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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の仕事

執筆者の写真Deco Ju

茶、瓷、丝的三位一体

——华夏帝国的器物贸易




福建出产的乌龙茶


茶、瓷、丝,器物的三位一体,典型的华夏帝国制造。跟“四大发明”截然不同,它们不是基于物理学原理的技术发现,而是三种包含独立技术的商品,属于远东农业文明,并一度构成全球贸易的坚硬核心。郑和的宝船舰队,使用指南针技术、火炮技术、装载大量《烈女传》和《历书》之类的印刷品,尽管这些器物都源于“四大发明”,却不是朝贡贸易的对象。它们看起来只是一些忠诚的仆从,为茶、瓷和丝的远洋运输而辛勤工作。


茶是一种自然饮料,被用以矫正存在的状态——提唤精神,激发思维,同时保持内在的理性,跟酒的功能形成鲜明的对比。作为酒神的对偶,茶神的纤弱身影,率先出现在华夏文明的腹地。根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称,当年周武王(?~公元前1043年)伐纣,从巴蜀之国得到了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等贡物。文中的另一段记载还说,在那些种植园里,生长着嫩香蒲和香茶(“园有芳弱香茗”)。据说这是人工种植茶树的最初记录。茶神面容安详,从此走进了远东民族的日常生活。


茶在华夏地区的全面兴盛,可能源于佛教寺院的发达。大唐帝国弘扬佛法,导致和尚阶层大规模扩张。而茶受到禅宗的大力推崇,成为彻夜谈玄的工具。它最初只是一种刺激神经的药材,令僧人们的哲思和对话变得激动人心,而后才被注入士大夫的高尚趣味,升华为文人精神的象征。诗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如此描述它的功用:“一饮涤昏昧,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这是饮茶改变存在状态的话语证据。寺院的钟声和茶香,反复修理和尚、官员和文士的灵魂,把它们导向清静宁馨的状态。


茶神在明代已完全融入士人的灵魂,进而成为隐逸人格的化身。茶道日益成熟,俨然成为独立的亚宗教。茶神精神散射着前所未有的光辉,文人撰写的茶经达几十种之多,从茶叶制作和储存、水的选取、器物的功能、煎煮方式、茶寮修造和品茶趣味等方面,精细地构筑茶的伟大道路。茶道是中国饮食宗教的最高形态。


茶神是收敛而含蓄的,她意味着一种有节制的超越;越过冰清玉洁的瓷盏,她呼出了理性存在的淡香。徐渭在《陶学士烹茶图》里赞美说:“ 醒吟醉草不曾闲,人人唤我作张颠。安能买景如图画,碧树红花煮月团。” 这是奇妙的精神镜像,我们就此观看到明丽清澈的图画:在碧树和红花之间,煮茶的程序正在悠然展开。吟诗和书写,酒醉与苏醒,癫狂与理性,所有这些对立的元素,都在茶的领地里获得统一。徐渭透露了一个文化事实:茶与酒的轮值制度,是中国饮品文化的最大机密。文人交替饮用这两种饮品,在清醒与癫狂之间摆动和涨落。这是耗散式的结构,它从对立的两极出发,机巧地调节着中国人的心灵。


茶神精神的本质就是孤独。基于士大夫的信念,她始终坚守着自身的纯洁性,拒绝跟其他物质苟合。这贞操就是茶神的特征,也是维系其全部趣味和信念的基点。忙碌的士人们洞察了茶的这一本性,并要从水质、盛器和操作程序等方面来维系这种本性。这是一场茶神精神的保卫战,它制约了市井阶层发明奶茶的冲动,并最终演化为东方人的终极关怀。


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这种茶奶香气,更放肆地弥漫于宫廷和贵族沙龙之间,成了奢靡生活的象征


欧洲人对此一无所知。也许因为贮存不便的缘故,他们对绿茶没有兴趣,却在19世纪发现了红茶的魅力。由于葡萄牙公主凯瑟琳的宫廷示范,红茶的兼容性被揭示了:它能够跟牛奶与糖结盟,由此构成香气浓郁的奶茶。此前,早在13世纪甚至更早,鞑靼人就已发现了这类动植物原料混合的魅力。而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这种茶奶香气,更放肆地弥漫于宫廷和贵族沙龙之间,成了奢靡生活的象征,继而又蔓延为平民的下午茶狂欢。它还是大英帝国开明专制下的新式茶道,迅速升华为关于教养的隆重仪式,优化着帝国臣民的日常举止。


英国对茶叶的接纳和依赖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改变了中国出口贸易的丝绸本质,向以茶为核心的茶、瓷、丝的三位一体飞跃。而在那场狂热的单边贸易中,瓷器的价值也得到了重估——它是贮存和品辍茶叶的最佳容器。但跟郑和时代不同,它不再是形单影只的容器,而是茶叶的最亲昵的伴侣。


英国皇家道尔顿骨瓷,成为盛放茶汤的最佳容器



瓷器是陶器的成熟样式。它像陶器一样保持可塑的面貌,却比陶有更精细光滑的表皮。那些釉层在高温下发生窑变,产生出奇异的纹理和色泽。瓷器是所有器物中变化比较激烈的一种,从柔软的泥土升华为坚硬秀丽的事物。在漫长的岁月里,它始终是饕餮民族的专用容器,用以盛放那些绵绵无尽的琼浆与美食。


汉代的茶器只有碳炉、碳铗、捣茶石舀、杵、茶饼、陶罐和陶碗等少数几种。但到了明代,就在器物大爆炸的时刻,它完成了自我繁殖的程序。高濂《遵生八笺》一书里,罗列的茶具达23件之多,已经到了繁复的地步,但它的核心器件只有茶盏和茶壶两种。


明代茶盏由黑釉渐变为白瓷,而且拥有“甜白”的诨号,这揭示了其瓷质趋于洁白细腻,由此跟景德镇的青花和宜兴的紫砂,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但在国际贸易的版图上,白瓷最终还是让位给了青花。白底青纹的色相和多变的器型,不仅受到北方满族猎人的喜爱,也搏得了欧洲君主的青睐。


从朱棣时代开始,青花瓷已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郑和下西洋后带回“苏麻离青”的钴料,能于烧造中呈现出宝石蓝的色泽,并在花纹上形成晕散和黑铁晶斑。这起初是典型的工艺瑕疵,最终却转换成了独特的美学标记。


茶叶和青花瓷结下了恒永的盟约


这种出现于古瓷学领域的破绽,加剧了我们的疑虑:青花也许是一种在美学上被蓄意夸大的纹饰。它的价值被因贸易的需要而被越位提升。跟现代英国和日本骨瓷相比,青花瓷器有着粗陋的形态,但它却是第一个在白瓷上绘画的瓷种,鲜明地表达了远东绘画艺术的风格。那些被大肆渲染的幸福生活场景,被烧结在白色瓷胎上,散发出青色的温润光辉,为欧洲人展开东方想象提供凭据。


茶汤在青花瓷盏里散发着热气。茶神站立在里面,犹如一位隐形的女神。青花瓷就这样跟茶叶构成了奇妙的互生关系。它们是彼此印证的,仿佛是一种天然的联姻。青色暗示着红茶的来历——它既是大自然的色泽,也是华夏帝国的胎记,就像中国婴儿臀部的“蒙古青”那样。欧洲人后来发明储茶的锡罐与铁盒,因轻盈而便于携带,却难以还原东方器物的光晕。


茶、辞、丝是最好的三位一体



茶叶和青花瓷的伟大结盟,得到古老的丝绸制度的声援。在明清的全球贸易体系中,丝绸越过数千年岁月,继续扮演雍容华贵的角色。它是制作衣物、桌布和茶巾的原料,融入了奢华的饮茶制度,形成一体化的东方效应。这其实就是“瓷-茶-丝”的“三位一体”。瓷是茶的容器,而丝绸则是它的柔软服饰,犹如一个用弧线和S线构成的梦境,为洛可可(rocaille)风格提供非凡的灵感。瓷-茶-丝,此外还应当包括明代家具和亭阁,就是欧洲人展开东方想象的核心语词。


但英国人最终以自己的美学改造了青花。我们已经看到,在细腻的皇家骨瓷表面,浮现出英国本土的青色植物图像。英式青花瓷跟纯银茶壶、茶匙和蕾丝桌布,形成新的器物小组,它们进驻维多利亚风格的茶室,环绕在耳语的绅士和淑女四周,验证着他们的高雅趣味。这跟中国儒士的饮茶礼仪,产生了某种内在的呼应。英国人得意洋洋地宣称,这就是两种文明的伟大合作。


茶叶跟烟草一样,令饮服者产生深刻的依赖。但茶瘾是更为温柔的绑架,像丝绸一样般细软,却酝酿着严酷的市场危机。长期以来,西方一直在用贵金属购买丝绸和香料。18世纪中叶到末叶,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全球最大的茶叶买家。在1700年到1753年期间,仅英国商船就向清帝国输送了两千万两白银,全球白银都因茶叶贸易而流入中国。欧洲爆发严重的白银危机。


这是全球茶叶连锁效应的开端。在茶的和平本质的外围,暴力开始大规模涌现。为了捍卫白银储备,英国人推出以鸦片交换茶叶的贸易模式。但鸦片的大规模输入,导致中国的经济危机和健康危机。在士绅和文官阶层的压力下,道光皇帝下令抵抗,企图终止这种荒谬的贸易,而英帝国则派出战舰予以痛击,把摇摇欲坠的华夏帝国推向崩溃的边缘。


而在此之前,茶叶已经引发了另一场贸易战争。英国人把茶叶强行输入北美殖民地,并藉此征收高额白银税金,遭到当地民众的激烈反抗,波士顿移民把英国商船上的茶叶倒进海里(Boston Tea Party,1773),由此点燃了独立战争的炽热大火。一方面是新共和国的诞生,一方面是旧帝国的衰败,由大英帝国发动的茶叶战争,导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这既是农业器物文明的终结,也是推动茶叶文明反思的支点。



首刊《城市中国》7月号

原载《时光》,东方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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