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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Blog2_Post

私の仕事

執筆者の写真Deco Ju

中国古镇牛皮书

——关于中国古镇的精神分析





1、徽州民居的权力布局




猪的信念


家(家庭、家居和家园)是人世间最细小的王国。它是子宫的粗陋的代用品。在被母体粗暴地体推出之后,人毕生都在构筑新的家园。那些用物理建材(土、石、木)围筑起的子宫式容器,可以收纳包括人在内的基本生活欲望。而跟自然子宫截然不同,家是人唯一实现其主体性的自创空间。在残缺不全的创造中,人书写着回归母体的梦想。


人是家的拥有者,却不是它的第一居住主体。根据汉字“家”所描述的场景,在“家”字被创造出来的年代,猪就是这细小王国的君主。汉字向我们明确描绘了那个迷人场景:在带有烟囱的屋顶(宀)下,猪(豕)在安详地沉睡。它是财富(家畜、锅盆衣物和被褥等)的象征,指代了人所拥有的全部物资——土地、房舍、器物、牲畜和钱帛。在农耕文明的早晨,温顺的家猪就是幸福的最高标记,界定着富有的“中产阶级”农民。家的语义就这样从历史迷雾中浮现了出来。它首先是一座陈放财物的仓库,其次才是人所安栖的居所。这种汉字的内在叙事,溢出了后世对家的基本定义。


但另一种更戏剧性的阐释却声称,猪正是人关于其自身的隐喻。猪就是那种跟猪的幸福指数非常近似的人,他据此在食物和睡眠中打滚。这是最原初的农夫的梦想,它要在劳动者面前赞美摆脱农耕的愿望。像猪一样生活,意味着猪的伦理战胜了农夫的伦理。而这种慵懒人格,却意外地推进了文字和书写的诞生。黄帝之臣仓颉所从事的书写,就是对农耕运动的背叛,由此触发鬼神的忧戚和哭泣。在慵懒性与辛勤性的剧烈对抗中,文明开始向精神的空间飞跃。


徽州宏村民居:它首先是一座陈放财物的仓库,其次才是人所安栖的居所



正是那些历史谣传使我们获得了这样的印象:早在黄帝的岁月,亚细亚的家居哲学就已经露出暧昧的表情。它试图向我们推销二元论的价值体系:一方面要求农夫们开展辛勤的种植(养殖),以此积蓄财物(食品),一方面又竭力推广猪的经验,探求逃避农耕劳作的契机。这是养殖者和被养殖者的双重人格,它破裂在仓颉造字的时代。这是最初始的自我裂变,却像基督教原罪那样,坚硬地支配着家居的历史营造。


亚细亚家居的格局就是如此形成的。越过数万年的缓慢打磨,它在明代民居那里获得了完整的构形。那些遍及远东地区的广义四合院,拥有各种不同的区域类型。在徽州民居的天井四周,紧密环绕着三个方向的屋宇,被称之为正厅和左右厢房。天井(院或中庭)是住宅的核心。它是向上的,采集光线和来自神明的旨意;它也是向前的,接纳来自大门外面的客人;它更是向后和左右延展的,通往主人、家眷、仆佣的住房,甚至通往更深的后院。天井是道路的中心,是转折点和十字路口,是家庭内部的里程碑,是儿童游戏室和家族聚会的公共空间。它仪态万方地站立在门后,等待着人的占有和主宰。


徽州宏村明代民居:它是向上的,采集光线和来自神明的旨意



被铁皮包裹的坚固大门,被装上了多重门闩。这些构造复杂的装置,强化了家作为财产仓库的语义。上海的石库门建筑,大步推进徽州民居的这种密闭性(加高院墙和收缩天井尺度),以此适应城市用地紧张并防范地方匪患;而北京的四合院则由于土地廉价和治安良好,转而向敞亮性发展,形成更加阔大的中央庭院。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进程。四合院建筑在清代发生了分裂,朝着各自的功能和哲学扬长而去。




天井里的风水神学



在坚固的大门被密闭了之后,四合院依然保持了跟上天和大地的密切联系。天地是唯一受到华夏农夫(地主和商人)信任的事物。天井,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就是要接纳来自上天的雨露。它是井台、承接雨露的池(槽)、以及过滤和贮存水的容器。水与天的这种源流关系,正是其神圣性的表达。天井本来应当是家居的神学中心,跟厅堂里的祖先牌位遥相呼应。


以天井为核心的水体神学,是农业文明的水体崇拜的精密延续。从禹和傩的时代开始,水就是农业财产的象征,这一神学元素后来被可笑的金鱼缸所替代。水的流动性和永恒性,描绘了关于财产的简洁幻象。它是财产生长的秘密源泉,象征着财产的自我繁殖能力。


徽州呈坎明代民居:天井,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就是要接纳来自上天的雨露



但水并不孤独。就在水体附近,风(气)悄然出现了,与之发生密切的对位,共同说出流畅而不可捉摸的语言。水在天井的下端,风在天井的上端,它们汇合为某种称之为“风水”的事物,其中还包含着光线、温度、湿度、磁场等各种物理要素。在风声水起之后,它们产生了难以测度的意识形态力量。在某种意义上,风水就是来自房舍(自创空间)的热烈爱意,它环绕在主人的四周,赞美并庇佑着他的灵肉。


风水神学就是古老的水体神学的进化形式。它促成了家居神学的自我更新。跟所有的神明不同,风水神是缄默无语的。它没有偶像,拒绝膜拜,甚至令人难以觉察它的存在。这是世界上最谦逊的神祗,它只是轻轻掠过人的躯体,在那里留下一个亲密的记号。


江西铅山河口镇老宅:大批贫民涌入,零碎地切割住房及其公共空间



在战乱和物质匮乏的20世纪,所有的中国四合院都出现了严重的杂居化态势。大批贫民涌入,零碎地切割住房及其公共空间,形成密集居住的蜂巢,由此改变了天井的纯粹气息。人民在表情暧昧地观看,彼此窥伺着对方的私密,而后在天井里大肆发布。这是对家的语义的严重篡改。天井沦为唾井,承接着那些肮脏的口水。水起初是天地的馈礼,表达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而最终却转为尘世的聒噪,退向人与人的庸俗关系。然而,正是从这种闲言院落里,资讯文明意外地生长了起来。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古怪果实——继小说之后、新闻(电视)和互联网进入家居,与砖(石)木体系呼应,重塑着“家人”的内在逻辑关系。



分隔的权力


就在天井的背后,厅堂现出了庄严的表情。它成为迎接宾客和祖先亡灵的地点。权力在这里诞生,被垄断、分配或肢解。家主,通常是表情慈祥或威严的男人,掌握着祭祀祖先的秘密。他的权力来自家族的谱系,也即来自他的血缘和排行,而后则取决于他事业的成功及其家族的服从程度。他是儒家社会秩序的执行者,掌控了家的总体命运。


徽州宏村民居:他是勤勉的家业守望者,遵循着严密的分隔原则


男人坐在八仙桌旁,背靠祖先的牌位,面朝天井和大门,用算盘仔细计算着收支,并用毛笔做了一丝不苟的簿记。此类事务有时也在光线阴郁的书房进行。他的小指甲被精心留长,犹如一个细长的骨勺,用以掏出耳垢和鼻屎。这种自备的清洁工具,维系着男人的卫生底线。


毫无疑问,他是勤勉的家业守望者,遵循着严密的分隔原则。他首先用青砖围墙把家跟外部世界分隔开来,而后开始分隔内部的时空。他分隔空间,把它们移交给妻妾、儿女和仆佣,他甚至要分隔争风吃醋的妻妾。他也是时间的分隔者,为整个家族指定每个时间段落的主题:吃饭、睡觉、游戏、接待客人和到祠堂议事。而在家以外,他还要分隔土地,把他们交给不同的佃农耕作,并且要在宗族事务的范围里分配公田的盈利,以接济那些孤寡的老人和儿童。


他借助分隔来为家下定义,描述它的本质。当男人从事外部的分隔时,他被称之为“乡绅”,而当他从事内部的分隔时,他被称之为“老爷”。这两个称谓是区分两种分隔事务的标记。分隔是权力演绎的核心,它实践了权力的日常意义。在分隔过程中,男人修长的指甲,像刀子一样划开了家族的时空。


宁波天一阁内景:分隔是权力演绎的核心,它实践了权力的日常意义



男人所盘踞的空间位置,暗示了作为体系主宰的角色。妻妾、儿女和奴婢在四周走动和嬉戏,不能侵入权力的中心,而他的视线却能抵达家的每个角落。他是领袖、监护人、规训师和财物守望者。而当他注视家庭其他成员时,他也被秘密地注视着。在他身后的墙上,张挂着地位显赫的先祖的纸质画像。岁月在其上留下了无数污痕,画面黯黄而模糊。而先祖的视线越过时空的边界,停留在孙子的后背上,令他感到了持久的温暖。

这是一幅令人慰藉的图画。交错的视线编织了家的气息,给主人以管理家园的信念。他是维系这个单位的唯一主人。他起身巡视整个四合院,试图描述它的特征,寻找它的弱点,并加以适度的修补。他的生命轨道从天井起始,穿过前厅,向两侧厢房和后院延伸,停栖在卧榻的帷幕前。他要在那里工作,解决香火延续的重大难题。



卧房政治


主卧房是古典诗歌的吟咏对象。在江南老宅,它位于前厅的楼上,而在北京四合院,它可能是北房中的任何一处。但跟北京大相径庭的是,江南主房的特征就是隐蔽。它站立在天井的某个角落,像一个低调的绅士,躲避着阳光的投射,也就是拒绝被他人的视线所照亮。在黯淡的小室里,庞大的卧榻几乎占据了一半空间。它是一座屋中之屋,有着自己的天花板、四柱和板壁。低垂的帐幔则构成了柔软的副门。那些细小的床帷事物,从帐钩、玉枕、暖到为女人准备的罗帕和香扇,都是缄默而审慎的,围拥在男人的四周,散发出宁馨的气息。


浙江乌镇雕床:在板壁和木架上,到处布满精细的浮雕



在卧榻的板壁和木架上,到处布满精细的浮雕。在明朝第三个皇帝朱棣之后,这种床帷雕刻被逐步推向高潮。它是奇特的叙事,转述着元代遗留下来的民间戏曲故事,充满各种用以色诱的暗语;但另一些故事则截然不同,它们提供了节欲伦理的训诫。这些自相矛盾的主题,暴露出床帷主人的人格分裂。他热衷于创造后嗣,渴望性的享乐,同时又害怕精气被淘空。他在这种两难中挣扎,度过了茫茫黑夜。他的悔恨和他的狂欢密不可分。


火焰燃烧在烛台的上方,制造了闪烁不定的影子。除了男人的身体,还有一种燃烧的物体,那就是蛇一样盘结起来的线香,它被用来计算做爱的长度,散发出浓郁的檀香。失眠的男人则更喜欢滴漏,它产生的滴答声能够催眠。无论如何,火与水都参与了计算时间的进程。在闭抑的四合院里,所有的生命都在缓慢流逝。


徽州卢村清代木榻:卧榻上的男人选择着不同的女人



卧榻上的男人选择着不同的女人。这引发了妻妾之间的争斗。妻子是男人所有财物中最麻烦的一种。她们是家庭内部的应召女郎,在天黑后悄悄钻进男人的床帷。其他女人则对此装聋作哑。她们彼此结盟,联手打击最受宠的那个,为自己所生的儿女争夺权益。院落里到处弥漫着阴谋的气味。但有时他们也能和睦相处,聚集在一起,闲聊、推牌九、做女红和逛街,藉此打发无聊的时光。


贴身丫鬟睡在床前的木垫上。在男人上床之前,这种木垫就是台阶,而当他就寝之后,木垫成了一张低矮的床,可以供丫鬟睡觉。她的使命是管匙、掌灯、进茶、侍尿、伺候主人跟妻妾做爱。贴身丫鬟具有隐形的权力,因为她是除男主人外掌握资讯最多的成员。她利用这种优势巩固权力,伺机升为内妾。经过低矮的木垫,她缓慢爬上了权力的高床,开始执掌男人的身体。这是贴身丫鬟的最高梦想。她超越了自身的等级。而男人此刻却已衰老。他的使命走到了尽头。他栖居在最后那个女人的身体里,像猪一样幸福着,等待祖先亡灵的召回。



(注:广义四合院包括所有具备中庭的方形建筑,北方形态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南方则以徽州民居为代表)






2、乌镇的乌托邦




萧统的岁月


在6世纪初的温暖下午,一辆马车载着两岁的幼童走过石板路。新立的梁国太子萧统回首而望,看见了夕阳残照。这是帝国文化盛世的黄昏,62岁的老丞相沈约,打着长长的哈欠,他的倦怠像风一样传染给小镇。书院的气息昏昏欲睡。一群白鹅从身边走过,牧鹅女的红色绣包和鲜艳的鹅鼻,构成了奇妙的呼应,令太子心里涌起了一种无名的欢愉。他好奇的姿态融入了少女的眼神,成为小镇上最恬静的风景。河在石拱桥下缓慢地流动,运载桐油和木器的船只向北方行驶。老妪在石阶上洗刷着青菜。酱园的气味在四周蔓延,这些日常生活图景,就是公元503年的影像日志。它被录制在时间的某个缝隙里,成为无数即将被遗忘的书页的一部分。


乌镇西栅风景:城镇、书院、船只、人群、气味和光线,这些事物都在流逝之中



城镇、书院、船只、人群、气味和光线,这些事物都在流逝之中。时间之河推翻了它们的统治。这是一种缓慢的腐蚀,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衰老。少年太子早已死去,变得尸骨无存,但他所目击的那些事物,却依旧存活了许多年,越过战乱和严酷的年代,被帝国晚近的居民所热切地转述。


在那些复杂的阴影背后,是对帝国历史的想象性空间



那个叫做沈雁冰的男人,像昭明太子一样走过小镇,看见了运载棉布的木船,以及林家铺子里楚楚动人的女孩。而后,他也消失在岁月的迷雾里。他的旧居,成为游客们窥视并指手画脚的地点。看哪,那个著名的左翼作家!他们庸常的嘴脸和浅薄的议论,回旋在逝者的家园里,犹如一些无聊的影像碎片。年迈的清洁工在附近打扫,把游客的影子跟垃圾一起扫进竹制簸箕。而在西栅的豪华纪念馆里,前文化部长沈雁冰的卧像被人放置于红旗下面。只有他一个人享用着这种政治殊荣。他的红色身份,跟乌镇的帝国意识形态融合在一起,散发出耐人寻味的和谐气息。





灯光乌托邦


晚间7点到10点,是乌镇最富于诗意的时刻。在短暂的3个小时里,泛光照明下的乌镇,呈现出圣朝乌托邦的景象。泛光灯勾勒出木屋和石桥的轮廓,那些明清时代的建筑,伫立在细雨里,仿佛是一些被洗净了的器物。它们的细节被灯光所照亮,甚至那些青瓦、斗拱、雕饰、木纹和窗页的转轴,都在蜿蜒的明暗中悄然显现。而在那些复杂的阴影背后,是对帝国历史的想象性空间。它们像雾气一样弥漫在那里,向过去的岁月无限延伸。


丽江古城里的红色灯笼:灯笼已经成为中国旅游景点的性感标志



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照明,它超越了中国所有旅游景点,也就是大红灯笼的图式。基于张艺谋电影的暗示与引导,灯笼已经成为中国旅游景点的性感标志。这种充满情欲的器物,由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所批发,在整个中国大陆泛滥,用以点缀黯淡的风景,激活游客们的情欲想象,就连云南的丽江古城,都无法摆脱这种恶俗装饰的纠缠。它是旧王朝提供的老式霓虹灯,高悬于仿古建筑的屋檐之下,映照着游客们的猎艳表情。


只有乌镇西栅超越了这种经验模式。它的照明拒绝红色,而是使用最普通的枝形节能灯。柔和的黄白色光线,笼罩在沿河木屋的板壁和私人码头四周,在水面上形成倒置的镜像,制造出半明半昧的水乡幻景。跟红色灯笼相比,这光线显示出历史的质朴性,并呼请着更为犀利和敏锐的感知力。这是对游客的庸俗趣味的挑战。而在那些古朴的旧宅里,隐匿着诸多装饰精美的高级会所,它们被现代化技术所改造,呈现着奢侈而低调的色泽。


西栅夜色:跟红色灯笼相比,这光线显示出历史的质朴性



在黑夜里沿河泛舟,成为西栅最迷人的节目。船橹的咿呀声,混合着水被划动的声响,构成声音的细小戏剧。小船穿越被泛光灯照亮的窄街、游廊、高低错落的屋檐和高高挑起的窗扉、空荡的露台、爬满青苔的石阶、深入水底的石柱等等,犹如穿越制作精美的电影布景装置。7层的白莲塔是古镇的最高建筑,被泛光灯所笼罩,光华四射,成为游客辨认方向的地标。但西栅没有酒肆的喧闹,也没有歌女的低吟浅唱、以及琵琶和小鼓发出的乐声,只有更夫在远处敲打着梆子,喊出“小心火烛”的“更语”。除了游客的低语,这是唯一属于小镇的人声,但它是表演性的,就像戏子在舞台上的叫板,高亢地飘荡在水面上,犹如来自水底的历史回声。



乌镇之夜


乌镇,也即乌托邦之镇,其名源于某个姓乌的将军。据说他以自己的生命庇护了小镇。一座现今已经毁坏的寺庙,曾经供养过这个传说中的唐朝英雄。乌将军的亡灵化成银杏树,成为小镇唯一存活了上千年的精灵。每年秋天,它的果实落向大地,仿佛是一次秘密的献祭。但这个“乌”字,却有着另外的语义,那就是它的内在黑暗性。越过一千年的历史,乌镇终于从现代化改造中召回了自身的定义。


乌将军庙:乌镇,也即乌托邦之镇,其名源于某个姓乌的将军



乌即黑色。黑色的袖珍小城,充满了各种恬淡的色调,唯独没有真实的黑色,后来我才发现,它的黑色仅仅来自黑夜。夜晚10点之后,更夫敲过最后一巡梆子,开始进入长时间的缄默。所有的泛光照明都阒然消失。那是比任何黑暗都更深的乌黑。当人侧耳谛听时,其间既无城镇的人声喧闹,也没有乡村的寻常声响,没有乡村惯有的虫鸣、蛙叫和人声,没有一切活物的声息,甚至河流都终止了呼吸,冻结在时间之夜的深处。乌镇陷于罕见的死寂。在我的所有经验里,这是最黑暗的一种,把人推入了巨大的文化恐惧。它揭示了乌镇西栅的死亡本质。


这其实就是时间之暗,无限地横亘在游者面前。由于泛光照明体系的退出,明清建筑幻象退走了,想象性空间遭到推翻。所有通往过去的时间道路被切断,剩下的只有巨大无边的黑暗。在正午的黑夜,月色和星光(还有稀疏的客栈灯光和路灯光)成为唯一的光源,但它们不能修正这黑暗的属性,恰恰相反,这光的寒冷性加剧了黑夜之暗。抽取了声音元素的黑暗,就是最彻底的黑暗。


蓝印花布在木架上高悬,随风猎猎飘动,犹如招魂的旗幡



声音(语音、噪音、乐音)、光线(灯光、火光和瞳仁里的微光)和气味(市井、酱园和厨房等等)的同时退场,构成了物体系本身的空无。这物不是活物,而是死亡之物,它因典藏而变得珍贵,又因典藏而死去。尽管在那些阳光明媚的白昼,它因游客、戏园、茶馆和商铺(销售杭白菊、熏豆茶、姑嫂饼、红烧羊肉、三珍斋酱鸡、三白酒、丝绵和木雕竹刻等等)的苏醒而重新复活起来,散发出短暂的生活气味。蓝印花布在木架上高悬,随风猎猎飘动,犹如招魂的旗幡,但死亡是轮回的,它每天都要和黑夜一起返回,重新主宰这袖珍的市镇。


在西栅道路的尽头,是一座被严密看护的木质吊桥,警卫每天都在这里守夜,以阻止游客的擅自闯入。进入这座诡异的小镇,需要购买昂贵的资本主义门票。这是文化遗产保护方案中最核心的部分。文化,是消费时代的最大商品。在经过现代化(照明、 空调、卫浴设备和上网宽带等)的改造之后,乌镇成为“情境消费”的典范。它座落在大运河旁侧,长江流域湿地的某个角隅,被潮湿的气息所软化,显示出女人般的秀丽。但它依然只是一具庞大的化石而已。


西栅的鞋匠铺:居民的退场,就是西栅式黑暗的最大根源



导致西栅死亡的唯一原因,在于它被人像器物一样封闭起来。商人和官府实施文化圈地,原住民遭到强迁,而重回故地则需要掌握民俗技能和会说普通话,这种高门槛的准入证阻止了居民的返迁。本有的生活形态崩解了,建筑化为一堆木质的空壳,丧失了日常生活的琐碎气息,也就是丧失了生命活体的内在支撑。它们在这博物馆逻辑中被修缮、还原和改造,变得更接近世人想象中的古代市镇,但它却是一种木乃伊形态。居民的退场,就是西栅式黑暗的最大根源。在盈利规划的过程中,旅游公司的董事们无视一个基本的事实:西栅的古老灵魂,早已被其旧主人装入竹篮带走了。


180分钟乌托邦的真相就是如此。为了制造每日七分之一时间的幻象,乌镇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那些空寂的死屋和沈雁冰式的死魂灵,云集在小河的两岸,静待游客们的探访。后者指望从那里寻求古典主义的浪漫梦想。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镇河,仿佛就是那宽阔而柔软的道路,承载着游客们被商业污染的灵魂,要洗掉他们隐秘的罪,灯光则勾勒着梦境的轮廓,为诗意的旅行指明方向。而在第二天早晨,游客们将带着这破裂的幸福离去。


西栅码头:在第二天早晨,游客们将带着这破裂的幸福离去






3、丽江与大理的双城记



与吴越汉地的乌镇相比,云南更像是一个专为西方人所构筑的东方乌托邦。它向全球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美妙的人类学镜像。“香格里拉”这个词,聚结了西方对东方价值的估量,基于海拔和其它原因,它变得地位崇高起来:它企近太阳和星空,也更企近人们对远东的文化想象。


丽江古城鸟瞰:它向全球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美妙的人类学镜像



1922年至1935年期间,美国探险者约瑟夫·洛克为《国家地理》杂志所写的10篇文章,让西方世界获知了一个叫做“丽江”的纳西族聚居地。他为该杂志拍摄的600幅玻璃底片,完整寄达了伦敦,以逼真的色彩印制出来,其上描绘了雄奇的冰峰、寺庙中戴着恐怖面具表演宗教仪式的舞者,以及小街上表情麻木的人群。此外,还有6万个植物标本被寄往美国,由各大学和植物研究机构所分享,以干枯的形态表达着高原的灵魂。1922年到1949年期间,这个“性情专横”的“历史学家”,断续住在丽江古泸柯村(现已更名为玉湖村)的三合院里,成为那个区域唯一的白种居民。[3 参见迈克·爱德华兹文,王泽译《我们的洛克在中国》,原载美国《国家地理》1997年第1期,转载于云南政府外事办公室网站http://www.yfao.gov.cn/index.aspx]3 从他旧居的院落里,可以眺望到玉龙雪山的雄奇姿影。这座沉静高巍的大山,就是丽江古城的地理标志。


洛克故居:从他旧居的院落里,可以眺望到玉龙雪山的雄奇姿影




大研古镇意象


思茅出品的团茶和饼茶,穿越这里及昌都与拉萨,一直抵达缅甸、尼泊尔和印度,这是著名的茶马古道。那些矮小的云南马帮早已从地图上消失,而马匹身上的铜铃,则在丽江的古董店里被高价出售。它们带着近代史的痕迹悬吊于货架上,在游客的敲击下发出谙哑而悠长的叫喊。


被金钱仔细打磨过的大研古镇上,那些光线黯淡的店铺,在清式两层民居底部依次浮现,刺绣,扎染,银饰,木雕,铜器,各种工艺和物件层出不穷;草药铺里堆叠着各种气味幽淡的汉药,它们名叫田七、天麻、黄连、虫草、当归和灵芝,此外是那些更加神秘的藏药;远眺那些酒幌高悬的饭庄,窗户幽开,仕女巧笑,她们的影像织成了精巧的窗花;小厮和丫鬟们在店堂里嬉笑和打闹,到处弥漫着云南咖啡的香气,游客坐在露天餐桌旁,慢慢品尝着这种被高原土壤改造过的西方饮品,气定神闲,仿佛走进了风和日丽的宋朝。而在夜晚,成串的灯笼定义着建筑的幽暗轮廓,“纳西古乐”从乐坊里悠然传出,俨然是一种时间的微弱回音。


在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之后,云南丽江古城正在朝着商业主义一路狂奔,它虽然充满了喧闹和文化虚伪,却足以满足游客的民族想象。古老而又时尚、异端而又典雅、自由而又谨严……,所有这些对立性元素都已具备,而且呈现为一个彼此妥协的容貌。巨大的水车构成了一个时间的隐喻,它要向我们暗示它对岁月的征服。它是一个被市场加工的精细的历史布景,不倦地旋转在众多游客的猎奇镜头里。


丽江古城主街:它是一个被

市场加工的精细的历史布景



丽江的魅力在于它超越这种旧物陈列的限定,向游客提供了一个稀有的浪漫幻境。每天,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搭乘各种交通工具赶来,奔赴着情欲的欢宴。他们在小街上闲逛,在酒吧里寻醉,在咖啡馆里久坐,从客栈的小窗向外远眺,期待着某种奇迹的降临。由若干条山溪构成的纵向格局,成为丽江最迷人的空间。清冽的泉水切割着小镇,向它注入灵气,并带走那些肮脏的秽物。它也是为游客导向的地标,不倦地指示着从客栈到酒吧的方向。



情欲的战争


夜晚是丽江最风骚的时刻。酒吧老板雇用的歌手,隔着小溪在各自的楼上疯狂斗歌,每天都要闹到凌晨。这种招徕游客的手法,吸引了大批酷爱噪音的游客。而在酒吧的前厅,藏族女孩早已在法国歌手的伴唱下长袖起舞。她们的霓裳旋动在狭窄的空间里,散发出温热的高原风情。纳西族女人则比较低调,她们穿着浅蓝色的老式服装,姿色平淡,勤勉地端茶送菜,甚至很少正眼看一下游客。她们的生活理性,是这座小镇中唯一的例外。


酒吧歌舞:她们的霓裳旋动在狭窄的空间里,散发出温热的高原风情



就在酒吧的深处,那黯淡的灯光下,来自华北平原的女人在无聊地打发时光,用最名贵的威士忌酒灌醉自己。每天,她的消费高达四五千元。她跟那些男性游客调情,说各种机智俏皮的双关语,而男人则在一边附和,温存地耳语,他们的笑声放肆地滚动在坚硬的餐桌上。这就是丽江最寻常普通的场景。醉酒的女人定义了古镇的风流本性。


这似乎是所有人共同守护的事务。没有人愿意公开谈论艳遇。蓄势待发的情欲,漂浮在高脚酒杯里,俨然一堆金黄或玫瑰色的泡沫。但无数暧昧的浪漫故事,每天都在喧闹之门的背后诞生,像溪水那样涌出,犹如昙花一现,却令人刻骨铭心。廉价的红色灯笼,照亮了那些恍惚而空虚的眼神。


丽江的游客群:有些人带着幸福的秘密离去



丽江是痴人和骗子的双重天堂。到处是天真的献身和狡黠的骗局。猎艳者在四处打量,搜索合适的单身对象。猎人和猎物之间的对白,就像喜剧里的台词,散落在客栈的枕头上,散发出城市中产的风流气味。有些人带着幸福的秘密离去,而另一些人则在这里长期漂流,跟小镇难以割舍。但我们也已经看到,更多的游客将一无所获。他们采购了各种药材、银器和织物,却依旧两手空空。他们难以名状的惆怅,构成了丽江机场候机室的日常主题。


几乎每天都有游客因酗酒斗殴或被抢劫而丧命。他们的尸血渗入石板路的缝隙,迅速成为鲜为人知的秘密。这些事件是被小镇管理当局所精心隐瞒的。他们以极高的效率处理尸体,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就在20米远的地点,另一个酒吧里的游客仍在狂欢。他们对发生于左近的谋杀一无所知,完全沉浸于情欲的光辉之中。他们的笑声掩盖了那些秘密的罪行。暴力和情欲的结盟,才是丽江魅力的最后机密。


丽江夜景:她们的美丽容颜,成为夜幕下最性感的风景



而在某个最隐秘的会所里,丽江最有钱的富豪在聚会。他们是掌控丽江繁华的幕后操手,每个人都拥有连锁的客栈、酒店、酒吧以及数亿资产。他们手指上的钻戒熠熠发光,与法国葡萄酒交相辉映。他们选择丽江,除了指望在这里盈利之外,还在期待其它更为暧昧的收成。跟他们一起在沙龙里出没的,是那些来自北京的女戏子们。她们的美丽容颜,成为夜幕下最性感的风景。



大理生死簿


跟风情万种的丽江相比,大理现出了老态龙钟的容颜。古城内部因缺乏水源而露出干枯的表情。那条著名的小洋人街,北侧是浓郁的殖民地情调,沉浸在幽暗的暧昧影调里,而南边则是粗俗的中国式商铺,被明亮刺眼的日光灯光所笼罩。这是一种古怪的寓言,描述着大理在市场化进程中所陷入的自我破裂。除了“三月三”节庆和国定假日黄金周,大多数街道处于休眠状态,而跟丽江的繁华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些生长在古屋顶上的茅草,与其说被用来证明其古老,不如在暗示它的凄清。它们从瓦缝里探出头来,眺望着那些漫长无聊的岁月。


古屋上的茅草:它们从瓦缝里探出头来,眺望着那些漫长无聊的岁月



大理遭到了时间的清洗,正在面临一种缓慢凋零的结局。那些关于浪漫爱情的神话,曾经在1960年代电影里光华四射,却因蝴蝶泉的干涸而荡然无存。这里既没有传说里的泉水和梦幻般飞翔的蝴蝶,也没有表情甜蜜的美女。它是一个仅存于导游解说词里的商业谎言。站在大理古城门下的“五朵金花”、五个向游客索取合影费的白族少女,脸上涂满脂粉,洋溢着虚假的职业笑容,而这就是大理文化的苍白象征。


大理的灵魂远离古城,隐没在庞大的洱海里。环湖旅行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验,湖岸文明并没有涌现,它仅仅被质朴的乡村和白雪覆盖的苍山所环绕,呈现出无限美丽的景象,俨然是一座柔软乌托邦,言说着那些不可解读的水体话语。阳光在水面上滚动,编织着鱼鳞般的亮片,俨然是披挂在女人身上的银饰,而在阳光的边缘,它变幻着从宝蓝到墨绿的色谱,在清澈发绿的湖水下面,是水族生命的秘密舞蹈,诉说着深不可测的意义。



苍山与洱海:大理的灵魂远离古城,隐没在庞大的洱海里



线条粗硬的苍山是静默的,它的庞大身躯像墙垣一样,挡住了强劲的南风。穿越滇南山脉,印度洋的气息变得微弱起来。它的顶部覆盖着纯洁的白雪,伫立在大湖南岸,脚下绵延着广袤的村庄、低矮的瓦房和田野。金黄色的油菜花盛开。蜂群在风中舞蹈。大地上弥漫着牛粪的气息。农夫在田野里耕作。他们的渺小的剪影,成了田野间最细小的风景。苍山杳无人迹,它跟人类的关系,仿佛只是那种用以远眺的事物,铭刻着那些历史久远的白族神话。在暗蓝色的山体之上,是经久不息的白色,而在它的底部,则在四季中变幻着金黄、嫩绿、深青、红赭与深褐,由此书写着苍山自身的奇幻色谱。


大理崇圣寺白塔:在这壮丽的地理形态面前,所有的思想者都会站成一株孤寂的小树



苍山与洱海的这种对位关系,是中国南方的地理奇迹,勾勒出农业时代的最高真理。山的永恒性和水的短暂性,以及儒家所谈论的智性和善性,所有这些组成了对偶的符码,用以唤起旅行者的哲思激情。在1937年的新年之夜,洛克曾经这样写道:“我孤独得不能讲话”。这孤独就是浪漫之旅背后的语义。在这壮丽的地理形态面前,所有的思想者都会站成一株孤寂的小树。



泸沽湖和杨丽萍


泸沽湖是比丽江更为纯粹的地点,据说它保留了更多的“文化原生态”。在盛大的篝火晚会上,摩梭男人在前面领舞,舞步的节奏顿挫有力;身材高大的摩梭女人,拉着游客的手尾随其后,她们环绕篝火,构成了庞大的人圈。灼热的火焰照亮了情欲想象的黑夜。在“走婚神话”的煽动下,游客的激情在庭院里四处蔓延。一些人在孜孜不倦地舞蹈,脸上浮现出狂欢的表情。另一些人则在静观和起哄。而摩梭女则带着职业性的矜持微笑。传说中她们用来勾引男人的纤纤手指,始终蜷缩在自己温热的掌心里。


格姆女神山:它的庄严面貌,隐没在一个后现代的镜框里



游客就是过眼云烟。在演唱情歌“玛达米”时,没有哪个摩梭女会天真地为他们支付情感。“摩梭浪漫主义”只有一个多小时的生命,晚会结束之后,所有的幻象便熄灭在火焰的余烬里。居民和游客都将返回自身的角色。大地恢复了日常的缄默。泸沽湖是路人临时的客栈。它只提供娱乐而不是激越的灵魂。越过小客栈的窗口,可以看见无语的格姆女神山,它的庄严面貌,隐没在一个后现代的镜框里。客栈主人、一群摩梭女人在楼下搓麻将和高声喧哗,她们是游客在泸沽湖畔所能听到的最后噪音。


泸沽湖客栈:一群摩梭女人在楼下搓麻将和高声喧哗



云南省最杰出的女人杨丽萍,在昆明精心编织着她的舞集《云南映像》。她的细弱身躯在空气里颤动,和孔雀的轻盈灵魂合为一体;而她执导的“花腰彝”歌舞,其完美性令人目瞪口呆。那些身材矮小的彝族农民在舞台上踩踏、讴歌和舞蹈,嗓音尖锐清亮,汇集成宏大的原生态和声织体,令所有现代文明所望尘莫及。它是力量、优美和质朴的三位一体。很少有一种土著歌舞,能够拥有如此令人震撼的力量。它超越了美国黑人灵歌和毛利人歌舞,散发出无与伦比的人类学光辉。


杨丽萍在《云南映像》演出后谢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拯救可能就是一种最高的伤害



然而,杨丽萍正在陷入一种深刻的文化悖论之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拯救可能就是一种最高的伤害。花腰彝歌舞的质朴性能否在商业性演出中得到维系?它所拥有的原初经验,是否会在文明传播过程中失真?彝族文化是否会因此而遭到风化?在国家主义大奖、西方巡回演出和广告表演中疲于奔命的杨丽萍,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守住她的美学信念?这些都是令人忧思的问题。我仿佛看见,杨丽萍采摘来的花腰彝歌舞,被人投进了一个盛满福尔马林液的玻璃罐,成为文化标本,然后到处去展览和陈列,向参观者收取门票。正如丽江古城所经历的那样,资本逻辑的食指,正在叩响其壮丽而脆弱的命运。



(本文在书写过程中融入了笔者另一篇旧文《人类学镜像和花腰彝歌舞》中的部分文字,特此说明)



本文图片均为朱大可所摄



原载《乌托邦》,东方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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