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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丑陋的日本人》中文版 丑陋是一种令人不快的镜像，也就是人在镜中自照时所获得的负面性感知。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自我反省、批判和改造的能力。它最初仅仅是一种勇气，而后就会生长为一种智慧，并且最终成就了伟大的品格。反思力的存在，或者说，拥有足够的自我批判的力量，是探查民族国家是否真正强大的重要标尺。就精神层面而言，这无疑是最便捷有效的探查。 “丑陋”作为自我鉴定的基本术语，起源于一本叫做《丑陋的美国人》的书，它由美国作家(美) W•莱德勒, E•伯迪克所著，书里充满了对美国外交人员的自大傲慢的抨击。据说，美国国务院曾对此加以深入研究，确认它是“确实刺激思想”的好书，并要求本国外交官人手一册，仔细阅读和深刻反省，以期修正民族性的各种弊端。 日本文化人类学家高桥敷受到美国人鼓舞，于1970年推出《丑陋的日本人》，以其在南美洲生活八年的见闻和感受，“揭露了祖国日本人的种种弊端”，“那种犀利深刻的剖析，连续不断地撞击与刺痛着读者的心灵”（会田雄次语）。作者并误以为此举能够引发本国国民的深刻反省，却反遭意外的围攻。“你还算个日本人吗？”“滚出日本去！”各种非难和威胁铺天盖地。作者甚至为此数度隐名埋姓，以免遭杀身之祸。 日本民族对自我反思的拒斥，显示了其“丑陋背后的丑陋”。在对待战争罪行和各种历史方面，日本民族都跟德国民族形成尖锐对比。当德国人为二战罪行向犹太人正式道歉并打造犹太人纪念碑时，一些日本人却在企图抹除南京大屠杀的血迹和记忆。东亚民族的深层自卑和怯懦，在此类事件上已经暴露无遗。 无独有偶，当柏杨在台湾发表《丑陋的中国人》后，同样遭遇了来自台湾民众的狂热攻击，而在当下的中国大陆，基于民族主义的兴盛，民众对柏杨的态度发生戏剧性的转变，从1980年代的尊重转向轻蔑和谩骂。甚至知识界都开始展开“反思”，指斥其知识欠缺，无非是沽名钓誉的手法而已。虽然尚未达到燃灯鞭尸的程度，但用词之峻切，足以令人心惊。幸亏柏杨先生及时仙逝，否则，他也将面对“隐名埋姓”的可悲命运。 这是远东文化共同体的“镜像综合症”，它的感染范围几乎囊括了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等所有东亚国家。它的共同症状，就是恐惧自己在批判性镜像中的形象，并且竭力指责镜子的低劣，进而打碎镜子，消灭所有那些真切的文化影像。这是19世纪以来后发国家的集体性精神病症，它要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名义，终结一切自我治疗的程序。 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一种广泛流行的职业，叫做造镜师，那些铜匠不仅技艺高超，而且被认为拥有某种巫术力量，因为他们所制造的神秘器具，能够奇妙地映射出人的美丽或丑陋，在上古和中古时代，这种魔法是不可思议的，它超越了人的日常生活能力。奇怪的是，尽管它可能会引发强烈的不快反应，但人还是接纳了这个来自神的礼物。照镜，最终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维系这种照镜事务，另一种与此密切相关的行业盛行起来，那就是磨镜匠。他们专门负责打磨镜子，以维护镜子的基本反射功能。 就更宏观的社会实体而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是完美的乌托邦。它们的自我完善，同样依赖于“人文镜子”的打造和修磨，籍此展开对缺陷性基因的认知和改造。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像高桥敷和柏杨那样，无畏盲眼民众的攻击，承负起民族国家自我批判的艰难使命，把这种造镜和磨镜的事业，推向精密完美的状态。 柏杨是一名勇敢的医生，他说出了中国人的文化病症 是的，民族国家的自我反思，仅仅用“丑陋”来定义是远远不够的。这个语词过于情感化，还只是一种浅表的借喻。它可以成为通俗读物，却不能成为支撑文化人类学的内在核心。民族性解剖需要更深的切入，从肌肤、肌肉、骨骼直逼内脏，不仅如此，它还需要更多的分析理性和学术智慧。超越“丑陋”的唯一道路，不是打碎镜子以逃避镜像里的自我，而是要在反省和批判中获取自我完善的能力。 毫无疑问，无论高桥敷、柏杨还是W•莱德勒和E•伯迪克，那些建立在“丑陋性”上的反思，只是一种粗陋的开端。他们所启动的镜像工程，需要大批接棒人的加入，由此提升造镜与磨镜工艺的水准。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向这些先驱者致敬，因为正是他们发明的民族国家镜子，第一次向我们说出了简单、残酷而有益的真相。 首刊《丑陋的中国人》，古吴轩出版社，2006 原载《审判》，东方出版社，2016

——序刘庆元版画集 在五行的哲学里，木是最生趣盎然的。它发轫于早春，茂盛于酷夏，萧条于寒秋，而枯死于隆冬，比其它四种元素更热烈地响应了宇宙的节律。它直接参与季候循环的体系，成为我们星球上地表枯荣的主要表征。木的这种感应能力，构成了木刻艺术的基本前提。 木材在中国的应用，在明代上升到家居美学的高度。家具、门窗构件、梁柱及其附属物，所有这些都为木器的精致化提供了空间。在那些建筑构件的表皮上，木雕大面积浮现了，它们以儒家伦理叙事的繁褥方式，介入了人的日常生活。 但木刻与此截然不同，它起源于雕版印刷，也就是起源于印刻字词的伟大工艺。在雕刻字版的同时，木刻插画出现了，它起初和文字一样是黑色的，而后则趋向于鲜艳的套色。这是近代木刻的真正源头，它从一开始就依附于木的纹理，同时又握住了纸的材质和油墨的质地。这是“木－纸－墨”的的美术同盟，并且由此构成了奇妙的三值逻辑（另一种三值逻辑的代表是书法，它由笔－纸－墨三元素构成）。木刻版画从这个基点起飞，逾越了木雕的形而上价值。 刘庆元的木刻版画，看起来俨然是一部版画的博物馆，其中隐含着各种多变的风格和路线。 他的“树皮风格”，利用木材纹理去重塑人脸（如《碎片》和《众神》系列）。那些粗砺的线条，看起来犹如树皮上的自然造型，有时又像是碎叶的拼贴，坚硬而又斑驳，从黑白的间隙中，透射出了模糊的人的脸庞。这是最具“刘庆元语法”特征的作品，它对材质作了的最大限度的扩张，以致它逼近了木刻艺术的边界。 在刘庆元的“稚拙画风格”系列（如“忧郁的拳击手”、“向下”）里，人物造型更像是上古岩画，造型天真稚拙，有着窟窿般的黑色大眼，深邃，反射着世界的无限面貌。这是夸张的黑色块的巧妙运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群被儿童叙事改造过的巫师，他们的魔法反过来制服了我们的视觉。 刘庆元最擅长的无疑还是传统的“叙事风格”（如“现实一种”和“城市民谣”等），这是一个题材和风格无限多变的领域。它描述、讽喻、针砭和批判了我们置身其中的黑暗现实。 刘庆元是武功高强的刀手，他的刀法富于变幻（如锲形、铲形和碎叶形等等），阴阳面的过渡和转换显得神出鬼没。他的刀具，深入了木的深处，从那里尖锐地刻录着我们的实存。这是木刻的魅力，它从简朴、诡异和粗暴等方面，说出了图像的内在真理。 木刻的诡异。在刘庆元的刀法下，它们是一种奇怪的影像，充满了扭曲、变形、荒诞和黑白颠倒的景象，而这正是中国社会的破碎剪影。刘氏木刻赋予它一种特殊的气息，以致它能够像镜子那样映射出病态的时代。 木刻的粗暴。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就从珂乐惠支的木刻版画里发现了这种属性。它阴冷、坚硬、犀利、毫不通融、拒绝妥协，由此跟鲁迅的灵魂发生了内在的契合。刘庆元的刀法，尽管渗入反讽和黑色幽默，却仍然保持着犀利的批判性。那些冷峻的图像，无情地切开了我们的实存，犹如手术刀切开动物的内脏。 木刻的简朴。刘庆元的木刻是简化的世界图像，经过木材、帛纸和油墨的改造，它的细节遭到彻底忽略，只剩下轮廓、明暗、黑白色块和粗硬的线条。但就在黑白木刻的对面，世人早已沦为光怪陆离的五彩世界的奴隶。他们的眼睛只会赞美那些绚丽的事物，并且拒斥这种简朴的美学。维系一个白加黑的世界，艺术家需要不屈的勇气。 坚持黑白分明的道路，这正是刘庆元的基本纲领。木刻家的个性被他的器物所照亮，变得更加犀利起来。在雕版的上空涌现了强悍的黑白对话。这是木器的神学，不倦地书写着光与暗的对位。借助人与木纸的契约，史诗的叙事被解放了，产生出某种摇撼人心的宏大力量。 刘庆元就这样握住了木刻的灵魂。他比任何人都更深地预见到，“在完成最后一张黑白木刻的时候，你会看到色彩。”但这不是世俗的五彩，而是世界的原色。 原载《审判》，东方出版社2016

张爱玲的小说叙事制造了文学史的奇迹——她比其它同时代作家拥有更大数量的粉丝。这是作家和读者共同造魅的后果。在这场文化造魅运动中，张爱玲既是被造魅的对象，也是最重要的造魅者。这种双重身份塑造了她的暧昧面目。 几乎所有的大陆读者，都把张爱玲当作中国小资的祖师奶奶。张所表述的1940年代的上海趣味，是张粉最痴迷的气息。她的自恋、敏感、时尚、优雅、纤细、尖刻、算计、世故和练达，成了殖民地女人的象征，进而演变为小资美学的最高典范。那些“兀自燃燒的句子”，诸如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等等，令张粉们心旌摇荡。诡丽的“张语”如天籁之雨，降临在她们头上，仿佛是一场盛大的文学洗礼。 张爱玲遗留的摩登影像，加剧了张爱玲作为小资偶像的命运。她生前的口红、眼影、粉盒、假发，被精心拍摄并四下流传；而她早期的旗袍和发型，风姿绰约，更符合小资的历史想象。“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老眼昏花的作家柯灵，对此发出语义暧昧的赞叹。更多的青年小资，也汇入高声赞美的队列。在娱乐资本主义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女作家比张爱玲更符合视觉优雅的尺度。 张爱玲的自恋，是遭到小资热爱的第三原因。一个孤芳自赏的女人，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那尔客索斯，狂热地爱上自己的水中倒影，并且因得不到这倒影而憔悴至死。她的早期小说就是这样一种照镜叙事，其间每个人物都含有她自身的代码。而这正是她备受宠爱的原因。张爱玲是照亮一切小资的镜子，她们在她的面容里窥见了自身的影子。而她与胡兰成的爱情，则更是浪漫派小资的样板，让她们从一个被拒绝的失意女人身上获得慰藉。 正如其小说《流言》所暗示的那样，张爱玲就是市井流言的轴心，受困于世人对隐私的狂热爱好。她甚至就是所有都市流言的总体性象征。她的早期小说，仿佛是一种经过美学包装的流言，叙说着那些微妙琐碎的人情世故。不仅如此，她本人的身世和履历，更是流言飞旋的焦点。在其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问世之后，她的私生活再度被各种流言和猜测所环绕，迅速演化为21世纪的人肉盛宴。张爱玲本人的“裸体”出演，满足了市民的窥私渴望。她是自我献身的文化烈士。 张爱玲成为中国大陆小资文青的最爱 这就是“张爱玲魅力”的四种根源，大致可以成为读者热恋张爱玲的逻辑依据。张谢世之后，她的读者变得更加狂热，在每一场与张爱玲有关的狂欢（如电影《色戒》的公映）中粉墨登场，扮演她的守望者，继续为她的身体和文字造魅。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拥有如此坚贞的粉丝群众。张的拥戴者，早已跟张的骨肉融为一体。 但殖民地的张爱玲，并非就是她本人的全部表征，而只是其人生多面体的某个侧影而已。张的一生，至少分为三个时期：殖民地小资期、反乌托邦期和人格分裂期，但她却遭到粉丝团的严重误解，以为她们所触摸到的单一的殖民地肢体，就是张爱玲的全部躯体。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文化误读中最荒谬的部分。小资张迷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从华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1952年以后，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运动祛魅，揭示它幕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借助那些暗哑低回的秧歌，她以隐喻的方式，预言了农民的未来命运。“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 台湾风天出版社出版的《赤地之恋》 革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非凡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村社的《秧歌》显得更为精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难。 美国时期的张爱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她的《红楼梦魇》毫无才情，写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而与此同时，她依然在奋笔书写《小团圆》，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于世故，一方面不谙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转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 异乡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在晚年变得日益严重。那个“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成为典型的幽闭症患者。她畏惧跟所有陌生人对视、交谈和来往。《小团圆》是其接通记忆家园的唯一走廊。她穿越时光，在旧岁月里跟自己告别，并宣判他人一起死亡。 张爱玲在其去世前一年，出乎意料地公开了自己的玉照，成为一次充满隐喻的宣示：她容颜衰老，毫无表情地瞪着镜头，手里拿着刊登某国领袖去世消息的中文报纸。这死亡象征着政治造魅运动的历史性终结；而在试图传递流亡者仍然健在的信息之际，张爱玲没有笑意，却露出苍老冷漠的容颜。这超出常规的举止，就是自我祛魅的信号。这帧意味深长的照片，同时揭出政治祛魅和自我祛魅的两种事实。 《小团圆》引发了读者的窥私欲望 《小团圆》跟此影像有密切的呼应。它是超越常识的写作，也是《秧歌》祛魅叙事的延续：华袍捉虱运动，从国族的层面转向了自我。面对造魅运动的强大潮流，张爱玲向自身发出了“致命的”一击。她成了一个冷眼捉虱的“他者”，以自我解剖的方式，把依附在灵魂和肉身上的各种暗昧虱子，逐一展示给那些热爱窥私的观众。张爱玲讲述美国堕胎的故事，回忆自己用抽水马桶冲走四个月婴尸，笔触节制，语气超然，仿佛在转述一个跟本人毫不相干的事件，显示出惊世骇俗的一面。她藉此嘲笑自身，也嘲笑那些造魅群众，但这不是所谓“自虐”的需要，而是基于一种内省的勇气。她从这审判中获得了自我解构的尊严。 张爱玲卒于1995年，又在2009年版的《小团圆》里第二次死去。那些被其文字所滋养的群虱，继续在造魅并吸取她的遗血。这正是张爱玲所痛恨的场景。缄默的亡灵是不幸的，在两度谢世之后，她还要被迫面对这喧闹可笑的众生。 在金正日去世的消息出来后，张爱玲喜悦地跟独裁者的死讯合影 原载《审判》，东方出版社，2016

巴金活过101岁，施蛰存活过了99岁，他们犹如一组对偶的镜像，从各自的角度书写了中国文坛的诡异容貌。用搜索引擎检索巴金的名字，百度可以获得177万项结果，与之相比， “施蛰存”的名字，百度为52000项结果，Google为38000项结果，搜狐是41000条，而新浪是4072条，仅为巴金的四百分之一，他的社会名望，竟不如一个平庸的网络作家。这个两位世纪老人，身前身后的遭遇竟如此悬殊。不断涌现各种“奇迹”的中国社会，再次创造出一个反面的价值奇迹。 一个是京师高官，一个是一介书生；一个只有短暂的写作生命，一个却一直延续到岁月的尽头；一个文学建树有限而以“大师”之名受到热烈颂扬，一个是中国短篇小说大家而遭长期冷遇；一个毕生渴望自由却被迫为别人“活着”，一个则低调地保持了灵与肉的自由；一个力倡真话却被各种谎言所包围，一个则在缄中守护着内在的正直……，这种“比较文学”，向我们展示了生命悲喜剧的复杂含义。 我最初获知“施蛰存”这个名字，是借助鲁迅先生的杂文。他以“洋场恶少”和“叭儿”的身份，赫然列入长长的鲁氏骂人名单里。名单上的其它名流，还有“刽子手”胡适、“革命小贩”杨邨人、“乏走狗”梁实秋等等。对于我和许多文学少年而言，首次“出场”的施蛰存，只是一个可笑的反面角色。长大后我才懂得，这是一场革命文豪制造的误会。 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就学期间，由于辅导员周圣伟老师是施蛰存的关门弟子，从他那里听到了一些这位蛰居本系的隐者的轶事，并开始对其古典文学的精深造诣有所窥见。而真正了解其文学原创成就，却在8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文坛出现翻案风潮，胡适、周作人和林语堂等“反动作家”被重新阐释，而“新感觉派”小说也咸鱼翻生，成为出版社竞相再版的文化资源。我藉此阅读了施蛰存的全部作品，并对这位短篇小说大家萌生新的敬意。 施蛰存的早期译著 从那时至今，施蛰存被“平反”已达二十多年，媒体甚至称其为“中国现代派鼻祖”，但其文学成就仍未受到足够的学术重视。他的都市心理小说，与沈从文的乡情小说，是中国文坛对称的两大支柱，共同完成了现代短篇小说的话语建构。他的《追》、《梅雨之夕》、《春阳》、《鸠摩罗什》和《将军的头》等等，代表短篇的杰出成就，却难得在现代文学作品教材里现身。近两千种“现代文学史”，充斥着各种政治偏见和文学谬见，唯独没有关于施蛰存的正确估价。他的孤独，从生前一直延续到了身后。 施蛰存的名字，隐藏着生命策略的密码，那就是“蛰”而“存”之。他“蛰伏”在文化的深冬，犹如一头机智的鼹鼠。他是依靠蛰伏而得以长寿的幸存者。面对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清洗，曾经出现过形形色色的幸存者――阿谀奉承者，曲意逢迎者、卖身求荣者，等等，唯独没有狷介正直和洁身自好之士。施蛰存以99岁高龄辞世，显示了一个罕见的生命奇迹。 施蛰存不是顾准式的文化英雄，他并未直接批判专制，却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他虽不能“大济苍生”，却做到了“独善其生”。他的学识直逼钱中书，而气质则近乎陈寅恪和沈从文。陈寅恪晚年为明妓立传，颂扬其政治贞操，沈从文则被迫转向古代服饰研究，施蛰存在1950年到1958年从事文学翻译，被戴上右派帽子之后，他便开始把玩金石碑刻，文革后又专治古典诗词，在那里默守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尊严。他毕生洁净，没有那些遍及整个知识群体的道德污迹。 施蛰存的名字，寓示了他“蛰而存之”的生命策略 施蛰存晚年患有严重耳疾，几乎完全失聪，只能靠书写来完成对话。但他的写作却一直延续到了生命尽头。耳聋阻挡了尘世的喧嚣，令心灵变得更加恬淡而阔大。他的短文语词温润，闪烁着洞察世事的智慧。1991年秋天我去愚园路拜访他时，他仍然住在普通民居里，连厨房和卫生间似乎都与邻人共用。老人坐在正午的阳光里，玉面皓首，周身散发出幽默和睿智的光泽，俨然一代大家的风范。他戏言跟我几十年前就是密友，当然，他指的是另一位叫做“朱大可”的故人。在以后的话题里，他开始嘲笑那些“当代文学史”的炮制者，笑指他们不是在“修史”，而是在“践实”，也就是践踏当下的文学事实。 施蛰存终身不言政治，甚至很少公开谈论道德。但在《纪念傅雷》一文中，他却意外地吐露出抗争的心迹。他盛赞扬傅雷反抗暴政的刚直性格，声言自杀就是对其刚直品德的自我塑造。施蛰存在结尾写道：“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这不仅是对傅雷的评价，也是追思者自身的信念。施蛰存的外柔内刚的卓越品格，在对故人的追思中不慎泄露，犹如一道犀利的闪电，照亮了光线昏暗的文坛。

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 “中国马粪“成长史 为纪念其代表作《百年孤独》出版40周年，以及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25周年和八十岁诞辰，墨西哥文学界将为定居该国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举办一系列活动。1967年，《百年孤独》在阿根廷出版，第一个星期便售出1.5万册，像香肠一样出售（马尔克斯语），迄今已在全世界以35种文字销出了3000万册，而中文盗版，应当与这个数字大致相当。 马尔克斯在中国经历了噩梦般的盗版时代。这场混乱至今都还在持续之中。在没有国际版权公约的约束下，未经作者本人同意，上海译文出版社早在1982年就于“外国文艺丛书”书系中，就推出了《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恶时辰》、《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枯枝败叶》、《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等，中短篇收得比较全面，也是马尔克斯首次在中国本土的亮相。 两年后，也即1984年8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源自西班牙原文的《百年孤独》译本，由黄锦炎、沈国正和陈泉翻译,并纳入“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为木刻封面平装本，由此掀起《百年孤独》的翻译出版热潮。1991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再版了黄译精装本（黄底红字封面）和平装本（灰底蓝字封面）两种。1994年，译文出版社又以“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的名义，再次出版硬皮外带护封的黄译精装本。 然而，《百年孤独》英译本，被公认为是数十种外文版中的最佳译本，因此，高长荣以此为基础，同时参照俄译本，推出了一个新的汉译本，1984年9月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跟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黄译本形成对垒戏的格局，但高译本在所有《百年孤独》汉译本中，具有最佳声誉，只是该版封面为咖啡色，色泽黯淡，设计相当简陋。1993年，高译本进行了第一版的第六次印刷，封面改进为白色，但简陋的特征，并没有多少改变。这种幼稚粗陋的容貌，正是中国出版业土鳖时代的缩影。1994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以“世界文学译丛—高长荣译文集”的名义，再版了这个译本，封面上印着一个满脸褶子的老人，以此象征百年孤独的拉丁美洲。 1993年9月，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第三个著名译本，那就是吴健恒老先生的“全译本”，作为“拉美文学丛书”之一，其第一版采用了恶俗可笑的情色男女封面。1995年第三次印刷时，该书再次被收入新编的“拉美文学丛书”书系，封面设计有明显改善，为两棵木刻风格的枯树。该书被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项目。后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希望书库”，在1995年收入了此书，以此作为“希望工程”的一部分，但因是未发行版，并未标明定价，我们也无法查询其内部派发的数量记录。 除了上述三种比较权威的译本之外，内蒙古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推出过仝全芳译本，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与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则于2001年联手推出舒锦秀译本，后者还被编入“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书系，并在国家图书馆2005年文艺类图书借阅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西苑出版社2003年推出潘立民译本 ，收入“世界文学名著珍藏译本”书系，封面为一个头戴圆形宽檐帽的古巴人，跟书中描述的西班牙种族相差甚远，受到不少读者的嘲笑。 北岳文艺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过宋鸿远的译本，封面为一西班牙服饰的风情女郎，跟云南人民的恶俗版，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也有一个类似的译本。1993年以内蒙古远方出版社名义推出的“世界文学名著百部”，一百册，分三箱包装，标价高达8800元，其中第14部是《百年孤独》，译者于娜，尽管质量令人生疑，但在其它出版社《百年孤独》都已断货的情况下，这是人们目前从网上所能订购到的唯一译本。 百年孤独的英文版封面 台湾推出过两种通过英译本转译的版本，首先是宋碧云翻译、远流出版公司在1982年出版的《一百年的孤寂》（在台湾马尔克斯一般被翻译为马奎斯），这个译本，是“世界文学全集”书系的一部分；其次是杨耐冬翻译、台北志文出版社在1984年出版的《百年孤寂》。有评论者认为宋碧云的译本更为动人，该译本在2002年4月获得再版，封面采用了胡奥·杜菲所绘的马尔克斯头像，看起来甚为精美，而杨耐冬也从英文转译了题为《马奎斯小说创作集》的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 与《百年孤独》汉译本的百家争鸣局面相比，马尔克斯其他著述的命运似乎要简单一些。蒋宗曹和姜风光翻译的《霍乱时期的爱情》，1987年7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此外，漓江出版社在同年12月出过徐鹤林和魏民翻译的译本，列入“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西苑出版社推出的译本，封面上竟是一个微笑的外国时尚男子，露出了好像牙膏广告里的表情，下面一个热带美女略带迷茫地看着远方。这种低俗的设计，为中国出版装帧业提供了典范的反面教材。 早在1985年7月，山东文艺出版社就推出了由伊信从俄文译出的《族长的没落》，尽管是一种转译，但译文优雅，广受好评。1987年，北京三联书店又推出林一安翻译的《番石榴飘香》。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在“拉丁美洲文学丛书”里推出王银福译的《一个遇难者的故事》。山东文艺出版社在1999年以“长颈鹿丛书”名义，推出马氏专家朱景冬等译的《爱情和其他魔鬼》（收录该文及《无人来信的上校》）。世界文学杂志则推出了《迷宫里的将军》。此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月推出过李德明和蒋宗曹译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是一个对上海译文社《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的仿本，并无太多的新意。 相比之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朱景冬的《诺贝尔奖的幽灵：马尔克斯散文精选》，显示了更多的推进，把对马尔克斯的译介，从小说扩展到散文领域。此外，云南人民出版社《两百年的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创作》，则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马尔克斯的文学理念。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回归本源——加西亚·马尔克斯传》（达索·萨尔迪瓦尔著）和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传》（陈众议著），分别从中西两个角度，关照马尔克斯的个人生活，填补了马氏研究的空白。 世界版权公约的LOGO 《百年孤独》以及马氏的各种小说的汉译浪潮，其实早在1992年就已嘎然而止。这是因为该年10月30日，中国加入了UNESCO管理的《世界版权公约》，而当时所有已经面世的译本，都未获得作者的授权。而按该公约的规定，没有经过作家本人授权，公约国无权出版该作家的作品。这意味着中国翻译出版业的“盗版”格局，从此将受到严格管束。 但基于此前大量出现的盗版状况激怒了马尔克斯，他拒绝向中国出售版权，甚至扬言说，即使在他死后，中国也休想得到他的授权。他的版权代理商则声称，除非中国方面偿还盗版造成的数百万美元的经济损失。马尔克斯对中国的这种敌意，还与其政治立场密切相关。不仅如此，老马还迁怒于其他汉语地区，包括拒绝把版权授给台湾。马尔克斯作品的汉译本，面临严重的“断流”危险。只有少数民营书商，还在购买边缘出版社的书号，继续从事盗版的营生，以粗劣的翻译水准，满足着中国“马粪”（马尔克斯粉丝）的阅读饥渴。 中国作家的仿写运动 尽管马尔克斯汉译本面临浓重的版权阴影，但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自由译介之后，马尔克斯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高中语文课和部分大学中文系，均已将《百年孤独》列为教材。三联书城最近发布的“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100本书”名单中，《百年孤独》赫然在列。此外；《博览群书》杂志选编的《读书的艺术》，向读者推荐“近20年来对中国社会有重要影响的20本书”，也列入了《百年孤独》。这些迹象都向我们验证了马尔克斯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意义。 但仅有这些表面的热烈场面是远远不够的。马尔克斯的灵魂，已经渗透到中国作家的语法里，并与卡夫卡、博尔赫斯和米兰·昆德拉一起，对当代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作家是喝着盗版马尔克斯的精液长大的。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作家清单，他们包括莫言、贾平凹、马原、余华、苏童、格非、阿来等等，几乎囊括了所有创作活跃的前线作家。 《百年孤独》成为中国文学从伤痕叙事转型转型的教科书。一种“马尔克斯语法”在作家之间流 行，犹如一场疯狂的西班牙型感冒。 “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上校仍会想起他的祖父带他去见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个《百年孤独》的开卷句式，出现在许多作家的笔下，从马原的《虚构》、莫言的《红高粱》、韩少功的《雷祸》、洪峰的《和平年代》、刘恒的《虚证》、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到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余华的《难逃劫数》和格非的《褐色鸟群》，等等。 这是时空的双重移置，即从当下作家的书写场景移置到奥雷良诺上校的场景（空间），以及从行刑场景移置到“遥远的下午”（时间），由此造成了一种鲜明的他者化效应。他者为主语的书写，制造了作者和叙事对象的疏隔，由此跟此前的以“我”为主语的伤痕文学和朦胧诗划清界限。这是中国文学整体性转型的时刻。马尔克斯的“他者叙事”，帮助中国人跟幼稚抒情的状态决裂，蹒跚学步地走向后现代的前沿。与此同时，他的“拉丁美洲魔幻”，他的传说、神话、童话、巫术、魔法、谜语、幻觉和梦魇的拼贴，都令那些被“现实主义”禁锢的中国作家感到战栗。 莫言小说深受马尔克斯的影响 然而，中国的前线小说家始终面临“抄袭”的指责。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出现过大量批评声音，称先锋小说对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有过度模仿之嫌。而在2007年初，网友黄守愚与老英子，又在天涯等论坛联合发布题为《余华〈兄弟〉涉嫌剽窃》的帖子，将矛头直指余华的新版小说《兄弟》，认为他的《难逃劫数》与《许三观卖血记》，就是模仿和剽窃了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子》和《百年孤独》。甚至《兄弟》的开头，也仍然笼罩着“马尔克斯语法”的浓重阴影——“我们刘镇的超级巨富……李光头坐在他远近闻名的镀金马桶上，闭上眼睛开始想象自己在太空轨道上的漂泊生涯，四周的冷清深不可测，李光头俯瞰壮丽的地球如何徐徐地展开，不由心酸落泪，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地球上已经是举目无亲了”。 “马尔克斯语法”对中国文学的渗透，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但这不是丑闻，而是文学成长的必然。长期以来，马尔克斯扮演了中国作家的话语导师，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超过了包括博尔赫斯在内的所有外国作家。其中莫言的“高密魔幻小说”，强烈彰显着马尔克斯的风格印记。但只有少数人才愿意承认“马尔克斯语法”与自身书写的亲密关系。对于许多中国作家而言，马尔克斯不仅是无法逾越的障碍，而且是难以启齿的秘密。 老人的乌托邦 马尔克斯与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长期以来都将对方视为仇敌。1976年的某天，在墨西哥的一家破旧影院里，两个南美汉子曾大打出手。但这坚冰最近似乎有望消融。70岁的略萨已经同意为纪念版的《百年孤独》提供序言，而即将80岁的马尔克斯也欣然接受了这一戏剧性安排。 但这种表面的和解，不能遮蔽两人间的政治分歧。巴尔加斯·略萨是著名的右派，曾经作为右翼派别候选人参选过秘鲁总统，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则是坚定的左派分子，并且是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的支持者和密友。这种长期的政治友谊，对一个自称“百年孤独”的作家构成了尖锐的讽刺。显然，这只是一种有限的孤独，它在古巴境内得到了超越。 只要探查一下马尔克斯的简历我们就会发现，他担任过古巴拉丁通讯社的记者。又在去苏联旅行后写下不少激情洋溢的游记；他还公开发表过大量政治宣言，声援卡斯特罗的“雪茄社会主义”运动。 马尔克斯获1982年度诺贝尔奖的场景 《百年孤独》出版后，立即被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赢得多种国际性文学大奖，成为几十种语言的畅销书。瑞典文学院也破天荒地放弃右翼立场，盛赞马尔克斯在政治上坚定地站在穷人和弱者一边，反抗压迫与经济剥削。在诺贝尔受奖词里，马尔克斯坚信一个类似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就要实现。他宣称，那是“一个新的、真正的理想王国，在那里没有人能决定他人的生活或死亡的方式，爱情将变为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在那里，那些注定要忍受百年孤独的民族，将最终也是永远得到再次在世界上生存的机会”。 但当时就有人断言，这个奖项无异于给本已声名过高的马尔克斯的创作生命下达了“死亡判决书”。1985年，马尔克斯发表了他获奖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此后的10年间又出版了《迷宫中的将军》、《爱情和其他魔鬼》和《绑架轶事》等，但都反响平淡。在身患淋巴癌之后，他便基本丧失了书写的能力。直至2004年，马尔克斯才推出一部只有114页的小说《回忆我忧伤的妓女》，描述一位九旬老人的心灵愿望，暗示老年人的衰老其实就是心灵的衰老。这似乎就是他最后的自白。在精神大幅度衰退之后，他在试图寻找跟世人道别的方式。 在一个被左翼势力环抱的空间，作者的书写生命，似乎受到了强烈的诅咒。马尔克斯的有限创造力，跟中国作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无疑是杰出的作家，但他的文学生命力却只有10多年之久。这是马尔克斯的“阿喀琉斯脚踵”。他呼吸在脆弱的乌托邦里，最后就连自己都无法维系这种梦想。《回忆我忧伤的妓女》向我们揭示一个重大秘密，那就是他的心灵迅速衰老，正是缘于内在信念的瓦解。马尔克斯一直在向世界说谎。他的灵魂背叛了他的言辞，而他则靠可恶的美国医学，维系着日益衰竭的肉身。但早在1990年代，这位空心的老人就已悄然死去。 原载《审判》，东方出版社，2016

一个松软的话语馒头，击痛了电影精英的脆弱尊严。 胡戈的视频作品《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以陈凯歌《无极》的部分画面及人物名字作为素材，展开反讽性戏仿。原作的“碎片”被重新拼贴之后，出现了全新的叙事结构――它以当代“圈圈娱乐城”的血案为母题，批评、颠覆、移置和篡改了原作的语义。这个话语事件，由于原作者陈凯歌的声言起诉，迅速成为2006年初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事端。 早在1919年，法国达达主义画家杜尚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上画了山羊胡子，并写下“她有一个热屁股”的字样。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颠覆事件，也是利用现存文化元素的再创造（颠覆性创新）的范例。戏仿总是一面嘲笑原作，一面又利用原作制造新的语义。在杜尚之后，近一百年以来，西方的戏仿运动风起云涌，至今没有终止的迹象。按照“侵权论”的逻辑，马塞尔杜尚就应当是艺术史上最大的侵权者之一，他“无耻”地侵犯了达芬奇老儿的权益。但芬奇的后人从未出面指控杜尚及其同伙。这并非因为它超出法律保护的时限，而是由于它根本就不是司法问题，而仅仅是一次用来搞笑的文化修辞事件而已。 电影《无极》招贴画 胡戈的《血案》，沿着杜尚指引的“造反”道路奋勇前进。它使用了《无极》的素材，却没有抄袭原先的母题，更与商业赢利无关，它是公共言论空间的自由阐释，或者说是一次孩童式的拆卸，含蓄而精确地反讽了原作，并藉此拼贴出一个全新的“法制新闻”故事。胡戈可以为其对原作的蔑视而道歉，但完全无需为他的“剽窃”而内疚，因为他从未触犯法律，他仅仅触犯了原作者的面子而已。 尽管在思想和技巧上都还稚嫩，《血案》还是激怒了原作导演，侵权诉讼的威胁之声响彻云霄。但如果胡戈败诉，那么它只能证明中国司法界对艺术原则的无知。那些指责胡戈的律师，已经在公众面前暴露了其自身的弱点。从虹影小说《K》被诉“色情”，到湖北作家涂怀章因小说《人殃》“诽谤”而遭判6个月拘禁，中国司法界“非法”干预文学艺术，正在成为一种恶劣的时尚。 陈凯歌与胡戈的冲突，无疑是两大话语势力冲突的最新表征。早在80年代中期，解构和颠覆的后现代时代，就已经悄然降临。从王朔的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开始，经过电视肥皂剧《编辑部的故事》，到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大话西游》，反讽的语法逐渐支配了大众话语，成为遍及小说、电视、短信和口头段子的基本言说规则。《分家在十月》开辟了视频戏仿的先河，它以前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为素材，展开对央视内部事务的辛辣反讽。歧义、多义、无中心、零深度……，所有这些都宣告了话语威权的崩溃。戏仿是后集权主义时代的话语标志，它旨在打造哄客时代的语言狂欢。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凯歌信奉的仍然是“正谕话语”――一种威权主义的话语体制，它要求语义的单一、严密、崇高和不容置疑。“满神”企图扮演这样的角色，她在宏大的“神话叙事”里陈述真理，宣示命运，俨然一位飞翔的真神，但她头发翘起的天使形象，却显得如此古怪，构筑着一个可笑的视觉谎言，并最终成为胡戈所无情嘲讽的对象。 陈凯歌早期导演的散文电影《黄土地》，表达了一种先锋实验的气质 陈凯歌曾因先锋影片《黄土地》和《孩子王》而崛起，对中国电影话语的进化做过重大贡献。但第五代导演具有叙事上的基因性缺陷。陈凯歌和张艺谋必须依靠先锋文学（苏童）和港台文学（李碧华）提供的脚本才能自如地说话。而经过二十多年的蜕变，陈凯歌的精英叙事变得更加支离破碎，他甚至不能有效地组织起一个90分钟的电影故事。 不仅如此，作为伪神话的《无极》，既不能完成精英思想的隐喻式转述（它所塑造的“满神”及其思想训诫，完全是一堆空洞无物的符号），把伟大的抽象信念转交给民众，也无法展开世俗情感的陈述，准确传递现实人生的经验。影片中不断出现各种可笑的哲理和日常逻辑错误，以致它在电影院里遭到观众的反复哂笑，跟张艺谋《十面埋伏》的命运如出一辙。第五代导演的集体性文化失语症，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陈凯歌的失语症不仅出现在影片的叙事层面，也出现于外部交流的层面。但这不是胡戈的问题，因为胡戈能够轻松地解读和解构《无极》，而陈凯歌却无力消化松软的“馒头”。他甚至不能识读戏仿和反讽――这个来自新世纪的话语礼物。他的起诉理由最为滑稽，竟然是胡戈的“无耻”。这个陈旧的道德判断，彻底误判了胡戈的解构性叙事的本质。《馒头血案》是文化反讽，却不是道德侵犯，更与“无耻”毫无干系。在精英导演与数码青年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语法障碍”，他们甚至无法展开最原始的对话。 陈凯歌是世袭知识精英的代表。他不仅继承了父亲陈怀皑的事业，而且超出了导演的命运，成为隐秘而强大的制片人。与张艺谋一样，他是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的联合体。这种两栖精英的身份，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强势集团代表的坚固地位。 然而，在所谓“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耗费巨资制作低水准电影，不仅滥用了文化权力，也滥用了资本权力。张艺谋拍摄《英雄》，耗资2.5亿人民币，拍摄《十面埋伏》耗资2.4亿，而到了陈凯歌的《无极》，所花资金居然已高达3.4亿元。这场娱乐资本竞赛的狂潮，正在愈演愈烈。 在《无极》中，陈凯歌的妻子陈红的表演乏善可陈 更为令人吃惊的是，这场声势浩大的资本竞赛，受到了所谓“票房业绩”的数据支持。但中国票房的概念，是建立在“一次性消费”的脆弱基础上的。张陈的影片推介会的花费，动辄数千万元，意在把人“忽悠”进电影院。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只要每个观众看上一眼，赢利目标就能轻易实现。这种飘浮在人口海洋上的票房利润，依赖于华丽而疯狂的媒体宣传，与影片自身价值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在影片质量可疑的前提下，它只能借助广告暴力绑架天真的民众，藉此制造高票房的假象。中国的电影市场，无疑是世界上最畸形的票房，并且已经成为民族电影发展的最危险的毒药。 不仅如此，以个人声望吸纳有限的国家和民间资本，导致张陈二人基本上垄断了电影资源，摧毁小成本电影的发展空间，使得本已无望的中国电影的前景，变得更加令人绝望。 占有知识和资本的双重权力的陈凯歌，当然有足够资金来雇佣律师，打赢“馒头”官司，捍卫自己的“艺术声誉”。但这场官司的背后，恰恰是娱乐业大鳄和互联网草根间的冲突，它折射着中国社会的尖锐矛盾。无论出现什么结果，这种文化铁腕只能使话语空间变得更加狭小，并进一步分化精英和民众，加剧正在膨化的社会仇恨。在严重缺乏“和解精神”的中国社会，和解正是“馒头官司”的最佳出路，否则，陈凯歌可能会面临双重的挫败：在自取其辱的同时，为大众塑造新的文化英雄。

娱乐时代的中国电影批评，始终没有获得健康生长的机遇。跟文学、音乐或美术等其它的艺术形态相比，电影显示出更加鲜明的工具主义特性。长期以来，电影一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和规训工具，这是电影本体的异化，不仅如此，它还影响了电影批评的自我发育。而在一个全民娱乐的狂欢年代，包括报刊、电视和互联网在内的各种媒体，每天都在发布大量关于电影的喧嚣，但我们仍然听不见独立电影批评的声音。这种独立属性的缺席，就是专业电影批评所面对的最大困境。 不妨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婴儿期电影的分裂景象。在卢米埃尔兄弟和爱迪生那里，视觉媒介技术因技术分野而形成两种消费模式：以“西洋镜”为轴心的独观式街头消费，和以放映机为轴心的共享式游乐场消费。基于游乐场比街头具有更大的商业利润空间，电影最终被统一到集体观看的旗帜之下。资本主义大众由此获得了最廉价的视觉美食。 法国的电影发明家卢米埃尔兄弟 但出人意料的是，这项资本主义的伟大发明，却在西方世界遭到知识分子的蔑视，在其出生后的漫长岁月里，它只是下层民众的娱乐项目，活跃于那些廉价的游乐场，成为庸俗趣味的象征。只有法国和苏维埃俄国改变了它的低贱命运。大批先锋艺术家参与电影制作的狂潮，迫使它提前完成蝶化，获得崇高的“艺术”地位。除了法国，似乎只有苏联实现了这种美学飞跃。但这种改变不能证明电影实现了自我独立，恰恰相反，电影在苏联受到礼遇的唯一原因，就在于它被选定为政治宣传的首席工具。 电影的视觉叙事特点，令其拥具有革命所需要的煽动模式。在20世纪初叶，没有任何技术媒介比电影更具感染力。越过夸张的活动图象、煽情的音乐和字幕，领袖的意图有效渗入了民众的心灵。电影观看方式和左翼政治集会之间，存在着某种惊人的相似性。观看电影是被动而温顺的接受，显示出对规训者（演讲者或影片）的无条件服从。另一方面，电影一旦和广场集会结合，就成了传播革命思想的最美妙的方式。人民被集体送进叶卡捷琳娜风格的会场以及各种露天广场，从那里接受列宁思想的洗礼，学习和模仿红色暴力，而影片所提供的专政模式，就此像火焰一样在全国蔓延。 从媒介技术的角度看，电影拷贝比戏剧演出更为方便，不会因不同剧团的演绎而令主旋律变调失真。所有的拷贝是一模一样的。它们只需要审查一次，就可以被大规模复制，在各地广泛发行和放映，并有效地掌控宣传和规训的节奏。 苏维埃电影的指导者列宁 基于这样的理由，列宁在1919年签署法令，将照相、电影生产及其发行，全部移归人民教育委员会管辖，此举标志着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苏联电影的隆重问世。列宁公开宣称：“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正是在列宁的直接授意下，苏联人拍摄了大批“宣传鼓动片”，如《镰刀与斧头》、《红小鬼》、《死光》和《马克辛》三部曲等。1924年，俄共（布）十三大作出关于电影的决议，宣布加强对电影的领导，并取缔私营发行公司，成立“革命电影协会”和由契卡首领捷尔任斯基领导的“苏联电影之友”协会。 这是一个电影大跃进的辉煌时代。1925年,苏联已拥有3000多家电影院，1928年增至9800家，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其电影院（包括流动影院）的总数竟达2．92万。与此同时，仅在1924～1925短短两年里，前苏联便制作了142部影片。其中除爱森斯的《战舰波将金号》和普多夫金《母亲》之外，其余大多是政治宣传的粗劣之作。但电影作为工具的功能，则已经被坚硬地确立起来。此后，杜甫仁科、普洛塔占诺夫、演柯静采夫、艾尔姆列尔和维尔托夫等导演大批涌现，他们是工具主义美学的代表，为电影工作者提供了大量范本。爱森斯坦甚至发明了一种可用以直接陈述红色思想的“电影语言”。他指望让电影像文学一样说话，使用各种象征、隐喻和对比的修辞技巧，以实现对民众的政治规训。[1] 电影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俨然是苏联历史的一个精确镜像。毛泽东对电影的高度重视，可以通过下列细节窥见。著名电影摄影师徐肖冰回忆道，1949年10月拍摄开国大典时，他从人群中选择了一个高个子的肩膀来放置沉重的手提摄影机，而高个子欣然出借了自己的肩头。事后，摄影师本人惶恐地发现，这个高大的肩膀，属于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用自己的肩膀，充当了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宣传的底座。2 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意味深长的借喻。毛泽东不仅娶了一名电影演员为妻，还把她派到文化部电影局担任顾问，同时以“委员”身份主持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的工作，而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电影大批判之后，江青在1960年代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电影革命。所有这些历史细节，都在书写中国电影的坎坷命运。 毛泽东夫人江青，原本是上海的戏剧和电影演员 这种热切的政治关注本身，大力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设定了中国电影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属性。这种工具化电影的历史，还可以上溯到联华等影业公司的抗战影片，而后，经过新中国的资源整合，成为电影发展的主流，并在文革期间达到巅峰状态。那是电影作为工具的“火红的年代”，谢晋导演的《春苗》，就是这种工具主义电影的最高样板，它不仅完成了激烈的斗争叙事，还展示出导演本人的政治忠诚。 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举办的“中国电影百年”庆典，其实是一场电影工具史的热烈回顾和自我颂扬。那些获得表彰的影片与人物，毫无例外都是20世纪下半叶的产物。当那些老眼昏花的导演和戏子们弹冠相庆的时刻，电影却依旧戴着沉重的镣铐。 娱乐资本主义时代的降临，是否会引发这种陈旧的历史场景的倒塌呢？在剧烈的商业化转轨进程中，大陆电影业引进大批港台乃至好莱坞的演员和技术人员，表演及其制作技巧都有重大提升，但在这日益精致的假面舞会背后，电影的工具主义特性，并未得到有效的改善。 我们已经看到，在喧闹的票房门外，云集着大批非理性的观众，他们一方面狂热消费着“情色文化”，一方面执意扮演政治伦理民兵的角色。2008年1月，鉴于《色戒》的公映，大约有3千万个帖子在互联网上涌现，其中大多数在痛斥李安是卖国贼、汉奸和台独分子。把一部文艺片直接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然后以匿名群众的名义加以围剿，这种情形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民众解读电影的基本逻辑——电影首先是一种政治工具，而评判电影的标准，并非是它的艺术特点，也不是情欲在人性中所扮演的暧昧角色，更不是六克拉钻戒所营造的复杂心态，而仅仅是它的民族主义立场。 电影《色戒》引发了民族主义的怒潮 电影消费的这种政治伦理立场，加剧了中国电影的依附性人格。包括电影在内的任何媒介样式，都注定跟意识形态有着深刻的关系。电影就是一面破碎而明亮的镜子，映射着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总体状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一种健康的文化形态中，电影的这种意识形态表达应是完全独立的。电影必须摆脱作为工具的仆从地位，转而成为自由表达社会生活的独立媒体，惟其如此，电影才能更深刻准确地展开意识形态叙事及其政治反省。尽管基于审查者或投资者的利益，这种人本主义理想在现实语境中变得困难重重，但跟这些因素没有直接关联的电影批评，却可以绕开障碍，率先自立起来，为电影制作的未来独立开辟道路。 但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与上述逻辑推断正好相反。电影批评的工具主义状况，甚至比电影本身更为严重。长期以来，中国电影批评一直处于“工具的工具”的卑贱地位。它是那个“作为工具的电影”的工具，以一种谦卑的方式向这种媒体示好，或者反过来，成为严厉的意识形态棍子，对电影实施严酷无情的打击。电影批评的这种“谄悍两重性格”，在文革中一度达到了高潮。它一方面奉命击打那些触犯原则的影片（如《创业》和《海霞》），一方面又奉命为那些符合原则的的影片歌功颂德（如《春苗》和《艳阳天》）。作为官方电影的舵手，江青制订的美学原则，支配了批评的基本语法。 谢晋电影《天云山传奇》中露出了浓烈的奴性气味 这种极端的工具化态势，曾在1986年有过终结的迹象，这就是关于谢晋电影模式的争鸣。在那场激烈的争论中，一些青年批评家企图对谢晋电影的工具主义理念进行反省，籍此打开独立电影批评的大门。尽管这场争鸣在理论上相当稚嫩，甚至以好莱坞模式作不适当的借喻，偏移了批评的主要方向，但它还是标志着独立影评的诞生。3 耐人寻味的是，这场批评的发起者都来自文学界。正是这种圈外身份，使批评者避开行政迫害，为批评的独立性提供了戏剧性的保障。 但谢晋模式争鸣却制造了一场出乎意料的分裂：圈外批评家批评谢晋模式，而圈内批评家坚定地捍卫谢晋模式。这种激烈的价值对抗，最终以圈外批评的退出而告终。由于身为电影行政主管的夏衍先生的干预，这场活跃的争鸣遭到打压，以至电影批评未能完成独立进程，反而退回到原初状态，加剧了自身的奴性。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电影圈卷起了更加恶劣的“擦皮鞋”之风，各种甜蜜的赞语甚嚣尘上，把批评进一步推向颂歌式工具的深渊。 90年代晚期，随着资讯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中国电影发生了向市场的剧烈回归，也就是回归到电影诞生时期的那个状态，再度成为消费市场的娱乐工具，由此导致了中国娱乐大片的泛滥。电影不仅保持了意识形态工具的强大惯性，而且还成为投资商的盈利工具。以大片导演张艺谋为例，一个80年代的先锋导演，曾经提供过改变中国电影视觉语法（《红高粱》），却最终踏上了高度媚俗的道路，也就是利用其视觉造型才能，演绎色情暴力和名人隐私，以迎合大众的庸俗趣味。电影尚未从一种工具牢笼中逃脱，又急切地演变为另一种资本集团的工具，由此构筑着双重工具化和“一仆二主”的尴尬格局。 基于电影生产的双重工具性，本来就毫无独立性可言的专业电影批评，必然要更深地陷入这种“一仆二主”的格局。它既要服从行政指令，又必须响应消费市场的召唤，效忠于娱乐资本的权力。中国电影批评的现状，大致就是如此。 有人在某次研讨会上曾经乐观地宣称，学院批评完全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但事实却是，学院批评要么成为一堆自我封闭和自说自话的废纸，要么就在介入电影制作的过程中丧失主体性，再度成为权力的工具。学院影评家担任电影节评委，原本是独立意志影响电影制作的良好契机，但当百花奖组委会玩弄程序游戏，把主旋律电影以“观众评委”的名义强加给公众时4，影评家究竟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而在评奖结果公布之后，又有多少学院影评家站出来，质疑那些显而易见的猫腻？只要批评（审查、判定、选择、评价）的权力是另一种更高权力的附庸，电影批评就永远无法获得独立的品格和尊严。 众所周知，影评学会的负责人，是由电影集团的官员兼任的，这种体制内部的联姻，注定了电影批评的附庸身份。而没有独立的批评，任何关于电影人及其作品的谈论，都将变得无限可疑。电影研究者也许无法回避跟电影圈的各种私人关系，但电影官员兼任电影评论协会的主席，只能暴露出体制本身的恶性病症。它制止了电影批评走向独立的全部可能性。只要打开该学会的网站就会发现，在那个庸俗的容器里，只有一堆自我吹捧的文字。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缺乏主体的独立性，这意味着作为独立存在、思考和言说的主体，没有到达存在的现场。虽然文章是以某人的名字发表的，但实际上它的作者不是此人，而是其身后的那些强大的行政权力、标准和原则。毫无疑问，这不仅是电影评论界的问题，更是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困境。这使我们更加缅怀那些已故的独立知识分子，诸如顾准、陈寅恪和施蛰存等等。这些屈指可数的文化英雄，主要来自学术界和文学界，而在民众中影响巨大的电影领域，却从未诞生过一个公认的独立知识分子。 电影演员赵丹，在疾病缠身的晚年，以卓越的勇气和痛切的反思，艰难地填补着电影圈的人格空白 杰出的电影批评家钟惦棐，仅仅因为婉言批评了当时的电影时弊，并对电影本体论（非工具论）有所指涉，就引发最高领袖的震怒，迅速沦为反右斗争的牺牲品。5独立电影批评在其萌发之际，便遭到无情的摧毁。但耐人寻味的是，20多年以后，电影圈出现了另一个独立的声音，它来自演员赵丹。在疾病缠身的晚年，他以卓越的勇气和痛切的反思，艰难地填补着电影圈的人格空白。 2005年以来，以张元等人为代表的“地下电影”导演被相继“招安”，转而成为国家主义阵营的中坚力量，从而令独立电影的前景变得更加黯淡。与此呼应的是，专业电影批评也在穿越历史上最艰难的瓶颈：它不仅受到了来自电影圈（官员、投资商和电影工作者）的强大压力，同时还要被迫面对互联网哄客的多头夹击。尽管“博客”为民间影评人提供了新的话语空间，但那些来自民众的混乱无知的噪音，遮蔽了他们的微弱声音，从而使那些关于电影的批判性阐释，无法获得有效的传播。也正是基于这种严峻的现实，对批评之独立性的探究，才变得更为迫切。这是因为，如果没有独立的电影批评，就不会有真正的独立电影的诞生。 注释 1 以上关于苏联电影史的叙述，均参见乔治·萨杜尔著，徐昭、胡承伟译《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 2《我们的足迹》（上），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1963年（内部资料），另可参见候波、徐肖冰口述，刘明银整理：《带翅膀的摄影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论谢晋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 4 朱大可：《百花奖：一次被悍然代表的民意》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42期 5 章柏青主编:《电影锣鼓之世纪回声:钟惦棐逝世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 原载《上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在谈论贺岁大片《金陵十三钗》之前，不妨先简单回顾一下张艺谋电影的进化路线图。从民族寻根的《红高粱》，经过民族劣根性批判之《菊豆》，到表达底层痛苦的《活着》、《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张艺谋遗弃的早期自我，它不仅表达出导演的杰出才华，更展示了电影人的基本良知。而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开始，张艺谋开始深化源于《红高粱》的流氓叙事，将其变成一种庸俗的商业文本。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意味着中国主流电影的价值转向。而后，在《英雄》、《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推行赤裸裸的低俗主义，并于花花绿绿的《三枪拍案惊奇》中达到恶俗的高度。张艺谋就此完成了他向“三俗”领域（庸俗、低俗和恶俗）的华丽飞跃。 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的三位一体，构成由大片主宰的庸众市场。张艺谋公式=情色+暴力+民族苦难题材+爱国主义，制造了政治和商业的双赢格局，由此成为意识形态和电影市场的最大救星。但与此同时，张艺谋电影的技术指标和媚俗指数都在与日俱增，而《金陵十三钗》的上映，即将迎来新一轮身体叙事的狂欢。 金陵的六朝金粉和秦淮风月，最易引发世人的情色想象。它是中国情色地理的中心。作为本土最著名的红灯区，秦淮河摇篮催生了名妓董小宛、李香君、陈圆圆、柳如是、马香兰、顾眉生、卞玉京、寇白门等等，而这个妓女团体的作为，颠覆了唐朝诗人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著名论断。李香君头撞墙壁而血溅扇面，成为《桃花扇》中献出政治贞操的著名隐喻；柳如是因史学家陈寅恪立传而身价倍增；董小宛则因金庸的武侠小说而名噪一时。所有这些高尚妓女的事迹，构成了《金陵十三钗》的香艳布景。 而在280多年后的1937，日军在南京展开旷世大屠杀，据说有30万人被血腥杀害，其中八万女性遭到奸杀。这原本是一个严厉的史实和指控。它要成为人类反思战争暴行的重大契机。但在《金陵十三钗》里，情色地理和战争地理，秦淮河的历史风尘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现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叠合，由此构成罕见的电影题材，几乎所有人都会为这种讲述而涕泗横流——一座由西方“神父”主持的南京教堂，于1937年收藏了一群金陵女大学生和十三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以及六位国军伤兵。而在大屠杀的背景下，青楼女子们身穿唱诗礼服，暗揣刀剪，代替女学生奔赴日军的圣诞晚会和死亡之约。这是明末爱国妓女故事的壮烈再现。 最后的赴死场面，是一次向爱国伦理的神圣超越。叙事的高潮降临了，妓女从普通的性工作者，经过赴死的洗礼，转而成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圣女。“十三钗”虽有经营肉体的历史，却坚定捍卫了民族国家的精神贞操。这是电影的基本主题和价值核心。金陵妓女们面对两次精神性献身：第一次向基督的代表英格曼神父（西方的符号）献身，第二次向民族国家（东方的符号）献身，进而成为向好莱坞和广电总局献身的奇妙转喻。可以预料，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将为这种献身而大声鼓掌。 作为一个冒牌的神父，英格曼是沦为流浪汉的“入殓师”，为躲避战争而在教堂纵酒买醉，还要吃妓女的豆腐，却在救赎他人的危机中，完成了自我救赎的精神历程。这是一种源于小说原作者的更为高明的叙事策略，它消解了好莱坞和中国导演及片商的价值鸿沟。严歌苓的小说救了张艺谋，为其铺平通往美国加州的红色地毯。 为了推进影片的炒作事务，片方居然提前公布了女主角玉墨扮演者撰写的《我和贝尔演床戏》一文，事关“好莱坞神父”和中国义妓的激情床戏，这种蓄意的披露，令其成为一件被事先张扬的“桃色案”，并为片方营造市场气氛的情欲前奏。 这场床戏炒作，是片商营销策略的一次自我揭露。在毫无出路的情欲两边，分别站立着“神父”和妓女，代表灵魂和肉欲两种基本势力。但这场床戏究竟要向我们暗示什么呢？究竟是心灵挣扎的假神父在向肉欲屈服，还是妓女在表演灵魂的超度？抑或是两者的共赢？而事实上，被涂抹成粉红色的民族苦难（死亡、仇恨和绝望），既曲解了民族反抗的本质，也摧毁了基督的信念。但正是这种教堂情色+战争暴力+爱国主义的三元公式，预谋着一种双重的胜利——张艺谋圆奥斯卡之梦，而制片者则赢取最大票房。 在全球经济萧条的年代，这部号称投资额达6亿人民币的豪华制作，正在打破中国大片的投资记录。制片人大力鼓吹好莱坞一线明星给中国打工的舆论，旨在平息民族主义愤青的抵制情绪，并掩饰其讨好美国观众口味的基本动机。不仅如此，他还在各类场合赤裸裸地豪言，要拿下本土的10亿元票房，毫不掩饰把影片当作暴利工具的意图。我们已经看到，从《唐山大地震》到《南京！南京！》，有关“发国难财”的民间批评，始终没有停息，而《金陵十三钗》把这种发财模式推向新的高潮。 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妓女的人性、良知和爱情，也不反对以一种人文关怀的角度，来展示性工作者的政治贞操，但面对南京大屠杀这种沉重题材，制片方却在眉飞色舞地爆炒床戏和豪言票房价值，这只能构成对全体战争死难者的羞辱，更是对八万被强奸中国妇女的羞辱。把大屠杀的教堂变成情场，把民族创伤记忆变成床上记忆，把政治叙事变成身体叙事，把血色战争变成桃色新闻，把重大苦难题材变成重要牟利工具，这种大义凛然的情色爱国主义，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取向的严重失误？ 12月15日，将是中国电影的又一次午夜狂欢。距离南京大屠杀很远，而距离圣诞节和票房利润很近。在15日午夜，钟声将敲响十三点。这是一种充满反讽意味的报时，它要越过十三个女人的故事，向我们说出十三种痛苦和抗议。在十三点时分观看“十三钗”，的确一种奇怪的体验：一边是斯皮尔伯格《辛德勒名单》和犹太人的哀歌，一边是张艺谋《金陵十三钗》和中国人的视觉欢宴，它们构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令我们感到汗颜。我们将抱着自己的良知无眠，犹如抱着一堆荒诞的现实。

——华夏帝国的器物贸易 福建出产的乌龙茶 茶、瓷、丝，器物的三位一体，典型的华夏帝国制造。跟“四大发明”截然不同，它们不是基于物理学原理的技术发现，而是三种包含独立技术的商品，属于远东农业文明，并一度构成全球贸易的坚硬核心。郑和的宝船舰队，使用指南针技术、火炮技术、装载大量《烈女传》和《历书》之类的印刷品，尽管这些器物都源于“四大发明”，却不是朝贡贸易的对象。它们看起来只是一些忠诚的仆从，为茶、瓷和丝的远洋运输而辛勤工作。 茶是一种自然饮料，被用以矫正存在的状态——提唤精神，激发思维，同时保持内在的理性，跟酒的功能形成鲜明的对比。作为酒神的对偶，茶神的纤弱身影，率先出现在华夏文明的腹地。根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称，当年周武王（？～公元前1043年）伐纣，从巴蜀之国得到了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等贡物。文中的另一段记载还说，在那些种植园里，生长着嫩香蒲和香茶（“园有芳弱香茗”）。据说这是人工种植茶树的最初记录。茶神面容安详，从此走进了远东民族的日常生活。 茶在华夏地区的全面兴盛，可能源于佛教寺院的发达。大唐帝国弘扬佛法，导致和尚阶层大规模扩张。而茶受到禅宗的大力推崇，成为彻夜谈玄的工具。它最初只是一种刺激神经的药材，令僧人们的哲思和对话变得激动人心，而后才被注入士大夫的高尚趣味，升华为文人精神的象征。诗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如此描述它的功用：“一饮涤昏昧，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这是饮茶改变存在状态的话语证据。寺院的钟声和茶香，反复修理和尚、官员和文士的灵魂，把它们导向清静宁馨的状态。 茶神在明代已完全融入士人的灵魂，进而成为隐逸人格的化身。茶道日益成熟，俨然成为独立的亚宗教。茶神精神散射着前所未有的光辉，文人撰写的茶经达几十种之多，从茶叶制作和储存、水的选取、器物的功能、煎煮方式、茶寮修造和品茶趣味等方面，精细地构筑茶的伟大道路。茶道是中国饮食宗教的最高形态。 茶神是收敛而含蓄的，她意味着一种有节制的超越；越过冰清玉洁的瓷盏，她呼出了理性存在的淡香。徐渭在《陶学士烹茶图》里赞美说：“ 醒吟醉草不曾闲，人人唤我作张颠。安能买景如图画，碧树红花煮月团。” 这是奇妙的精神镜像，我们就此观看到明丽清澈的图画：在碧树和红花之间，煮茶的程序正在悠然展开。吟诗和书写，酒醉与苏醒，癫狂与理性，所有这些对立的元素，都在茶的领地里获得统一。徐渭透露了一个文化事实：茶与酒的轮值制度，是中国饮品文化的最大机密。文人交替饮用这两种饮品，在清醒与癫狂之间摆动和涨落。这是耗散式的结构，它从对立的两极出发，机巧地调节着中国人的心灵。 茶神精神的本质就是孤独。基于士大夫的信念，她始终坚守着自身的纯洁性，拒绝跟其他物质苟合。这贞操就是茶神的特征，也是维系其全部趣味和信念的基点。忙碌的士人们洞察了茶的这一本性，并要从水质、盛器和操作程序等方面来维系这种本性。这是一场茶神精神的保卫战，它制约了市井阶层发明奶茶的冲动，并最终演化为东方人的终极关怀。 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这种茶奶香气，更放肆地弥漫于宫廷和贵族沙龙之间，成了奢靡生活的象征 欧洲人对此一无所知。也许因为贮存不便的缘故，他们对绿茶没有兴趣，却在19世纪发现了红茶的魅力。由于葡萄牙公主凯瑟琳的宫廷示范，红茶的兼容性被揭示了：它能够跟牛奶与糖结盟，由此构成香气浓郁的奶茶。此前，早在13世纪甚至更早，鞑靼人就已发现了这类动植物原料混合的魅力。而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这种茶奶香气，更放肆地弥漫于宫廷和贵族沙龙之间，成了奢靡生活的象征，继而又蔓延为平民的下午茶狂欢。它还是大英帝国开明专制下的新式茶道，迅速升华为关于教养的隆重仪式，优化着帝国臣民的日常举止。 英国对茶叶的接纳和依赖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改变了中国出口贸易的丝绸本质，向以茶为核心的茶、瓷、丝的三位一体飞跃。而在那场狂热的单边贸易中，瓷器的价值也得到了重估——它是贮存和品辍茶叶的最佳容器。但跟郑和时代不同，它不再是形单影只的容器，而是茶叶的最亲昵的伴侣。 英国皇家道尔顿骨瓷，成为盛放茶汤的最佳容器 瓷器是陶器的成熟样式。它像陶器一样保持可塑的面貌，却比陶有更精细光滑的表皮。那些釉层在高温下发生窑变，产生出奇异的纹理和色泽。瓷器是所有器物中变化比较激烈的一种，从柔软的泥土升华为坚硬秀丽的事物。在漫长的岁月里，它始终是饕餮民族的专用容器，用以盛放那些绵绵无尽的琼浆与美食。 汉代的茶器只有碳炉、碳铗、捣茶石舀、杵、茶饼、陶罐和陶碗等少数几种。但到了明代，就在器物大爆炸的时刻，它完成了自我繁殖的程序。高濂《遵生八笺》一书里，罗列的茶具达23件之多，已经到了繁复的地步，但它的核心器件只有茶盏和茶壶两种。 明代茶盏由黑釉渐变为白瓷，而且拥有“甜白”的诨号，这揭示了其瓷质趋于洁白细腻，由此跟景德镇的青花和宜兴的紫砂，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但在国际贸易的版图上，白瓷最终还是让位给了青花。白底青纹的色相和多变的器型，不仅受到北方满族猎人的喜爱，也搏得了欧洲君主的青睐。 从朱棣时代开始，青花瓷已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郑和下西洋后带回“苏麻离青”的钴料，能于烧造中呈现出宝石蓝的色泽，并在花纹上形成晕散和黑铁晶斑。这起初是典型的工艺瑕疵，最终却转换成了独特的美学标记。 茶叶和青花瓷结下了恒永的盟约 这种出现于古瓷学领域的破绽，加剧了我们的疑虑：青花也许是一种在美学上被蓄意夸大的纹饰。它的价值被因贸易的需要而被越位提升。跟现代英国和日本骨瓷相比，青花瓷器有着粗陋的形态，但它却是第一个在白瓷上绘画的瓷种，鲜明地表达了远东绘画艺术的风格。那些被大肆渲染的幸福生活场景，被烧结在白色瓷胎上，散发出青色的温润光辉，为欧洲人展开东方想象提供凭据。 茶汤在青花瓷盏里散发着热气。茶神站立在里面，犹如一位隐形的女神。青花瓷就这样跟茶叶构成了奇妙的互生关系。它们是彼此印证的，仿佛是一种天然的联姻。青色暗示着红茶的来历——它既是大自然的色泽，也是华夏帝国的胎记，就像中国婴儿臀部的“蒙古青”那样。欧洲人后来发明储茶的锡罐与铁盒，因轻盈而便于携带，却难以还原东方器物的光晕。 茶、辞、丝是最好的三位一体 茶叶和青花瓷的伟大结盟，得到古老的丝绸制度的声援。在明清的全球贸易体系中，丝绸越过数千年岁月，继续扮演雍容华贵的角色。它是制作衣物、桌布和茶巾的原料，融入了奢华的饮茶制度，形成一体化的东方效应。这其实就是“瓷－茶－丝”的“三位一体”。瓷是茶的容器，而丝绸则是它的柔软服饰，犹如一个用弧线和S线构成的梦境，为洛可可（rocaille）风格提供非凡的灵感。瓷－茶－丝，此外还应当包括明代家具和亭阁，就是欧洲人展开东方想象的核心语词。 但英国人最终以自己的美学改造了青花。我们已经看到，在细腻的皇家骨瓷表面，浮现出英国本土的青色植物图像。英式青花瓷跟纯银茶壶、茶匙和蕾丝桌布，形成新的器物小组，它们进驻维多利亚风格的茶室，环绕在耳语的绅士和淑女四周，验证着他们的高雅趣味。这跟中国儒士的饮茶礼仪，产生了某种内在的呼应。英国人得意洋洋地宣称，这就是两种文明的伟大合作。 茶叶跟烟草一样，令饮服者产生深刻的依赖。但茶瘾是更为温柔的绑架，像丝绸一样般细软，却酝酿着严酷的市场危机。长期以来，西方一直在用贵金属购买丝绸和香料。18世纪中叶到末叶，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全球最大的茶叶买家。在1700年到1753年期间，仅英国商船就向清帝国输送了两千万两白银，全球白银都因茶叶贸易而流入中国。欧洲爆发严重的白银危机。 这是全球茶叶连锁效应的开端。在茶的和平本质的外围，暴力开始大规模涌现。为了捍卫白银储备，英国人推出以鸦片交换茶叶的贸易模式。但鸦片的大规模输入，导致中国的经济危机和健康危机。在士绅和文官阶层的压力下，道光皇帝下令抵抗，企图终止这种荒谬的贸易，而英帝国则派出战舰予以痛击，把摇摇欲坠的华夏帝国推向崩溃的边缘。 而在此之前，茶叶已经引发了另一场贸易战争。英国人把茶叶强行输入北美殖民地，并藉此征收高额白银税金，遭到当地民众的激烈反抗，波士顿移民把英国商船上的茶叶倒进海里(Boston Tea Party，1773)，由此点燃了独立战争的炽热大火。一方面是新共和国的诞生，一方面是旧帝国的衰败，由大英帝国发动的茶叶战争，导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这既是农业器物文明的终结，也是推动茶叶文明反思的支点。 首刊《城市中国》7月号 原载《时光》，东方出版社，2016

茅台酒，中国最贫穷省份之一所酿造的酒品，经过上百年的文化酿制，击败所有酒种，擢升为华夏民族最昂贵的奢侈饮品。 酒是充满政治气味的日常饮料。但朗姆、杜松子、伏特加和威士忌等烈性酒，却被各国政治外交场合所禁止，唯独能在中国官场豪迈地流行。正是这种官方榜样，鼓励了盛大的美食和纵酒运动。尽管最近有些地方当局出台限酒令，严禁公职人员工作日和非工作日执行公务时饮酒，但它却对酒的销量没有产生负面影响。酒桌政治的最佳时刻，不在执行公务之时，而是在“下班”后的晚餐上。禁酒令机智地绕过了最重要的时刻。 茅台，中国酒桌政治的象征 茅台酒，色泽澄亮而微黄，芬芳四溢，在夜幕下说出中国式的美妙酒语。酒桌是茅台的唯一战地。酒酣耳热之际，身份的强硬边界变得柔软了，人的羞怯与戒惕悄然失去，舌头变得灵巧或笨拙起来，言辞随意而嚣张，营造着一种自信、恳切和亲昵的气息。像所有50度以上烈酒一样，茅台扭转了权力场的角色关系，并重塑着所有饮者的公共面容。与此同时，茅台酒自身，也成了中国酒桌政治的芬芳隐喻。 这是中国式关系学的最高境界。它要重新修订被衙门所限定的身份规则。酒桌政治，无非是微观权力叙事在餐馆里的投射、一种办公室政治的亲密对偶，它令人联想起各种有趣的政治术语：权力舞台、官僚政治、名利场、贪腐圈和行贿通道，等等。酒桌是如此的暧昧、肮脏而又亲切，在杯盘交错之中，密谋被轻松地达成了，仿佛只是些漫不经心的私语。以一个旁观者的偏激眼光看去，在当代官场，似乎每个酒杯都装满了难以启齿的秘密。 不仅如此，茅台酒还支撑了男权主义在中国的绝对地位。茅台是男人的顶级瘾品，它跟女人基本无关。茅台赞助了男权文化，把男人跟权力和野心紧密编织在一起。茅台是中国男性符号的转喻，它要重申男人炫耀、博弈、社交和放浪的微观权力。这权力超越了社交酒桌的范围，而向内扩散到私人客厅、卧房和家庭，呈现为跟温软酒香相反的坚硬格调。那些造型保守的红白二色酒瓶，伫立在豪华的玻璃酒柜之中，被装饰小灯泡所照亮，仿佛是一座权力的界碑，向家庭女眷们发出含蓄的警告。 茅台支撑了当代中国的酒桌权力学 酒桌权力学是中国人发明并光大的文化体系。华夏农业时代曾向它的居民提供过各种酒品，如各种谷类酒（如白酒和黄酒）、果酒、花酒（桂花酒、菊花酒、莲花酒）和药酒（椒柏酒、枸杞子酒和人参酒），但没有任何一种酒能像茅台那样，从中国政治权力结构中获取强大的象征价值，而我们竟然难以知晓这其间的因果关联。 茅台酿造的神秘性、困难性以及数量稀缺性，可能是支撑这种神话的重要原因。据说，茅台酒的酿造，依赖于空气中的神秘菌体，而该菌体仅存于茅台酒窖方圆数百米的上空，任何迁移式的仿制，都无法再现茅台原浆的独特风味。但这只是一个迷人的推测而已。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生化手段能测定和捕捉这种传奇生物。 茅台酒奇特的自我表达能力，也许是推动神话叙事的另一类力量。有一则被不断引用的传说声称，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送展者故意打破酒坛，导致酒香四溢，引起参观者的轰动。这个无法考证的传说，后来居然跟前总理周恩发生了重大关联。民间讲述者甚至宣称，正是周恩来本人亲自向送展者秘授了“碎坛传香”的妙计。然而，在举办该博览会的1915年间，周恩来还在天津南开中学念书，恐怕没有机会指导那场爱国营销活动。依据晚清和民国的统计资料，我们也没有发现茅台酒因酒香四溢而被海外大量订购的迹象。 山西汾酒才是获得首席奖牌的中国酒种 茅台酒厂编撰的宣传文本还进一步指出，该酒在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而这一殊荣已成茅台魅惑世人的价值支柱。但《看历史》杂志的记者调查发现，它当年仅获得一枚普通的四等银奖而已，同时获奖的中国产品，其数量高达1211个，其中一等奖57个，荣誉奖章二等奖74个，三等金奖258个，四等银奖337个，第五名铜奖258个，荣誉奖227个。而在如此众多的中国产品之中，茅台并未实现“脱颖而出”的梦想，反而是山西汾酒和张裕葡萄酒，拿回了真正意义上的一等奖章。 前中国总理周恩来酷爱茅台，成了它最好的形象代言人，图为周恩来跟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起喝茅台 茅台的现今地位，或许取决于首席广告师周恩来的卓越努力。正是基于周的个人嗜好，茅台得以战胜四大白酒之汾酒、西凤和杜康，成为酒桌政治学中推动博弈、谈判、和解与交易的最高液体。酒量据说深不可测的周恩来，利用茅台款待外国宾客，展开酒桌微笑外交，风度翩然，开创本朝酒桌政治的伟大先河。周恩来用茅台款待基辛格、尼克松和田中角荣的照片，成为茅台外交的强硬证据，被广泛引用于各种历史记忆文献之中，令周氏外交散发出持久绵长的香气。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向本国高官和艺术家大力举荐这一美酒。嗜酒如命的水墨画家傅抱石应召进京，绘制“江山如此多娇”。在全国大饥荒的峻迫形势下，周下令向傅抱石每日提供一瓶茅台，为上下攀爬的艰苦作画提供酒精动力。按照这种喝法计算，傅抱石在长达四个月的制画期间，当饮入120瓶左右的茅台；而按今天顶级茅台3000元一瓶的价格计算，其总价约为36万元；再按1959年茅台每瓶105万元的当下拍卖价，傅抱石当年所饮之费，已达1.26亿元。这完全可以被视为该画的皇家报酬。高悬于人民大会堂二楼前厅的《江山如此多娇》，要是在现今加以拍卖，或许有望达到20亿的天价，足以抵消抱石先生所饮茅台的拍卖总额。茅台酒催化的艺术价值，正在成为整个神话叙事中最令人咋舌的部分。 傅抱石、关山月所绘：大型壁画《江山如此多娇》，现存人民大会堂 “茅台”被选择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符号。在旧帝国晚期，它是一种民族指数，用以表达农业文明进化的深度；在毛周时代，它是权力指数，用来衡量饮者地位及特权的高度；而随着“中国模式”的消费时代的降临，它演化为贪腐指数，用以测量官场和商界“亲密合作”的广度。茅台酒的这种语义变迁，正是中国社会演化的一个侧影。 茅台神话催生了所谓“茅学”的诞生。这种“学问”被用以专门制造、捍卫和传播这种酒品神话，并跟制造商和经销商构成紧密的联盟。那些热情编织的歌德文字，过去曾在皇帝身上大范围运用，而今却成为一种关于酒品的隆重赞词。所有这些神话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断推升茅台的价格，把它变成中国最昂贵的饮品。但这场价格泡沫的狂飙，却无法改善贵州民众的贫困生活。 在世界酒界保持孤独的茅台 一个世纪以来，每市斤酿造原料仅需2.4斤高粱和2.6斤小麦的茅台，其价格剧升了数百倍之多，2010年已涨至每瓶千元以上，只是在市场上大量涌现的茅台，八成都是仿冒的赝品。而奇怪的是，一方面它被中国人狂热地品尝和收藏，另一方面，这一据说跟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齐名的三大蒸馏酒之一，却始终没有被西方人接纳，成为其日常生活的必备饮品。这情形跟景德镇瓷器、江南丝绸、松江棉布和徽闽茶叶的遭遇，截然不同。后者曾经是欧洲市场上最受青睐的器物。茅台酒的全球化计划，面对着坚固的口味壁垒。追求含蓄风格的西方人，似乎并不喜欢这种香气浓烈的饮料。而茅台酒的自产自销，加剧了它的“土产”特征。最终，越过一个世纪的“巴拿马金奖”之梦，茅台酒大步退缩，成了孤芳自赏的文化象征。 原载ELLE MAN杂志 2011年第2期

童年的地理空间是无限狭小的。它仅限于我所居住的街区。在小学期间，我的夏季出游主要是为了游泳、看电影和捉鱼虫。我仿佛置身于这三种道路的中心，或者是记忆的三岔路口，面朝无法知晓的迷津尽头。 我和小朋友几乎走遍了附近的游泳池：常熟路游泳池，上海跳水池、五十一中学游泳池，等等。我紧紧揣着妈妈给的九分钱，其中五分钱买游泳票，而另外四分钱用来买棒冰。每一所泳池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五十一中学泳池是简陋的，像一个寒伧的穷人，被粗糙的水泥所包裹，消毒池散发着浓重的脚垢气味。常熟路泳池精致而不炫耀，像一个资产阶级小开，瓷砖地面光滑洁净，慰抚着我冰凉的足底。上海跳水池最为气派，看起来酷肖国家的尊贵形象，拥有宽敞明亮的淋浴室和更衣间，以及三座威仪堂堂的高大跳台，它们像伟大领袖一样，俯察着我们这些赤条条的众生。 捉鱼虫的道路比较艰辛。我们去的最远的津流，位于斜土路东段的平阴桥附近。对于我们来说，肇嘉浜以南就是荒凉的郊区了。我们需要冒着阳光，在酷暑中行走半个小时。道路两边都是破烂的工厂和仓库，路上几乎没有人迹，甚至没有卖棒冰的烟纸店。那些稀疏矮小的树木，无法遮蔽酷热的阳光。劣质塑料凉鞋被灼热的大地烤得发烫。马路上到处是溶解的黑色柏油，像狗皮膏药一样张贴在我的记忆里。 1970年代的上海街道：马路上到处是溶解的黑色柏油，像狗皮膏药一样张贴在我的记忆里 总有野孩子在河边游泳、钓鱼和打捞鱼虫。这使我对钓鱼充满了好奇，但我的出游仅限于收集那些浮游生物和长相丑陋的低级水草。那些发绿的水面下隐藏着无数不可知的事物，它们像蛇一样等待着我这样的猎物。我曾经被一种无名的水虫咬过，红肿了整整一个月。河水就这样捉弄了我，从此我成了它的叛徒。 臭气熏天的日晖港粪便码头就在附近。我们曾经好奇地沿河而上，目击到那个令人目瞪口呆的现场：多得难以计数的驳船挤满狭窄的渡口，里面装载着城市南部的全部粪便。而那些抽粪车正在岸上排成长龙，用粗大的橡胶软管向驳船排放秽物。这也许是中国最大的巴巴基地。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人类的细小肛门，居然会排出那么多物体。那些黄褐色粪便簇拥在船舱里，无耻地保持着完整的条状，仿佛在出席一场盛大的狂欢。就在粪船舰队的近旁，一个女人正若无其事地在河里洗濯被单，她白皙壮硕的胳臂，汇入了这一波澜壮阔的场景。 父亲在浦东的学校，位于我的本埠地理学的尽头。每年暑假，父亲都带我去他的学校图书馆看书。我们乘42路到十六铺码头，买船票摆渡过江，再换乘N路郊县汽车，到达小火车站，继而改乘小火车，缓慢地行驶三十分钟后，又换乘M路郊区汽车，最后才抵达我们的目的地。路上需要使用五种交通工具，耗费整整6个小时。正是由于行路的艰难，父亲每次只能在周六黄昏回家，又在周一凌晨四点动身离去。他是我们家的匆匆过客。 这是令人畏惧的空间距离，它超越了我幼小经验所能承受的范围。但城市地图已经在我的身下悄然展开。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我就此开始了超越家园的地理学实践。 父亲的宿舍是一座地主宅院，前后有四个院落，前厅、正房、左右前后厢房、耳房、库房、各种房间层出不穷，犹如一个不可逾越的迷宫。暑假时分，老师们都回家了，只有我和父亲在这个破败的院落里形影相吊。 乡村的气息就这样融入了我的梦乡。窗口和房梁上到处是阴险的蛛网。屋里弥漫着腐物和泥土的混合气味。大黄蜂在四周巡视，发出低沉的吟唱。到了夜晚，在茂密的梧桐树和刺槐下面，在那些藤蔓纠缠的深处，紫荆、紫薇、木槿、月季、海棠、石榴与金合欢正在酷热中沉睡。它们倦怠的姿容躲藏在月色里。 江南老屋（朱大可摄）：乡村的气息就这样融入了我的梦乡 陈旧的家具发出叹息般的声响，好像鬼魂在四处走动。父亲说，这里几年前曾经吊死过好几个被审查的老师。有一天夜里，我正在昏暗的电灯下读书，看见一条白色的影子掠过窗外。我惊惧地大叫起来。在另一个屋子睡觉的父亲跑来安慰我。但从此我一直被某种巨大的骇怕所纠缠。我的脆弱的想象力，悬挂在那些神秘的黑夜里，犹如鬼魂脖子上的系带。 南京是我童年里去过的最远之地。1963的冬天，我跟母亲坐船去了那座陌生的城市，那年我七岁，一团雾气在迷津中逐渐散开，露出世界的初始容貌。我记得熙熙攘攘的码头、冰冷而坚硬的金属船体，四等舱的简陋铺位、轻轻摇晃的船身，混浊的江水、阔大的雾气迷蒙的江面……，这些破碎的物体和景象，成为生命远航的起点。踏上南京陆地三天之后，我仍能感到大地的摆动，仿佛置身于一艘巨大无边的航船。这就是童年的南京，它持续摇晃在一个美妙而庞大的水泥盒子里。 1963年摄于南京玄武湖（左一）：那年我七岁，一团雾气在迷津中逐渐散开，露出世界的初始容貌 在船舱里，广播喇叭一直在播放歌剧《红梅赞》，这首优美的歌曲成为那次旅行的主旋律。它萦绕在我年幼的心头，成为最初吸食的政治大麻。那个伟大的女人，以绣红旗和慷慨赴死的姿容，书写了完美的母亲乌托邦。从此我总是按那个样式去衡量所有女性长辈，但每一次我都大失所望。 然而，正是在那个女人的曼妙歌声里，另一个小女孩的身影浮现了，她是我的小表姐林玉、我童年里最亲密的女性。她比我大三岁，却是我的小妈妈，搀着我的小手，把我引向了世界幸福的中心。但我却常跟她的两个弟弟合起来欺负她，跟她闹别扭，直到把她气哭为止。我们乐不可支，放声大笑，但她却并不记恨。几分钟后，她又带我走向寒冷的院落，在那里堆起了雪人。我们在雪地里撒野，塑造着洁白的形象。几天以后，我看见它在阳光下慢慢消融，像花一样发黑、变形、消瘦和凋谢。这种情景引发了我的感伤。它离我们而去，犹如一个不祥之兆。 七年以后，我再次乘火车前往南京去度暑假。小表姐已经夭折。她死于慢性肾炎引发的心脏病。她的肖像挂在墙上，像一个甜蜜的幽灵。她的纯真笑容冻结在时间的迷津里，仿佛是一个隐形的雪人，站立在我的心里，成为永久的伤痛。我去南京的秘密使命，就是去会见她的灵魂。但我跟她的永诀似乎在当年就已注定。 姨妈所在的中科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就在原中央研究院的大楼，琉璃瓦顶的民国建筑，法相庄严，金碧辉煌，但它的大理石楼梯和走廊，却散发出坚冷昏暗的气息。姨妈从抽屉里拿出三叶虫化石给我看，告诉我那是属于寒武纪的动物，此外还有石炭纪蕨类化石的残片、长着粗壮肉茎的腕足动物、以及一枚海绵动物的清晰样本。它们带着数亿年岁月的份量。我以为它们会很重，但实际上却跟普通石头一样。越过黯淡的石面，我似乎看见了时间本身的容貌。我的心变得狂乱起来。我热爱那些远古的事物。 在中山陵大台阶上的留影 表哥米郎带我到处游荡。我们去看刚建不久的南京长江大桥。它矗立在扬子江上，拥有庞大而丑陋的钢架织体，成为一个坚硬的政治奇迹。人们都说它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那时民间正在流行地下惊险故事《绿色的尸体》，说台湾特务装成母亲推着童车上桥，车里有具发绿的婴儿尸体，里面藏着烈性炸药……。我在桥上行走的时候，一直在留神看有没有这种推车的女人，很想抓她一个，由此成为刘文学式的英雄。可惜这种隐秘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我们去雨花台，绕过党的英雄纪念碑，在干枯的旧河床上捡了些光滑的石子。我们也去中山陵，在宽大的石阶上赛跑。圣人躺在纪念堂里的石像，诡异得像个视觉的骗局。我们还搭乘中科院车子去了紫金山天文台，在那里看古天象仪的复制品，几件造型神奇的金属制品，上面布满了绿色的铜锈。天文台的圆形屋顶在阳光下灼灼发光，犹如巨大的闭合的嘴唇。从那里下山需要几个小时。我和米郎在丛林里行走。大山很寂静，只有鸟啼和脚步的声响。蝉在高枝上集体颂扬着夏天。 玄武湖附近的明代古城墙（摄影者不详）：我去得最多的地点 玄武湖附近的明代古城墙，是我去得最多的地点。有一条僻静的小路在附近延伸。下雨的时候，窈窕的女人打着伞，像云一样行走，在湖上留下了几朵影子。米郎因尿毒症去世后，我还时常独自在那里徘徊，被城墙上的砖石和藤蔓所倾倒，成为它最年轻的朝圣者之一。14岁那年，我开始写起了散文，模仿那些无病呻吟的文体，做出咏物伤怀的姿态。我的另一灵感策源地是明孝陵。那些拱列的石人石马，在细雨里散发出化石般的气息。我的早熟的灵魂，可笑地融入了这些古旧的物体。 那时我已是开始身体发育的中学生，乘火车成了我的暑假惯例。除了去南京，我有时也会去福州，因为那里有我的另一个姨妈。但那座破烂的城市，并未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据说它跟厦门一样，布满了台湾特务和北京的便衣。它面目可疑地蜷缩在台湾海峡一隅，焦虑不安地等着战争的飞临。 在混乱肮脏的火车上，我养成了期待艳遇的恶习，我满心指望不可告人的青春期故事，但这种浪漫事端却从未发生过。那时车速很慢，从上海到福州要耗费两天时间，木质座位很硬，上面没有软垫，出差人都自带小枕头垫着。有一回我从福州回来，四周没有可以说话的女生，沉闷得跟监狱似的，只能独自在窗前呆坐，结果臀部磨出两个大泡，很久都没有痊愈，后来终于结痂了，像是敲在冻猪肉上的一对深色戳记。 有一次，两个逃票的小流氓看上了我的座位，企图把我挤走。我起初一直没吱声，后来突然发起狠来，一拳打落了高个的门牙，再出几拳，打得矮个满脸是血。于是我们战成了一团。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小流氓被乘警赶下了车，而我则穿着被撕成碎片的汗衫，坐在乘警室里写检查。那时因练过少林拳，打架总是占了上风，却弄得吃相难看，好像每回都是我在欺负人似的。这是我毕生所写的第一份检讨书，它躺在乘警的桌上，像个可怜巴巴的孩子。下车时，我看见乘警偷着把它团成一团，扔进废物箱里。我觉得好玩，傻乎乎地大笑起来，弄得乘警很不好意思，把脸扭向一边，冲着某乘客大声叫道：“喂，你！” 为了准备与苏联的战争，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军队从1969年起开始大规模野营训练，到了1971年，全体人民被紧急动员起来，公路上到处是野营拉练的队伍。上海当局更是别出心裁，把工人和学生组合在一起，展开“结对子”式的训练。革命时代的政治创意层出不穷。 “文革”中学生野营拉练：革命地理学的逻辑，就这样戏剧性地展开了 这是少年时代最艰难的徒步行旅。我穿上全套军装和军用跑鞋，斜挎军用水壶和军用书包；被子用军用布带扎成九宫格状，也在肩上背着。我们在操场上集合，互相打量和起哄。几乎所有同学的装束都一模一样，俨然就是对方的精密镜像。这是神圣而又壮观的场面。我们是毛泽东麾下的少年军团，除了枪杆和杀气，我们几乎拥有军人的一切。 在开过气氛热烈的动员大会之后，两个年级共28个班级、1700名学生，跟徐汇区部分工厂的1200多名工人合为一个以“团”命名的编队，开始向上海郊区庄严进发。我们的路线将经过上海县、奉贤、金山、松江和青浦，绕上海西南郊走半圈，全程达800多公里，需要花费两周以上的时间。革命地理学的逻辑，就这样戏剧性地展开了。脚足和道路的关系变得亲昵起来。 我们每天需行走20—30 公里的路程，最多的一天，我们居然步行了40 公里。正是梅雨时节，我们在田埂上行走，目击秀丽如画的乡村风景。沿着铁路线行军时，火车排出的粪便总是飞溅我们一身。一个长得很傻的女生甚至失足掉进了粪缸，成为所有人耻笑的对象。这些细小的喜剧，像雨一样滋润着我们的政治苦旅。 我们吃着难以下咽的压缩饼干，宿营后还要吃生虫发霉的米饭、没有油水和烧煮过度的青菜、或者发僵的淡而无味的馒头。我的脚肿胀起来，布满了水泡，疼痛难当。在农民的宽大堂屋里，我把塑料布铺在潮湿的稻草上，像小猪一样倒头就睡。有一回，一位同学在半夜大呼小叫起来。我们都被吵醒了。他揉着眼睛说，梦见了伟大领袖，于是我们大家都感到很幸福。 中国乡村农妇（摄影者不详）：另一个伟大的领导阶级，跟报纸打造的形象毫不相干 我们的编队是按性别进行的，男生跟着男工，女生跟着女工。工人阶级们身穿藏青色工装，言行却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当着我们的面，肆无忌惮地谈论女人，用那些江湖口吻互相打趣，说谁谁看上谁谁，谁谁跟谁谁上了床，如此等等。起初我听得心惊肉跳，后来也就慢慢的惯了。他们还阔论时局，分析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遇刺的黑幕。工人的价值判断，跟主流意识形态大相径庭。一个因派系斗争而失势的前造反队头头，当年曾跟党的副主席一起举事，现在沦为一个普通电工，每天都在抱怨弊政，嘲笑那个造反新秀，说他的鸡巴长得跟花生米似的。说罢朝我们挤眉弄眼。 我所遇到的农民，另一个伟大的领导阶级，跟报纸打造的形象也毫不相干。我们侵占他们的住宅，踢他们家的狗，掏梁上的燕窝，在屋旁撒尿拉屎，踩坏地里的油菜和稻子，把秸秆撒得到处都是，女生甚至把花裤衩晾在了骨灰盒边。他们怒气冲天，对我们充满敌意，却又不敢发作。一次我听见房东老太太在柴间里祈求灶王爷菩萨保佑，叫那些“假解放军”赶紧滚蛋。我心里一凛，像是发现了个天大的阴谋。 队伍驻扎在金山朱泾时，正好遭遇大雨。我们在那里逗留了整整两天。青工们结伙去了附近的古镇松隐，回来后就扬言说，他们看到了“松隐三宝”：松隐塔、松隐桥，还有一位打着油纸伞窈窕而行的美人。他们向她问路，而她用婉转低迴的声音为他们指路，眼睛忧伤得像要滴出泪来。我们第二天赶去，松隐塔依旧在细雨里兀自独立，而美人却踪迹全无，只有两个高颧骨的老妪在桥上吵架，脏话骂得惊天动地。那位传说中的美人，以后成为整个野营拉练的核心话题。那些小资青工露出了无限思念的表情。他们的浪漫梦想，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的限度。清教主义革命消灭了知识界的情欲，却允许它在产业工人中蓬勃生长。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文革年代的“领导阶级”。他们的粗俗、坦率、机智、幽默、油滑、玩世不恭，跟学校里道貌岸然的“工宣队”大相径庭，彻底解构了我们心目中的政治传奇。直到毕业后加入工人行列，我才最终明白，工人并不是一个伟大的物种，它只是一种寻常的谋生职业而已。 工人并不是一个伟大的物种，它只是一种寻常的谋生职业而已 那次，我跟一位戴眼镜的小资青工成了莫逆之交。这是野营生涯的意外收获。他是松隐美人的发现者、书法爱好者和古典诗词作者，也是所有青工中最儒雅的一位。我从他那里借了《三言两拍》、《东周列国志》、《镜花缘》和《聊斋》。我们经常切磋古文到深夜。他后来找了一个女人，据说酷似松隐桥上的美女。他把下班时间都耗费在热烈的爱情之中，从此我们变得疏远起来。有一回我去他家还书，看见了他的新娘子，骨骼纤细，面容平淡。侬饭吃过啦？阿拉没啥招待你的。吃杯茶再走吧！她坐在椅子上嗑着瓜子，脸上带着亲切而世故的微笑。这是我少年地理学的最后一课。新的迷津已经展开。我离开了这位比我大整整十岁的工人朋友，走向没有诗意和美女的庸常世界。 2006年6月16日写于上海莘庄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文革中的文艺表演 我记忆中第一个疯子，出现在住宅附近的马路上。每天上学我都要经过他的地盘。那是人行道边的一间三平米的独立木屋，大门敞开，里面只有一块简陋的床板。这也许是地方当局向疯子所能提供的最高待遇。他穿着肮脏而宽大的衣服，瘦骨嶙峋，坐在自己的御床上，眦着发黑的黄牙向路人傻笑。我记得他叫张建华。我们喊他的名字，而他则继续用咯咯的笑声回报我们。文革开始后，由于没人监管，他被飞驰而过的卡车碾死了。他是我见过的最和善的疯子，一个用滑稽元素捏成的泥偶。他的退场，令附近的许多孩子都惘然若失，仿佛失去了一座童年的路标。 文革降临之后，中国终于成了一所完美的疯人院。在我的个人编年史里，这是迷乱的图景，浮现在脆弱的记忆里，犹如戈雅和萨德所描述的梦魇。疯子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其中一部分是由于精神错乱，而另一些人则在佯狂。对于后者而言，疯子，就是一种表情狂乱和令人迷惑的面具。 红卫兵向伟大领袖宣誓效忠：在我的个人编年史里，这是迷乱的图景，浮现在脆弱的记忆里 在1967年，我们小学有个老师疯了。她雕塑般坐在校门口，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孩子们向她吐口水和扔石子，而她则用仇恨的眼神给予回报。一次我出于好奇，拿了两颗糖给她。她表情漠然，似乎没有看见，我把糖硬塞进她的手里，却看见她眼里滴出一颗很大的眼泪。我吃了一惊，仿佛窥见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回家吃饭时，我把这秘密偷偷告诉了母亲。她赶紧摆手说，小孩子不要乱讲。一年以后，大革命的狂潮开始消退，女老师的疯病突然痊愈。我在办公室里遇见她，她马上认出了我，嫣然一笑，转身拿两颗糖给我，仿佛是一种蓄意的回报。我吓了一跳，小脸涨得通红，好像被她看穿了当时捉弄她的心思。 疯子与常人的界限是如此含混不清，充满了谜样的色彩。在文革早期，我们到处都能看见这种似是而非的疯子。发疯最初是一种逃避政治迫害的策略，而后却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身份，甚至转换成内在的本质。但他们仍被怀疑是装疯卖傻，受到严密的审查和监管，关押于各单位的临时“牛棚”，或被强制劳动，清扫铺天盖地的垃圾，而他们自身就是最令人不耻的垃圾。 政治罪犯和疯子的双重性，是文革疯癫史的重大特色。与那些“牛鬼蛇神”和“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相比，政治疯子遭到了双重的歧视：他们既是疯子，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悲惨对象。他们是双料的罪犯，并且要接受加倍的痛击。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在佯狂中偷生。 这双重的迫害就是最致命的希望。早在魏晋时代，佯狂已经成为士人知识分子的主要自救策略，但在许多世纪过去之后我才发现，没有人能够因佯狂而摆脱死亡。我住的弄堂里有位杰出的外科专家，曾给一些北京高层干部动过手术，却在文革初期的批斗会上突然失疯。造反派在观察了很久之后，断定他不是装疯卖傻，总算放过了他。他躲在家里，吃大小便和身上搓下来的垢泥，声称是世界上最好的健康疗法。几个月之后，他坐在壁炉前，浇上煤油，把自己烧死了，犹如烤熟一头绝望的公羊。这是超越疯狂界限的叛离，它终结了全部的个人苦难。在大革命壮丽风景的边缘，这种死亡勾勒出浓重的阴影，从反面论证着核心事物的明亮。 这是超越疯狂界限的叛离，它终结了全部的个人苦难 疯子和罪犯具有高度的同一性。疯狂就是罪恶，因为它的思想是阴暗的，不能被领袖的伟大性所照亮。忠诚是最高的美德，但疯子并不理会这点，他们因而成为新伦理的危险敌人。 1969那年，安徽发生严重水灾，大批难民涌入上海市区。我家对面空置的底层车库里，住进了四个灾民。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找到这个隐秘家园的。我每天趴在窗口眺望那个尤奈斯库式的舞台，面对一个怪异的家庭——满头白发和两眼蒙翳的哑巴老妪，领着三个同样聋哑和满眼白翳的孙子，我们分别叫他们大哑子、中哑子和小哑子。白翳和聋哑是两个受难的记号，它表达了双重的责罚：他们既不能看清自己的面容，也无法说出肉身的悲痛。只有小哑子偶尔拿出一个破烂的课本，蘸着口水，试图阅读那些简单有力的语句：“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但他所发出的，只是一种含混不清的叫嚣。 有一天，这家的母亲突然出现了，据说是被公安释放的。她两眼长着厚厚的白翳，却能够开口说话。但这种话语权是致命的毒药。我看见的是一个典型的精神病患者，她披头散发，在花园里高声唱歌，并不停地咒骂最高领袖，她的三个孩子把她强行押进屋子，但随后她又幽灵般溜回花园，继续从事她的反革命宣传活动。 也许是里弄干部告发的缘故，一周之后，弄堂里出现了七八个公安，要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女疯子对此毫不在意，哈哈大笑。大哑子愤怒得脸部肌肉都扭曲了起来，发出尖利而痛苦的叫声，似乎要表明她只是一个精神病人而已。但公安战士不为所动。疯狂就是罪恶，而反对领袖的疯狂，则是所有罪恶之上的罪恶。女疯子被强行带走，很快就执行了死刑。她的母亲和三个儿子也随即突然消失，变得无影无踪。在黄昏的光线里，舞台沉寂下来，只有小学课本被遗弃在花园里，被风所随意翻动，上面残留着小哑子残留的肮脏的指印。 熊宇《没有窗子的墙》：疯狂就是罪恶，而反对领袖的疯狂，则是所有罪恶之上的罪恶 邻居们终于露出了欢喜的表情。他们为除掉害虫而弹冠相庆。但人民所驱逐的，其实只是几个可怜的乡村残障者而已，他们甚至不能明晰地喊出这最无力的绝望。另一方面，真正的疯狂并未撒手离去，而是继续在我们四周大肆生长，改造着世界的图景，并且注定要对年幼的灵魂下手。 就我家楼下，住着上海儿科医院的女护士Z。在某种意义上，她是那个疯狂时代的最诡异的象征。她接管了我童年的全部欢乐。她拥有一副鲁迅笔下豆腐西施的面容，嘴唇细薄，颧骨高耸，此外并无什么过人之处。她热衷于偷听邻居的谈话，然后向里弄干部告密，说他们如何思想反动，言行下流；她喜欢在弄堂里跟踪某人，窥伺对方的举止；她也喜欢虐待邻居的孩子，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他们。她还在黑夜里闯进一个华侨男人的家里，指控他是美蒋派来的特务。 直到长大之后我才意识到，女护士是典型的受迫害妄想狂，而她的举止却充满了政治迫害狂的特征。她是护士、特工、民兵、造反派和弄堂泼妇的混合物。她四处出击，精心护理着黑暗的秩序。她最疯狂的举止，是要用手术刀割下丈夫臀部的皮，拿它去做毛泽东头像的绣品。他们的半夜喧闹吵醒了所有的邻居。我从窗口看去，看见丈夫骑在花园的围墙上，企图从那里逃走，一条腿已经跨到墙外，而女护士则紧拽着他另一条裤腿，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他们九岁的女儿在惊恐地大声哭泣。 令人疯狂的仇恨病毒到处传染 我每天放学回家，只要打开楼下的大门，就能看见女护士的倩影。她总是站在邻居姚家的门口，侧身扬耳，阴险地偷听着别人的谈话。走廊上的暗淡光线，半明半昧地照亮了邪恶的表情。我的开门声惊动了女护士，她神经质地掉过头来看我，脸上忽然露出诡异的笑容。我感到毛骨悚然，飞也似地逃回家里。我还记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惧怕女护士到了令人绝望的程度。我时常在半夜里被噩梦惊醒，大汗淋漓，但如今我只能记得其中的一个梦魇——女护士高举针筒，要把毒药打进我的屁股，而我则在大声哭泣和挣扎。父亲用力推醒我，把我拉回了温暖的家园。 但我无法摆脱这场噩梦。在10岁到13岁的时段里，我成了她要护理的主要目标。父亲在郊区0工作，每周才回家一次，而母亲则忙于管束她班上的那些叛逆少年。我失去了家庭的庇护，变得孤苦无助起来。女护士无数次闯入我家，对我进行诅咒和殴打，声称我弹的西洋古典钢琴曲，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货色，导致她严重的神经衰弱。有一回她又冲上楼来，怒气冲天地骂我，说我的指法练习里隐藏着黄色小调。她的玉手从空中划过，重重地落在我的脸上。就在那个瞬间，我变得狂暴起来。我从键盘前跳开，冲向厨房，操刀砍向那个女人，结果被邻居死死抱住。那年我只有13岁。 忻海洲《变动.丢失理智》：菜刀成了我童年的最高纲领，我和这锋利的器具一起，追赶着人民迷狂而浩大的队伍 菜刀被公安没收了，它是演绎疯狂的道具，也是我早熟和长大的标志。正是那个女人帮助我战胜怯懦，从惧怕转向了无畏的反抗。她的戕害就是滋养我成长的摇篮。但很多年后我才懂得，就在这反抗的背后，隐藏着某种毁灭的意志。我是内心暴力的同谋。菜刀成了我童年的最高纲领，我和这锋利的器具一起，追赶着人民迷狂而浩大的队伍。 在某种意义上，呆傻也许比变态和疯狂更为安全，因为它更易于被观察和解读。上中学时，每个班里几乎都有一两个傻子，他们是用来制造戏谑效果的丑角，点缀着大多数常智者的无聊生涯。本班的傻子绰号“24点”，这是因为他虽然数学成绩只有零分，但算起24点[ 24点，一种在文革后期流行的中学生扑克游戏，由3～5个人参与，每人出一张牌，所有牌的点数被加减乘除之后，其结果必须是24,最先算出者为赢。]来，却是全校无敌。有一回我策划了一场车轮大赛，邀请本年级最好的数学高手来跟他比试，结果所有人都被打得丢盔卸甲，大败而归。 24点没别的爱好，就是有点好色，曾经在厕所里偷看小姑娘撒尿，被当场抓获，就转学到我们学校，从此变得非常老实，对漂亮的小姑娘，最多只敢斜眼偷窥。他的唯一策略是终年穿着黄绿呢的中山装，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他坚信这样能够得到女孩的青睐。中学毕业很多年后，我在永嘉路上遇见他，依然穿着那件洗淡了的中山装，一脸道貌岸然的样子。我叫他的名字，他却已经认不出我了。这使我感到有些丧气。24点是旧时代最坚贞的信徒，当整个世界都起身飞走了之后，他还在原地固守毛时代的美学。 傻子之傻是永久的，它不能被治愈，但疯子之疯却是可以矫正的。那时的报纸，到处刊登着毛泽东思想治愈精神病的故事。革命意识形态显露出全知全能的特点，它战无不胜，创造着各式各样的精神奇迹。从学校的高音喇叭广播里，我们每天都能听见新事物的诞生。 大学一年级的朱大可（1979年）：中山装是中国人永久的制服 而在疯人院墙的外面，人民正在遭受日常疯狂的困扰。中学毕业后，我在一家照相机厂做钳工。一名中年女工，因无法承受她所暗恋的年轻组长的训斥，当场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浑身抽搐。我们把她送到附近的新乐路地段医院，医生诊断说她是歇斯底里症，给她注射了葡萄糖安慰剂。组长也跑来温存地道歉。患者平静下来，脸上露出幸福的笑意，一路小跑地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了。从前，《人民日报》总是义正词严地形容“美帝国主义发出歇斯底里的战争叫嚣”，但直到成年之后，我才从工人阶级那里见识了这著名的疯病，它是如此的可爱，揭发着人性中最暧昧温软的弱点。 这种短暂的疯狂，在文革后期像感冒一样流行，成为日常生活的戏剧性调料。我的同事兼好友Y，20岁那年突然发病，目露凶光，用货车猛撞车间的大门。医生说这是突发性精神分裂，但十几天之后，他竟奇迹般地自我痊愈了。事后我才知道他是被公安吓疯的。前晚观看露天电影，邻居的钱包被窃，由于他就在现场，便成了重大嫌疑。但他无法承受公安的盘问，刚走出派出所就疯了。当时正是雷雨交加，他一把夺走陌生女孩的雨伞，在大街上疯狂地逃跑。两周之后，当他再次遇到公安时，却被突然吓醒，犹如从梦中惊醒了一般，疯病遽然痊愈，没有留下任何后患。 这是我所遇到的最奇妙的精神分裂，它起源于无辜者对权力的极度惧怕。在遭受权力的威胁之后，Y只是渴望拥有一把伞而已。这是人所能获取的唯一庇护。伞是柔软可笑的盾牌，它要向暴戾的天空请求和解。在这无疑是一个被神所精心叙写的寓言，其间囊括了各种隐喻式密码：伞、雷电、大雨、警察和逃遁等等。在Y的疯狂背后，深藏着人类无法索解的理性。 1975年，我曾通过“关系”参观了上海最大的精神病院。此举只是为了满足我对疯癫世界的好奇。那是个夏季的正午，我跟伙伴一道走进灰色的大楼，被准许在窗外观看那些正在集体进食的疯子。他们吃得如此专注，仿佛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跟我们先前想象的截然不同。我们未能看到传说中的那种场景——看守的暴力殴打和强制灌食、赤身裸体绑在铁床上进行电击，如此等等。只有一个疯子跪在地上，向我们看不见的神祈祷，自言自语和自我对话，痛责自己的罪恶。他满头白发，表情疯狂而谦卑。 精神病人的集体效忠仪式：神原谅了这个罪人。他喉咙里发出了哭泣般的笑声，然后开始泪流满面地进食 他的神起初似乎对他置之不理，而后便开始责备他，而他则不住地解释和忏悔，请求神的宽恕。半个小时之后，奇迹出现了。神原谅了这个罪人。他喉咙里发出了哭泣般的笑声，然后开始泪流满面地进食。我们转到另外一个窗口时，终于看见了疯子的神，那是贴在墙上的表情慈祥的肖像。 文革结束之后，那些曾经宣判他人为疯狂的人，被钉上了疯狂的耻辱柱。疯狂的定义被改写了。这是最具讽刺意义的价值倒置。“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人们恍然大悟道，仿佛完成了一次重大的觉醒，疯狂的属性就此被外推给了那个已经流逝的岁月。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从疯狂中复苏，成长为有理性的人，并且保持了对疯狂的回忆和警醒，因为我们曾经为此付过沉重的代价。但疯狂并未消失，而是悬浮在理性世界的上空，热烈觊觎着我们恬淡的生活。 2006年8月30日完稿于上海莘庄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时，我只有9岁光景。父亲时常带我去外滩，看见大字报被糊上了大理石的高墙。到处是仰头观看的人群。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宣读着战斗檄文，尖锐刺耳的声音，在痛击人们的灵魂。但我所迷恋的，只是高楼上翩然降落的传单。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利用了民众娱乐的样式，成为点燃革命的导索。人们在可笑地争抢那些传单，其中一些纸片落在黄浦江上，仿佛是无数细小的纸船，在波涛上漂浮了片刻，便被浑浊的江水所吞没。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被糊上了高墙 我和父亲在高楼下行走，卑微得像两条一大一小的虫子。铅灰色的天空上密布着乌云，人们的表情狂热而不安，他们的焦虑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染。而我却在传单的捡拾中，体验到了童年的狂欢。我积攒这些传单，犹如收集字词的积木。我向伙伴们炫耀这些花花绿绿的战利品，然后把它们保存起来，直到文革结束。 革命的雷声还在十多公里外的外滩滚动，但它的炽热气息却已大步逼近。沃们所居住的徐汇区小街，即将被红色风暴所吞没。66年8月9日，北京爆发造反派砸缅甸驻华使馆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一百万红卫兵，表达对青年造反运动的政治支持。在判断中国政府失去政治控制力之后，西方开始了大规模撤侨行动。住在我家对面的几家犹太和白俄侨民都悄然搬走。那个佩环叮当，花枝招展的白人老太太，浑身散发着脂粉的香气。她曾经抚着我的脑袋，把巧克力塞进我贪婪的小手。现在，她在花园里晾晒衣物的身影也消失了，变得杳无芳踪。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表达对青年造反运动的政治支持 经过最高领袖检阅的北京红卫兵，在《人民日报》社论的煽动下，开始全面南下，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破四旧”运动。他们在大街上拦截那些衣着时髦的人士，当场修剪他们的头发和衣裤，我从未看到过这样的街头暴力，一个被剪了头发的女人在高声叫骂，近乎歇斯底里，红卫兵开始痛殴她，而警察则不知去向。围观的路人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支持小将的革命行动，而另一派则在抨击红卫兵的粗暴行为。但资产阶级时尚最终还是遭到了彻底铲除。 第一支开进我们弄堂的，是北京和上海红卫兵的混合编队，大约三十人左右，乘坐解放牌卡车，俨然希特勒的党卫军。他们的清一色军装、鲜艳的红色袖章和严肃的表情，就是政治正确的标志。这是伟大的象征性时刻，革命终于地降临了我的家园。 首当其冲的是我家楼下的印尼华侨。来自雅加达的三个女人，被押上了“审判台”――几张凳子，她们的头发被剪成了稀疏的鸡窝，她们的脸和旗袍上都涂满了墨汁，她们家里所有的化妆品和图书被当众焚毁。就在那些日子，大规模的破四旧、街头批斗和抄家行动席卷了整个上海。资本家、中共干部、高级知识分子被挂上牌子、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当众批斗，然后跟大批抄家物资一起被带走，从此下落不明。许多房子变得空空荡荡，逐渐散发出霉变的气息，仿佛在验证造反者的预言。 文革中焚烧文物和书籍的场景 这是无产阶级信念支撑下的动乱，它宣告了文革元年的到来。在旧事物被彻底霉变之后，新事物开始大规模涌现。1968年（文革三年），造反者已经洗劫和销毁了所有旧文化产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红卫兵失宠，而新秩序被逐步建立，清教徒式的日常美学开始支配我们。军装和军帽，这些寻常的事物，竟然成了庞大中国的最高时尚。 我对父母的最大怨恨，就是他们无法为我搞到军装。后来我自己用一只玩具狗从小朋友那里换来了一套军装上的纽扣，包括五粒大扣和两粒上衣袋的小扣。它们是一种半圆形的赭色塑胶物，正面是“八一”的阳纹，背面是坚硬的铜丝扣环。母亲把它们连夜缝到我的蓝色中山装上。这是公然用军扣伪造的制服，从此我无限自豪地加入了革命的队列。两年后，母亲又从商店里为我买了一条仿制军用皮带和一双军用胶鞋。我还曾搞到过一顶软檐军帽，但不久就被飞车党抢走了。他们肆无忌惮地掠夺着军帽，然后用每顶两块钱的价格卖给跟我一样的小孩。 右一为10岁的朱大可（1970年）：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杂种，永远都无法企及革命时尚的核心 然而，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杂种，永远都无法企及革命时尚的核心。只有那些干部子弟，才拥有真正的军装及其正统造型。徐汇区的干部子弟，在1971年结成了一个庞大的帮会。他们到处寻衅滋事，向“下只角”（贫民区）的流氓群体示威。但他们最令人惊异的却并非群殴的手段，而是他们的前卫装备。他们像小说《敌后武工队》那样武装了自己：每人一辆轻便自行车，车把上安装着最时髦的双铃，身穿四个口袋的军官服，腰扎军用皮带，脚穿黑色灯芯绒面的北京懒鞋，斜挎着军用书包，里面藏匿着锋利的菜刀。他们还说一种发音古怪的上海官话（我长大了之后，再也没有听到过这种行政方言），藉此作为彼此辨认的标识。他们出动时通常有四、五十人到上百人，不停按动清脆的双铃，在大街上呼啸而过，那种甚嚣尘上的气势，令所有的路人都目瞪口呆。 这支青年流氓军团，以后遭到了刚成立的“公检法”的严厉打击。他们的领袖被判了重刑，而下级成员则作鸟兽散，被表情严肃的家长领回家洗心革面去了，而他们所制造的军事时尚，却成为文革年代的最高典范。 军装狂欢的热潮以后逐渐消退，我的兴趣后来转向了毛泽东像章的收集。在军事美学统治中国的年代，毛章成为最高的礼物，在世人的手上制作、传递、交换和收藏着，成为一种全新的政治饰品，为每一个拥有者提供身份证件。这是文革初期的徽号，它好像在对所有的观察者说：我不是异端，我是伟大领袖的忠诚小兵。 这种像章竞赛，一度演变为以大为美的激烈角逐。我亲眼见过的最大像章，直径达到80公分，跟一只脸盆似的。有人甚至把它直接佩戴在胸前的皮肉上，藉此表达效忠的革命激情。但这种政治自虐只是少数疯子的专利而已，它并不属于寻常百姓。 毛像章的等级，不仅取决于它的材质、造型和大小，还取决于它的制造者。那些制造者的签名，被直接浇铸在像章背面，多是凸起的阳文，虽然书法低劣，却足以成为探查的依据。其中最高等级，多出自军方机构，如总参、总后和南京军区，其次是那些著名的国营企业和造反组织，最差的是那些没有任何标识的无名章。 佩戴毛泽东像章的女学生（1974年,美国记者摄）：这是性觉醒的微妙时刻，越过那些坚硬的徽章，我第一次触摸了女人的芬芳 那时候我们总喜欢去翻检佩在对方胸前的像章，以鉴定它的品质优劣。一次我翻看邻居姐姐的胸章，无意中碰到了新近隆起的酥软小胸。她脸蛋涨得通红，而我的心也在胸腔里狂跳，却像小流氓一样装得若无其事。这是性觉醒的微妙时刻，越过那些坚硬的徽章，我第一次触摸了女人的芬芳。 但政治标识带给成人世界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感受。父亲的朋友兼同乡Ｚ，有一次很兴奋地告诉父亲说，他从农学院下放到钢铁三厂劳动，当他穿着工装下班时，居然在公交车上被人叫了声“老师傅”。他当时觉得天旋地转，差一点晕乎过去。他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自豪得像个真正的“无产者”，而父亲的脸上则流露出无限羡慕的表情。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所穿的工装，正是那种最寻常的蓝色劳动布上装，左侧胸口还印着“安全生产”四个隶体字。这是产业工人的鲜明标志，它为卑微的知识者提供了新的政治身份。 在军管期结束之后，劳动布工装开始走向它的荣耀年代。大街上到处是蓝色的“革命牛仔”，胸前扛着“安全生产”字样，而我这样的小孩却只能穿灰色或蓝色的中山装，成为庞大的无产阶级阵营的细小陪衬。军装狂潮开始逐渐消退，但那些卖春的“拉三”（上海人对卖淫少女的称谓，来自英语“lassie”，原义为少女），却是女式军便装的最忠实的粉丝。我家隔壁有一位“拉三”，每天穿着军便装从窗下走过，扭动着与其16岁年龄完全不符的硕胸和肥臀，而我和伙伴们则在楼上窗口窃笑和吐口水。她有时不予理睬，有时却抬头向我们伸出中指骂道：小赤佬有种下来？不过侬还是先摸摸自家的卵泡，看长毛了没有！说罢，表情轻蔑地撇下这些十多岁的小屁孩，扬长而去。 1974年北京工人的衣着：清一色的军装和蓝色 后来我才意识到，她是女式军便装的无可争辩的象征，因为这种服饰领子开得最低，腰身收得更细，足以彰显其夸张的性感身段。上了中学之后，本班的两位“拉三”，居然也穿上了军便装，从一年级一直穿到了毕业。这种惊人的相似性使我更加坚信，女式军便装就是“拉三”的集体制服。在大革命的时代，它是展览情欲的唯一合法的容器。 女人永远是时尚的第一触角。大革命并不能矫治她们的这种天性。在最严酷的日子过去了之后，她们开始了玻璃丝（一种彩色塑料细绳）编织的潮流，用各种颜色的玻璃丝编成小金鱼之类的钥匙圈饰物，继而又掀起了钩针运动，用小铁钩编织袜子、桌布和围巾，最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全民毛线大编织运动，全中国的女人被总动员起来，成为各种奇妙织法的创造者。工厂基本停工了，男人们在打牌聊天，而女人在为自己和家庭打毛衣，不倦地编织着关乌托邦的廉价梦想。 70年代初某年夏季到来的时刻，一种俗称“的确凉”的人造纤维面料，突然开始盛行起来，取代了稀缺的棉织品，成为八亿中国人民的最爱。人们竞相穿上白色“的确凉”上衣招摇过市。越过半透明的布料，男人隐约可见女人的胸罩，女人隐约可见男人的乳头或背心。与此遥相呼应的是，在所有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晾晒着女人的月经带，犹如成片黄白色的海带。这是文革时代女体的奇异标志。它们像旗帜一样，高高飘扬在文革中国的上空。 跟那些缝补的旧衣服相比，的确良衬衫就是我们的幸福源泉 “的确凉时代”就这样出乎意料地降临了，它的特征就是夺目的洁白，似乎暗示着主体灵魂的纯洁性。但它在多次洗涤后很容易泛黄，于是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漂白剂，被用以捍卫这种脆弱的白色。但大多数穷人是穿不起“的确凉”的。念中学期间，我从未享受过这种光鲜时髦的服饰。我唯一的“的确凉”财产，是两件用“的确凉”碎料拼凑成的假领。母亲教我在毛衣外翻出这种假领,俨如出示一件高贵的华服。它的白得耀眼的色泽，照亮了无限灰暗的少年时代。 这种文革时期重现的假领主义，是“的确凉时代”的副产品，这种假领又叫“经济领”或“节约领”，是殖民地时代上海贫民的伟大发明，文革中从上海扩散到外省各地，有效地维系着中国人民的面子。另一项类似的发明是领圈，一种六到八寸长，两寸宽的毛线织品，两头缝有揿钮，围在脖子上后，可以有效抵御风寒。寒冬时节来了，女孩们戴着露指的绒线手套，围着彩色的绒线领圈，露出纤纤玉指和皎洁的小脸。她们梳着刘海的姿容，是我旧时记忆中最纯真的影像。 我们躲藏在革命的假领和领圈里，度过了寒冷的政治冬季。而在夏天，冻疮跟缺少衣物的困窘一起消失了，大多数男孩恢复了尊严，并且竭力要重塑自己的形象。“小瘪三”们喜欢剃个板刷头，光着肌肉鼓胀的膀子，穿着人字海绵拖鞋，在弄堂口成群结队地站着，从国际时政一直议论到女人的身体，并且冲每个过路的女孩发出淫笑。情欲在悄然滋长，而铁腕政府坚定地看管着他们的肉体出路。 穿裙子的毛泽东夫人江青：面对军装绿、工装蓝和中山灰的单调世界，就连它的始作俑者江青本人，似乎也忍无可忍起来 面对军装绿、工装蓝和中山灰的单调世界，就连它的始作俑者江青本人，似乎也忍无可忍起来，在革命样板戏大获成功之后，革命样板服变得迫在眉睫。1974年（文革九年）秋天，江青授意设计师制出新款连衣裙，作为“国服”在天津展出，尔后向全国推广。这是第一夫人为中国人民准备的厚礼，它的上半身是小圆领（俗称和尚领）唐装，而下半身是苏式布拉吉。但这种中西元素的简单拼贴，却遭到了出乎意料的抵抗。绝大多数女人反感这种没有翻领和腰带的僵硬式样，更没有足够积蓄去迎合江青的服饰美学。忙于阶级斗争的新政府，也无力资助革命样板服运动。服装店橱窗里陈列的国服，无人问津，逐渐积满了尘垢，变得黯淡无光。 但推行“江青服”的一个意外后果，是连衣裙款式被政治解冻，从而刺激了革命女青年的布拉吉热潮。到了第二年夏天，各种非江青化连衣裙在街头悄然出现，大多带有可爱的白色小翻领和飘逸的腰带，我家周围的邻居姐姐们，都穿着这样的裙子上街。这是文革晚期的服饰骚乱。沉睡的小资美学苏醒了，向城市审慎地推行推销着女人的风情。 就在1974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访华。她身穿白色耸肩露背装，向毛泽东举止优雅地伸出了玉手，而动作迟缓的毛，出乎意料地用嘴唇行了一个吻手礼，弄得小伊梅尔达热泪涟涟。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被拍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到处播映。伟大领袖的绅士派头，令广大民众顿时心猿意马起来。 来自高层的信号导致了误判，以为西方时尚即将得到解放。就在一周之后，马科斯夫人的性感露背装出现在上海西区。一位聪明美丽的神仙姐姐，穿上按报纸照片剪裁的伊梅尔达服，裸露着性感的玉背，袅袅地走在从五原路到乌鲁木齐路的马路上，身后尾随着上千个看热闹的行人。十五分钟后，巡逻的武装民兵把她带走了。当我和伙伴们闻讯飞奔到现场时，只剩下大批围观者在交头接耳。他们的表情是如此兴奋，犹如亲眼目击了外星人的入侵。 毛主席行吻手礼：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被拍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到处播映 这是我毕生中所遇到的最富于勇气的时尚女人。在民兵指挥部，她里因“流氓罪”而遭到残酷的拷打，随后被“公检法”判刑，从上海西区彻底蒸发，成为文化革命的最后祭品之一。就在她离去之后，有关她的传说开始在坊间流传。有人说她在狱中上吊自杀，有人称她被一位地方官员救出后去了香港。还有更为离奇的说法，说她是某高官的私生女，盛装出行的目的，是要蓄意传递出某种特殊信号，如此等等。这是关于时尚女子的神秘传奇，它奔行在最高领袖日渐衰老的年代，像一首美艳而凄凉的歌谣。 2006年5月15日写于上海莘庄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广泛的政治死亡引发出对生命的酷爱。民间养生运动的火焰，竟然在1967年就已被点燃。那是文革最酷烈的时期，国家权力机器全面瘫痪，广场革命席卷整个中国。一些人在自杀的道路上狂奔，而另一些人却在探寻永生的秘密。解放军是养生运动的先锋。军队医生发明或推广了各种疗法，从针刺麻醉，到鸡血疗法。“老军医”介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为他们殚精竭虑，寻求健康长生的道路。他们的事迹开始越出神秘的兵营，成为引导民众生活的伟大指南。 关于鸡血疗法的起源，有着截然不同的传闻，而父亲是从街上一毛五分钱的油印小册子里得到灵感的。该手册宣称，鸡血疗法是某解放军医院的伟大研究成果，它具有治疗高血压、脑中风、胃溃疡、感冒咳嗽、支气管炎、妇科病、牛皮癣、脚气、脱肛、痔疮和阳痿等的神奇疗效。 张仃《公鸡》：关于鸡血疗法的起源，有着截然不同的传闻 父亲长期受慢性肝炎困扰，对这些神秘偏方，表现出无限浓厚的兴趣。他从学校附近的农民手里，买下一只长相漂亮的小公鸡，并且亲自动手，从鸡翅根部抽出鲜血，打算注射到自己的胳臂上。但鸡的奋力挣扎打破了父亲的阴谋。玻璃针筒跌成碎片，到处是狼藉的鸡血，看起来有些惊心动魄，而鸡仍在地上顽强地扑腾，发出尖利的叫声。虽然鸡血疗法失败了，但传统的鸡肉疗法依然有效，于是那只反抗的小公鸡，成了桌上的美味佳肴。进餐的时候，我甚至还能感觉到小翅膀的颤动，仿佛是一次最后的呼救。但它最终只是轻轻地抚慰了我的肠胃而已。 自我注射失败之后，父亲就放弃了这个冒险的实验，但民众的热情此刻已经变得不可遏止。我们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 然而，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民众的血崇拜来自嗜血的文化天性。在某种意义上，鸡血无非是人血的某种代用品而已。自从鸡血疗法盛行之后，全中国人民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变得无限亢奋起来。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到1968，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鼓吹鸡血疗法的小册子到处流行 但随后就有大量的传单在街上飞行，上面说鸡血免疫疗法弊端很多，有不少人甚至因此中毒身亡，等等。各种消息有名有姓，说得跟真的似的。这种传闻后来愈来愈多，像野草一样疯长，恫吓着嗜血的民众。最终，那些小公鸡的性命得以延缓，鸡血疗法的热潮迅速平息，但它却打开了民众养生的强大欲望。各种新的疗法蜂拥而至，成为对一个朝不保夕的年代的奇妙诠释。一方面是大规模的死亡，一方面却是民众强烈的养生和长寿欲望，这种严重的精神分裂，才是“文革”最真切的图景。 比打鸡血风潮稍晚一些，一种更加诡秘的“681卤碱疗法”也开始兴盛起来。油印的传单和小册子上都宣称，它在治疗癌症方面具有神效。许多人卷入了这场新的医学神话，就连许多高级医院，都用这种据说来自某个内蒙水塘的卤碱治病，它的代码之所以叫“681”，也许是因为它被“政治鉴定”的日期，就在1968年的1月。很多年以后我才看到一份研究报告，称文革中因政治生态恶化而引发的癌症患者，人数一度达到历史的高点。这是间接性迫害致死的证明。在一个死神横行的时代，“681”是那些挣扎在病痛里的人的脆弱信念。 京剧《白毛女》剧照：在漫漫大雪的黑夜，盐卤是贫苦农民杨白劳含愤自杀的毒药 盐卤是底层“卑贱者”所创造的“新生事物”，曾经在民间流传了近千年，其间蕴含着“以毒攻毒”的古老信仰。在样板戏《白毛女》里，在漫漫大雪的黑夜，它是贫苦农民杨白劳含愤自杀的毒药，而在文革初期却成了拯救众生的圣药。我家的隔壁邻居，一个落魄的格格，据说是溥仪的侄女，面色蜡黄、骨瘦如柴地行走在弄堂里，脚下悄然无声，犹如一个白昼的幽灵。人们都说她得了肺癌。我只记得她总是用枯槁细长的指爪，紧抓着一打黄纸包的中药，像抓着几根救命的稻草。 她是街坊中第一个大量服用“681”的病人。她从民间圣药里索取生命的希望，却一直向邻居抱怨这种药弄得肚皮很痛，屎也拉不出来。她在诉说时用手帕抹着眼泪，随后又神色凛然地走开。但一个月后，她却被人裹上白布从家里抬走了。卤碱并未治愈她的肿瘤，反而提前杀死了她，把她变成一具僵硬的尸体。她死了后只有几天功夫，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就上门揪斗了，在获悉她已经死掉之后，带队的男生沉吟了片刻，用标准的京腔嘲笑道：妈的，这老娘儿们死得好！说罢，率众扬长而去。我后来才意识到，她是少数最成功的逃匿者之一。面对普遍的政治迫害运动，及时的死亡就是最大的幸福。她无意中超越了自身的噩运。 我的全家福：我们全家都参与了全民大修炼的仪式 由于毒性太大，跟鸡血疗法一样，卤碱疗法的闹剧也迅速销声匿迹，成为历史的过眼云烟。但随着新政府接管权力，新的红茶菌疗法开始蔓延全国。这是所有革命疗法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延续在文革后期的严酷岁月里，犹如悬挂在政治枯枝上的一片绿色残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柔软的物体，居然成为家家户户五斗橱上的主要摆设。它漂浮在大型玻璃罐里，像海蜇和水母那样缓慢生长，其间蕴含着某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神秘性。它的大小和形状，成为邻里间互相炫耀的母题，而它的暗红色的浸出液，则很像是被稀释了的血液，令人想起了生命的图腾。在昏黄黯淡的光线里，它法相庄严，散发出宁静而诡异的气息。 我们全家都参与了全民大修炼的仪式，每天要喝那种甜酸味的“丹药”，但我并不喜欢它的味道，那股酸劲儿跟醋完全不同，隐含着某种令人不安的陌生气息。但父亲却孜孜不倦地喝着，想象这药水会像打点滴那样慢慢注入肝脏，清除着那些卑鄙的微生物。父亲意志像磐石一样坚硬。他藉此藐视着病毒强加给自己的命运，并且要在最的元素中找回真正的生活。 但红茶菌的生命有时比人类更加柔弱，它在滋养人类之前，必须首先接受糖份的滋养，并且惧怕有毒的自来水，否则它会悄无声息地死去，把药液弄成了一罐臭水。我们家的红茶菌宝贝已经为此屡遭不幸了。我和母亲不得不上邻居家，讨要一小块红茶菌组织，以此作为种子，开始新的培养历程。在“副食品”配给供应的年代，几乎所有能买到的白糖，都成了制作红茶菌液的材料。 这似乎是一种漫长的期待。每一次饮用都会激发隐秘的企望----指望父亲的肝病能够就此终结。但红茶菌没有创造出任何奇迹。它只是一种自制的饮料，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慰藉着我们日益衰退的味觉。它是所有文革异端疗法中最安全的一种，直到文革结束，它才被新的“醋蛋疗法”所代替，恋恋不舍地退出了历史。 但文革期间我们家吃得最多的，并不是那些公共流行物，而是有“仙草”称号的野生灵芝，它长着坚硬的冠盖和根茎，俨然是上帝业余制作的小型木雕，拥有流畅的年轮般的线条和纹理，向人们暗示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它们生长在闽西的深山里，被药农采集后私下贩卖给熟人。每隔一段时间，乡下亲戚就会按父亲信中的要求，收购一批这样的灵芝邮寄到上海，以致我们的供货源源不断，有时也称为馈赠亲友的重礼。我的任务是用剪刀艰难地把它切碎，然后浸泡在低度的劣质黄酒里，成为父亲和母亲临睡前服用的仙液。据说它有治疗神经衰弱、高血压和肝炎等无限众多的功效。 灵芝草：它是女人的精魂，同时也是拯救生命的圣药 父亲跟我讲述过乡下关于灵芝的传说。它是女人的精魂，同时也是拯救生命的圣药，她出没在山林里，以拯救那些好人的性命。他说他的祖母，也就是我的曾祖母，曾经在深山里赶路时被一只豹子咬伤，送到家里时已经奄奄一息。幸亏家里有一枝数百年的灵芝，用它磨碎了敷在伤口上，另一半煎成汤药喝了下去，第三天就基本痊愈了。这个家族的传说严重鼓舞了我们。但这种数百年的灵芝，其实无处可求，能得到这些大株的野生仙草，已经足以令人宽慰。 我们全家都是“灵芝教”的信徒，生活在这种神秘植物的阴影下长达数年之久。但在我的记忆里，灵芝并未治愈母亲的失眠症，也没有给父亲的肝疾带来任何好处。它的暗褐色碎片，漂浮在暗褐色的酒液里，满含嘲讽地眺望着一个渴望健康的家族，却拒绝交出传说里的巫力。直到父亲去世为止，它都没有向我们显示过任何神迹。在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之后，我们就废弃了灵芝，把它扔进垃圾桶，就像扔掉一个被粉碎了的神话。 因为从小喜欢游泳，每年6月到11月都在泳池里泡着，我九岁时就耳膜内陷，经常出现严重失聪，而且还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和鼻炎。为了治疗耳聋，我做过耳膜穿刺；为了治疗慢性鼻炎，我打过金针，还吸过好几年鼻烟，差一点弄成个少年瘾君子；为了治疗气管炎，我也做过文革流行的“羊肠线疗法”，让医生把羊肠线埋在肚脐下的穴位里，至今还留有淡淡的疤痕，但所有这些疗法都毫无效果。当我开始发育时，青春痘开始在脸上大规模涌现，而所有的慢性病似乎在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不战而胜的经验是奇异的，它更改了我对世界的基本判断。就在屠杀思想犯的枪声此起彼伏的同时，我们却在各种疗法中茁壮成长，而正是从这些疗法中我们获取了存在的证明。吃药，就是要在专制制度内部探求生命的契机，以劝慰那些朝不保夕的个体。在这种疯狂的民间药疗中，隐含着政治反讽的信念，它旨在消解人们对于迫害和死亡的恐惧。 奇怪的是，随着文革临近尾声和“新时期”的开启，各种“神奇物质”逐渐退出了全民养生浪潮，而那些更加安全、简便甚至无添加物的疗法，开始成为人民选择的主流。它们包括醋蛋疗法、饮水疗法、甩手疗法和逆行（倒走）疗法等等。人民要藉此穷尽各种养生的道路。 饮水疗法显然是其中最风靡的一种，因为它把养生的成本降到零的地步。它仅仅要求参加者每天起床后空腹喝掉三杯凉水，据说能治疗各种消化道和尿路疾病，甚至有预防感冒、中风、减肥和长寿的功效。而甩手和倒行不仅成本为零，并且没有任何风险，甚至无需频繁上厕所。跟鸡血、盐卤和红茶菌相比，它们丧失了生命探险的想象力和刺激性，但却更符合大众的平庸口味。 饮水疗法显然是其中最风靡的一种，因为它把养生的成本降到零的地步 在父亲去世之后不久，母亲也从一所中学的教师职务上退休，开始了甩手和饮用冷水的长征。她每天清晨大量饮水，然后不停地上卫生间，要么就站在窗前永无止境地甩手，仿佛执意要甩掉身体内部的隐秘的秽物。她露出了对于疾病的内在的焦虑。 由于遗传性肾炎的缘故，死亡成了缠绕家族的最大噩梦。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母亲的兄弟姐妹，就依次弃世而去。最初是她的三个年幼的妹妹，而后是她17岁的大弟弟，文革期间，我在福州的三姨和她的儿子乃东也先后辞世，最后是我南京二姨的三个孩子和她本人，至少有10个家族成员死于这种阴险的肾炎，犹如被一个恶毒的咒语所控制。只有我母亲古怪地超越了家族的命运。她今年89岁，还在与一位74岁的老头恋爱，每天在客厅里弹着钢琴，高唱那些三四十年代的老歌，一起缅怀流逝的黄金岁月。她的走调的羊叫般的咩咩声，低低回荡于阳光明媚的春天。 而在20世纪70年代，她甩手的姿态却成了一个时代的剪影。在我的记忆里，她退休后的主要行为就是甩手，这个单调的动作从早晨一直延续到晚上。她的手臂有节律地前后摆动，像一个走时准确的机械钟摆。时间从她身后悄悄地溜走，而她的失神的目光却停留在记忆深处。她的影子投射于油漆龟裂的墙上，随着光线静谧地移动，与革命的喧嚣图景形成尖锐的对比。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更加狂热地甩起手来，她的激情感染了周围的人们。她们彼此交换心得，为这种简易的体操而欢欣鼓舞。 1947年的母亲黄佩英：在20世纪70年代，她甩手的姿态却成了一个时代的剪影 这个据说由苏格拉底传授给柏拉图的秘密疗法，经过长达两千年的孕育，终于在远东变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大批老年男女在清晨的阳光下甩动着手臂，在街角、弄堂口、门洞和树荫里，到处是甩手者的身影，他们表情呆钝，无处不在，像梦魇一样弥漫在城市里。甩手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时间体操，并且注定要成为柔软的国家钟摆，诠释着“一万年太久”的激进主义时间表。而甩手疗法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作为一种初级课程，为日后气功在中国的大面积泛滥开辟了道路。 然而，成人养生游戏对儿童的健康没有任何精神暗示作用。他们照样生病，感冒、发烧咳嗽，笼罩在流感和肺炎的阴影之下。在药物匮乏的年代，廉价的四环素和土霉素，成了救世的良药。它具有广谱的抗菌作用，但它所携带的色素却严重腐蚀了幼童的牙齿，在上亿人中制造出无数颗“四环素牙”来。这种牙齿在阳光照射下呈现明亮的荧黄色，以后便逐渐变成棕褐色或深灰色。奇妙的是，正是我们所高声颂扬的阳光，促进了牙齿的这种色相转变。 在四环素泛滥的时代，我已是十多岁的少年。鉴于它只对6岁以下大量服用者产生作用，我侥幸躲过了它的腐蚀。我满含妒意地目击着60年代出生的弟妹们的成长，他们比我们更健康，有着更多的食物和玩具可以选择。时代匆匆掠过他们，给他们留下一个鲜明的记号。如同电影纪录片镜头所呈示的那样，年轻的人民在阳光灿烂的街道上昂首阔步，露出了幸福的笑颜和一嘴坏牙。 2006年3月12日写于上海莘庄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盲人们，摸着他们的眼皮，叫喊说这就是历史” ——加缪《反叛者》 1963年初秋，我以优异的测试成绩进了一所有名的小学念书。尽管班主任总是报怨我屁股上有钉子，喜欢在座位上扭来扭去，跟身边的同学“讲闲话”，但我仍然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我总是抢先响应老师的提问，第一个说出他们期待的答案。我的捣蛋和我的成绩构成了正比关系。这使老处女的班主任深感困惑。 直到小学两年级，我才对这种自我分裂的情景有所察觉。我要在思想品德上来一次彻底的翻身。为了显示学习雷锋的决心，我决计狠狠做它一次“好人好事”。那是六月一日儿童节的日子，母亲很早就按约定把我叫醒。我跑到学校的教室里扫地，又用自己带去的抹布擦桌子椅子，搞了一个多小时，弄得浑身臭汗，然后在同学进教室前悄悄溜走，躲到低年级的厕所里假装出恭，一直蹲得两脚发麻，以免让任何熟人瞧见。这场笨拙的道德练习，看起来就像是一次可笑的偷窃行为。 擦车的雷锋：一种乌托邦式的情感，淹没了我幼小的灵魂 第一堂课是新班主任的政治课，老师开始用戏剧性的语调表扬一位学雷锋的“无名英雄”：“他今天早上悄悄的做了好事，把我们的班级打扫得干干净净，让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这个同学现在一定就悄悄地坐在我们中间，可是他一点都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他的优良品质，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学习……。” 我瘫痪在自己的座椅上，两眼含泪，周身融解在圣洁的狂欢之中，仿佛全世界都在仔细地注视和倾听。这是从未有过的崇高时分，一种乌托邦式的情感，淹没了我幼小的灵魂。我是后宰门式的儿童，早熟和幼稚的混合体，犹如诡异的鲜花，盛开在集权主义的祭坛上。 但这场危险的道德实践随后就成了历史。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的顽童本性获得了解放。只是由于过于年幼，我们被抛弃在运动的边缘。我和这场革命的唯一联系，就是为它跳过几场舞蹈。那时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我所在的小学，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并且由于演出水准不错，有幸成为“上海幼小教造反总队司令部”的直属宣传队，奉命在各企业和学校的造反大会上演出，而得到的唯一的犒赏，就是美味的肉包子和榨菜蛋花汤。 我和另两个小男孩头戴白毛巾，鼻插假胡须，扮演热爱毛泽东的老农，在新疆风格的音乐里一步三晃，笑容可掬。由于身体肥胖，我跳得非常笨拙，但这却是我被老师选中的原因。我是那种可爱的丑角，一出场，观众便开始吃吃地发笑。在2006元旦的这个冬夜，越过40年的漫长岁月，我在书桌前回望时间的开端，看见一个天真无邪的小胖孩，与无数成人一道，为酷烈的红色革命，幸福地勾勒着喜剧性的花边。 孩子们在文革中与无数成人一道，为酷烈的红色革命，幸福地勾勒着喜剧性的花边 但正是在这样的在喜剧表演里隐含着无限的杀机。派系斗争时常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有一次我们在郊外的焦化厂演出，台下两个派别突然激烈开打起来，有人当场被飞舞的铁棍打死，鲜血和脑浆一直溅到了台上。人们惊叫着四散而逃，而我们则吓得赶紧从台上溜走，由两个好心的工人带着，沿水渠逃出了暴乱的厂区。我们在路上拦车，花容失色地回到了上海。 我们为这场演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宣传队的一个11岁小歌手，不幸死在武斗的混乱现场。她是一个面容俏丽的女孩，却酷爱风格坚硬的军装。当她浑身包裹在粗陋的制服里时，俨然一个袖珍型号的女兵。这身装束就是她被造反派误伤的原因。她是宣传队里最照顾我的姐姐。每次上车，她都给我留个位置，然后冲着我大喊：这里这里！她的笑魇就是我的安慰。我用她清亮的歌声，编织过关于音乐的初级梦想。但她的小身子竟然在革命者的暴力下破裂了，犹如一株被无情践踏和揉碎的植物。她是我记忆中最温柔完美的形象。我和其它几个小伙伴一起，抱头大哭了一场，痛悼神仙姐姐的夭折。她的母亲也是个美丽的女人，她神色苍白地来到学校，又掩着脸绝望地离开。从此，她和她的一切都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 “文革”老照片（摄影者不详）：她的小身子竟然在革命者的暴力下破裂了，犹如一株被无情践踏和揉碎的植物 但死亡却因此变得离我们很近，仿佛就悬挂在自己的前额上。宣传队被下令解散了，我回到家里，变得无所事事。在那个年份里，街上很少有我这样的胖孩。夏天出门去，老是遭到围观，甚至被人摸着胳臂说：“这个小人真好白相”（这个小孩真好玩）。害得我不敢穿短袖衣服出门。父亲见我万般苦恼，就说还是练拳去吧，练练拳，你就会瘦的。他把我带到附近的一所公园，见了一位姓何的少林师傅，请他收我为徒。从此我开始了练拳的江湖生涯。 与酷烈的文革景象截然不同的是，公园是安祥而和谐的天堂。逃避“运动”的人们在这里找到了临时的栖所。到处是练拳的人群，还有带孩子在草地上散步的端庄女人。我在这里压腿、拉韧带，练习12路弹腿、小黑虎拳和陈式太极拳。我还有一大堆师哥师弟，个个肌肉发达，拳脚坚实。而我只是混杂其中的一支滥竽，成天摆着虚浮的花架子，不肯下工夫苦练，只是每天去公园玩耍，看阳光、浮云、苍狗、拳民、幼童、老妪和变幻的大千世界。 在宁馨的黄昏，公园里人渐稀少。夕阳斜射在东正教堂的天蓝色圆顶上，似乎要关闭一个正在凋谢的童话。有个老翁兀自站着，面朝树丛，神色庄严，仿佛陷入了沉思。他的影子被拽得很长，一头在他脚下，另一头悄然爬上了我的脚面，而他的孤寂像水流一样注入我的身体。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刻开始，我转型成了一个感伤少年，很容易被黄昏的光线所伤害。 以后学校开始恢复秩序，我们重回课堂，以一种古怪的方式接受新体制的规训。每天早晨，我们迎着凄厉的寒风，在《东方红》的乐声里观看升旗仪式，然后是第N套广播体操。那些稚嫩的身躯，瑟缩在过于宽大的粗布衣服里，宛如一些营养不良的豆芽。操后，我们排队走回教室，先由班长大人高喊“全体起立”，班长领词叫道：“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全体跟着叫道――“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班长大人又喊：“敬祝林副主席――”，大伙又跟着高声狂喊――“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之后，开始集体背诵“老三篇”，从《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一直到最枯燥乏味的《反对自由主义》。每天里最无聊的时刻降临了，我们高声吟诵，像和尚念经一般，蓄意发出古怪的拖腔，藉此改造着无聊的仪式，令它散发出油滑可笑的气味。 在教室正面的黑板上方的中央，贴着毛泽东表情慈祥的画像 在教室正面的黑板上方的中央，贴着毛泽东画像，他长得跟慈祥的老太太似的，终日注视着我们这群小王八蛋，发出不动声色的微笑。在画像的两边，分别贴着他老人家为我们书写的座右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每个字都闪烁着金色的光芒，照亮了我们卑微的居心叵测的灵魂。 语文老师，一个脸蛋滚圆的高大女人，正用她的上海普通话念着课文――“王杰叔叔奋不顾身地推开了战友，扑在炸药包上……”，她表情生动的讲解，低回在顽童们发出的纷乱噪音之中。这通常是课堂偷袭战的时刻。各种粉笔头、纸团和话梅核开始在教室里四处横飞。被打痛的男孩子开始怒骂，女孩则在一旁嘻笑。老师在讲台上用力拍着教鞭，气得满脸通红。课堂的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起来。 1968年的冬天，我们就这样子在教室里上课，忽然听见操场里的学生大叫大嚷起来。我们把脑袋伸到窗外，看见东边天空上出现了巨大而阴险的烟柱。所有的孩子都涌出校门去看热闹。我们沿着永加路向东狂奔，最后在陕西南路口看见了火源。它燃烧在“文化广场”的庞大建筑里。 巨大的火焰从墙垣里喷射出来，发出地狱般的酷热。我感到整个身子变得灼热起来，仿佛与那座可容纳上万人的建筑物一同燃烧起来。随着火焰的走势，看热闹的人群不时发出惊呼，狼狈地向后逃开，随后又涌回原先的地点，远远看去，仿佛是一些随着火焰舞蹈的波浪。有人跌倒了，又被其它人踩伤，发出尖利的惨叫，现场变得更加混乱。 我们中没有人加入救火行动。面对巨大的火势，甚至消防队的水龙头也只能是杯水车薪。黑色的烟柱不断上升，伞一般在城市上空徐徐展开，遮蔽了衰弱的冬日。到了傍晚时分，上海最大的建筑物在烈焰中慢动作崩塌，化为悲壮的废墟。几根残剩的发黑的钢架，像胳臂一样固执地指向天空，似乎在向人们诉说一宗隐秘的罪行。但新政府用隔离墙挡住了那些残骸，企图遮蔽这个可耻的景观。方圆十几里的地面上，到处散布着从烟柱中跌落的黑色碳灰，好些天都难以清除，犹如一些细小生命的尸骸，为那场革命作了噩梦般的诠释。 在尼克松面前跳舞的女孩：我们被是天生有罪的生灵，只有借助自我批判和彼此揭发，沾满资产阶级尘土的灵魂，才能获得被救赎的契机 第二天回到学校后，前去看热闹的学生都被要求做书面检查，因为我们没有奋勇参加救火行动。我很真诚地招认了自己的怯弱，并且发誓要向英雄黄继光和邱少云叔叔学习，在下一场火灾里改邪归正，争当一个自我献身的少年英雄。在那个年代，这种集体内省活动有一个古怪的名称，叫做“斗私批修”，它严厉地要求孩童的精神自虐。我们被是天生有罪的生灵，只有借助自我批判和彼此揭发，沾满资产阶级尘土的灵魂，才能获得被救赎的契机。 但就像所有的灾祸那样，在这场空前的火难里，涌现出了大批“英雄人物”，足以让我们这些胆小鬼羞愧到死。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恰好是我的小伙伴Z的三哥。他的照片和因救火而英勇牺牲的事迹，被显著地张贴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成了所有红色少年的伟大样板。 Z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比我小三、四岁，长着一对黄黄的大板牙，小脸上永远挂着无忧无虑的鼻涕和笑容，他喜欢跟我这样的“大人”玩，成了我最忠实的“跟班”。三哥的死并没有影响他的玩性。火难发生的第二天，他就跑来跟我玩，好像啥事都没有发生过。他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他并不在乎少了一个。 但对于Z来说，这其实是他家庭失去的第三个成员。他的父亲因反革命罪，在1965那年被枪毙。他母亲是中学教师，颧骨高耸，面容丑陋，却有着惊人的生育能力，差一点就成了“英雄母亲”，但在文革的高潮里，她却因参加过“三青团”而沦为批斗的靶子。除了白天在学校里挨整，回家后还要接受全体亲生孩子的严厉批判。 Z的大姐是红卫兵组织的领袖。我至今还能依稀记得她的形象――一个身穿军装，腰扎武装皮带的高颧骨女人。也许因为出身不好，她看起来比任何人都更为激进，并在虐母方面显示出惊人的原创性。每天晚上，她都要率领众弟妹围攻母亲，逼迫她在家门口下跪，反省和忏悔自己的罪恶。她在子女们的“打倒”口号声里沉默，偶尔也作小声的自我辩解，甚至发出低低的哀求。但没有得到任何响应。这样一直折腾到午夜，她才被准许起身进屋睡觉。今天看来，这显然是蓄意导演的闹剧，它旨在向外人宣告：她已经与反革命老妈划清了政治界线。 数天后的一个上午，人们发现了Z母的尸体。她乘孩子夜半熟睡之机，缢死在自家的厨房里。在死亡的前夕，她甚至烧掉了所有的银行存单和剩下的少量现金。让那些忘恩负义的小瘪三们饿死去吧！我猜想，她一定带着这最后的诅咒，大步逃离了地狱般的家园。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爆发，她热烈响应了伟大领袖的号召，向祖国最遥远的边陲进发，从此变得杳无音讯 现在，基于那场意外的大火，一个新的道德英雄终于从反动家庭里脱颖而出了。这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它的非凡意义，超越了寻常的政治逻辑。新政府很乐意接管这个家庭的生活开支。他们没有成为沿街乞讨的政治孤儿，而是以“可教育好的子女”的面目，成为文革中最幸运的家庭之一。但大姐完全可以从世人的眼神里读出内在的鄙视。她对此的迷惘和恐惧是我们无法觉察的。几个月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爆发，她热烈响应了伟大领袖的号召，向祖国最遥远的边陲进发，从此变得杳无音讯，犹如一朵熄灭在夜空上的焰火。 她的逃亡在家里形成了短暂的权力真空，但不久后，Z的二哥就接过了大姐的革命传统，继续践踏着母亲的政治遗体前行，并因此成为新一代的思想标兵，先是被提升为上海市红卫兵组织的领导人，继而成某工业局的革委会副主任。只有那个最年幼的小弟，继续跟我在一起玩耍，下棋、习拳和看小人书，对这些热烈的家庭事变置若罔闻。 整个小学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事件，是我一度被老师选中，参加在虹桥机场欢迎柬埔寨总理西哈努克亲王的仪式。这是一项无比荣耀的使命。我确信被选中者都是学校的精英份子，代表着革命的未来。我们每天穿着白衬衫和蓝裤子，在酷热的阳光下操练，学习立正、稍息、向左看齐、齐步走，向后转……。我甚至要求母亲为我买一双白色球鞋，每天用清水轻轻拭去尘土，保持它的洁白，以便更好地向神圣的团队靠拢。这是身体和思想的双重操练。我的皮肤被晒得黝黑，而灵魂却在剧烈地变红。 西哈努克访华：我一度被老师选中，参加在机场欢迎柬埔寨总理的仪式 但这场难苦操练的结局却出乎意料。两个指导老师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作为失败者的一方，我被无情地淘汰出局。这是我童年时代遭受的最大的心灵创伤。老师在大会上宣布参加欢迎仪式的正式名单，却没有我的名字。我向校革委会主任申诉，他哂笑着推开我，好像在推开一件愚蠢的物体。就在那个时刻，正义在我面前崩塌了，带走我了对理想的最热切的企望。我无限痛苦地懂得，即使在最明亮的正午，我们都无法规避丑陋的阴影。 是的，在1970年的秋天，我被一架掌控人民灵魂的权力机器推开了，成了真正的精神弃儿，流浪在我自己的家园。我脱下了制服，并且再也没有穿过那双白色的球鞋。就在2006年元旦，当我在书桌前凝视童年的命运时，我才真正懂得，正是那次意外的打击拯救了我。我看见，13岁的盲人在那个时刻死掉，又在那个时刻获得了秘密的重生。 2006年3月写于上海莘庄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关于吃喝，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在童年时代，这个问题曾经如此深切地困扰着我发育不全的心智。在迎接大跃进的时代里，我不合时宜地降生了。一个1957年冬日的正午，越过凛冽的阳光，我躺在徐家汇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因饥饿而哇哇大哭。不知所措的母亲把乳头对准了我的小嘴，而我却吸允不到任何乳汁。在生命的黎明，我面对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食物的匮缺。这是一个生命的谶言，它宣喻着童年的饥饿主题。 我不知道奶妈的长相。她乳房的形状和气息超越了我的记忆，成为不可索解的谜团。母亲曾经向我描述过她的长相：粗壮、矮小、性格阴郁。她在我九个月大的时候因肺病离去，而我则开始了吃“奶糕”的漫长历程。那是母乳或牛奶的代用品，混合着牛奶、面粉和葡萄糖和蔗糖等成份。我在这种糊状物的哺育下茁壮成长。直到今天我还能记住它的亲切气味，那种浓郁的香气，一直融入了我细小的骨头，仿佛是遥远而隐秘的亲人。十几年后，我在商店里买回这种食物，企图重温周岁时的蜜月，但它的气味却与记忆相距遥远。这场失败的“怀旧”实验，解构了我对食物的童贞信念。 成片的小高炉：我出生于大炼钢铁的年代 可以与奶糕媲美的另一种气味来自鱼肝油。据说它是鲸鱼肝脏的提取物。母亲用玻璃滴管把这种油性液体滴在我的舌头上。特殊的气味从舌尖迅速弥漫到齿间和两颊，继而扩散到整个头腔和身躯。这是美妙而短暂的时刻。芳香慰抚剂打开了我对于气味的初始记忆。 但我7岁前的食谱是被大饥荒年代所限定的。我们全家骨瘦如柴，状如幽灵，靠面疙瘩汤度日。那种食物是令人作呕的，散发着菜叶被过度烹煮后的恶心气味，尽管加入大量味精可以增加食欲，却引发了味精中毒。每天吃完面疙瘩后，我都要大口喝水，像一头在旱地里打滚的小狗。在味蕾迅速萎缩的年代，味精是维系我们与食物之间的危险纽带。 在炎热的夏天，我和隔壁邻居的小孩――一对姐弟在家门口共进午餐。我坐在小板凳上，从小碗里扒着难咽的面团和菜叶，眼里噙着失望的眼泪。唯一支撑我进食的信念是坐在对面的女孩F，她的秀丽容颜就是佐餐的美味佳肴，也是我熬过大饥荒年代的最高慰藉。我们芦柴棒似的小手，紧密地缠在了一起。 1960年，瘦骨嶙峋的全家摄于上海豫园：对食物的憧憬横贯整个童年，并对我的灵魂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 盛夏季节里的最高食礼遇，是4分钱一根的赤豆棒冰或者八分钱一根的奶油雪糕。中午时分，尖锐刺眼的阳光直射在弄堂里，租界时代遗留下来的水泥地，被烤得无比灼热，反射着刺目的亮光。没有人在那里走动。而我的手心里则攥着从母亲那里讨来的四分钱，坐在大门口的小板凳上，期待着卖棒冰老太的出现。那一声“光明牌棒冰”的吆喝，犹如伟大的信号，全弄堂的小孩都欢腾起来。而在正午的短暂狂欢之后，大地重新沉陷于冗长的令人窒息的缄默之中。所有的人都在渴望着黄昏时刻的到来。只有蝉在稀疏的梧桐树枝上大声叫着。它们嘶哑而嘹亮的声音，是关于酷暑的唯一的生命礼赞。 F的外婆是一个面色阴沉的老人，骨瘦如材，却贪吃成性，我偷偷送了她一个“臭虫”的绰号。她的儿子媳妇是有点级别的干部，受用着百姓所没有的特供品，但那些珍稀食品最终都化成了“臭虫”的排泄物。她每天要吃八个鸡蛋，大便臭气熏天，弥漫着整幢楼房。她的快感就是邻人们的灾难。她走进公共卫生间时，我们只好放弃玩耍，赶紧逃回家去，把门紧紧关上，企图把臭气拦截在门外，但它还是不可阻挡地溜进了每家每户。后来“臭虫”因吃得太多，居然在医院里活活撑死了。我妈那时居然很严肃地教育我说，那是“鸡蛋中毒”，小孩子要是吃多了，也会死掉的。但我至今都没能从医书上找到这种古怪的疾病。 比起那些乡村孩子，城市孩子多少还有一些可怜的零食 尽管鸡蛋的“毒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食物的憧憬还是横贯整个童年，并对我的灵魂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上小学以后，大饥荒年代缓慢地拉上了帷幕，商店的货架上开始出现那些曾经稀缺的食品。糕饼渐次复活了，萨其玛、杏仁酥、油枣，糖糕，这些粗鄙而美妙的食品，像稻菽一样从店铺里生长出来，稀稀拉拉地分布在高不可攀的货架上，向嘴馋的孩子们炫示着一种难以企及的存在。 孩子们的零食是一些更为廉价的物品。小学生最常见的的“波普食物”，是一分钱一包的“盐津枣”，它长得跟小鼻屎似的，混合着和陈皮以及甜、酸、咸的复杂口味，足以满足味蕾发育和口唇早操的需要，更由于颗粒众多，可以应付很长时间。它是物资匮乏年代里最“耐人寻味”的食物。 大些的女孩，更青睐于三分钱一小包的“桃板”。它是一种连核一起对剖的桃干，用盐腌制，咸度惊人。一个桃板通常能在嘴里含上整整一天。刚搁进嘴里时，你会觉得掉进了盐缸，但随着盐分的溶解和消散，甜酸气味开始缓慢涌现，与口水一起充盈着舌尖和两腮，幸福感在桃板与齿颊的缝隙间悄然生长。有零花钱的孩子，还会用话梅、嘉应子、橄榄和西瓜子来慰问自己饥渴的胃口。每天下课之后，女孩的课桌箱里总是一片狼藉，到处是深褐色的果核，犹如新生代被子植物的残骸。轮到我做卫生值日时，我必须费劲地清除这些女孩嘴里吐出来的秽物。从此我鄙视所有好吃零食的女孩。 大多数男孩拒绝这种零食，因为它们是男人尊严的死敌。母亲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即便嘴馋，也没有消受这些美食的福份。在小学期间，男孩们的最高“食物”就是香烟，它成为反叛和标榜成熟的记号。我厌恶香烟燃烧后的气息，却迷恋烟草的浓烈香气。我收集了各种牌子的香烟壳，从“熊猫”、“红双喜”、“大前门”、“飞马”到“光荣”和“劳动”，被残留在里面的烟丝所迷恋。它们被我夹在用过的教科书里，堆叠在书桌上，仿佛是一个细小的纪念碑，渗透着我被压扁了的叛逆信念。 我扒在窗口上，远眺着父亲的身影 父亲远在浦东工作，只能每周回家一次。星期六的黄昏是个美妙的节日。我扒在窗口上，远眺着父亲的身影，然后飞也似地滚下楼去迎接他的手提包。每次父亲都会取出搪瓷杯，里面是期待已久的四个锅贴，有时则是两个热气腾腾的重油豆干菜包。童年的美食节就此降临在我的生命里，向我打开世界美妙的大门。我小心翼翼地咬开锅贴的表皮，用舌尖轻舔着香气四溢的肉馅，周身的毛孔都舒张开了。这真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我的感官瘫痪在了粗砺的食物面前。食物成了我和父亲之间伟大友谊的纽带。 不久父亲因慢性肝炎而病休在家。为了治疗，他开始了凶猛的进补。而我则在一边助吃。他的冰糖炖蹄膀，成了我最喜爱的点心。有一次，母亲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燕窝，为剔除混杂在胶状物里的羽毛，我和父亲分别用拔毛钳清理了整整两天，我至今都能记住它半透明的果冻似的形态。还有一次，母亲搞来了一副不知什么动物的睾丸，烧熟后呈现为酱红色，父亲把它切成薄片，坐在餐桌前慢慢嚼着，表情似乎有些尴尬，而我在一边观看，发出大惊小怪的声音。这是短暂而富足的时光，但它仅仅延续了三年之久，就被1966年的文革烈焰所焚毁。 食物匮乏的年代重新返回了大地，变得更加悲苦起来。全国进入军事化管理，所有一切都需要限制性配给。古怪的票证出现了，从糖、猪肉、食用油、豆制品到肥皂和草纸，所有日常食物和用品都被打上定量供应的标签。虽然粮食并不缺乏，但却都是发霉变质的陈米，淘洗时，水会因米里的大量霉菌而被染成绿色。每户一个月只有一斤猪肉和半斤豆油，必须极其俭省地加以规划。家庭主妇的智慧被紧急动员起来。她们要从极其有限的资源中，尽其可能地榨取生活的乐趣。 文革后期凋敝的北京郊区农村：全国进入军事化管理，所有一切都需要限制性配给 1971年，中苏边境发生大规模冲突，战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父母开始紧急战备囤积，用积攒的票证采购了许多砂糖、盐、肥皂、草纸和火柴。这些东西后来却成了巨大的累赘。我们费了好长时间才把它们用完。那些白糖（俗称“绵白糖”）被分别盛放在几个大砂锅里，最后都长出了黑色细长的虫子，噩梦般爬行在黑暗的壁橱里，仿佛是来自地狱的使者。 由于政府禁止农民私自养鸡和贩卖，吃鸡成了一种罕见的奢侈。有一次，父亲的农学院朋友，从单位里搞来一只巴基斯坦种的公鸡。我们全家沉浸于节日式的欢愉之中。父亲亲自动手杀鸡和烹饪“客家葱油鸡”。他把鸡切成小块，烧熟后再改为慢火炖煮，用葱油不断浇淋，让葱香透入鸡肉的深处。我从未品尝过如此鲜美的菜肴，连续好多天都在回味它的奇妙滋味。从此我坚持认为鸡是世界上最高贵的食物。在整个文革期间，这是我家唯一的盛宴，它怒放在清教主义革命的现场，犹如来自天堂的赏赐。 文革中抢购食物的场景 春节购物成了一年中最为艰辛的工作。在大年夜的前夕，人们必须长时间排队才能买到一点可怜的食物。1977年，毛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厂里的同事Y特地放弃了自家的需要，陪我一起在嘉善路菜场通宵排队。由于肉摊和鱼摊过于混乱拥挤，我们只能指望从限量供应的“盆菜”摊那里获取资源。盆菜的供应方法是每个排队者一份，多一个人，就意味着你能多得一份希缺的食物。 为了防止插队，纠察用粉笔在每个人的胳臂上都写了编号。昏黄的路灯照亮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像蓝灰色的蠕虫一样，在黑夜里绵延到几里地外，场面壮观，犹如一场盛大的群众集会。有人在打架，有人在高声叫骂，有人在起哄，也有人在静观。我和伙伴在刺骨的寒风里瑟缩，尽量挤在作一团，靠彼此的体温和无聊的笑话取暖。我的长满冻疮的手上，紧紧抓着一只破旧的竹篮。它是菜市场抢购者的身份标志。 在阴冷的第二天早晨，我们买了一大堆所谓“鱼丸”和“肉丸”胜利而归。但这些丸子的主要成份，不过是些劣质的淀粉组合物而已。这年春节，我们全家一直都在吃这种可笑的面团，以致许多年后我看见鱼丸和肉丸，都会产生呕吐的感觉。 永嘉路一角：当年群殴的现场，现在已是面目全非 在食物匮乏的冬天，为食物翻脸和打架是家常便饭。女孩子为了多吃少占，彼此结下深仇大恨，甚至终生不再说话；而男孩则为了香烟和吃零食的女人发生分裂，打得头破血流。初一的时候，我家附近发生的一场最凶狠的斗殴，就是因食物而起。一个女孩偷了另一个女孩的食物，被窃者叫来了她的男友，煽了女小偷两个耳光。女小偷哭着逃开去，并且誓言要报仇雪恨。中午放学时，打人的男孩在校门口遇到了七八个外校的流氓，被当场打断了三根肋骨。他伤势痊愈了之后，又招来了更多的少年打手展开反报复。他们在女孩家附近的弄堂里伏击她，把她的衣服扒光，施行轮奸，然后割下她的耳朵扬长而去。这是我记忆中最凶残的一次斗殴。食物变成了令人胆寒的凶器，滑行在生命的链锁上。 食物政治学就这样支配了人们的仇恨和友情。那时的女生拉帮结派，主要的拉拢手段就是食物。一枚话梅就能换来一个全新的盟友，她们勾肩搭背，如胶似漆，互相好得能穿一条裤衩，但转眼间就会为了另外一粒话梅糖而背叛先前的伙伴。这种零食至上主义的生活立场，构成了女生社会的古怪秩序。男生之间从不那样。他们鄙视这种小娘儿们的行径，但男生讨好女生的方式，却并未跃出食物政治学的范围。 这类弄堂口的烟纸店（杂货铺），就是我们获取零食的的圣殿 食物是偷情者彼此点燃对方的火柴。我曾经从家里偷了半斤大白兔奶糖给一个心爱的女孩，并且骗我妈说是老鼠吃的。这个拙劣的谎言被母亲当场识破。我为此还挨了一顿打。但我还是感到了生命中最脆弱的甜蜜。女孩回赠给我的，是一付用旧毛线编织的无指手套，上面有一些深蓝和杏黄色相间的波纹，散发出若有若无的香气。我戴着它度过了那些寒冷的冬天。几年后，我把其中的一只丢在了公共汽车上，而另一只则被我收藏起来，像藏起一个爱的秘密标记。但后来，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深秋，它从我的抽屉里神秘消失了，仿佛被风吹走了似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与我相依为命起来。我们形影相吊地行走在文革晚期的黑夜里。她提前退休，而我则在一家照相机厂里当了钳工。我们生活小康，无所欲求。母亲有时会带我去附近的乔家栅点心店，吃两毛五分钱一碗的鲜肉馄饨，半透明的面皮下面，暗褐色的猪肉馅隐约可见，面汤里漂浮着葱粒、紫菜和蛋皮。店堂里空空如也，没有什么顾客在这种高档食店里留连。而我们却在那里悠闲地小坐，望着大玻璃窗外的襄阳路风景，心情庄严得像个贵族。 女孩曾经住过的老宅：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深秋，手套从我的抽屉里神秘消失了，仿佛被风吹走了似的。 文革结束后，国家食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我和密友“大头”经常出没于上海音乐厅，聆听交响乐团的演出，然后在再步行到淮海路上的一家饭店，叫上一客“两面黄”（一种在油里煎过的面条，上面浇淋着被切碎的肉丁、青豆、胡萝卜和黄瓜粒）和一份糖醋黄鱼，幸福地大啖起来。这是我在七十年代所能吃到的最奢侈的夜宵。 有时，我们也去位于淮海西路的上海牛奶公司门市部（俗称“牛奶棚”）去吃两毛钱一杯的“掼奶油”，那是牛奶和奶油经过高速搅拌后的混合物，在那些初秋的黄昏，在茂密的梧桐树下，在那座简陋的建筑物里，资产阶级奶香飘散于清凉的空气之中，仿佛有一种细腻柔软的爱在静静地融化，慰抚着我们如饥似渴的肠胃。在那个美妙的时刻，好像所有的顾客都感到了某种叫做希望的事物。他们的眼神里露出了暧昧的笑意。但很久以后我们才真正懂得，就在那个时刻和地点，我们被预告了毛式清教主义革命的终结。 2005年8月27日完稿于上海莘庄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文革后期：放学后的北京孩子 文革是自由游戏的光辉年代。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够如此尽其所能地嬉戏和狂欢。这个国家的灾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孩提的庆典。教育、管制和束缚崩溃了，世界蒙上了一层诡异而脆弱的无政府主义微笑。越过诸多的苦难，一种新的法则在儿童的王国里建立起来，那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开辟游戏的伟大道路。 这是一种完全版的乡村化经验。儿童用品商店已经关闭，越过紧闭的玻璃门，可以看见空空荡荡的货架。只有那些杂货铺和五金店还在继续出售铁丝、橡皮筋、火药纸或劣质糖果。这些没有阶级性的初级材料，填补了城市顽童的空虚。 游戏智慧成长的最奇妙的时刻降临了。我们被迫创意自制各种玩具，从弹弓到火药枪、又从轴承车、滚铁圈到响铃和风筝、从猜汽车票、纸版刮片、抛接麻将牌、跳橡皮筋、跳绳、顶橄榄核、打玻璃弹子。我们无所不能，无恶不作。在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缝隙里，全体儿童放射着纯洁的革命光芒。 但在游戏方面，我始终是一个弱智。在记忆里，我似乎没有成功地玩过任何一种游戏。这情形就像我的算术。考大学时，我数学仅得了两分，不过当时并未遭到异议，这是我比那个韩寒更为庆幸的地方。我在游戏方面的智商，甚至还不如那种整天坐在家门口玩鸡巴的男孩。 跳橡皮筋的女孩（1974）：游戏智慧成长的最奇妙的时刻降临了。我们被迫创意自制各种玩具 王小八，是王八，坐在门口玩鸡巴，一玩完到十七八，鸡巴漏水都不擦。这首童谣曾经流传一时，犹如一个意味深长的咒语。在玩具严重匮乏的年代，男孩玩鸡鸡的游戏开始盛行，天生自备的玩具成为超越意识形态的利器。我们有时在弄堂僻静处举行比赛，看谁的小鸡最大。一次我们刚刚亮出家伙，就听得楼上哪家窗户开了，响起一个老女人的高声呵斥。我们吓得屁滚尿流，夺路而逃。里弄干部老太太闻风出动，蹬着一对解放脚，在我们刚才的犯罪现场转来转去，用犀利的阶级斗争鼻子闻了半天，然后悻悻而去。我们则躲在远处的拐角后面胆战心惊地观察动静，天黑了才敢回家。后来就再也没敢在公共场合干那勾当。我们被迫收起身体的最纯真的玩具，像收起一件反动的凶器。 除了原初的身体游戏，我最早参与的公共游戏都拥有一个非常乡土化的面貌。我在楼下花园里栽了几粒玉米种籽，每天浇水，指望它们会冒芽生长，但它们都在泥土里睡着了，我终究没有见到它们的倩影。后来我又紧跟潮流养蝌蚪和小鱼。我和隔壁的伙伴相约，远足到附近的郊区，看见金黄色的油菜花盛放，田野的气息令人心醉。绿色的水面漂浮着水葫芦、浮萍和各种无名水草。我们用网打捞蝌蚪、小鱼和鱼虫，顺便也取些水草。其他人会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乘机游上一会，我则在一边静观。到了黄昏，我们满载而归，裤兜里装满了对乡村的天真记忆。 外婆和她的双胞胎外孙女：童年时代的弄堂风景 玻璃瓶成了一个透亮的神奇世界，里面储存着自然的清新秘密，像一个缩微了的童话奇境，其间包含了我对生命的全部爱意。但由于水中投放了太多消毒制剂，蝌蚪每次都会迅速死去，只有水草安然无恙。后来学会了把水放养一周，让化学物挥发后再用，似乎也没有太多的作用。脆弱的生命仍然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毒性。奇怪的是，我却饮着这种毒水茁壮成长，浑身是毒，结实得像头小猪。 我还一度迷恋上了养蚕。可爱的白色软体动物蚕食着桑叶，散发出浓烈而古怪的气味。我喜欢把它放在手里。那些缓慢蠕动的小足挠着我掌心，犹如一片窃窃私语。由于养蚕风气炽烈，桑叶发生严重匮乏。为了填饱这些宝贝的肚子，我用糖果去交换有关桑叶的情报，然后走很远的路去寻找一棵尚未被洗劫的树。 不久蚕开始吐丝。这是它们一生中最庄严美丽的时刻。我废寝忘食地看着，像观看一幕辉煌的戏剧。柔软的生物实施着自我禁锢，它们在编织一种洁白而残忍的希望。一切都显得如此从容，洋溢着我所能理解的那种诗意。我的鞋盒里逐渐塞满了椭圆形的茧子。数天以后，一些肥硕的蛾子从茧子里诞生了，它们拍打着翅膀在原地打转，却无法飞翔，像一堆残废了的零件。这个戏剧性的转变使我感到绝望。我耐心等待它们的灵魂飞进天堂，然后把它们丑陋的尸体连纸盒一起扔进垃圾箱里。 他们在黑夜中展开了屠猫行动 在热爱一些生物的同时，我们也仇恨另一些生物。养殖和虐杀是童年那枚硬币的两面。那些月黑风高的时刻，城市野猫开始发出集体性嗥叫，凄长而哀怨的叫声犹如婴儿的啼哭，或者是邪恶之歌的合唱。它越过门窗长驱直入，偷袭着每个儿童的耳朵。一场人猫大战最终变得无可避免。事缘于一个同学阿三的弟弟阿四头被一只野猫咬了。他用弹弓打瞎了它的右眼，它嗥叫一声扑了上去，死死咬住了那个弹弓手的脸，像一个疯狂的亲吻，尖利的牙齿深深插入了他的腮帮。这个倒楣蛋不久就为狂犬病丢了小命。 阿四头的死点燃了整个弄堂的怒气。小孩们成立了一个叫做“敌敌畏”的组织，几乎所有的少年都加入了追逐和屠杀野猫的战争，甚至连一些长的像野猫的家猫也不能幸免，弄堂里到处是猫类的死尸。许多猫被开肠破肚，死状可怖。独眼猫四处逃亡，最后还是遭到了逮捕。 可爱的白色软体动物蚕食着桑叶，散发出浓烈而古怪的气味 阿三亲自执行死刑，他把它悬吊在一棵夹竹桃树上，淋上火油，看着它在挣扎和狂嗥中化成焦碳。大约有二十多个孩子参加了这个狂欢的仪式。火团在黑夜里抽搐着燃烧，像被风鞭打的精灵，我可以清晰地目击脂肪在火中融解和蒸发的过程。独眼猫慢慢不动了，它凝固在一个狰狞的表情上，然后迅速变成黑色的雕塑。此后的许多天，那具黑色的尸体始终悬挂在树上，犹如一个不可思议的噩梦。 阿三后来为此被送进一个“学习班”关了三个月，原因是他发动的屠猫行动损害了伟大领袖的形象。他很侥幸。如果在文革初期，他将为此付出性命的代价。他出来后对我说过，杀猫跟杀人一个样，大概没啥两样。他从此得了个“敌敌畏”的绰号。后来他成了一名陆军军官，1978年阵亡于越南战场，成了一个慷慨赴死的英雄。 除了屠猫，我们也屠杀从蚂蚁、蜥蜴到老鼠的所有生物。文革就是一场全民虐杀游戏，儿童版的虐杀似乎只是它的一种美妙延伸。在爱恨交织的童年，豢养和谋杀是同样坚实的丰碑。世界因此而蒙上了一层永久的欢乐。胆战心惊的狂欢把我拖向了无邪的罪恶。我们就此进行着生命的初级交易。 我还是一个语录歌手，混杂在众多嘈杂的赞美队列里，用尖利的童声高声颂扬着暴力 我还是一个语录歌手，混杂在众多嘈杂的赞美队列里，用尖利的童声高声颂扬着暴力。当然，毛泽东才是当年最大的歌星，他在天安门上的歌唱，曾经点燃了无数青年的怒气。那些在广场上的规模庞大的演唱会，成了六十年代最壮观的景象。他挥动帽子的手势，俨然一组慢动作的舞姿，从中迸发出了整个民族的信念与仇恨。时间在这里摒住了呼吸。而在毛的四周则聚集着人民的崇敬。 当剪纸在民间风靡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头像和高举红旗的士兵成了最夺目的主题。从事这项工作，必须先到文具店买一种叫做“蜡光纸”的单面彩色上光纸。借来纸样后，把蜡光纸覆盖在上面，用铅笔平涂成拓片，而后在拓出的印痕上开始雕刻。由于拓痕模糊不清，刀片太钝，刀法又很拙劣，我从放学干到午夜，却老在最后关头刻断，前功尽弃，最后只能放弃这种过于精细的游戏。 “文革”后期北京乡村小学的课堂 文革初期的另一流行时尚，就是自制毛泽东像章。楼下的一个男人，是一家热水瓶厂的厂医，却每天躲在家里给铝质翻模的毛泽东像章毛坯上色，整幢楼房弥漫着化学溶剂“香蕉水”的浓烈气味。据说是在为工厂里的某派造反队秘制精神武器。这种工艺的神秘性令我肃然起敬，从此我开始无可名状地爱上了这种气味，甚至至今没有改变。 后来，在硅酸盐所工作的舅舅送我了一些陶瓷像章白坯和毛泽东头像贴纸。我喜出望外，以为大显身手的时刻到了。把贴纸用水浸湿后贴在白坯上，然后揭下上层膜纸，毛泽东头像就可“印”在上面了。此后的工序就是拿到煤气灶上去烘烤。但直到把洁白的瓷片烤黄，伟大领袖的头像还是一刮就掉。当时并不懂须用高温烧制，白费了许多时间。这一实验再度证实了我的弱智。我还试图用药铺里买来的熟石膏翻制伟大领袖的头部侧面浮雕，也都以失败告终。但无论如何，在偶像制造史上，这双长满冻疮的小手，书写过了平反而伟大的一页。 胸前佩戴大量毛泽东像章的士兵 后来，科学变得越来越时髦。按照书上的知识，我买一个纸质的线圈和一个粗大的蜡质电容器，指望从耳机里听到电台的播音。但我从来没有成功过。我的矿石机只有沙沙的噪音。邻居小孩骗我说那就是太空的信号，我起初真的感到无限神秘，时间久了才明白，那不过是个声音的骗局，被胡乱缠绕在一堆紫红色的细铜丝上。 不久，半导体出现了，我又开始买晶体管来安装单管机，后来又逐级升到四管机。牛庄路跳蚤市场和襄阳路旧货商店里到处晃动着科技群众的身影。那时，几乎每个男孩都购置了电烙铁，家家弥漫着焊锡与松香的混合气味。我的那个黑白镶嵌的塑料壳子里更换了多次等级，但依然品质恶劣，只能收听一个电台。除了本地国家播音员的声色俱厉的社论，就是样板戏的高亢歌唱。最后在被不慎摔了一次之后，它就永久地沉默了。后来从太原路搬家，我毫不怜惜地把它扔进垃圾箱，像扔掉一个可耻的记忆。 但许多人成功地成为半导体群众运动的高手。我的一个同学做了一台七管机，居然可以收听短波。这个伟大的科技奇迹曾经令我们激动得浑身发抖。世界一不留神，向我们开启了一道秘门。我们开始集体偷听“敌台”，冒着巨大的危险。美国之音、莫斯科广播电台、澳大利亚国家广播电台和“中华民国”电台，是我们光顾最多的地点。 我们把门窗紧闭，拉上简陋的窗帘，神色紧张地从太空的杂音中辨认那些来自外界的只言片语。台湾电台最为奇怪，每一次都在新闻后进行特工寻呼，说着古怪的联络暗语，它们是一些四个一组的数字，令我们的窃听行为变得更加可怖，仿佛那些指令就是对准我们中的某个人发出的一样。我们有时也会互相猜疑和打量，看周围有谁长得更像那个被呼叫的特务。 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人物原型：她们是国家美学体系中的经典儿童造型 我无法形容电波对我们这代人成长的古怪意义。它是我们与世界进行现时态联系的唯一通道。毛泽东被指斥为独裁者，而我们拥戴的革命遭到否决。国家的正义面容逐渐变得可疑起来。是的，电波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修理了我的信仰，它轻微地掠过耳朵和皮肤，在心灵深处留下阴险的伤痕。 这场战战兢兢的窃听运动遍及了整个中国，成为半导体群众运动的最富戏剧性的后果，它是极权制度下最初的自我解冻游戏。但许多人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一个我们附近的“偷听小组”遭到检举，五个人全部进了监狱，其中最小的只有12岁。而为首也只有16岁，却被判了一个“死缓”，最后死在江苏劳改营里。他那个容貌秀丽、令所有男生都垂延三尺的小姐姐，后来嫁给了一个警察，据说是为了复仇。有一天警察得急病死了，我们大家都坚信那是个美丽的阴谋。我们至今都守口如瓶。 文革后期我进入中学，在科学上终于有了点细小的进步。我加入学校的天文学小组，开始投身于天文学研究。我的老师是这方面的天才，他每个周末给我们上课，讲解天文学历史，从赤道到黄道，从托勒密体系到哥白尼体系，从天体物理学到地球物理学。我总是被他所描述的世界弄得心潮澎湃。银河与恒星散发出的魔法力量征服了我，使纯真的灵魂听到了上天的召唤。 我们每周轮流值班，爬上大楼顶部，用一架1935年的德制天文望远镜观测月球和流星，并在记录表上写下结果。宇宙的美丽和令我心驰神往。暑假里的那些夏夜，天体呈现着神秘的阔大景象，它在头顶上缓慢旋转，星光灿烂。一个圆号在远处什么地方柔和而悠扬地吹响，仿佛是一种奇妙的天籁。流星掉下来时，我一直渴望接住它，就像接住透明的雨滴。 我掌握着通往大楼顶部的铁门钥匙。这是一个隐秘的私人国度。在中学时代，上顶楼看天成了最开心的日子。天体美学启蒙了我的精神，我阅读康德与恩格斯的著作，被那些美妙的天体结构弄得心旷神怡，指望能从望远镜里看见宇宙生生死死的脉动，它超越了国家提供的精神边界，展示出宇宙法则的细小一角。微弱的光线越过透镜，抵达了宇宙的内部。我感到我的灵魂已经被悬挂在那里的某棵树上，像一件印满了星辰的布衫。 天体呈现着神秘的阔大景象，它在头顶上缓慢旋转，星光灿烂 我们有时也把望远镜放低，去偷窥远处人家的窗口。光学透镜的原理改变了观察人生的方式。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被倒置的图像：一个女人穿着睡衣颠倒着在房间里行走，昏黄的灯光勾勒出了模糊不清的身影。我被一种青春期的想象逼得脸上发烧，心脏狂跳，仿佛看见了最激动人心的场面，而其实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有一次我终于看见了件奇怪的事情，一个男人从汾阳路口五层楼的公寓上爬出窗口。他站在上面很久，好像一直在犹豫。最后他掉了下去。远处的大街上很快响起了警车的声音。一个人在我的镜头里活生生死去。城市戏剧拉上了悲惨的一幕。 经过一场乱糟糟的中学毕业典礼，我结束了我的童年，就像结束一个灿烂的噩梦。我进了一家工厂的技校，在那里学习钳工的技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就在那里，一年后，大街上传来了毛泽东的哀乐。在阳光底下，有人在号啕大哭，有人则在静观。人民表情复杂地眺望着未来。我知道，一个喧嚣的时代正在动身离去。 2001年10月于上海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上海太原路二十五弄十号”，是我生命中最奇妙的一环。在那个地点，我度过了整个童年时代。 我最早的记忆起源于两岁时的一场噩梦：几架黑色的飞机追击着我，而我则在大地上逃亡。事后才知道，当时我开始沿着大床的床沿奔跑。黑暗中没有摔下去，真是一个奇迹。外出做客的父母进屋开灯，见我正在梦游，赶紧把我叫醒。我清晰地记得从恐怖的梦境转向温暖的现实的那个过渡的意识片段：我看见了昏黄的灯光和受惊的父母，但噩梦的图象还没有消褪，它与现实的场景发生了融合。我仍然在奔跑，但速度在逐渐减慢。后来我终于停下来了。母亲举起了痰盂。撒了一泡尿之后，我又回到了黑暗。 另一个来自两岁时的记忆也与这张大床有关。母亲的肚子高高隆起（后来我才知道她那时正怀着我的妹妹），而我在一旁奔跑和跳跃。当感到累的时候，我一屁股坐到了母亲的肚子上，因为它看起来像是个很好的坐具。我记得母亲开始大声叫疼起来。父亲从外面赶回来了，救护车把他们带去了医院。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即刻便流产了。 我杀死了我唯一的妹妹。 佚名《梦魇》：我最早的记忆起源于两岁时的一场噩梦 这些破碎的记忆拼凑成了最初的生命景象。它首先与床有关，而后与死亡和逃亡有关。我的负罪感和对于小女孩的怜惜，从此成为伴随我的忠实的影子。 我家的房子位于上海西区旧法租界的中心，是一个西班牙式花园住宅的小区（后来被称作“太原小区”）。攀爬着爬山虎藤蔓的墙垣、狭小的窗户、拱形的门楣和光线黯淡的走廊，混杂着法国梧桐、夹竹桃、无花果树的后花园，这些部件投影在一个孩童的记忆深处，焕发着一种经久不息的阴郁的美。 在幼儿园时代，我最美好的记忆是生病的日子。保姆带我去附近的地段医院看病，踩着近午的柔软阳光，走过那些为美丽的花园而修筑的篱笆。常春藤和牵牛花在微风中摇晃，弄堂和马路上几乎寂然无人，宁馨得仿佛睡去了一般。春天散发出爱的芳香，令我融解在这白昼的温甜之中。但这幸福的岁月过于短暂，我还未来得及消受，它就已匆匆流逝。 由于房租高昂，四周的邻居除了少数平民，大都是大资本家、高级医生、大学教授、电影导演、少数共产党高级干部和外国侨民、以及一些奇怪的前朝名流的遗少，如陈独秀的女儿陈红一家、民国第一任总统黎元洪的长子等等。只有我爸我妈是普通的中学教师。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已经念小学两年级了。我们那住满了“牛鬼蛇神”的街区，是大革命和红色风暴打击的重点。而我的一年级班主任陶，便成了我所面对的大革命的第一个祭品。 文革的烈火突然间汹涌地燃烧起来 陶是个面容凶恶的老处女，兼教我们启蒙语文：识字、拼写和说话。尽管语文成绩全班第一，但由于喜欢上课时“做小动作”，我还是成了一个“坏孩子”。除了罚站之外，每一次家长会，她都要控诉我屁股上长着钉子，让我白白挨了老爸老妈的无数“教训”。后来我心生一计，家长会刚刚举行，我就从学生的行列中飞奔而出，跑到母亲跟前狂吻她的脸颊，进行超前感情投资，以免等一会老师告刁状后回家挨揍。这一举动引得在场的家长们哄堂大笑，弄得母亲满脸绯红，很不好意思。但这计谋还是奏效了。那天，班主任竟出乎意料地没有说我的坏话，看我的眼神甚至还有了一丝罕见的笑意。令我有了跟她亲近的冲动。 但我终究没敢去亲吻女教师的脸。1967年红卫兵运动爆发后，她因性情古怪而理所当然地成为高年级学生的批判对象。第一次批斗大会之后，她就在我当时上课的教室悬梁自尽了。那教室是一幢单独的灰色小楼。她乘着夜深人静，用绳索系在楼梯顶端的木栏上，怒气冲天地把自己弄成了一具死尸。一个亲眼看过现场的同学告诉我，她的吐着舌头的死状，比生前更加狰狞可怖。那幢小楼以后被贴上封条，空关了数年。在深夜，巡夜人有时可以看到微弱闪烁的火光，但没有人胆敢上去探察，据传那是她的鬼魂在楼上徘徊。 小学生张贴大字报：我们那住满了“牛鬼蛇神”的街区，是大革命和红色风暴打击的重点。 班主任的自杀是一个微妙的信号。西方国家已经开始紧急撤侨，住在我家对面的几户犹太人和白俄似乎一夜间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大批红卫兵开始在我们街区出入，展开了无休无止的抄家运动。我们全家都恐惧地等待着厄运的降临。那天晚上十点左右，楼下突然传来粗暴的敲门声，母亲赶紧关了灯，从窗帘后向楼下偷看，整条弄堂站满了黑压压一片的造反队，手持木棍，秩序井然，犹如经过严密训练的士兵。整幢房子都在恐惧中沉默着，没有人胆敢前去开门，也不知道今天该轮到谁家倒霉。最后他们敲开了大门，把底楼的那家印尼归侨的家抄了个底朝天。而我们与剩下的另外两户人家则暗自庆幸：今天又侥幸躲过了一劫！ 红色恐怖已经席卷整个中国，没有任何人能侥幸逃脱 这样的情景后来越来越像家常便饭。红色恐怖已经席卷整个中国。人人都深切感到了朝不保夕的危机。一些人被造反者从家里赶走，而另一些人则在悄然死去。每天早晨，我透过狭小的窗户都能看到，殡仪馆的丑陋的灰色运尸车无声地驶入，停栖在某个我所熟悉的门牌号码面前。从房子里抬出了自杀者的尸体。其中一些死尸已经变形。越过白色的尸布，可以看见死人神秘隆起的肚子。这是一种恶毒而迷人的景象。有人在静静地围观。令人作呕的死亡的恶臭，像瘟疫般在四周弥漫。 有时我也会兴高采烈地去“参观”一些在弄堂里举行的即兴批判会。楼下的那家印尼归侨，三个姐妹长得如花似玉，远近闻名，号称 “姚家三姐妹”。她们的批斗会最是轰动，吸引了大量“观众”，整条弄堂挤得水泄不通。附近中学的红卫兵们剪掉了她们的包屁股小裤腿的裤子和烫卷的头发，稀疏的残发间露出了白嫩的头皮。她们的父亲遭人痛殴，衣物、高跟鞋和法国香水则被堆在弄堂中间放火焚烧。人们在高喊口号和起哄，像出席一场小型的狂欢庆典。突然一声爆炸，人们吓得四处逃窜，后来才发现不是炸弹，而是某罐化妆品在作祟。那些在灰烬中残剩的衣物，在黑夜降临后被居民偷走藏起，改做成了孩子的内衫。好布料，多好的布料！一个老太太在灰烬里搜寻，手中执着一些碎片，摇着头自言自语。夜风吹散了最后那些黑色的灰烬。 永嘉路第二小学的操场：这棵百年大树成了岁月的证人 这些革命戏剧几乎每天都在四周上演。金条、珠宝、瓷器、唱片、书籍、衣物等各种细软和精美的欧式家具，成堆地从屋子里搬出，经过一场即兴批判之后，被卡车运走，变得不知去向。一次，红卫兵从对面的资本家的沙发垫子下面里找出了上百只旧尼龙丝袜，原来那家女主人有一个癖好，穿过的袜子从来不洗，往沙发下一塞了事。这些臭袜子便成了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生动教材，在批斗会上向四邻展示。 我记得的另一场批斗会的主角是隔壁十二号的作家秦瘦鸥夫妻。他们俩均长得又瘦又高，走在一起，宛如两根形影相吊的树枝。红卫兵把他们押出房子，令其站在台阶上，脖子上挂着临时制作的牌子，上面用墨汁书写着“反动文人秦瘦鸥”字样。他的罪名并非是因为写作那些诸如《秋海棠》之类的“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而是把印有毛泽东照片的报纸做了书皮。那群佩带红色袖章的学生在手舞足蹈地叫喊，四周站着包括我在内的几个过于年幼的人民群众。 母亲工作的上海第二女子中学就在马路对面，高干子弟居多。当时的中共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上海市长曹荻秋的女儿都在那里念书，其间诞生了一批极为凶悍、打人不眨眼的母老虎，在当时的造反界名声显赫。红卫兵只要一抬脚，便可以把我们家搞得天翻地覆。奇怪的是最后居然幸免于难。由于有教师检举揭发，一群表情严肃的小女生曾经来家里考察了一番，发现除了一家老式的德国钢琴（我母亲曾经是音乐教师），就剩一些不起眼的旧家具，沙发的罩布上还打着补丁（在当时，补丁是无产者“艰苦朴素”的道德标记）。她们为此下的结论是：我母亲“不是资产阶级”！我们家就这样侥幸逃过了一劫。尽管后来父亲被关押审查，但有限的家产终究没有遭到洗劫。我尤其感激上苍，留下了这架钢琴，它后来成为伴我度过漫长的少年时代的密友。 文革批斗大会场面之一：这些革命戏剧几乎每天都在四周上演 陈独秀的孙子比我大两岁，长相有些古怪，头颅的比例明显小于身子，因此得了一个“小头”的诨号。我们有时在一起玩耍，但我并不喜欢他，因为他性情诡诈，手脚又不干净。一天，我向他出示一本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结果那书转眼间就不翼而飞。父亲说，一定是他偷的，遂教了我一个妙法。我立即就去“小头”家对他说，我还有另一本好书，但须用那本童话交换。“小头”眼睛一亮，从毛线衫里戏法似地掏出了失踪的书——他居然还没来得及“销赃”！从此他被列入我们家不受欢迎者的名单。 陈独秀的这个女儿，可能是他晚年红杏出墙的结晶。她在电影制片厂工作，丈夫因现行反革命罪而遭到枪决，独自领养着儿子，顶着父亲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的政治恶名，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她这时已经得了癌症，眼见她日渐消瘦下去。她从我家门前走过，穿着灰色女式中山装，脸色发黄，表情呆滞，从不与我们这些孩子打招呼，犹如一个孑然而行的女鬼。由于对不肖儿子的绝望，她几乎卖光了家里所有的家具，在外面吃着馆子，享受生命的最后大餐。在她死后，“小头”一无所有，被送到新疆与表姐一起生活，从此下落不明。 我的同学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沈克非的孙女。她生下时是个阴阳人，需要动手术切除其中的一部分器官。祖父爱女心切，切除了其男性器官，希望把她变成一个女儿身，结果铸成大错。小学一年级时，她坐在我隔壁，虽然留着小女孩的短发和刘海，却喉结突出，发出成人男子的嗓音，而且皮肤黝黑，面目丑陋。这显然是对她祖父杰出的外科技术的严重嘲弄。不仅如此，她的智力只有三岁，成绩一塌糊涂。每逢下课，她就面对墙壁站着，仿佛一尊雕像。文革爆发后，她就不再来上学了。但时常还能在他们家的豪宅前看见她。她把带有湖石假山的前院的大门开个小缝，向四处偷偷观望，见有人走来，便赶紧害羞地躲到门后。后来这幢豪宅遭到查封，她们全家被赶进了汽车间。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的倩影。 红卫兵在全国查封了大批公共机构和私人住宅 1967年红色风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许多邻居一夜间从空气中消失了，那些表情傲慢的小男孩和花枝招展的小女孩，也都相继神秘蒸发。整个街区变得空空荡荡。大量的房屋被空置起来，成为我们这些“幸存者”玩耍的天堂。一到晚上，我们就打碎玻璃，从窗口爬进那些黑暗的屋子，在光滑的柳桉木打蜡地板上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有一个夜晚，我偷了家里的手电筒，和几个小朋友一起钻进了对面的空屋。在里面上下狂奔，乐不可支，突然看见一个朦胧的白色脸庞正在从玻璃窗外向里面凝视。我恐怖得大叫起来。所有的孩子都跟着失声尖叫。那张脸随后就消失在月光里。从此，我们没敢再涉足那个“闹鬼”的房子。 到了1968年间，由于死人太多，各种鬼魂的传说一度在我们的弄堂里甚嚣尘上。我们大家对此都深信不疑。当酷热的夏夜降临时，我们都在外面乘凉，到午夜十二点，四周时常会出现一些神秘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乌鸦的叫声。但上海市中心根本没有乌鸦，而且那声音来自地面而非空中。它尖利地叫着，飞速地从弄堂的一端一经过乘凉者的脚边，掠向遥远的另一端，又从另一端急速折回。所有的乘凉者都感到毛骨悚然。低头寻查，竟没有任何发现。人们最后纷纷躲回家里，掩上了房门。闷热的弄堂恢复了死寂。只有昏黄的路灯在暗夜里对愁而眠。 由于无法承受政治迫害，许多人踏上以死为逃的道路 在我们对面的一排楼房的尽头，靠近太原路的一头的楼房，曾经被我们当作玩军事游戏的秘密堡垒。但其中一间屋子的我们一直未敢“占领”，因为据说那里曾经自杀过一对乱伦的父女。革命爆发的时候，女孩的兄弟们率先起来检举揭发资本家父亲的这一滔天罪行，家族的丑闻立即转变成了公开的政治罪恶。父女俩内外交困，双双开煤气自杀。人们打开房门时他们已经断气，但却保持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姿势：女儿端坐在沙发椅上，安静得仿佛入睡了一般，而父亲则跪在她的面前，凝结在一个忏悔者的姿态上。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还是人们道听途说和添油加酱的结果。那扇被十字封条封住的房门，黄铜的圆形把手开始发出绿锈，深棕色的油漆也已经部分剥落，从门缝里吹出了一种淡淡的神秘气息，仿佛是陈旧地毯的霉味。我很想进去瞧瞧，但终究没敢撕掉那个盖着某某司令部图章的封条。到了文革后期，那楼住入了一个单身老太太，雇有一个保姆，深居简出，很少与外界接触，这就是后来在美国写成畅销书《生死在上海》的郑念。 郑念住过的小楼：文革后期的庇护所 在郑念南面的一幢小楼里，住着满脸麻子的著名英国文学翻译家方平。他每天上下班都从我家门口走过，走路的姿势有些古怪。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希望换一个环境。我为此曾经去看过方平的房子，他夫妻俩也来看我家的房子。我和母亲都很喜欢他家后花园里的那片修剪整齐的草地，四周盛开着丁香和桃花。尽管最后没有达成换房的协议，但我却和方平从此有了短暂的接触。那时，我是个普通的技校学生。 周恩来逝世后不久，方平从西方朋友手中得到了那幅法国记者所摄的著名的周恩来照片，如获至宝，与我一起研究它的构图和用光。周恩来病入膏肓地坐在沙发上，浑身散发着伟大而孤独的人性光辉。那只白玉色的茶杯放在他的手边，里面盛放着他最后的渴望。我和方平都被这满含眼泪的图景所深深地震撼。在1976年，周恩来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道德偶像。他的死亡以及稍后的毛泽东的去世，终止了历时十年的意识形态革命。1977年，我家搬到了陕西南路绍兴路口的另一所住宅，与方平的交往猝然中断。那次搬家的另一更严重的后果是，我切断了与童年的联系。 越过文革岁月的苦难和欢乐，我长成了一个神色忧郁的青年。 2000年11月于悉尼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我该如何颂扬洗脚的事业呢？相传，一个著名的托钵僧从希尔山朝圣归来，他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是：打开水来罢，我要洗脚。然后，他在沸水里洗它，面不改色地注视着它起泡和被灼伤的全部进程。现在结束了，送我去诊所吧。最后他平静地说道。那么，这个人要洗净的是什么?他想洗去的是什么?在清洗之前他是什么?而在清洗之后，他成为什么? 这是一些难以启答的问题。要求我沉思它们的契机，是一次“行为艺术”的奇异表演：把光裸的脚投入红色木盆，让水环绕和亲昵它们。这种猥亵行为是非礼、嘲弄和轻蔑的，所以我看见了诸多惊异与愤怒的目光。哦──，这真卑鄙!这是一个美术阴谋!有人奔走相告，指控着洗脚者的罪行。 是的，我承认这种行为的意图有些闪烁，甚至洗脚者自身也陷入了它在语义上的虚假性里。洗脚者说，我是傲慢的，我要用下面的器官去打击公众的上面的器官。我发现，由于一次价值的误解，脚足与眼睛产生了对抗：眼睛很疼痛，为此它付出了美学的眼泪。 中古壁画《洗脚的耶稣》：由于一次价值的误解，脚足与眼睛产生了对抗：眼睛很疼痛，为此它付出了美学的眼泪 为了拯救那些不幸的眼睛，托体僧出示了明亮的言行。他从远方的山里走来，他的脚足涉及了广阔的空间。洗脚，首先是对尘土的否决，而后是对一切取消脚足意义的企图的抵制。 在人类的逃亡中，足印的价值令人发指。远古的亡者都是真正的巨人，在时间走廊里逃遁得无影无踪，只留下稀有的足迹。越过北方的大泽，姜瑗发现了其中的一个。她躺在凹陷的印坑里，像躺在巨大而柔软的摇篮中。亡者的神性就这样进入到她的里面，使之受孕，并缔造出一个叫做“周”的英雄种族。这个奇迹足以让我们了解上古遁者及其肉足的伟大性。 由老子命名的、伟大而秘密的“道”，它在哪里?如果“道亦道”而“非恒道”，那么什么才是供我们行走的寻常(“恒”)路径?老子拒绝回答这个。他仅仅告诉我们关于“德”的知识。在老子的字汇表里，“德”就是有关“道”的走法，就是心灵对街道的全部经验。通过“德行”这个字词，我们抓住了先哲暗示的事物，就像抓住了他行走时扬起的轻柔尘土。 老子和他的脚已经逝去，却留下了“道士”──那些“走路的人”，留下了供我们行走的秘道。这是多么慷慨的赐予呵!我们用足小心地触碰它们，继而同它们交谈，说出一种音调和语言。这时，脚足是触角和舌头，是出现在道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事端，拥有一个谦卑的姿态。它向下生长，一直俯伏到了土地的高度，敬畏地倾听来自道路的伟大声音。那些声音，包含了关于走向未来的线索的秘密消息，像泉水一样涌现着，被足掌的中心所经验，那个部位，正是叫做“涌泉”。 在身体之杵的两极，头颅升上天堂，而脚足降向大地。由于这两种器官，人加入了宇宙，这就是所谓“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然而，由于脚足的谦卑性，目击者的误解是不可避免的。被脚足激怒的尘土飞扬起来，覆盖并改变它们的肤色。这一情形深化了已有的误解，使人痛切地感到它们的肮脏、低贱和臭气熏天。它们不过是身体的忧伤的奴隶而已。 这种误解严重损害着脚足的事业。洗脚，乃是针对怀疑主义目光的一种自我辩解。它向公众怯懦地说道：我是干净的。由于它的请求，水带走了污秽。我注意到这种洗脚过程的卑鄙性。它向水转移了危机。接着，人的目光变得柔和了：瞧啊，它真的变干净了！人就废黜了水。 基于上述目标的洗脚，不能把卑贱性从脚足上剥离。它仅仅是与公众偏见的临时和解而已。空间的观念那么坚强，上与上的关系，被当作比性命更重要的东西。这一立场甚至侵蚀了语言和称谓的领域。即使我们夸耀一只(个)“高足”、以及夸耀低贱事物所拥有的非凡高度，它仍然是在我们下面的事物，是门生、学徒、侍从、奴婢和小厮。然而，假如我向一个人发出“足下”的谦敬呼喊，那么究竟谁在谁的足下?呼叫者与被呼叫者，他们之间谁更卑下? 交际社会的言辞的这种价值指向，揭露了脚足的内在崇高性。 再没有比“足下”这个称谓更令人奇怪的了，它的语义和字义构成了强烈的对抗：它本来要表明对方身居足下的超级卑微性，而最终却成为对于足和足以下事物的敬意。交际社会的言辞的这种价值指向，揭露了脚足的内在崇高性。 脚足的崇高性的另一证据，是人对女子秀足及其鞋履的景仰，并且从这种景仰中发展出了奇怪的美学，它要制订有关脚足的尺度和形态的律法，以保证眼睛的趣味得到最充份的满足。脚足幼年的时候，漫长的布匹有力缠住和塑造了它。通过尖锐的痛楚，它最终呈现出一种无比玲珑的形态。它要凭藉这点打动人间男子的傲慢情感。我想援引杨贵妃的绣鞋作为这方面的例证。那只玲珑的小鞋，在茶妪、商贩、役吏和武士的手上辗转，像一个激动人心的谣言。 “哦，它真小。它多么小呵!”人们无限怜异惜地赞叹道。 尽管脚足的行走功能受到了最大限度的摧毁，但美学涌现了，它以一种侵犯和迫害脚足的方式颂扬了这个器官。这是对抗自由和质朴的美学，它把脚足的尺度和力量加以消解，然后在娇小纤弱的生命气氛里，美的光辉明亮起来，向我们说出病恹的、颓废的、自我残害和自我取缔的语言。 显然，正是由于足对于逃遁的重大意义，使缠足成为最有效的抵制策略之一。封建国家意识形态要求着人的皈依，在广阔的土地上搜罗人口，用户籍、档案和效忠哲学囚禁他们。从这样一种立场中诞生了缠足的技艺。漫长的布匹抓住女人的天足，把它们改造成一堆玲珑剔透的废物。 一对经过严密监制的美足，意味着人与地面(世界)关系的彻底变易。在无限纤小的事物上，人既不能保持身躯久立的姿势(这与尊严有关)，也不能维系住一个远足的理想(这与自由有关)。于是它最终取消了女人逃亡的可能性。 “哦，它真小。它多么小呵!”人们无限怜异惜地赞叹道 这是在表明男人的诸多自由么?正好相反。对于男人而言，女人是纠缠他的脚足的柔软布匹。女人的小足环绕着企图出走的男人，亲切和感伤到了无比残酷的地步。信笺、鸿雁、相思的眼泪、老母的针线……，所有这些弥散于古代诗句里的事物，构成了布匹的美学形态，并藉此塑造着男人的家园心情。 这无非是从一个比较不正常的角度重申了脚足的意义。而从一个比较正常的角度，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看见，脚足的内在崇高性曾如此引发着人对它的普遍思念与爱戴。 早在周朝衰微的年代，武士介子推追随太子逃亡，为喂养饥肠辘辘的领袖，竟割下自己的腿肉。太子登基之后，却并未给他必要的回报。介子推怒不可遏，永不回头地遁入清冷的山林。国王听说了这个消息，痛悔自己的过失，用放火烧山的计谋请求他的宽宥和复出。而这个满含怨屈的人竟在烈焰中抱住最后的树木，慨然逝去。为了维系一种永恒的纪念，国王命人用那株树木制成木屐，穿在脚上。每念割股的恩情，他就低首俯察，叹道：“悲乎足下!” 这与其说是对介子推的情操的追思，不如说是对脚足的最沉痛的颂扬。它回答了我们对于“足下”称谓中所包含的崇敬性的疑问。是的，我们亲眼目睹或耳闻了大量历史中的逃亡奇迹，它们要恢复脚足的本始地位，也就是促使脚足回归到一个崇高的地位上去。 这里，我们正在触及某些更深的疑虑。如果脚足的地位还不够崇高，那么什么才是它应有的位置?如果脚足受到了贬斥，那么什么才是它原初的景象? 《周易》的爻辞声称，它描述了宇宙两极间交换与对流的罕有景象 一本叫做《周易》的上古经书企图说出这点。在“泰”这个伟大而吉祥的卦体里，象征头颅的大天和象征脚足的大地是彻底颠倒的：天屈居地面而地升现于天的高度。《周易》的爻辞声称，它描述了宇宙两极间交换与对流的罕有景象。这肯定是罕有的：事物在它自身(此岸)与客身(彼岸)之间自由游走和往复，它表明了一个存在者所行走的道路的通达。 “泰”与其说它是对某种事物稳定性的判定，不如说它是对一个通达的存在的揭示。使我惊异的是，在受胎的时期，或者说在子宫的秘室里，所有人都曾经静止在这个非凡的状态上。我们头足倒立地悬浮着，像悬挂在上帝的支架上的天真蝙蝠。这个“泰”的姿势，正是人唯一正确的在世姿势。 全部的不幸在于，当我走出秘室时，我的姿态被粗暴地校对了。我的头颅被拔到脚踵的高度，而脚踵却贬窜到了头颅的位置。那么，从我最初的、为失去一种最本体的姿态的哭泣里，存在的痛苦永不回头地出发了，它将鞭我、挞我、撕我、杀我，直至我的头颅一劳永逸地垂下。死亡平息了这一争端。是的，当我目睹一具头颅与脚足处在同一水平线的尸体时，我将意识到，从此它们要受到最平等的对待：腐烂和消失。 让我回忆一下存在主义者描述存在的诸多概念吧：烦、畏、荒谬、无价值、无意义和无力性……，所有这些耳熟能详的字词，旨在给定一个共同的处境，那就是存在的阻塞性：人们无法凭藉自己的力量走向上帝，人们也听不见上帝的邀请和他所指示的道路。荒谬，就是人的存在可能性的最紧密的阻塞，它消解了存在的意向性和行动性的全部意义。而所有这些困境仅仅导源于一个错误的姿势，或者说，仅仅导源于脚踵与头颅的相对关系的倒错。 “否”(pi)，作为“泰”的对立卦，中国存在主义的核心术语，正是如此要求我们去领悟脚踵的意义的。为了纠正那个惨遭纠正了的姿势，必须练习瑜珈及其所有类似的功法。瑜珈教师宣称，头足倒立是保证灵魂重新归于平静的道路。这是真的，在古怪的倒立中，头颅的气或价值沉降着，而脚踵的全部价值则浮升起来，开始中止良久的对流。而后，阻塞和阻塞所引起的痛楚消失了，最终，我的灵魂将由于痛楚的上述消失而变得安谧。 端详一个瑜珈徒所做的倒立练习，人们将发现脚是充满表情的 端详一个瑜珈徒所做的倒立练习，人们将发现脚是充满表情的，它瘦骨嶙峋地向天空开放，像失落了树叶的枯枝，在宇宙的微风里簌簌发抖，说出一种孤苦无助的语言。这种虚假景象蒙蔽了人，使人忽略了它的内在傲慢：它并不羞怯，它只是斜睨着世界而已。 这点肯定会令我感动。一种有灵魂的傲慢的器官，洞悉了头颅的各种弱(它的笨拙性、愚蠢性和非行动性，等等，等等)。它要创造一种奇迹，使人相信逃离存在痛苦的终极可能。或者说，它要走通一切身体里面和外面的迷津，使人借助身体的循环投入宇宙的循环。 脚踵就这样启示了我的梦境，使我可以看见人们在瑜珈共产主义城邦里的行走情景，看见脚踵像和平的枪枝一样耸立，上面发育着奇怪的眼睛与面孔。人们用这个器官互相注视和问候，而头颅却在街面上谦卑地旋转着，像驱动身躯的轮子。我看见睡莲、百合、菩提和充满香气的湖泊，看见环绕众生的无上幸福，像风缠绕树一样缠绕着脚肢和以脚肢为代表的灵魂。在脚肢的树林中央，是喜悦的寺庙。我还看见神殿的净坛上陈放着第一位修习倒立术的人的脚骨，它光辉夺目，照亮了每个正在洗脚的家族。 有一支关于脚足的非常古远的谣曲，被收集在屈原的诗歌总集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支谣曲假装是在谈论头与脚的清洁性，以及沧浪江水的功能问题，而其实却向我指涉了脚的内在清洁。一个时间的匆忙过客，他会在信念的河流上洗涤他的帽带和脚足么?他将从桥上行色仓促地走过，奔赴那个被给定了的结局。只有一种从存在的残酷性和紧张性中获得解放的人，才可能驻足于所有美丽的风景，在岁月的河岸上洗濯生命的尘土，而后，唱着无词之歌，来他的来处和去他的去处。那么，这与其说是对脚足的称赞，不如说是对脚足所蕴含的更自由的逃亡精神的一种言简意赅的颂扬。 他将从桥上行色仓促地走过，奔赴那个被给定了的结局。 这种颂扬的力量是罕有的，它从另一侧面揭示了存在的痛苦：我们甚至丢失了为自己洗脚的愿望。在地球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曾经为它的街道修建过用以洗脚的喷泉和水池，以便风尘仆仆的逃亡者能够享用洗濯与嬉戏的权利。耶稣洞悉了这点。为了给出一种补救，在即将奔赴死亡的前夜，亲自为他的门徒打水和洗脚。这个仪式是奇妙的，他不仅要表达对于脚足的崇高敬意，而且要使人通过这种敬意获得灵魂的新生。 保罗主义者歪曲了耶稣的用意。教会竟然要求人们用头颅去迎接神圣之水的洗濯，以致把头颅投放到脚足般崇高的地位。假如这不是针对人民的阴谋，那么它至少也是针对耶稣的一次蓄意的悖离。 耶稣的脚足是明亮的，它拒绝卑鄙的尘土，但它不能拒绝尖锐的法利赛人的铁钉。相反，它要在从事洗礼之后接受伟大的磔刑。犹太祭师无疑注意到了脚足从耶稣那里所获得的意义，他们就指派铁钉去阻止它。而耶稣则要表明铁钉的无用性。耶稣说，看吧，我带着锈蚀的大钉，但我仍然是自由的。他的确证明了这点。在受钉的第三天，他复活，然后独自向新的乌托邦逃亡。 脚足的奇迹已然向我们无限地呈现了。在谣曲、念珠、莲花、转轮、蒲垫、木盆和鞋履的景象里，它们活着、不死、变化无端和充满喜悦。我无法清晰地讲述我目睹和经验的事物，这不仅因为它们是某种灵魂的秘密，而且也因为它们在一切言辞的外面。那么，在陈述结束和缄默开始的时刻，我将走向我的木盆和清水，并且这样恳求说： 我要洗脚。请让我洗脚罢！ 1990年9月14日夜于上海寓中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衰老的雨在池塘边流泪。许多年来，她不停地回忆和哭泣，双眼已经失明。雷的阴影像帆一样追随着她，成为她生命中最悲凉和幸福的部分。几十年来，有许多人知道她曾经是雷的情人，许多年前的那个冬夜，县长和某些人叩响她的屋门，告诉她雷的死讯。她当时正在一架摇摇欲坠的旧织机上织着土布。布纹中隐现的不祥征兆（也许是一块暗红的色斑）已经使她感到骇怕，但面对正式来到的噩耗，她却显示出令人费解的镇定。她一如既往地推拉着机杼，来客怏怏而去。雨织了三天三夜。在第四天清晨，人们听到她停了织机。几分钟后，她发出了凄厉的叫喊，而后，她开始了漫长、清冷、孤苦无助和经久不息的哭泣。 王居正：《纺车图》(局部)：布纹中隐现的不祥征兆已经使她感到骇怕 雨的长哭竟然持续了二十多年，这是与雷有关的许多奇迹中最后的一个奇迹。雨多天都坐在她的织机前，让眼泪滴落在带着蓝白相间格子图案的土布上，这布的名字就叫做“泪痕”，因是雨亲手织就，县城里的文人又把它称作“雨娘”，无论水洗多少回，甚至布都已起毛揉烂，那泪痕却地久天长地在着。这样，雨织的布就成为当地男人馈赠女人的定情之物中最激动人心的一种。 雨之所以叫“雨”，是因为她在一个奇妙的雨夜与雷初次相遇。据当时的报纸和一本叫做《雷锋的故事》的虚构之书记载：在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她被阻止在一个破败的长途汽车站里。雷用他的自行车载着她回家，行程二十余里。那个身材矮小、面容憨厚的年轻士兵像一道闪电，照亮了她面无人色的脸庞和未来的道路。《雷锋的故事》声称，雷在把她送到家里之后，就当即动身返回兵营，并且拒绝留下自己的姓名。 我叫雷，我二十一了。其实在雨的记忆里，雷向她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雷使劲踩着自行车，越过泥泞难行的道路。他的身躯如此弱小，仿佛随时都会垮掉。雨坐在后架上，打着油布伞，要替他遮挡风雨，当他凉凉的背脊与她热气腾腾的胸脯互相触碰时，她感到了最初的晕眩和一种无限怜惜的爱意。哦，他还只是个男孩！她这样喜悦地想道。 雨是一个寡妇。在她的屋里，悬挂着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有个面容模糊的男人。雷进屋时就敏感地注意到了这点，但他并没有立即作出反应。他只是在雨的面前慢吞吞地脱下湿透了的衣服和裤子。他身上的那些丑陋的伤疤，像土布上的图纹那样在昏暗的灯光下浮现，使雨激动得浑身战栗。她用热水温存地擦拭着雷的身体，在经过每条疤痕时都禁不住呻吟一下，仿佛触到了她自己的痛处。这伤是怎么落下的？她垂着头问道。雷深深地吸了口气，隐约闻到了从雨的潮湿的发绺间散出的女香。坏人打的。他低声答道。雨像母亲那样长叹一声，看见了年轻士兵的尚未发育的下身。她不停地替他擦拭，一直到他的光裸的脚足，雷的身躯在她的抚摸中沉默和颤抖。炕被烧热了以后，她把雷安放在被褥里，然后开始仔细地擦拭自己。雷在一边注视着她，忽然开口说：“你像我的妈妈。说罢，脸颊变得通红。雨悲喜交集地听见他说，就含泪走过去熄了灯，在雷的身边睡下。两个人静静地躺着，听见雨水溅落在窗台、屋瓦和泥土上的声音。在入梦之前，她还恍惚听见雷含糊不清的呓语。 几十年后，雨还能回忆起那个奇妙的夜晚。雷在深夜里发动了他的攻势。她被雷弄醒的时候，发现他在低低地哭泣，眼泪打湿了她的面颊。她就用一只手柔柔地抚摸他的头，用另一双手拍着他灼热的背脊。雨在黑暗中说我给你唱歌好吗？雨就轻轻地唱起一支童谣。雷在她怀里抽泣得像个孩子。后来雷开始吸吮雨硕大的乳房并且渐渐平静下来，但雨却变得亢奋起来，她不停地喊着雷的名字，直到被身体里涌出的喜悦弄得筋疲力尽。雷偎依在她的身边。透过微弱的晨曦，她看见他的眼睛像小动物那样闪闪发亮。 陈秋池《种地》：他就去喂猪、挑水和清扫院子 从此，雷在每个星期日骑着自行车来探视雨，随身带两个省下的白面馒头，用手帕仔细包着，放在那只洗得褪了色的军用挎包里。把它交给雨之后，他就去喂猪、挑水和清扫院子。然后就进屋，从里边把门关上。雨就开始给他擦拭，而他就去吸吮雨的乳房并在她的怀抱里满含幸福地睡去。天黑以后，雷就动身离去，他的车铃声像一串远去的星辰。雨站在山坡上久久不动，眺望那个雷所驻扎的城市，月光像歌谣一样从她身边静静地流过。 北方干燥的季风在村庄上空呼号，寡妇雨和年轻士兵雷相好的消息在又苦又香的麦地里传递。一个暗恋着雨的农夫怒不可遏地操起斧子说：我做了他，那个杂种！他身旁的那个拣麦穗的女人格格一笑，用手指戳着他的胸膛说：你还是先把我做了吧。农夫的手垂了下来，女人的身体象蛇一样缠上了他。他们在麦地里打滚，黝黑的皮肤灼热而又明亮。在那个大饥荒的年代，许多人抱着布满裂纹和补钉的大碗死去，许多人一如既往地相爱，麦子在他们的身下成片地死去。 但雨和雷并不知道发生在他们附近的那些细小的故事。雨只知道雷所告诉她的一切。雷说，他一生有过三个女人。第一是他的母亲，他的身影象秋千一样在雷的记忆里晃动。她是个瘦弱的女人，干瘪下垂的乳房已吸不出任何奶汁。雷狗似地叼着奶头，并且在一无所获以后哭成一个泪人。母亲说，儿啊，你来的不是地方！你敲错了门，走错了道，吃错了奶子撒错了尿！母亲坐在门槛上，拍着大腿歌唱般哭着。她解下裤带悬在梁上，刚站了上去，又怕出丑，就下来找了根草绳把裤子系结实了，这才一蹬腿，把自己弄成了一具尸体。雷回忆那个悲恸的场景时带着一种刻意的仇恨。雨后来知道雷当时才两岁，他所叙述的故事一半来自乡邻，另一半来自他自己的想象。 雷的第二个女人是他在钢铁厂的同事，梳着长长的辫子，身子结实得像双只可爱的小猪，眼睛里永远含着似怨似爱的烟雾。她每天都给雷写信，称他为“我的亲哥”，却不允许他碰她。一次雷用手碰了她的胸脯，她当即给了雷一记耳光，又躲到墙角鸣鸣咽咽地哭了很久。雷对雨分辩说，其实我没碰她，我只想从她衣服上拿下一根头发。雨听了之后就笑起来，轻拍着他的脸说：那天夜里你也想在我这里找几根头发吗？雷露出梦幻般的神情说：是的，我要从你那里找到一切。 切·威廉斯《哭泣》：雷的死带走了他的生命，她的乳房日益枯萎，像一对老得已经露出蜂窝组织的丝瓜。 雨就这样成了雷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女人。几十年后，她的头发白如皓雪，但她记住了雷对她说过的话，她曾经是雷的一切，而雷也是她的一切。雷的死带走了他的生命，她的乳房日益枯萎，像一对老得已经露出蜂窝组织的丝瓜。她双眼失明，老织机也已经朽坏。雷刚死的时候，许多人来探望她，告诉她关于雷的英雄故事和发生在他身上的思想奇迹，雨听罢只是淡淡一笑，把那个真正的雷珍藏在言语不能到达的地方。后来她就渐渐地遭到了遗忘。当族人走过尘土飞扬的村庄时，他们还能看到一个盲目的老妇坐在池塘边哭泣。她说，眼泪干的时候，我就要走了。 这是真的。当那日子来到的时刻，雨端坐在池塘边的木凳上静悄悄地死去，阳光照亮了她干枯凋零的脸庞。空气中，有一种宁馨而寂寞的气息在浮动。人们把她埋在一株杨树下，使她能够守望那个正在迅速朽坏的家园。入殓的时候，有人拿开她的手掌，取出一张揉烂发黄的字纸，并且读到以下质朴的诗句—唱支山歌给你听，我把你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你的爱情暖我心。 那人摇着头笑了笑，手一松，纸就随风飘起来，在土墙上和树梢间翻了个身，消失在永久缄默的麦地里。 1994年9月于悉尼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