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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文章集

作家相片Deco Ju

埋伏在影院里的文化霸权




几乎所有人都会记得有关“脑白金”的一则广告:众男女演员冲着镜头轮番狂吼“脑白金”三个字,其情状有如白痴。这是“国民愚化效应”的一个范例,它向我们演示了广告商对受众智力的公然蔑视。而由于张艺谋的非凡努力,这一愚化效应终于达到了盛况空前的高潮。


《十面埋伏》果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这部“假、大、空”的影片重蹈了《英雄》的复辙:一方面滥用好莱坞的华丽电影修辞,一方面制造了各种叙事上的低级错误,从而在影院里引出阵阵哂笑。但这部“民族大片”甚至连《英雄》的水准都未达到。因为《英雄》虽然在放声讴歌赢政的极权主义,却多少还涉及了一点“法西斯”的“思想”,而这部影片却只剩下了一堆虚假的“江湖情感”,那些来自观看现场的哂笑,终结了电影市场大救星张艺谋的票房神话。


这是一次罕见的精神中风事件。一部耗资巨大的“民族大片”,瘫痪在了全国首映的现场。尽管影片沿袭好莱坞式的媚俗叙事,却无法让公众获得基本的价值认知。它既没有国家主义的政治信念,也丧失了流氓英雄的江湖真情;与此同时,张艺谋还丢掉了《红高粱》时代情感叙事能力,情节造作,逻辑混乱,台词滑稽,两个捕头和一个女人的三角爱情故事,被演绎得捉襟见肘,破绽百出,所有这些叙事技术上的拙劣化,都已到了令公众难以忍受的地步。


我不敢苟同一些媒体的所谓“审美疲劳”之说。《十面埋伏》还没有来得及让我们“审美”,又何来“疲劳”之有?在我看来,这是“审美期待”后的严重落空,由此导致了“审美失望”和“审美滑稽”,仅此而已。


用2亿人民币堆出来的豪华影片,却显示了高度的“人本主义贫困”,这的确是颇具讽刺意义的反论。在商业主义激素的作用下,精神中风的中国文化演变成了一个畸形儿。越过影片的豪华场面,张艺谋先生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其空洞无物的眼神。正是他本人让影片的正面教谕产生了自我反讽的意外效果,如同一家门户网站的标题所示,张艺谋一开口,全国人民都笑了。电影话语就这样背叛了它的主人。这是出乎意料的,却完全合乎艺术的逻辑。正如脑白金广告那样,在解构主义风行的年代,用资本游戏愚化公众,必然要招致公众的哂笑。这就是文化的报复,它要对那些影视玩家做出判决,把他们钉在“可笑柱”上。



因滑稽、搞笑和闹剧所发出的笑声,是发生在视觉消费过程中的真实反应,也是所有轻蔑中最高的轻蔑。而在哂笑过了之后,人们不免要发出下列更深的疑问:用2亿人民币打造出一大堆视觉垃圾,对于尚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不妨让我们浏览一下张艺谋的资本运作清单:他所导演的意大利实景古典歌剧《图兰朵》耗资1500万美元;实景歌剧《印象·刘三姐》耗资2亿人民币,在韩国的改编演出耗资60亿韩元,折合4000万人民币,武侠巨片《英雄》耗资3000万美元,而《十面埋伏》耗资2.2亿人民币,若是再加上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申奥广告片等的制作成本,其总额应在10亿元以上。这笔巨款起初还做了几件像样的东西,最后竟然被用以制造《十面埋伏》这样的文化垃圾。而这笔垃圾经费移作它用,按人均3600元计算,可以让20~30万乡村儿童完成9年制学业。而他们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才是中国未来文化的真正希望。


中国应当像伊朗和印度电影业那样,大力扶植小资本市场,鼓励更多的低成本影像制作,由此生成“百家争鸣”的健康格局,但中国的娱乐资本却反其道而行之,有限的投资涌向几个文化寡头,制造市场垄断,据此打造所谓的宏大“票房神话”。但这种“资本集权”同时也催生了文化霸权,《埋伏》就是一个负面的例证,显示这种权力结构是如何放肆地制造愚化效应的。这是后集权主义时代的电影模式,其目标就是以市场的名义摧毁精神生长的自由根基,葬送多元发展的文化前景。值得庆幸的是,《十面埋伏》的失败,宣告了大资本神话的破灭,并迫使人们从集权致幻剂中醒来。


(原载《南风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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