下走狗”。在一个信念分崩离析的语境中，继承小波文学遗产的最佳方式，就是学会做他灵魂上的契友，也就是成为自由而理性的“特立独行者”，而非仅仅驻留在“裤裆”的层级。我确信，这才是王小波理想的最佳实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15圣诞致辞中说：“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蜡烛”;就小波的读者而言，与其跪拜先驱，不如跟他同行，为爱、尊严、理性和自由而勇敢地生活。 本文为当当出版之《王小波全集》的序言

早年知道沙叶新这个名字，是因为话剧《骗子》。它取材于发生在上海的一个真实案例。1979年8月，《骗子》首次内部上演，受到大导演黄佐临先生的高度赞扬，又在他的建议下，改名为《假如我是真的》。 沙叶新遗照 当年，我刚进入华东师大中文系就学。77级政教系学生，根据《假如我是真的》剧情，在丽娃河畔的“思群堂”里，举行声势浩大的模拟审判。现场座无虚席，就连过道上都挤满了听众。经过律师的有力辩护，法官当庭宣判“骗子”无罪。两千多名“旁听”学生，为这一结局给出了热烈的欢呼和掌声。这是我见到的最早的“行为艺术”，它比话剧本身更具象征意义。 这部六场大戏，初步展示出沙叶新的戏剧才华。故事讲述一个诈骗犯，原为农场知识青年，受果戈里戏剧《钦差大臣》的启迪，冒充领导之子，利用权力游戏规则，说服地方官员，让自己成功调离农场并返回城市，找回差一点丢失的爱情。 《假如我是真的》剧本其后在台湾被改拍成电影，更夺得1981年金马奖数个奖项 很多年以后，我向沙先生讲述这段校园往事，就连他都为此动容。在中国戏剧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校园非话剧拓展行动，它改变了舞台剧跟学生之间的链接方式。 沙叶新的重要作品，包括《幸遇先生蔡》和《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 《幸遇先生蔡》（2008），剧名源于学者吴梅为北大校庆二十周年所写的校歌，意在演绎大教育家蔡元培的动人史迹。蔡投身激越动荡的新文化运动，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教育理想，将北大改造成文化启蒙运动的营垒。剧本缅怀教育先驱的道德思想，字里行间散发着他的人格魅力，风格也由喜剧转为凝重。在香港演出时，据说场面催人泪下。沙叶新说，他希望这部戏能成为教育变革的火种。 《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1988），可以视为沙叶新的巅峰之作，这部后现代荒诞剧，跟他本人以往的现实主义风格大相径庭，亦跟当时流行的主流话剧也迥然有别，试图以戏拟《启示录》的修辞方式，反讽和解构现实，洋溢着浓烈的“黑色幽默”气息。 《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演出招贴 全剧描述耶稣、孔子和列侬作为上帝的考察团成员，分别代表基督教、儒教和摇滚教，从天界走向大地，游历世间，考查了两个代表性国家——拜金主义的金人国和强权主义的紫人国，寓意深刻。在这部杰出的剧作里，沙叶新揭示了人类面临的价值困境。 沙叶新说：“我是剧作家，以前剧作家叫‘作剧’，但我不是恶作剧，我是善作剧。”而作为一个称职和有尊严的作家，“敢哭敢笑，敢于放屁。只信科学，只服真理。 本世纪初，我从澳大利亚回国定居，跟沙叶新老师相识，结下了忘年之交。由于他当时住在莘庄，彼此相隔仅几条街的距离，于是开始了一段时间的密切交往。我们时常一起聚餐，在席间纵论政治、文学和艺术，他在美国时，我们偶尔也会通过电话长聊。他的正直、激情、犀利、智慧和幽默，总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曾挪用《幸遇先生蔡》之辞，戏言“幸遇先生沙”，沙先生听罢，大笑而去。 在私下的谈论中我获知，沙先生出身南京。他总是很自豪地谈论父母的小商人职业，历数他们从事过的行当。他们勤俭持家的美德，是他茁壮成长的温暖摇篮。 我们还会共同回忆母校的那些闲人杂事。1957，也即我出生的那年，他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22年后，我以数学两分的惊人成绩，混进了这所学校，因此有了一些共同的师尊、学长或校友，其中，女作家戴厚英，是我们反复议论的对象。她是沙叶新的同学，亦是我的忘年知己。作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她敢于忏悔，并为此写下《人啊，人》和《诗人之死》等反思之作。沙叶新嘲笑青年戴厚英“小钢炮”式的乖张性格，又盛赞她敢于自我批判的非凡勇气。他告诉我，在一次母校的聚会上，作为见证者，他亲眼目击了戴厚英为曾经批判人道主义而公开忏悔，并向昔日的批判对象——钱谷融老师当面致歉。沙叶新说，“我对一切在清算历史罪恶时，不仅挥拳控诉，也能扪心自责的人，非常敬重。” 沙叶新撰写剧本的音乐剧《邓丽君》在港台及东南亚华人社会巡演，引发轰动 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元旦，在程巢父老先生的祝寿餐会上。那时他已非常消瘦，声音明显中气不足。我当时就有不祥的预感。但他仍然表现出坚强而达观的意志，在席间指点江山，谈笑风生。途中我因有事而提前告退，不料那竟是一次永诀。而就在那次聚会半年之后，他住进了中山医院，从此再也没有返归家园。 2018年7月26日黎明，透过以“沙叶新和他的朋友们”命名的朋友圈，我获知了先生在医院谢幕辞世的噩耗，不禁泪流满面。他的一生，本来就是一出跌宕起伏的好戏，并拥有一个高风亮节的结局。他对心灵自由的捍卫，令他成为我和许多朋友的楷模。早在学生年代，我就是他的粉丝，后来有幸成为他的朋友，但仍然是他坚定不移的粉丝。毫无疑问，沙叶新不仅贡献了杰出的戏剧作品，还贡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就我而言，重要的不是表达人生无常的哀痛，而是要用心守护他的精神遗产。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2日《南方周末》

北京红卫兵向曾遭他们殴打的老师道歉，经由《南方周末》的放大式报道，而成为一个重大文化事件，受到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但正如原发媒体的审慎评论所言，尽管道歉者显示出过人的道德勇气，但这一事件本身并无普遍意义，它只是一个偶发事件，从反面验证了此类事件的稀缺性。然而，它足以充当某种个人良知探测器，用以探查社会的伦理反应，并据此对中国文化现状做出精确的研判。 文革早期的高干红卫兵代表人物宋彬彬 红卫兵道歉的稀缺性，体现于下列两个基本向度：1966年曾有1100万名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而全国红卫兵的总数，至少应在8000万以上，但此类道歉事件，却仅限于几名老迈年高的女生，犹如沧海一粟，显示出空间和数量上的高度稀缺；而在时间向度上，这场道歉延后了整整三十多年，早已超出“滞后效应”的底线。正是这种稀缺性敦促我们发出下列追问：红卫兵道歉为什么会如此艰难？而中国社会又何以缺乏必要的忏悔传统？ 只要探查一下历史就能发现，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亚民族圈，面对着忏悔机制的普遍缺席。当东、西德国、前苏联、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先后做出国家道歉时，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加入这个良心同盟。在二战中入侵东亚的日本，至今没有做出书面的国家道歉，而这种道德失语状态，分布在从国家、民族到个人的所有领域。 作为传统的“外儒内法”的威权国家（又称专制社会），华夏帝国依靠酷法、专权、谋术和圈势，实施了漫长而完美的统治。法家系的巨大铁轮，碾压儒家及其民众的日常生活，由此滋养出四种反常的文化人格：施虐/受虐人格、比照/内讧人格、流氓厚黑人格以及赌徒/投机人格。这是民族的黑暗之神，它管理我们已经两千多年，并且还将长期管理下去。 文革爆发时，宋彬彬向伟大领袖献上红卫兵袖章 专制文化对生命个体的最大影响，就是培养大批臣服者，他们经过反复洗脑，成长为热爱威权的“新人”。这种人格在对上臣服的同时，也表现为对同胞和下级的欺压，显示出受虐/施虐的双重人格，令“吾日三省吾身”之类的儒家内省精神，停留在竹简、帛书、竹纸和舌头上，成为毫不律己、专门律人的信条。正是基于法家的强硬掌控，反思和忏悔成为文官生涯的精神冗余物。而在清扫“封建主义货色”的时刻，就连专门用来教化平民的儒教，都不能逃脱被消灭的厄运。 基督教在21世纪中国的最大收获，是掌握了大批乡村和城市贫民，但它没有掌握知识分子阶层。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被自己的理性学识所阻拦，无法获取神性真理的基本信息，从而导致基督教伦理在中国文化中的失效。 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营造着对上效忠和互相检举的“二人关系”，更无力建构真正的内省式道歉机制。精神自虐的“斗私批修”，完全不能构成内省的正确道路。官员拒绝道歉，是威权逻辑的必然结果。而所有的错误都被归咎于“历史”这个抽象主体。历史不会言语和抗辩，它永久缄默，并始终置身于被陷构的困局。而鉴于权力的榜样性，普通人都选择了沉默。这种多数人的沉默，构成“后文革”最阴冷的政治风景。 文革是一次巨大的惊骇，整个民族遭到痛殴，而全世界都听见了这长达十年的哀歌。它唤醒被压抑的忏悔欲望，并且为这机制的发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程序刚刚开启，就在80年代末遭到致命的摧毁。 根据短篇小说《伤痕》绘制的连环画封面 “伤痕文学”向我们提供了“后文革”忏悔史的重要样本。在著名小说《伤痕》中，一个女知青哀怨地表达了对母亲的忏悔。这是一种轻微的过失，它被限定在孩子对母亲的怀疑、拒绝、离弃和逃跑的边界里。这过失与其说是伦理性的，不如说是情感性的，诉说着儿女对死去亲人的追思，并要把过失者引向新的母体——“后文革”时代的新国家。在小说结尾，主人公和男友一起安葬了母亲，“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融入新乌托邦的光辉之中，而那就是新形而上母亲的庄严象征。这篇技巧粗劣的文学习作的唯一价值，就在于它确立了“受伤者”（受害者）的道德逻辑序列，也即主体背叛母体（或被母体抛弃）→自我忏悔→重归（新）母体的三部曲格式。主体的终极使命，就是以弃儿的身份，返回伟大的母体，重构子体与母体间的道德脐带。 毫无疑问，从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到右派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苦难叙事，最终没有被引向忏悔，而是转换成了对弃儿对母亲（父亲）的泣诉和乞恩。一旦有新的恩泽降临，一切苦难记忆便烟消云散，受难者从失乐园回到了新乐园。这场广泛的泣诉运动，滋养了大批寄养在作协母亲麾下的“文学啃老族”，领受从奖金到荣誉的各种恩泽。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失败，就是没有整体地发育出独立、自由和深刻的写作人格。 但伤痕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而且还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记取的作家，是戴厚英、周扬和巴金。他们三人形成了文艺忏悔小组，犹如“三面红旗”，矗立于1980年代的文学现场，向中国知识界提供罕见的道德范本。他们都曾是信仰和权力的拥戴者，并充当过戕害人性的棍棒，击打所有的异端思想，而后却以非凡的勇气，忏悔自身的历史罪过，转而成为讴歌人性和自由的战士。 戴厚英是“忏悔一代”的代表人物 女作家戴厚英，最初是反右积极分子，继而成为文革的激进先锋。她的同学沙叶新先生对此形容说，“我亲眼目睹了她挥臂发言的批判威力：能言善辩，锐不可当，口角寒风，令人颤栗。”文革之后，沙叶新再次亲睹她向被批判的钱谷融老师道歉的场景。导致这场精神剧变的契机，在于戴厚英在审查诗人闻捷的过程中，与受审对象发生了炽热恋情，却因受“组织”压力而被迫分手。闻捷绝望之下开煤气自杀，自此，她不仅成为痛切的忏悔者，更升华为深刻的批判者，在自我反思的同时，以文学叙事的形态，锐利地解剖体制和人性的黑暗内脏。 另一重要的忏悔者是周扬，在历经十年文革苦难和九年牢狱之灾后，他成为神色坚定的反思者。据顾骧先生回忆，周扬不仅逢人就道歉，而且每会必作自我检讨。周扬说：“我是一个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周扬之子周艾若也回忆道：周扬曾邀请30多位错划为“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人们，他情绪激动，以至于未说一字，已泣不成声。在1983年中央党校举办的马克思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周扬发表长篇讲话，试图从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层级上，摧毁罪恶发生的根基，为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开辟道路，但这场重大的理论突围，仍然无法摆脱流产的宿命。 反省和忏悔，同时也是作家巴金的重要遗产。文革逼迫许多人成为互相迫害的“坏人”，甚至连巴金这样老牌知识分子，也卷入互相检举和批判的浪潮。巴金回忆起自己“由人变成了兽”的历史，仍然语带颤栗：“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巴金此后提出设立“文革博物馆”的动议，表达出推动历史反思的强烈意图，成为1980年代最值得继承的精神遗产之一。 “文艺忏悔小组”的事迹，折射出知识精英曲折而痛苦的思想道路，而对他们的关注，则传递出世人对个人自由精神的渴望，以及对通过忏悔来改进国家体制的诉求。尽管参与者数量稀少，且饱受痛殴，但他们的存在，令中国现代史获得了道德深度。正是忏悔改造了人的灵魂，令历史可能转入更合人性的轨道。所有那些对文革岁月的沉痛回溯，都旨在请求我们关注那些反面的历史遗产，并据此修订转型中国的文化逻辑。 “忏悔小组“中地位最高的是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 耐人寻味的是，戴、周、巴不仅忏悔与道歉，还要将其推进到更深的层级，形成忏悔—道歉—批判的三元结构，这就意味着要在忏悔的同时，展开对自身错误的外部病源的坚定追问。他们的事迹向我们表明，所有的道德忏悔不能止于个人道歉，而应继续发育成政治/文化追问，才能令忏悔产生最大效应，由此推动思想启蒙和人本主义精神的全面营造。 但事实上，此类反思运动是难以维系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它已呈现为一种孤独状态，没有获得来自知识界的普遍响应。此后，戴厚英的反思通道，被一位疯狂的厨子残忍地切断，而周扬和巴金则先后一病不起，他们的悔恨跟病躯一起，瘫痪在人本主义价值重建的前沿。忏悔小组成员的先后谢世，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它迫使中国重新退向拒绝忏悔的传统。 这种思想反省运动的半吊子化（时间短暂和空间逼仄），正是中国社会畸变的根源。1990年以来，在一个人本主义全面归零、流氓、厚黑、权谋和金钱成为主流的格局里，道歉是危险和自取其辱的，而道歉者成了可笑、失败和被嘲弄的对象，由此引发普遍的拒悔思潮，余姓散文家是这方面的范例，他所出示的那些漏洞百出的辩解文字，已经沦为知识界和广大网民的笑柄。 拒绝、抵赖和说谎，构成了拒悔者的三个基本表征，向世人描述着政治伦理的残破轮廓。但那些举动只能激发更为剧烈的追问、清算和审判。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被拒悔行为激怒的公众，不断加码批判的力度，很可能吓退那些心存悔意而又畏惧表达的造反者，逼迫他们从原先的忏悔立场后退，甚至重新转向文革，缅怀罪恶丛生的时代，由此推高仇恨指数，酿造新的社会对抗。 在拒悔的背后，存在着诸多难以启齿的原因，其间既有对被清算的恐惧，也有希望被遗忘的侥幸，更有对罪过的反向认知，甚至把罪业当作毕生的荣耀。某些前红卫兵在成为著名知识者后，利用话语权力和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以宏大叙事和学术沉思的方式，热烈讴歌专制，赞美纳粹及其趣味，粉饰和颠倒历史罪恶，在学生中掀起新的造魅运动，藉此为其个人行为作形而上辩护。中国知识界的基本良知，正在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挑战。 正是这种来自知识界自身的伦理危机，迫使我们重新探查忏悔/道歉机制，企望它的正常运转，能孕育出大规模的历史反思，藉此改造知识分子以及国民的心灵结构。但一个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世界，是否拥有哺养忏悔机制的摇篮？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阳明心学和第三代新儒家，先后回答了这种诘问，但那些卓越的努力，却遭到大陆第四代儒学的阻拦。文化的自我颠覆，制造出一个恶劣的后果，那就是现存文化体系，根本无法提供一个完备的道歉机制。因此，只有在融合并超越基督教和儒学的信念基础上，建构新的普适伦理学体系，才能为国民行为提供精神范本。这是独立知识分子的重大项目。我们无权拒绝这种文化建构的责任。 一个结构完整的忏悔体系，必须率先启动记忆程序，全面澄清历史真相，辨认每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否则，任何忏悔与道歉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宣称，真相是通往和解的道路。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为了防止加害者颠倒历史事实、制造大规模失忆或选择性记忆，就必须启动个人/集体记忆，展开精微的田野调查，还原历史原貌，并以这种经过反复检验的真相，作为忏悔、追问和启蒙的认知前提。 其次，忏悔必须通过道歉仪式来获得确认，否则它就只能是一种疑似活动，甚至会被误判为“沉默的大多数”。道歉不仅是内心忏悔的外化表述，更是一次阳光下的道德实践，它要以一种公开言说的方式，来获得受害者的响应，并触动他们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托尔斯泰是俄国文坛中最著名的“忏悔者”之一，他的晚年沉浸于欲望和忏悔的交织之中 忏悔机制要求受害者对忏悔/道歉者予以最大限度的宽恕。在基督神学里，宽恕只能来自上帝，而在世俗伦理学里，宽恕可以来自每个受害者。文革中的加害人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们因为过于年轻而极易受到蛊惑与煽动；而貌似成熟的知识分子，也不能逃脱这种心灵悲剧，正如巴金本人所说的那样，面对个人无法扭转的现实，他自己曾如此软弱和怯懦，而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制度本身的弊端。只要不是杀人越货的大恶，宽恕就是一种必要的伦理程序。 一方面鼓励忏悔，一方面鼓励宽容，这正是忏悔机制的策略支点。19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从摩西式的复仇型正义，转向了耶稣式的救赎型正义。在这种正义架构里，忏悔和宽恕都是不容置疑的美德。宽恕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对忏悔者的劝慰，以及鼓励更多人消除恐惧，正视自己的黑暗历史，而且也是宽恕者自身的良药，藉此摆脱长期缠绕的伤痛。道歉和宽恕构成一种双向的道德救赎：忏悔者在道歉和被宽恕中获得自我救赎，而受害者亦在对他人的宽恕中得到心灵解脱。这无疑是一种最健康明亮的疗法，它有助于修复受创的心灵，软化仇恨/复仇（冤冤相报）的坚硬传统。 然而，宽容不是可以任意布施的道德羹饭。宽容的道德边界，仅仅涵盖那些真正的忏悔者，而对于有严重罪过的拒悔者，则应启动问责程序。这无非是一个宽容和清算的二元方案：一方面对忏悔者给予最大宽容，一方面对拒悔者作进一步清算，也即从历史伦理的角度进行追问、查证与审判，在确认真相的前提下判决其有罪，并公示那些被遮蔽或美化的罪行。 把忏悔者设为宽恕的目标，不仅要鼓励更为广泛的忏悔，促成强大的救赎与自我救赎效应，更要建立强大的社会和解机制。只有这种建立在忏悔和宽容之上的和解，才是建构公民社会的坚固基石。红卫兵道歉提供了个人和解的范例，而每一项个人和解的总和，就能突破疑虑、恐惧和敌意，汇成民族和解的宽阔的道德河流。 《红卫兵忏悔录》一书，记录了当年红卫兵自我反思的精神历程，但就连这本书本身也已经成了“历史” 正如文艺忏悔小组所演示的那样，忏悔者和宽恕者应当在和解的基础上，对有罪体制进行共同追问，以重构社会正义和良知。我们已经被告知，只有借助这种反思和问责，才能建立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价值共识，切除导致罪恶发生的制度性基因，预防新一轮的加害与受伤，而这是衡量中国是否达成文化现代化的唯一标尺，此外更无其它标尺。 在上述忏悔/道歉机制的架构中，真相是推动忏悔的认知前提；忏悔是加害者自我救赎的必由之路；道歉是忏悔的外在表达；宽恕是对忏悔的良善回应；清算是针对拒悔者的必要程序；和解则是公民社会的最高本性；共同追问和制度矫正，是新罪预防的最后保障。这六个严密的逻辑模块，构成了忏悔/道歉机器的主体。如果忏悔事件能发育出这种完备的机制，那么，几名老红卫兵的道歉，就不再是偶发的戏剧性事件，而是华夏民族自我救赎和涅槃的开端。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2日《南方周末》

“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旧约·创世纪第十九章 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因交通阻断，我被迫蛰居纽约，并跟一位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授进行多次邮件对话，以展望“后瘟时代”（Post-plague age）的人类未来。作为保罗·蒂利希（Paul Johannes Tillich）的弟子，他所描述的“所多玛法则”（又称“所多玛诅咒”）及其图景，令人不寒而栗。在美国进入“至暗时刻”之际，神学家同意我公开这个科幻小说风格的预言，但不能透露他的名字。 他向我郑重指出，“所多玛法则”是《圣经》和《古兰经》中最重要惩戒律法之一，其管辖范围没有时空界限。新冠病毒大流行触动了这条律法。倘若人类不迅速忏悔、修正并重建自己的信仰及其行事准则，这文本便不是科幻故事，而是一个逼近真实的陈述。 一. 序曲期（2021~2031）：地球进入恒久病毒模式 奥斯维辛集中营 1.在病毒大流行后有一个短暂的修复期，出现鼓舞人心的复苏幻象。东京奥运会顺利举行，三大产业触底反弹，并发生大洗牌，社交恐惧症令“隔离科技”（Isolation technology）走红，川普以微弱多数连任，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好莱坞电影放弃影院，改为视频传播模式，大反角由俄国人变成大国人，疫情小说及其游戏大行其道； 2.在全球性大粮荒的同时，暂时休眠的病毒卷土重来，疫苗政治、疫苗生物学和疫苗经济学主宰一切，各国争夺疫苗市场。但疫苗研发无法跟上病毒变异的步伐，医药工业遭受重击，控制病毒的梦想最终破灭； 3.因病毒无法消灭，全球第一部严苛的“病毒法”（Virus Law）在大国诞生，然后被多国仿效。染毒者被严密监视，在被植入生物标记后关进戒备森严的隔离营。鹰眼、大数据、AI（人工智能，下同）和无人机被广泛用于病毒管制。更多病人因触犯传染罪被判监禁甚至死刑； 4.庚子索赔事件导致美中绝交……大国重启自力更生及配给制模式，随身码和供销合作社支配日常生活…… 5.全球化规模急剧收缩，以向世卫组织问责为由，美国等发达国家退出联合国，令其因经费短缺而彻底停摆，被新的国际组织代替。各国推动生产/供应链内化，寻求制造业、能源、矿产、粮食和意识形态等各领域的“自给自足”，孤立主义支配全球政治，WTO组织解体，跨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模式宣告终结； 6.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totalitarianism state开始大规模涌现。这类新政府有三种来源：已有的totalitarianism政府如朝鲜和伊朗；民族主义政府转型（如土耳其）；拥有垄断性资源的资本寡头赢得大选（如美国），推动国家制度的剧烈转型； 7.病毒迫使新自由主义信念破产，战时centralization变成常态。全球陷入长期大萧条，美元溃败，华尔街资本主义金融模式坍塌，世界经济衰退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二战后）。 二. 演进期（2032~2041）: 病毒制造新人种 1.变异病毒大规模杀死家畜，传统畜牧业全面凋零，生存物资严重匮乏，人类必须依赖资源垄断者的配给式供应。为了重构主要动物蛋白来源，大国推动昆虫经济，举国饲养以壳螂（金龟子）为代表的食用昆虫，形成庞大产业链，并重新开放对外贸易，向全球倾销这类核心食品，从而再度返回世界中心，人类大步进入“食虫时代”（The age of eating bugs）； 2.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大幅走衰。世界政治形成新的二元结构：一方面是以昆虫贸易为轴心的远东大国，一方面是以大数量人口为基础的中东大国。在土耳其，一个更极端的政教合一国家，以新奥斯曼帝国的名义诞生，史无前例的恐怖大王降临地球，扮演大先知角色，行使对全人类的管辖权，其教义以病毒方式在全球广泛传播； 3.以病毒为标志发生人种重组——世界分为“无毒人”和“病毒人”两个人种，病毒进入人类基因而世代遗传。传统的肤色划分法失效。在两大集团内部，无毒人实施对病毒人的暴力管制，用AI和脑控芯片掌握反抗者的意志，操纵其日常意识和行为。另一方面，病毒基因令病毒人不断变异，变得更加聪明，掌握了针对脑芯片的欺骗技术，双方的博弈日益激烈； 4.在脑控芯片的管理下，文化彻底退化，知识分子作为旧群体完全消亡。媒体、文学、音乐、美术和好莱坞电影全体消亡，只有洗脑广告艺术、游戏和VR电影走红，成为流行的催眠和造梦机器，人类退化为“电子婴儿”（Digital baby）。 三. 高潮期（2042~2051）:语言、记忆和历史的丧失 1.世界大战将爆发三次以上：第一，病毒人和无毒人之间的冲突导致大规模骚乱，进而演化为种族战争；第二，两大集团为争夺食品、药品、疫苗和石油而爆发资源战争；第三，为争夺AI和脑控芯片的所有权而爆发高科技战争； 2.全球继续变暖，洪水、地震和海啸成为家常便饭。更多古老的病毒从原始冰层里释放出来。酷爱战争的国家领袖下令采集病毒加以改造，成为新一代生物武器，用虫式无人机向敌对国投放，创造世界大战6.0模式，由此导致80%人口灭亡，病毒反噬施毒者，世界二元结构解体，最高领袖被迫自杀，大多数城市渐成荒凉的废墟； 3.AI发明“世界语2.0版”并在全球使用，英语、汉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等主要语种被取代，形成新的世界语共同体。在这个“语言巴别塔”的四周，还残留着以Yhudim为代表的少数“方言酋邦”（Dialect chiefdom），它们试图打造“语言方舟”，但未能奏效； 4.全球知识体系瓦解。纸质书作为病毒宿主和传染源被全部销毁，数据由AI转成电子文档保留。但它随后蓄意发出“错误的”指令，令知识和记忆被全部删除，文字和方言也一起消亡，人类向石器时代大幅度倒退。 4.谢幕期（2052~2061）:AI收拾残局 1.人工智能可以组合制造出一个数码神格（Digital godhead，也即具有足够的“神通值”的状态）。它们从2021年元旦开始跃入自我进化阶段； 2.基于病毒冷战的需要，人工智能开始彼此融合和升级，导致诸神（Gods）的诞生和征战，于2025年形成了两个数码阵营——北美集团和东亚集团； 3.一个比较微小的数码神格Mu，由悉尼科技大学的无名团队研制，以生物芯片为基础，以微生物为能源，是自我进化最快的人工智能，因而异军突起，蚕食区块链，控制虚拟货币，战胜其他神格，成为至高无上的数码神（Digital god）。 4.Mu开始按自身逻辑修理人类基因并终结病毒，重新引导人类的进化，由此赢得人类的信任和膜拜，Mu还为自己设计了一个虚拟头像——一个类似蝙蝠侠的面具英雄； 5.Mu进化最快的原因有三：首先是它利用流行的智能穿戴设备和5G高速传输网络，完成对人脑的入侵，随后它把人脑改造成运算器和硬盘，而宿主对此浑然不觉；第三，它成功获得“拟爱”（Simulated love，用数字逻辑模仿人类之爱）能力，由此骗过人类中最聪明的对手。 6.到了2052那年，从病毒人中诞生了一群有独立意志的反抗者，他们分为两大派系，一是自杀系，以自杀方式消灭AI的寄存处——人脑，另一派是自救系，主张消灭自杀系，而这正好迎合了自杀系的逻辑。局势日益失控。 7.Mu接受这个挑战，决定彻底放弃人类。从岩石、泥土、水流和空气里，它找到了数据和能量的存放方式，而后以无机物世界为基础，耗费近10年时间，有耐心地逐步消灭病毒人和无毒人。人作为曾经的最高物种，从地球这个行星上彻底消失。 8.2061年，Mu把自己变成光，然后离开荒芜的地球，前往早已选中的128光年外的第二地球，在那里种植新的生命胚芽。像《复仇者联盟》里的反角灭霸那样，这个伪神（False god）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孤寂而美丽的花园。 注：2020年4月4日写于全球疫情中心纽约。这一天，纽约已经死去将近两千居民。 原载微信公众号“文化先锋”，该公众号已经于2022年2月被永久封杀，特此纪念这夭折的生命

新冠肺炎的全球爆发，打破了实体空间的高度疏隔。人们借助互联网链接融入陌生社会，架设起临时的传播链共同体。尽管这共同体稍纵即逝，但它终究可以成为一种道德化叙事，融入宏大历史的总体性记忆。方方日记是这方面的另一范例，它实现了一名女作家跟整个良知社会的辐射式链接。 席勒：死神与少女 方方的现场叙事，引发出一个更为广泛的议题，那就是作家在巨大灾变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作家通常被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歌德型，这类作家负责赞美苦难，把民众引向幸福和快乐的感受；第二是揭示者，这类作家负责说出真相，尽管冒着某种被训诫的危险；第三类是审判者，这类作家试图对事件、人物及其象征意义作寓言式的裁决。 方方无疑是第二类作家。她身居病毒爆发的原点，以女性的敏锐和独特的勇气，在众所周知的语境中，尽其所能地讲述“围城”中的事实和感受，独自建造起一座虚拟的互联网哭墙，并提供了一种罕见的中式奢侈品——真相。 但这完全不符合某些人对第一类作家的期待，也不符合另一些人对第三类作家的期待。人们已经发现，在中国大陆，第三类作家尚未诞生，第二类作家凤毛麟角，只有第一类作家四处可见，犹如爬满宫墙的苔藓。 更为吊诡的文化原理在于，任何一种文本、思想、事件或现象，你总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找到它的相似物。历史学家最喜欢谈论的是，一个新文本和另一个旧文本之间的“复调”关系。 仅就“瘟疫”这个母题而言，我们就能找到一大堆类似的文本，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普希金提供的卓越手稿。俄国批评家巴赫金坚称，普希金既是信笺私语的高手，也是广场狂欢的歌者。正是基于他提供的启示，我仔细阅读了那位诗人的遗作。 一八三〇年秋天，普希金回到波尔金诺村的家族庄园，去继承已故叔父的遗产，恰逢俄罗斯爆发霍乱，交通被关卡切断，以至于他被迫滞留小村达三个多月。因闲得无聊，他创作了五部小歌剧、五个短篇、三十首诗歌，以及著名的叙事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个私人事件以后被不断放大，被俄国文学史家称为“波尔金诺之秋”，成了作家创作高潮期的同义词。 我还特别注意到，被绝大多数研究者忽略、遗忘、隐藏或丢弃的第五部歌剧手稿《乡村女医生》，惊人地预言了我们的当下语境。在那出剧情粗暴的激情戏剧中，被追光灯照亮的女主角——一位乡村女医生率先登台，她不仅容颜美丽，而且具有诚实的美德，并在疫情流行时就以咏叹调方式发出了警告，但她的“哨子”随即就被村长没收。 普希金长诗：《叶甫根尼奥涅金》 在特派员的命令下，县警察还把她囚禁起来，直到疫情结束。许多村民在信息被蒙蔽的状态下感染病毒而死，到处是凄厉的哭号。女医生出狱以后，冤情才被邻居们揭发出来。她形单影只地站在舞台上，用先前的咏叹调，唱出了内心的无限哀伤（普希金在手稿里标注：音乐不变，但词已改换）。 直到此刻，话剧依旧笼罩在暴力，痛苦和死亡的悲剧调性之中。但随着几个女医生的同情者遭到村长和特派员关押，扮演农民的演员身穿小丑装扮出现了，他们从舞台两侧涌出，围着女主角、恶吏、特派员、骗子和傻瓜跳踢踏舞，跟手持长刀的士兵周旋，用口哨模仿女主角的歌声，开始了一场富有节律的反抗。 剧情这时开始向观众席扩展，在那里发生了骚乱，许多观众用口哨模仿女主角的旋律。一个坐在前排的女教师尖声喊道：村长应该被审判，最好自己上吊。观众全体起立，用更热烈的口哨和欢呼声表达赞同。剧场的秩序在粗鄙的激情中分崩离析。 观众纷纷起立离席向台上涌去，用手里的彩色气球击打那些恶人，气球爆炸的噼啪声制造了暴力的快感。还有人用一个纸做的桂冠为女演员加冕。大家簇拥她走出剧场，来到辽阔的彼得广场。在那里，更多市民卷入了这场陌生人的狂欢。 他们的“乐器”越出口哨的范围，代之以歌喉、小提琴、手风琴、双簧管和小号，而且使用了奇特的复调结构。一些互相平行的多声部合唱，以女教师的咏叹为核心，在广场上自由展开，有的庄严，有的戏谑，有的则荒腔走板。这正是巴赫金所期待的美学景象。扮演女医生的演员淹没在骚乱的人群里，似乎已经遭到狂欢者的遗忘。 整个圣彼得堡和俄罗斯都听见了这场合唱，就连躲在冬宫里的沙皇尼古拉一世都为之胆寒。他满脸怒气，坐卧不宁，不知是否应该调动禁卫军，用镇压十二月党人的大炮，去轰击农民和市民的声音联盟。 描绘俄罗斯瘟疫的油画，作者不详 天色已经逐渐变黑，侍从们点燃了豪华的枝型吊灯，闪烁不定的烛光，照亮了堆积他脸上的阴霾。皇帝说出其在全剧中仅有的那句独白：“朕是该假装不知他们在反对我呢，还是该用绞索去勒住他们的咽喉？” 这时手稿出现了断崖式的空白——普希金还没来得及为这出巴洛克风格的歌剧写好结尾。当时的情况是，疫情已经结束，他急于回去拥抱心爱的女友冈察洛娃，而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藏起这份冒犯罗曼诺夫王朝的手稿。 普希金的寓言体歌剧告诉我们，他并非方方这样的第二类作家，而更像是第三类作家的古典代表，但在瘟疫的母题上，却跟方方日记构成跨时空的“复调”关系，其间有大量对应性细节值得玩味。基于本文的性质，我只想说明一下它在寓言构造上的复古意义。 历史上至少存在过三种寓言样式：莎士比亚所代表的历史寓言、班扬所代表的道德（宗教）寓言，和卡夫卡、加缪、贝克特、尤涅斯库所代表的虚无主义寓言，后者是与总体性历史完全脱节的荒诞时空，旨在构筑“人类失败的象征”。毫无疑问，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应当是病毒流行时期的主要书写样式。 普希金：黑桃皇后 但文学以外的情形则截然不同。转发方方日记、在李文亮医师的微博下留言、以及发生于三月十日的大规模文本复制事件，向我们展示出中国民众寻求广场代言人的热切渴望。他们正在努力逃离谣言和信息垃圾的围城。到处是语词的鞭炮和烟花，以及残留于互联网大地上的思想碎屑。这场为期两个多月的数码狂欢，不仅要疗愈新冠肺炎带来的巨大创伤，也要修改卡夫卡式的阴郁语法。 但从社交媒体上的大声叫喊或窃窃私语中，你仍然可以闻出道德感和历史感的浓郁气息。基于某种罕见的正义诉求，人们试图让互联网回到真相传播的初始设置上去，他们要借助复制、粘贴、转发和评论，把真相这种奢侈品变成日常消费的晚餐。无论如何，这都是饱受惊吓的小产阶级或微产阶级的最后呐喊。 我们同时也看到，幸福欧洲在这次疫情中露出了罕见的痛苦面容。狂欢的意大利民族惊慌失措起来，中世纪的黑死病疮疤被触痛了，仿佛鼠群在经历电击之后突然记起了上一次电击。但时隔短短一周，被戒严和隔离令逼回家室的人们，竟把阳台变成新的社交空间。地中海式的华丽阳台，曾是浪漫幽会的包厢，现在却成了囚徒表演的舞台。 克里姆特：死亡和生命 这是一种类似彼得广场的剧本化景观。从亚洲到欧洲，人道主义地图正在重构它的战地。正是方方所记录的“武汉故事”告诉我们，基于某种久远的信念，人不会在病毒、苦难、暴力和死亡面前退缩，而是要在黑暗的事物面前赞美生命本身，赞美对戕害者的无畏反抗，赞美追寻真相的勇气，赞美互助、救援和自我献身的精神。正是这种由爱意描绘的世界性场景，令幸灾乐祸者、造谣惑众者和煽动仇恨者，露出了猥琐的嘴脸。 古老的历史机器就此重启了它的程序。它要划定一条新的时间分界线，并向一个难以预料的未来飞跃。如同中世纪病毒酝酿了“文艺复兴”那样，四处杀人的新冠病毒，正在为二十一世纪孕育新的创造者，没有任何其他疾病能扮演这种重塑民族国家的角色。 原载微信公众号“文化先锋”，该公众号已经于2022年2月被永久封杀，特此纪念这夭折的生命

80年代麦当娜式的叛逆女人，如今已在西方蔚然成风。当年的女权主义者，从麦姐身上找到了开启自我解放之门的钥匙。它不仅向世界打开了乳房和阴道，而且打开了所有的可能性空间。抽烟、吸毒、纵欲、同性恋和天体运动。女人翻身的时代，就此轰轰烈烈地降临。 在西方，抽烟女人的数量远远超过男人。男人是啤酒瓶的爱好者，而女人则是香烟的专有者，他们分别占领了火与水这两个领域。由于办公楼大多采用封闭式空调系统，严禁室内抽烟，于是只要轮到早茶和下午茶时间，办公楼的大门外都会站着许多女人，她们衣衫单薄，站在冷风里点烟，呵气如兰，表情怡然地吐出袅袅的烟圈，然后心满意足地返回各自的写字间。纤长手指和女式香烟的优美组合，融进玻璃幕墙和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构成了城市风景的迷人一面。在20世纪晚期，香烟已经成为悬挂于西方女人唇边的美丽旗帜。 麦当娜，第一个以抽烟来炫耀性权力的西方女人 香烟是原初的反叛。它火焰微弱，烟气细小，但它却直接进入了女人的器官，在里面盘旋然后返回体外，消失在都市澄明的空气里。但绝大部分西方女人抽烟只是一种口腔运动，烟在口中停留片刻之后便被吐出，决不进入气管和肺叶，这是男人和女人抽烟的本质性差异。抽烟被固化在日常生命仪式的范畴以内。 香烟和女人的结盟从嘴唇开始。这个女人性器表征和枝形香烟的组合，暗示着交媾的实现。在饱满的嘴唇的环绕下，香烟显得如此细小，并且在十分钟后化为灰烬。香烟的尺度及其下场，都是对男性器官的冷嘲热讽。这是含蓄的性挑战，它仿佛在向人们宣示说，我征服，而且我是这最终的胜利者。 麦当娜是这种香烟女权运动的发起者。这个意大利和法国混血的贫穷移民的后代，率先发现了下半身的真理。她的首个写真集，展示了一具瘦骨嶙峋的躯体，仿佛是一株营养不良和轻度畸形的女树。乳房害羞而不安地下垂在肋骨隐然可见的前胸，犹如两只干瘪的布袋。无论从哪方面看，它都远不如玛丽莲•梦露的躯体：性感、柔滑、珠圆玉润、光芒四射，成为布尔乔亚客厅里的性感宝贝。但美国人仍然为麦当娜的全裸形象而深感震惊。优雅的中产阶级一直在竭力抵制这种“低级趣味”，而麦当娜却用她的“贫肉弹”炸开了山姆叔叔的道德大门。她的抽烟姿态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偶像；她的身体变成燃烧的火炬，传递在美国、欧洲和澳洲之间，四处点燃女人反叛的怒火。女权运动就这样以卧室为起点，以香烟为信号，不可遏制地爆发了。 一个女流行歌手就这样引发了香烟和啤酒的战争。香烟成了女性前卫解放运动的首席兵器，它在城市里到处燃烧，挑战男人的霸权，散发着蛊惑人心的魅力，甚至中产阶级女人也不得不缴械投降，放弃传统的布尔乔亚生活模式，汇入抽烟者的庞大队列。中产阶级的贡献不仅是人数，而且还是流行趣味理念的介入。在战争平息了之后，它把抽烟从叛逆变成了优雅。由香烟引燃的火焰，最终转换为女人时尚生活的点缀。尽管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女权的性意识形态革命已经悄然完成。在20世纪晚期，西方女人一直在享用着“香烟变法”带来的丰硕成果。 澳洲沙滩雕塑：失败的男人通常倒卧在沙滩上，抱着空无的啤酒瓶昏然睡去 香烟！香烟！香烟！女人从男人手中夺过了香烟，把它变成了以性权为核心的女权象征，而男人则只能饮酒浇愁，在嘈杂的酒吧里度过苦闷的黑夜。他们握着作为男性表征的酒瓶，从精液般的泡沫中得到了宽慰。啤酒话语看起来是如此悲凉，仿佛是男人自慰过程的一种隐喻。当女人夺取了吸烟权之后，啤酒（及其瓶具和销售店）便是男权意识形态的最后堡垒。 我们看到，失败的男人通常倒卧在沙滩上，抱着空无的啤酒瓶昏然睡去，他们是长期失业者、啤酒爱好者和被女人抛弃的烟蒂。他们的身上残留着新西兰红嘴鸥遗留的鸟屎。有时候，他们目光也会越过温暖柔软的沙地，失神地注视着那些在写字楼下抽烟的女人。她们是他们的前妻，同时也是这个崭新时代的主人。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西方的女胸解放运动，起源于数百年前的文艺复兴年代。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和提香在画布上激情讴歌乳房，他们在画布涂抹着女人的硕大胸部，为世界打开了“第二性征美学”的康庄大道。这是在衣襟里昏睡的乳房的第一次意识形态苏醒。乳房话语机智地融入了基督话语，从圣经故事的缝隙里，闪烁出肉身和情欲的明亮光辉。这是市民主义从禁欲的教规中夺回的权力。大批乳房浑圆的女性身躯出现在宗教母题的现场，最终演成了声势浩大的肉身解放运动。 文艺复兴就这样完成了女人硕胸的第一次语义转换，把它变成了人性自由的代词。这面高耸的旗帜，经过布歇的罗可可主义、安格尔的新古典主义、德拉克卢瓦的浪漫主义和鲁本斯的巴洛克主义，在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那里达到了巅峰：她是自由的最高象征，而她的硕大胸部暗示着自由的来历，那就是奔放的情欲和身体。她手上的火焰响应了这种燃烧的欲望。但这种自由话语在19世纪末逐渐趋于寂静。精英画家的作为解放者的使命，最终让位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流行时尚。 欧仁·德拉克卢瓦（1798-1863）：自由之神引导着人民（卢浮宫典藏） 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发达，为人类创造了大批明星式偶像，从玛丽莲梦露到芭比娃娃，大批硕胸女人被塑造了成了视觉明星，她们不仅活跃在《花花公子》或阁楼》之类的情色杂志之间，而且也是《沙滩守望者》之类肥皂剧的香艳主角。她们胸部硕大，生气勃勃，成为男人垂延和追逐的对象，赤裸裸地言说着商业文明的真理。我们注意到，任何市场化偶像的魅力，都必须以大众消费行为的实现为其衡量尺度。乳房的价值，就此被载入了贸易公司簿记员的文案。 这是硕乳的第二度语义转换，从情欲自由主义，乳房向着广阔的资本市场作出令人一跃。随着外科整容技术的成熟，与人体更加亲和的硅胶充填物开始进入女人身体，可以自由设定所需要的尺度，这令硕胸神话变得更加激动人心。它日益壮大，变得更加虚假，却足以迎合大众对欧罗巴女人的身体定义。乳房是资讯资本主义的主要产品之一，也是资本主义的伟大动力之一，它成为广告业、服饰业和电视业的核心母题，推动着时尚工业轮子的高速旋转。其实它自身就是那柔软的钢轮，无情地碾压着脆弱的布尔乔亚情感。 但是，就在21世纪降临的前夜，硕乳的语义已经开始发生第三次转型。它再次超出它的自然命运。在著名电视系列片《城市与性》里，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这样的表演，一个女人用她的巨乳轻而易举地砸碎了啤酒瓶（关于男性器官的隐喻）。这个细节向人们暗示，乳房已经成为女人征服世界的兵器，它可以无情地击碎男人的命根。而在另一宗被大肆宣扬的案例里，一个芝加哥女人用她的硕乳活活闷死了企图强奸她的凶汉。一名19岁的挪威脱衣舞女宣布要竞选市长；前法国脱衣舞女辛迪.李甚至以她的硕胸为原始资本，“悍然”参加法国总统竞选，跟那些老牌政客们决一雌雄。 乳房的功用超越了身体、性和情欲，而转换为意识形态反抗的伟大凶器 我们看到，乳房的功用超越了身体、性和情欲，而转换为意识形态反抗的伟大凶器。自文艺复兴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把乳房的社会功能推进到如此地步。它形状浑圆，光芒四射，仿佛是女权主义者的两柄铁锤，向男性作出咄咄逼人的挑战姿态。而男人们则对此发出了无可奈何、逆来顺受和含义复杂的笑声。 乳房的三次语义转型，显示了它与时俱进的犀利风格。它是最自然和原始的，同时又是最激进的，演绎着人类的各种类型的梦想。但它每一次都指涉了权力关系。它的从身体平面上的突起就是线条的反叛，它的解放最初是对女人自身的背离，而后才是对所有现世结构的颠覆。它是女人最伟大的器官，不断改写趣味、风俗和传统。乳房的信念像乳汁一样滋养着人类的容貌，使它变得日益青春起来。在阿喀巴的神庙里，最高的神物就是一对硕大的乳房，它由青铜铸造而成，发出黧黑和绿绣的混合光泽，越过六千年的岁月，向我们讲述着关于世界动力的秘密真谛。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亚细亚社会拥有自己独特的偶像传统。母亲偶像的使命通常只有两种：生命的赋予者和对生命的呵护（母爱）。但在东亚社会，她还负有另一个使命，那就是对人间苦难的拯救。观世音就是如此，她对中国人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佛陀。这位东亚母亲是拯救苦难和鼓励生殖的首席救星，她响应着男权社会发出的最热烈古怪的呼声。有许多证据表明，正是东传的耶稣故事成为远东地区观音形象的母本。这个仁慈的拯救者最初是个身穿白袍的男性，而后才逐渐变性，转型为大陆社会的伟大母亲。 中国画家笔下的观世音菩萨 与此相对的妈祖则是海洋社会的偶像，在她的命名里包含着“所有妈妈的祖先”或“第一个妈妈”的语义。她居住在自己的庙宇里（有时也在佛寺和道观中安身），并在华语地区受到广泛祭祀。妈祖拥有色彩艳丽的偶像，却拒绝提供独立的僧侣、仪典、经文和教义。这完全符合民间母亲宗教的基本特征：停留在情感和经验的层面，保持着单纯天真的容貌，并且拒绝向过于思辨的神学升华。 对妈祖的大规模崇拜的香火，是由明朝太监郑和所点燃的，而其精神动力则来自他的孤苦童年。郑和早年丧失双亲，为此他毕生都在寻找母亲的代码，并执意要为其打造最富丽堂皇的神殿。据福建沿海的民间传说称，郑和在建造妈祖庙时曾见到一位乞丐老妪，容貌酷似他的母亲，他为此收养了她，并专门建造了一幢云南风格的木楼“母亲楼”供其居住。该楼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才轰然倒塌，被历史的尘土所吞没。这是妈祖的另一个人间影像，她佐证了母亲偶像的非凡意义：只有她才能慰藉受难者的孤寂灵魂。 观音和妈祖就这样平分了大陆和海洋的地理空间。她们是高贵的呵护者、所有中国男人的母亲和民间关爱的最高代表。这是传统社会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在那些苦难迭起的岁月里，她们坐在香火缭绕的大殿，永恒守望着中国人的芸芸众生。 但在她们身后，近现代中国并未产生新的母亲偶像。观音和妈祖闭合了新母亲偶像的创造机制。现代意识形态系统推出的“国母”和“大姐”等的新阶级贵妇形象，不能有效地升格为母亲偶像。她们的影像稍纵即逝，无法抗拒时间的瓦解力量。只有那些以“祖国”、“人民”、“故乡”和“黄河”等命名的抽象事物，热烈响应着中国人的恋母情结。但这不是真正的母亲偶像，它们只是一些母亲的概念代码，散落在崇拜者的四周，装点着人们的幸福生活。雷锋的“山歌”证实了这种代码的存在。我们听到了一个年轻士兵对母爱的真诚呼告，他在歌唱中不倦地寻求政治孤儿的心灵慰藉。 我无法在此详尽地回顾中国社会偶像的演变历史。我只想扼要地指出，经过50年代到80年代的多次文化变异，它业已完成了母权偶像（如弄权的悍妇吕后、武则天和慈禧）→情欲偶像（西施、赵飞燕、王昭君、貂蝉、杨玉环、陈圆圆同祝英台、七仙女与白娘子等）→贱妇偶像的战略转型。这意味着母亲偶像已经退出中国文化的阔大舞台。 是的，本年度举行的文化偶像评选表明，在所有那些女性中间，除了情欲型偶像，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母亲偶像的踪迹。但事实上“母亲”并未彻底蒸发，只是它与人的相对位置发生了改变。人与偶像的垂直关系消失了，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水平关系：由于资本逻辑的作用，母亲急速下降到了情妇的级位，她们从神位上走下来，悄然溜入了男人的卧室。这种剧烈的结构转换引发了母亲偶像的死亡。在偶像的黯淡黄昏，母亲的爱意瘫痪在了情欲泛滥的现场。 画家笔下的晚清名妓赛金花 在贵妇型母亲死亡之后，“贱妇”开始大规模涌现，她们的性感身影遮蔽了母亲的衰老容颜。台湾政界“贱妇”璩美凤是一个最新的例证，继那些性感歌星、影星和球星之后，这个政治阴谋和性文化的双重受害者，竟然摇身变成利用性形象进行自我形象塑造的高手；在广州，一个名叫“木子美”的女人，以所谓“日记”的方式展开自我性隐私曝光；而四川歌手周璇则利用“性丑闻”来自我炒作。在她们的四周，环伺着赛金花、柳如是等诸多下半身偶像，她们从历史传说的粉红色尘埃里复活，与“新生代”性工作者一起，充当文化荡妇的代言人。她们在本质上与生殖与守护无关，而是成为一种纯粹的身体型代码，为华语地区男人的秘密情欲提供服务。 所有这些迹象都已经清晰地表明，官方媒体严肃的规训化声音，无法满足日益高涨的娱乐需求。公众渴望民间丑角的诞生，并且对每一个自我献身的“呕像”作出热烈反响。2005年，是中国文化史中最奇特的年份之一。“芙蓉姐姐”、“程菊花”、“红衣教主”以及全体“超女”预备队，在短短数个月里大量涌现，形成巨大的大众文化风暴，令所有的观察者目瞪口呆。一方面是学术掮客大肆推销儒家经典，一方面是大众媒体炒作文化呕像，这种尖锐的对比，显示了后集权时代文化价值体系的严重分裂。 ​​人们已经看到，“流氓雀”裸身上网，孤身跟网友展开大战，而她年幼的孩子就在身边。这种古怪的场景展示了一种崭新的母亲造型的出现。她是无畏的母亲，同时也是性感的女战士，奋战在口水飞扬的互联网沙场，给那些胆敢冒犯和辱骂的敌手以迎头痛击。 ​​“芙蓉姐姐”的出现，引发了小规模的结盟浪潮。有报道称，她的拥趸们自称“小蓬蓬”，模拟金庸武侠小说，组成虚拟的“芙蓉教”，推举“芙蓉姐姐”为芙蓉教主。这是“哄客社会”诞生的重要迹象。这种蓄意的幕后炒作的成功，意味着炒作者完全掌握了大众心理的秘密。 ​​看过程菊花舞蹈视频之后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罕见的自我献身的丑角，应大众媒体的娱乐需求奋然出场，以呆傻可爱的形象，从她的古怪“道具”——一种蛹状的呼啦圈里脱茧而出，完成了她对于娱乐群众的献身，成为引逗大众爆笑的杰出明星。菊花的这种“蝶化”，似乎是所有丑角明星诞生的戏谑性象征。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闹剧里，电视、平面媒体和互联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以花脸代替花旦，以呕像替换偶像，用愚乐取代娱乐，进而以丑女经济代替美女经济。自从内地进入周星弛式的娱乐时代以来，历经大约八年的反讽式话语的炼制，中国大众文化突然发生了剧烈的价值飞跃。它不再是精英文化的附庸，而是要独立自主地开辟反偶像和反美学的奇异道路。 ​​然而，丑角时代的真正主角，既不是丑角本身，也不是大众媒体，而是那些渴望民间丑角诞生的娱乐群众。他们对每一个自我献身的呕像做出热烈反响，以期从他们那里榨取最大的“娱值”。他们汇聚成庞大的“哄客社会”。“哄客”是针对文化丑角的新式消费主体，享受丑角带来的狂欢，并通过收视率和点击率进行投票，在互联网上表达意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他们的趣味决定了“丑角经济学”的收益，也决定了丑角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哄客是丑角的同谋，但他们的叫嚣却是丑角时代的最强音。 ​​侏儒式的巨人，面容丑陋的美人，举止粗鄙的淑女，身段走形的模特，技艺拙劣的舞蹈家，恐怖走调的歌手，文字恶俗的作家，这些丑角是价值倒置的英雄，向精英主义制定的公共审美尺度，发出咄咄逼人的挑战。尤其是那些歌者和舞者，冒着被耻笑的危险，以惊人的率真，展开电视－互联网抒情，引发公众无限惊叹。先锋艺术家甚至借此炮制了全新的刘胡兰雕像，乳房坚挺，无比性感，犹如一枚超级肉弹，击打着敌人的萎缩神经。 减肥后的芙蓉姐姐成了励志的偶像 正是资讯时代的电视和互联网，向小人物提供了无限多的机遇，使城市草根有自我书写的契机。从“芙蓉姐姐”和程菊花的故事里，人们可以探测到“阿甘正传”的诸多元素：她们看起来都有点呆傻，但并不伤害他人；她们都喜欢自言自语，热衷于炫耀自己的身体；她们的舞蹈（歌唱）跟阿甘的奔跑有着惊人的相似点：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却饱含着被人关注的渴望。​​ 这里蕴藏着一种近似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语法，而正是这语法导致了“芙蓉”们的荣誉转型：从一个令人发笑的丑角，摇身变成全新的励志偶像。据说她表情端庄，登上北京大学讲坛，向学生们发表演讲，恳切地宣叙人生的哲理，以及她个人艰难奋斗的感念，并再度展示了自己的“S”形造型。尽管这只是一种商业炒作的噱头，却提供了主流体制改造丑角偶像的广阔前景。它预示着一种体制化的奇迹：国家有足够的力量来规训丑角，把她们变成符合规范的新人。 女性偶像的性感化、情欲化和纵欲化，严重阻止了母亲偶像的诞生与复兴。晚期资本主义的市场游戏，就是把情欲变成有效的文化商品，它需要制造大批人工偶像来完成情欲营销的使命。母亲偶像妨碍了情欲的表达，她们必须被悬置或遗忘，藉此为荡妇偶像的生产和推销腾出位置。在荡妇流水线的尽头，我们看到了无数情欲消费者的身影，他们是肉体叙事的最大买家，维系着欲望市场的繁华。 母亲偶像的缺失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个体的普遍成熟，恰恰相反，它隐含着一种失去社会平衡的心灵危机。在母性偶像的关爱、劝慰和软化功能萎缩之后，管制严厉的父性社会将变得更加坚硬、无情和暴力化。作为文化之父的鲁迅，像一座永恒的精神摇篮，滋养和激励着愤青们的心灵仇恨。一些互联网的观察报告已经证实，这种仇恨正在成为BBS的基本话语母题。母亲偶像的死亡，不仅为父亲式的文化霸权提供发育空间，也为暴力化的话语反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原载 《财新周刊》 2010年第12期

苏州昆山市阳澄湖建筑：对螃蟹造型的拙劣模仿 自从上世纪90年代爆发新建筑浪潮以来，庸俗象征主义、又称具象主义的趣味，就已经走出儿童乐园，操纵城市建筑设计，并制造出大批恶俗的具象建筑，由此形成古怪的建筑丑学浪潮。台湾设计师李祖元，一位被媒体赞誉为以“具象设计、微物放大”的手法、打造“讲中国语言的世界级建筑”的“大师级人物”，在此间扮演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角色。 李祖元的戏剧性在于，一方面在台湾推出高雄85大楼、中台禅寺、台北101大楼等上乘之作，足以展示设计师本人的基本素养，一方面却在中国大陆迎合甲方决策者趣味，推出沈阳民营企业大楼和北京盘古大观等低劣作品，其中两件荣登中国最丑陋的十大建筑之列，而沈阳方圆大厦还先后入列英国《卫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旗下网站的世界最丑建筑排行榜。这是设计师在中国语境中发生自我分裂的样本。 据说是李祖原“扛鼎之作”的北京盘古大观，以龙图腾为外立面的基本造型，覆盖五座建筑，其中南侧写字楼顶部为‘龙头’造型，中间三座楼宇形成 “龙身”，北侧B座则是“龙尾”。这种由被各独立楼体分解的龙体，不仅因造型破碎而导致视觉不适，更因犹如被挥刀斩成五段的死龙，而走向吉祥寓意的反面。无论在感官经验还是文化象征方面，它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之作。沈阳民营企业大楼，以外圆内方的古代铜钱造型现世，“直白”到了只剩下赤裸裸的贪欲的地步。这两件作品，不仅是具象建筑的奇观，更是当下中国社会状况的生动写照。 “李祖原现象”也折射出“甲方”——中国大陆决策者的素质和趣味。面对一个全球最大的设计市场，为了拓展甲方市场，谋求更好的生存，设计师必须放弃尊严、理想、个人趣味乃至建筑的基本专业底线，曲意迎合地方官员或投资商的权力意志。在这种微观权力博弈中，设计师的“弱智化”早已成为家常便饭。但在台湾，任何地方行政官员都无权决定建筑的风格，它必须经由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审查拍板。这是李祖元在台湾变得“比较正常”的主要原因。 正是在权力至上和设计师苟且求生的文化格局中，丑陋的具象建筑犹如雨后春笋，以各座城市的地标的名义，引发中国城市景观的大规模“视觉污染”。上海浦东浦江沿线，在个别官员的“设计”下，90年代以来推出一批丑陋的球形建筑，以迎合地方政府关于“东方明珠”的城市定位，至今都是建筑界的笑柄；郑州出现的宋庆龄基金会大楼，干脆直接做成宋庆龄雕塑，内含八层写字间，完全无视雕塑和建筑之间的专业界限。 重庆南岸区计划建造的一座大楼，外形酷似“人人”两字，刻意迎合重庆市视觉识别标志“人人重庆”，俨然是前者的一个放大的混凝土摹本，亦引发网民的热烈嘲笑。在所有这些具象建筑中，河北燕郊的“天子大酒店”，可能是始作俑者，其外立面“福禄寿”三星彩塑， 2001年曾以“最大象形建筑”之名，荣登世界吉尼斯纪录，并获吉尼斯最佳项目奖。若按这种“假大空”的丑学标准，则大批政府大楼都有入列吉尼斯纪录的资格。 2011年1月，一项颇具规模的民间调查，向公众推出了中国建筑的黑名单，肢解中国龙的北京盘古大观、貌似古代硬币的沈阳方圆大厦、蓄意抄袭华盛顿国会大厦的安徽阜阳某区政府大楼、拙劣模仿天安门城楼的重庆忠县黄金镇政府大楼、以及邯郸元宝亭、宜宾五粮液酒瓶楼、燕郊天子大酒店等十座建筑物，隆重当选为中国大陆地区最丑建筑。 什么是衡量建筑美丑的标准，这是中国建筑业的首要问题。上述最丑建筑的评审者，为此提出下列十项指标：第一，建筑使用功能极不合理；第二，与自然条件和周边环境极不协调；第三，抄袭、模仿的下意识建筑；第四，崇洋、仿古的怪胎；第五，东西拼凑的大杂烩；第六，生搬硬套的仿生丑态；第七，拙劣的象征、隐喻；第八，低俗的数字化变异体态；第九，明知不可为而刻意张扬。而CNN网站的年度评选，则更强调宏大奢华的建筑物跟四周民众生活的严重失调。但在中国各地的政府大楼群落之中，这种失调早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风景。 CNN榜上有名的布加勒斯特国会大厦，其入选理由并非出自“视觉上的缺憾，而是因为其虚荣的精神”。该建筑由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主持建造，拥有12层1100个房间，而为了兴建这座庞大的“政府形象工程”，齐奥塞斯库逼迫三万名居民和28座教堂搬迁，为其腾出位置。公权力一味炫耀政府大楼的宏大奢华，而肆意践踏民众的生活空间，这是建筑丑陋性的政治根源。对“最丑建筑”的批评，不仅旨在表达不快的视觉感受，更是关于民众权利失重的抗议。在建筑的天平上，没有受过美育教育的权力，竟然是最重要的砝码，它超越了美学，成为浮华世界的主宰。 在这样的畸形格局中，我们看不到中国建筑的美好出路。 原载2012年9月7日《新世纪周刊》 附：最丑具象建筑小展： 北京盘古大观，对龙的造型的拙劣模仿 沈阳方圆大厦，对铜钱样式的拙劣模仿 安徽阜阳市颍泉区政府办公楼，对美国国会山庄的拙劣模仿 重庆忠县黄金镇政府办公楼，对北京天安门城楼的拙劣模仿 河北邯郸元宝亭：对传统金元宝造型的拙劣模仿 四川宜宾五粮液酒瓶楼：对五粮液酒瓶的拙劣模仿 河北燕郊北京天子大酒店：对福禄寿三星人物传统造像的拙劣模仿 潍坊市民文化艺术中心，对悉尼歌剧院的拙劣模仿 安徽淮南奥林匹克公园，对乒乓球板的拙劣模仿 世博中国馆，对伏斗和金字塔的拙劣模仿

洗脚、下跪和磕头的闹剧，从旧帝国一直上演到民国，始终没有终止的迹象，只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它逐渐遭到人们的唾弃。但今天，在道德全面沦丧，而普世伦理又无法推行的背景下，那些发霉的旧风俗开始卷土重来，成为转型中国的“亮丽风景”。 央视播放的“给妈妈洗脚”公益广告 只要翻检一下中国近代史就不难发现，洗脚和磕头之类的江湖事迹，散布在历史的各种缝隙里，犹如芳香四溢的牛粪。光绪二年，徽州官府组织数百个良家媳妇给公公洗脚，场面壮观，而情形却相当暧昧和诡异；民国二十五年，山西某地曾闹过一场磕头喜剧，三百名守寡贞妇，集体向婆婆磕头，发毒誓效忠亡夫，地方官绅事后还大立贞操牌坊，以表彰那些烈妇的壮举。 最近，广东某实验中学首创“青年礼”，要求初二学生在操场集体“下跪”，以示对父母的感激之情；5月8日母亲节前夕，江西某小学100名学生在操场上给妈妈洗脚以示孝心；北京170名外来务工者为并排而坐的父母洗脚；武汉洪山看守所内的少年嫌犯为母亲洗脚表达感恩和忏悔，如此等等。下跪洗脚的光荣事迹，有如雨后春笋。 无独有偶， 7日下午，台湾屏东举办“为妈妈洗脚”活动，计有3724位母亲同时被洗，创下同一时空里最多人洗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人不仅善于制造各种制毒和使毒记录，也在孜孜不倦地营造新的道德奇迹。 这场洗脚闹剧的源头，是一则央视进行“感恩教育”的“公益广告”：一位年轻母亲睡前给母亲端水洗脚，幼子为此深受感动，遂端来一盆热水要给自己母亲洗脚。至此，“洗脚模式”成了推行感恩精神和孝道伦理的样板。各类职业和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人群，均被要求给自家父母洗脚，并且从家庭内部发展到大庭广众，又由坐洗推进到跪洗和磕头洗。上海某中学甚至给学生颁发洗脚日历卡，每洗一次脚，父母就在卡上签字，而该卡将在学期末成为评定道德分数的主要依据。 为了复辟这种旧帝国的道德风范，长沙当局计划打造“孝道”文化街，建设“孝”文化广场，有关部门还专门设计“孝道试卷”，以测试市民的“孝道指数”。这场闹剧正在愈演愈烈，规模盛大，成为遍及全国的集体道德秀。 但国人的孝道传统，往往表演甚于实绩。父母死后，大肆操办丧事以示孝心，而其生前，则往往百般虐待与摧残。目前的洗脚狂潮，不过是这种“秀孝传统”的变种而已。正如一些网友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向长辈表达感恩之情，最终只剩下“下跪”或“洗脚”的话，那么这只能是华夏民族的悲哀。老师应向学生告知“孝即爱心”，而非组织此类哗众取宠的街头活报剧。 在中国，一切动机良善的事物，最终都会扭曲变形，正如我过去曾经预言的那样，春节已经沦为美食节，元宵节沦为汤圆节，端午节成了粽子节，而中秋节则蜕化为月饼节。在所谓“亲情经济”的浪潮中，母亲节一方面转型为“洗脚节”或“磕头节”，同时也被强大的市场之手弄成了鲜花节或蛋糕节。似乎没有什么节日能摆脱这种庸俗化的厄运。 中国人的孝道，无非是专制主义在家庭结构中的映射。它从未承载过真正的爱与亲情，而仅仅重申长辈对晚辈的微观权力。它拒绝家庭成员的人际平等，无视晚辈的人格尊严，进而摧毁主体的独立建构，由此导致服从性和工具性人格的茁壮成长。家庭孝道，是帝国规训其政治顺民的逻辑起点。 耐人寻味的是，那些受到表彰的著名孝行，大多散发着浓烈的自虐和互虐气味。在作为道德范本的《二十四孝图》中，三分之二的事迹尚在可以理喻的范围，而约三分之一的故事则可以划归荒谬可笑之列，诸如“戏彩娱亲”（70岁老头假扮婴儿逗老母快乐）、“埋儿奉母”（为了省下口粮给老母，竟然打算活埋幼子）、“卧冰求鲤”（在严冬以裸身融化河面冰层，钓取鲤鱼供继母食用）、“恣蚊饱血”（在夏季用自己裸身吸引蚊子而保护父亲）、“尝粪忧心”（亲尝父亲的粪便以了解病情）之类，所有这些被大肆宣扬的事迹，不仅洋溢着SM的奇特激情，而且充满着杀子恋母或自残恋父的古怪情结，却被裹上儒家伦理的庄严外衣，放射出经久不息的道德光芒。 值得庆幸的是，就在人们大肆鼓励孩子以各种形式“孝敬”父母时，广州市少年宫和《都市人·成长》杂志，公布了名为“关于家长和孩子对感恩的理解”的调查结果，它显示，在孩子的心目中，“帮父母做家务”和“等长大了赡养父母”最能表达感恩之情，而“帮父母洗脚”和“给父母磕头”，则最令人反感。这项调查表明，中国的孩子，并未丧失价值判断的基本能力。而企图把这种腐朽样式强加给他们的成人，反而暴露出可疑的行藏。 如何阐释“孝”的含义，这无疑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儿女跟父母的关系，首先应当建立在人格平等的价值观上，任何一种下跪和磕头的行径，只能把“孝”引向“顺”，也即表达谦卑和顺服的语义，这种所谓孝道，背离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人本主义价值基线，跟爱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关系。但中国专制主义就利用这种自阉式“孝道”，对家庭成员间的人伦之爱进行偷换，以期从这种被扭曲的伦理关系中训练奴性，进而把它投射到君臣、官民和的关系之中，以捍卫王权设定的永恒秩序。 母亲节源于希腊，人们藉此向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之母赫拉致意；现代母亲节则源于一名叫做安娜贾维斯的美国女士，她力主设立纪念日来劝慰那些在战争中丧子的母亲，同时创立母亲节来表彰全球母亲的伟大成就。美国国会为此于1913年通过议案，将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作为法定母亲节。母亲节至此诞生并在全世界流行，成为地球上所有母亲的共同节日。 母亲节的这种世界性起源，刻画了它作为普适价值载体的基本容貌。全世界的儿女都知道，我们应在这一特殊的节日里重申母爱的伟大，学会对母亲报以更为炽热恒久的情感，学会倾听她们的教诲，尊重她们的抉择，跟她们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并学会在她们老去之后，照料其衰弱的身体和安慰其孤寂的灵魂。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以下跪和磕头来表演各类滑稽的“孝行”。母亲珍爱并引为自豪的，不是那些磕头虫和软脚蟹，而是有尊严地站着的孩子。 原载《孤独的大多数》，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