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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闸北区某重点小学一年级语文试题：蜜蜂、小鸟、兔子和熊猫四种动物，请从中找出一种跟其它三种不同的动物。家长们众说纷纭，有认为是小鸟，因为只有鸟有羽毛、还会飞；有人认为是蜜蜂，因为惟有它是昆虫，而且只有它尾部有刺；更有人认为是兔子，因为只有兔子长着长耳，它还是其中唯一进入十二生肖的一位；校方给出的标准答案是熊猫，其理由为，它是唯一须由动物园饲养的国宝级动物。 此类“脑筋急转弯式”的命题，本来具有良好的益智和启迪功能，如果出题人让孩子做出自由回答，并给出理由，只要言之有理，符合逻辑，没有偏离常识，教师即判为正确，此为值得推广的好题，而一旦遭到“单一标准答案”的限定，它就迅速沦为一道臭题、愚题和滑稽之题，成为中国教育的诸多笑话之一。 《收获》编辑叶开说，她在上海闵行区就学的三年级女儿，就遇到过这样一道语文题目：“三国故事里谁最有智慧？”刚看完《三国演义》彩图本的女儿，很流畅地写下自己的答案——“孔明和庞统”，不料教师却给了一个大红叉，因为标准答案是 “诸葛亮”，而写下“孔明”就是犯错。此类“标准答案”之迂腐、粗暴和荒谬，已经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我曾去旁听过一位优秀小学语文老师的公开课，时值仲春四月，老师出题“窗外”，请学生观察室外景色并报告所看到的事物。有的学生说看到了长处嫩芽的大树，有的看到了蓝天白云，有的说看到了摩天大楼，如此等等。而老师的回答是，你们都错了，正确答案应该是：“我看到了春天”。虽然老师的标准答案更具“隐喻”特色和“语文”气息，但你又有什么理由说孩子们的答案是错的呢？难道他们看到的都是幻景？ 这种所谓单一标准答案，已经成为中国文科教育的基本模式，被广泛运用于造句（连词造句）、修辞练习和作文批阅之中，令语文学习彻底丧失智慧和乐趣，而沦为应试制度体制下冗繁而乏味的功课。 文科教育的答题方式，应该形成自己独特的逻辑。它通常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指涉事实、语法、拼写之类的“硬知识”，可以设定单一标准答案，而关于智力、观点、想象力、风格之类的“软知识”，在整个文科系统中占据70%以上，则应全面开放答案。简单套用理科教学模式，过度依赖标准化测试，放弃了多元开放的教育模式，只能造成对文科教育的最大伤害。 在西方的语文课里，除了拼写和文法等 “硬件”有单一标准外，所有的思考题、智力题、作文、社会调查、课堂讨论等“软知识”，都没有标准答案，完全开放。学生们在课堂上可自由争论，老师做后期总结，仅仅指出那些明显的错误，但对各种合乎逻辑、自圆其说的回答，都给予正面鼓励。正是这种良性模式把许多学子送入领取诺贝尔奖的殿堂。 标准化测试对儿童教育的最大威胁，就是摧毁个人想象和逻辑推论，严重伤害学生对语文、历史和政治课程的兴趣、消解独立思考的动力和课外阅读的兴趣。而大量错误的“标准答案”，更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以“常识”的面目植入儿童心灵，其祸害往往延伸到数代人之后。此外，鉴于家长通常会给出自身的不同答案，而学生对此会变得无所适从，最终在家长和学校之间形成双重标准和双重人格。对于中国年青一代的人格分裂现状，标准化教育要承担重要责任。 在文科教育中设置强制性标准，往往是教育机构无能的表现。一些教育机构或从业人员，为了降低批阅的“劳动强度”，避免不同答案可能带来的诸多“矛盾纠纷”，而用单一标准答案来“一以蔽之”，但这样做的后果，不仅扩大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认知鸿沟，更引发了家长的严重不满，制造出更大的“社会纠纷”。 强制性标准的设置，无疑是应试教育体制的后果。高考制订排他性的单一答案，而整个应试教育体系必然要适应这种模式，它把教师、学生和家长一起捆绑起来，共同揣摩出题者的心理，猜测出题范围和标准答案，努力迎合出题者的观点，而根本无须探求与建构自己的独立见解。正是这种荒谬制度引领整个中国教育，把它变成以单一标准答案为轴心的考试机器。这家庞大的机器至今还在震耳欲聋地运转，制造各种“标准化产品”，把中国送入漫长的“标准答案时代”，而它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不再拥有创新和创造人才，而所谓建设“创造大国”的理念，以及“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宏伟蓝图，只能是一个无限美妙的蜃景而已。 原载《新世纪周刊》，2012年第12期

近年来媒体报道的“幸福调查”，每回都让我们大开眼界。中国社科院牵头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引入幸福感竞争力指数，报告声称，2010年度的294个城市幸福感，打分均值高达76.06。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机构今年发布的《人民幸福“中国梦”——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再次戏剧性地显示，83.8%的受访家庭表示幸福，只有1.5%的人群表示不幸福。上述调查都试图证明，大多数中国人沉醉于“幸福”之中，而跟自称“全球最幸福国家”的朝鲜，形成热烈的竞争态势。 央视记者的街头随访，曾经是网络舆论的关注焦点。在一种“被幸福”的语境里，受访者的回答不是随口胡诌，就是答非所问，除了制造新闻噱头，没有任何学术采样价值，反而揭示出“逼问式调查”的荒谬性。它与其说是一场社调，不如说是一种话筒魔法，企图从路人的舌尖上，榨出美妙的乌托邦感受。 所有“幸福”调查的共同特征，就是以“幸福感”取代“幸福”，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幸福感”是高度个人化的，可以任意体验、表述或阐释，但“幸福”却必须有客观指标加以支撑，它取决于收入高低、住房好坏、职业优劣、家庭关系及其自由、平等、尊严等各种基本权利的获取状况，我称之为“实存幸福”。 目前观察到的街头采样调查，都仅关涉受访者的“幸福感”，而跟真正的“实存幸福”无关。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的“幸福感”总是名列前茅，而在奇迹遍地的本朝，这是所有奇迹中最为可疑的一种。据我所知，许多中国人并不愿意在此类调查中吐露真言。置身于一个严重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受访者通常会在公开场合说谎，它导致所有在中国展开的问卷式社调，始终跟真相保持着坚硬的距离。 即便所有受访者都很诚实，那么依然有两种幸福感需要加以甄别，第一种建立于“实存幸福”之上，可称为“实存性幸福感”，而另一种则刚好相反，它是蓄意制造的结果，我称之为“虚构性幸福感”。在“实存幸福”缺席的情形下，“幸福感”完全可以被“人工”制造出来。这无疑是一种权力的魔法，其秘诀在于大暴力与“小恩惠”的交替施用，而结果是受虐者的感激涕零。跟影片《姜戈》所描述情形恰好相反，在美国早期历史档案里，许多黑奴是充满“幸福感”的，尤其在施虐严重的南方。这种效应阻碍了黑奴解放运动的推进。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那些拥有“虚构性幸福感”的人群，只能涌现于暴政的黑暗土壤。 悉尼科技大学的一个实验小组，曾以一块二两重的生牛肉为尺度，对饿了一至七天的七组家犬（每组七只）进行测试，其结果是，挨饿七天的家犬，对禁食及喂食的实验者，表现出最强烈的感激、乞怜和恭顺之情。实验结果表明，决定幸福感的关键，并不在于肉多，而是在于饥饿（施虐）的长度（强度）。受虐时间越长，吃肉时的“幸福感”就越强。这种反比关系就是“饿犬效应”。它推翻了关于“幸福感”的基本常识。 我们已经发现，以“幸福感”为轴心，还可以派生出一系列心理感受——顺从、卑恭、感激甚至爱意。在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获名的银行人质绑架案（1973）里，受害者（被绑架者）对加害者（绑匪）产生怜悯与感激，并为他们的犯罪行为辩护。在河南洛阳地窖囚禁性奴案（2011）中，被关押和强奸的少女非但没有反抗，反而称加害人为“大哥”和“老公”，为“晚上谁能陪大哥睡觉”而彼此争宠，甚至帮助加害人压迫其它受害者，这可以称为“洛阳综合症”，一个斯德哥尔摩型的加强版。中国人的“文革综合症”，无疑是所有此类综合症的顶级版，部分“文革”受害者，表现出对加害于自身的领袖、政权及其整个制度的无限迷恋，其情感至今不能撼动。这是60年代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之一。就制造“幸福感”的魔法而言，中国始终位列世界领先地位。 面对毒食、毒气、毒水、毒经济、毒教育、毒医疗、毒道德、毒文化、毒官僚和毒体制，如果你依然深感“幸福”，便可能出自下列几种情形：第一，你在被迫说谎；第二，你属于享受特种待遇的人群；第三，你是无限淡定和超凡出世的圣人；第四，你是某综合症的可怜患者。当然，还可能有第五状况，那就是你被调研者无辜地“幸福”了一把。此类官样报告的结论，通常会受到来自舆论的质疑和嘲笑，但在一个漫天造假的时代，开出区区几朵“幸福”的假花，实在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本文插图皆为日本艺术家石田彻也的画作 原载《新世纪周刊》，2013年07月22日

2006年春节前夕，河南民俗学家高有鹏发布《保卫春节宣言》，经新华社记者报道之后，在各界激起了热烈的反响。《保卫春节宣言》长达五千余字，言辞热切，声情并茂，从中浮现出文化卫道士的痛切表情。虽然春节和本土民俗的传统正在衰退，而传统春节语义的消失，也确乎是个值得严重关切的问题，但这场“保卫战”散发出的反常气味，却引发了我们的警觉。 晚辈给长辈拜年时的磕头民俗 “宣言”向人们发出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追问：年是什么？年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过年？ 我们会过年吗？我们有地方过年吗？我们到哪里过年？我们还会磕头作揖吗？这些追问乍一看颇具直指人心的力量，而作者一旦开始自我解答，便露出了形迹可疑的尾巴。 比如，关于如何过年的问题，民俗学家在文中谆谆告诫我们，“磕头和作揖是典型的非物质遗产，需要保护”，民俗学家还进一步解释说，“晚辈在春节向长辈磕头、朋友之间相互作揖是不为过的，都是虔诚的敬意”。但这个论调没有任何新意，恰恰相反，它不过是一百年前“缠足”和“辫子”捍卫论的翻版而已。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早在20世纪初叶，保皇党人已经演过了类似的喜剧。 毫无疑问，与磕头作揖相比，辫子和小脚才是最激动人心的“民族遗产”，在独创性、本土性和传承性方面，都更符合“民俗”的文化指标。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不仅要保卫磕头作揖、长袍马褂和缠足剃发，还要保卫与之相关的整个皇权和古代礼制，因为这才是所谓“民俗”的价值核心。 为了劝服世人重返那些被历史抛弃的陋俗恶习，民俗学家进一步宣称，“跪礼不是封建时代的产物，而是原始社会就存在的，如辽宁牛河梁神庙等遗址的人像。”民俗家这回好像连初级历史都未学好，因为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学生都懂得，所谓“原始社会”的跪礼，通常是奴隶为主人殉葬时所采用的卑微姿势。辽宁牛河梁神庙出土的跪像，出自红山文化晚期的女神庙，其中的跪像，被用于隆重的宗教祭拜仪式，跟日常生活毫无干系。著名民俗学家的引证，若不是缺乏常识，就是在蓄意搞乱人们的价值视线。 大英帝国使臣马戛尔尼拒绝向中国皇帝乾隆磕头，引发轩然大波 在蛊惑人心的“保卫”口号背后所隐藏的，无非是文化复辟的旧梦。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维系中国春节生命力的唯一途径，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要在家庭守护的母题上，发展出新的娱乐样式。而让世人在春节里穿着长袍马褂彼此磕头作揖，只能令可爱的“民俗”出丑，制造出张勋式的文化复辟闹剧。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如果这种“文化恋旧癖”只是民俗学家的个人趣味，倒也无伤大雅，反而令文化呈现为多元有机的生态，但若要把这种方式强加给全体民众，甚至动辄把它拉到国家政治的高危等级，那就已经超出了学问和兴趣的范畴，变性为一种可怕的文化专制。《宣言》企图维系的正是这样一种格局。它把保卫传统节日的事务，推举到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以致民俗的局部衰退，被夸大成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我读了桑德斯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插手文化发展的著作，多次同人谈到西方节日对东方文化精神体系的颠覆和销蚀。我想说，保卫春节就是保卫民族文化安全”。 2007年9月，疯狂英语主持人李阳要求学生集体向教师磕头，再度引发轩然大波 民俗学家的用意，显然是要把春节乃至地域民俗的退化，栽赃给美国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这与其说是民俗学的理性立场，不如说是受迫害妄想症引发的政治焦虑。如此这般的“保卫”，只能把对民俗的“热爱”，转变成可笑的国际政治仇恨。在我看来，民俗学家完全可以向政府和民众发出正面呼吁，而不必采用这种政治挑拨的话语策略。 一方面是对传统陋习的文化屈从，一方面是对西方文明的种族敌视，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显示了某种病态的双重文化人格，它渗透在民俗学家的《保卫春节宣言》里，犹如一面精密的镜子，映照出狭隘民族主义阵营的畸形面容。在保卫春节的各种喧嚣里，这是最危险的声音，因为它以民族正义的名义传扬，并受到护国心切的公众和媒体的欢呼。但究其本质，它充其量是一场文化沙尘暴而已。跟所谓“新新儒学”一样，从这种保守主义沙暴里，我们得到的只能是历史的尘垢，而失去的却可能是文明进化的动力。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6期

处女膜的三大功能：1、严重满足男权主义的初夜诉求；2、在所谓“处女买淫案”中捍卫受污辱者的尊严；3、道德拯救运动的亮丽旗帜 处女膜作为传统男权伦理的标识，曾在乡村政治体系中曾经发挥过强大功用，而今在道德崩解的当代中国，它再度扮演了语义暧昧的角色。“处女膜经济”发达的年代，处女膜修补技术被普遍运用，成为各类医院展开“身体美容”的核心项目之一，人们籍此打造形形色色的伪处女；与此同时，“圣女贞德”牌的人造膜，正以125元的邮购价在互联网上畅销，它可以更轻易地在性交现场制造“女儿红”的假象。毫无疑问，人造膜满足了男权主义的初夜诉求，从而捍卫了男人对女人的性控制权。在男权日益衰落的时代，这层脆弱的膜体，竟然是男人权力的坚固堡垒。 中国古代残留的贞洁牌坊 处女膜的另一令人惊讶的功能，是在各次“处女买淫案”中维系受污辱者的尊严。近年来，河南鹿邑、郸城、新安、固始、四川珙县、辽宁海城、山东东营、湖北随州、陕西泾阳、江苏盐城和南京等地，相继发生所谓“处女买淫”案，被警方指控为“买淫者”的少女，经过法医鉴定，证明处女膜完好无损，由此免遭执法者的蓄意陷害。处女膜显示了有力的人权自卫功能。中国特色的“处女膜法医学”，放射出了不可思议的正义光芒。 最新发生的事件，令处女膜功能获得再度全新扩展，成为全民道德自救运动的一面亮丽旗帜。据媒体报导，8月11日， 几位女大学生发起一场旨在“拒绝婚前性行为，净化校园风气”的网上签名活动，同时向国家民政部提交申请，希望成立公益组织“中华青春无瑕女大学生互助协会”。这场名为“青春无瑕，天地宣言”的网上签名活动，据说已有近700人签名，并且迅速升温，成为中国舆论的最新热点。 处女膜表面上是肉身叙事的死敌，而实际上却是它的秘密同谋。一位署名“麦田99”的作者在网上发表分析文章，为我们揭出了其中的内幕，原来它不过是一场由房地产总结公司经营的“交友网站”所推行的商业性活动，而众所周知，此类交友网站的目标恰恰是贞操运动的反面。另一家媒体的追踪采访也像我们透露，当初在成都发起另一“贞操同盟”的“七姐妹”之一，坦言自身难以抗拒现实情感生活的冲击，并宣称其余六人“是否坚持了只有自己知道”。正如人造处女膜已经被证实为伪劣产品那样，但耐人寻味的是，这场精心策划的校园道德拯救运动，最终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一场引人发笑的喜剧。 早已被上世纪的“启蒙主义”批得体无完肤的贞操话语，竟然堂而皇之卷土重来，要在脆弱的处女膜上书写壮丽的道德篇章，这是令人震惊的事件。乍一看它很像是一场被旧道德逻辑所掌控的运动，但我们不禁要问，它究竟要向世人证明一些什么？要是延长处女保鲜年份能够增加学习效率，这项“发明”足以申领诺化学贝尔奖，而若要籍此在交友运动中哄抬小女生的身价，这种方式却又过于陈旧。在我看来，它的唯一功能是要向我们展示“处女膜政治”的崭新方向。 一则处女膜修补术广告 所谓“处女膜政治”，就是试图在细小的生物膜体上完成宏大的校园政治表述，也即要把处女膜像牌坊一样树立到伦理败退的前线，从那里重新聚集起溃散的信念；另一方面，情色社会的“处女膜政治”，是政治清白的一种隐喻。贞操运动的主要方向，就是要求青年知识女性（女大学生）退入旧道德的框架，以“处女”自律。 “处女膜政治”的核心在于，它竟然要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辨认标记，用以证明全民道德的纯净，并为一个遭受严重污染的社会洗白。 然而，只有傻瓜才会用这种膜片来处理大规模伦理危机。成年女人“失身”完全不是一个道德问题，恰恰相反，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各种身体解放行为的正面成果之一，而真正的道德危机只能来自人们的内心，也就是来自对宪政、正义、法理、自由、公正、平等、关爱和一切基本人权的漠视与打击。 请不要让一小片处女膜遮蔽了我们的视野。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4 年9月13日，总第196期

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喧嚣中，郑和的遗产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当人们都在高声颂扬郑和的航海成就时，我要说出一个被长期忽略的事实，即郑和对海外华侨社会及其文化架构的非凡意义。在我看来，郑和不仅是中国海洋叙事的最高代表，而且是全球华侨社会及其文化的奠基人。 郑和塑像 尽管宋元两朝都有华人流落海外，从事“非法”的民间贸易，但真正形成华侨社会，当始于明朝永乐年间。它是郑和舰队的杰作。郑和在马六甲海域击败了陈祖义的私贩武装，剿灭了早期自由的民间华侨社会，而后，一种与大陆国家关系更为密切的新华侨社会在那里呼之欲出。 在七次大航海的进程中，马六甲和巨港等地成为海军基地和货物转运中心。士兵们在这里度假，推销、采购，赌博，搜集漂亮的女人。作为宦官的郑和不需要女人，但他并未阻止下属的寻花问柳。据郑和的翻译马欢和费信所撰的游记声称，那些身材高大的北方水手深受当地女人喜爱。 按照当地的浪漫风俗，一些好客的主人希望自己的妻子拥有一个中国情人，这样可以使他感到非常体面。郑和舰队的到来，除了刺激当地贸易和香料种植业的发展，也促成了色情业的繁华。多情的女主人与船员们结下了深厚友谊。 郑和的士兵原先都是帝国的囚犯，远航是囚犯与帝国的某种生命交易，他们是一群亡命的赌徒，籍此从皇帝那里换取第二次生命。但舰队的减员情况非常严重，据说最多的一次有一万人死在海上，人数超过整个舰队的三分之一。远征者的家属再也无法触摸那些已经葬身大海的尸体。他们的恸哭淹没在皇帝胜利的笑声之中。 但这些死亡者的名单却充满了猫腻。在经历了多次性交易或真正的浪漫爱情之后，一些士兵中在南洋滞留不归，成为幸福的逃亡者。出于政治和贸易战略考虑，郑和没有深究他们的叛国罪行，反而默许了这种逃亡行径。为掩人耳目，他们被戏剧性地加入了死亡名单，而他们却已改名换姓，与当地女子通婚，生儿育女，经营中国杂货，形成第一个具有国家主义特征的华侨社会，并成为郑和舰队和当地土著社会间的政治纽带。 郑和时代建立的南洋华侨社会，具有下列四项基本表征： 第一，它从事中国货（丝绸、瓷器、茶叶、生姜和蔬菜等）的经营，而这正是郑和舰队携带或贩运的主要货物。这种杂货市场就是唐人街经济的主体。 其次，郑和为华侨社会还提供了核心文化符号。今天出现在各地唐人街的各种中国文化符号，从石狮、牌坊、琉璃瓦顶、红色灯笼、舞龙到中国草药，都是明成祖朱棣和郑和的联合杰作。朱棣是中华国家主义符码的集大成者，紫禁城不仅是皇帝的壮丽家园，而且也是中华国家主义符码的最大展厅。它们被镶嵌在紫禁城建筑群里，成为权力美学的象征，而郑和则奉命把它们输送到南洋，成为华侨社会的民族主义支柱。这些符号以后又飞越南洋，成为美洲、澳洲和欧洲唐人街的鲜明标记。 秘鲁首都利马的唐人街牌楼和石狮 第三，在泰国境内有着南洋最大的郑和镀金塑像，它揭示了南洋华侨对郑和所代表的帝国的持续性效忠。在拥有仇恨宦官传统的中国，除了郑和，没有任何人享受过来自人民的这种敬意。这种文化忠诚是华侨社会的普遍特征；他们是永远的“侨民”，保持着中央帝国的历史记忆以及对当地土著的轻蔑。这一坚硬的民族信仰削弱了华侨融入当地社会的能力。600年以来，他们与南洋原住民的文化隔膜和冲突变得旷日持久。作为最大的种族异端，他们不断成为原住民排挤、清洗和屠杀的对象。 郑和还是妈祖崇拜的始作俑者。郑和12岁被明朝军队虏获，在割除生殖器后沦为朱棣的家奴。他的父亲死于战乱，而母亲两年后也病逝于云南故乡。郑和从此面对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残障。他毕生都无法摆脱恋母情结的纠缠。他在福建长乐等待东北季风时，曾经遭遇一位要饭的老妪，背影酷似他的母亲，他下令收养这位素不相识的老丐，为她打造一座云南样式的木楼，供养她的衣食。这座风格奇特的木楼叫做“梦母楼”，直到20世纪上半叶还矗立于长乐县境内，像一座木质的纪念碑，诉说着一个儿子对母亲的长达500年的思念。 福建莆田湄洲岛的妈祖像 但郑和恋母情结的主要投射对象并非无名老妪，而是海神妈祖。此前，妈祖只是一位地方小神，主管福建东部沿海渔民的局部信仰。郑和扩大了她的权能及其接受崇拜的区域。她不仅是郑和舰队的保护神，而且成为整个海外华侨社会的最高神祗。郑和在沿海各地打造了多座规模宏大的妈祖庙，并且请恳请皇帝朱棣敕封她为“天妃”，把它提升为国家级神祗。至此，妈祖作为唯一的海洋女神，填补了中国神谱的最后空缺。她是郑和的精神母亲，不倦地庇佑着这个毕生漂泊的男人。 贸易市场、民族符码、国家信仰和妈祖崇拜，这是支撑唐人街的四大支柱，也是唐人街文化的最大秘密。 但由于海盗猖獗，明帝国开始实施海禁，皇帝被迫放弃了朝贡贸易，同时也严禁民间的跨国自由贸易。郑和的宝船舰船被拖回，逐渐成为一堆历史的破烂。朝廷还规定建造双桅以上的船只即犯死罪，并准许沿海总督摧毁所有远洋航行的船只，逮捕驾船下海的商人。在文官集团的声讨下，郑和留下的大批档案不翼而飞。有关航海大发现的知识和技术被彻底清洗。伟大的梦想被悄悄埋葬在皇帝的后花园里。 郑和的航海遗产遭到了彻底湮灭。只有他的文化遗产被海外华侨所秘密继承。全球各地的唐人街上，到处弥漫着郑和的气息，但没有人知道它们的来历，也没有人把它们与郑和的名字挂钩。作为历史悲剧主角的郑和，至此走到了命运的尽头。 原载《东方早报》

民众利用互联网获得了话语权，这是一个值得欢呼的伟大事件。上亿网民的加入，为中国公共言论平台的建构，奠定了强大的算术基础。但点击率基数不仅是一种数字游戏，而且意味着这种广阔的哄客意志，正在成为影响转型社会的微妙力量。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双刃剑效应，也已逐渐浮出水面。网络哄客以道德正义的名义，无情地围剿各类大小人物。从章子怡式的电影明星、“精神变态”的虐猫者、到铜须式的“第三者”，都已成为广大哄客的“公敌”，而那些更为重大的社会话题，却遭到了严重忽略。互联网洋溢着浓烈的后文革意识形态气氛，而其特征就是毛语叙事（一个中心），外加泛道德主义和泛民族主义（两个基本点）。 婚外恋是情感（生活）的再选择问题，其中包含大量外人难以分辨的暧昧是非，只能由相关各方依据良知和法律自行协调解决，任何来自外部的民兵式的粗暴干预，包括简单生硬的“道德罪”定性，都可能构成对平民个人权利、名誉和自由的侵害。只有那些克林顿式的政客，才需要承担特殊的伦理义务并接受公民监督。这是先进社会的伦理公约，也是衡量各国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而“受害人”公布“疑犯”的个人隐私并煽动社会仇恨，更是对现代民法的直接触犯。 据说“罪犯”铜须的“恶劣态度”，是点燃网民怒火的最大根源，而只要回溯历史就不难发现，以态度入罪，曾是中国司法的一大特色。文革期间到处张贴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标语，以后延伸为审讯室的主要标识。基于所谓“态度罪”的违宪和违法，随着法制理念的更新，这种审案方式已被公安司法系统所置弃，但它却在某些哄客身上得到了传承。毫无疑问，哄客并未掌握最新的法理工具，而是握住了一件生锈的专制主义兵器。 把铜须事件当作网络民主的正义表达，更是一种常识性的谬误。民主必须以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为逻辑前提，而每个人的自由，又必须建立在不侵害他人自由的基础上，这种连锁逻辑，才是建构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石。任何剥夺个人自由的民主，都是非正义的民主，并且必然会制造出民主的敌人。文革就是“大民主”的反面例证，它向我们发出了沉痛的历史告诫：没有自由和宪政的民主，只能戕害人权，引发大规模的专制主义灾难。 少数中国哄客也激烈反对纽约时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批评。这种对国际舆论的畏惧，正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情感反应。有哄客宣称，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道德标准，这跟在人权问题上强调“民族特点”，其逻辑如出一辙。既然我们坚信人性和人权是普世的，那么衡量人性的伦理标准，就应当是全人类和全球化的。在我看来，建立这种普世的价值理念，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前提。 匿名注册和匿名上网，以“无名氏”（假名氏）的名义发言，有加剧话语权滥用及其道德失控的嫌疑，有网友据此再度提出废除匿名制的动议。但这却是一个矫枉过正的危险信号。匿名制是维系网络民主的命脉，解决网络话语暴力问题，绝不能拿匿名制开刀，而是应当从网站管理入手，因为那些大型商业网站，才是大多数网络起哄事件的幕后操手。 为了提高点击率和广告收入，一些商业网站组织炒作团，精心制造事端，煽动网民投入，哄炒（批判或赞美）被选中的互联网个体，甚至在网页点击数字上进行技术造假，这是许多重大互联网事件的主要成因。正如电视业流行“唯收视率”那样，商业网站面对强大的市场挑战，把“点击率”当作考核员工业绩的尺度，迫使许多从业人员放弃基本的管理规范。在我看来，只有放弃这种点击率至上的运营策略，网管才敢于向违规网民说“不”，并制止网络话语暴力的滋生，保障互联网的健康生长。毫无疑问，解决互联网弊端的关键大牌，就握在商业网站CEO大鳄手里。 我们既要坚定地捍卫匿名制和网络言路自由，又必须指明互联网言论的偏差，以确保这种自由不会被人以“恶弊”的名义收回。是的，愤怒、宣泄、力必多的转移、以及在道德崩溃状态下对维系道德的无限渴望，这些都已成为附加于互联网的美妙功能。对于这种临时的、过渡的、转型期的哄客心态，理应给予必要的理解。我甚至认为，互联网作为超级诊疗室的功能，必须长期保留下去。但我还是满含着这样一种企望：哄客的社会关注焦点，应从小人物的道德事端上移开，投向更为重要的领域，对民权、宪政和社会改革，理性地喊出自己的宏大声音。而这才是举起未来中国的正确支点。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6月29日 插图原作者：方力钧

——谈杨鲁军《第二次革命——论里根经济学》第二版 里根是美国神话的一部分，他已经成为20世纪不朽的政治偶像。里根当选总统时，许多人为此发出了嘲笑：瞧啊，美国就要完蛋了，它居然找了个戏子来扮演领袖！但里根在离开白宫时，却成了现代史上最受尊敬的总统，并被共和党人树为保守主义的风范。盖洛普民意测验，曾经做过“谁是最受欢迎的美国总统”调查，而里根竟然赢得87%的最高支持率。里根在世时，酷爱吉利贝利公司出品的一款软心糖豆（Jelly Belly jelly beans），当他去世时，随葬品里出现了一罐这样的糖豆。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里根本人就是一颗最伟大的糖豆，因为他留下了令人愉快的历史记忆。 里根担任总统期间，大力推行经济复兴计划，采用紧缩货币供应、全面减税、刺激商业投资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手法，藉此降低通胀率和达成经济复苏的目标。对于这项一揽子计划，里根的政治对手戏称为“芝加哥经济学派”、“供应面经济学”，甚至嘲弄它是“巫毒经济”和“里根经济学”。这种场景跟“印象派”的诞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印象”，是美术评论家对莫奈、雷诺阿、毕沙罗、西斯莱、德加、塞尚和莫里索新画风的一种嘲弄，而最终却成为“印象派”的完美称谓。“里根经济学”也源于一种讥讽，而最终却成为里根经济政策的戏剧性命名。 基于里根及其团队的努力，在历经1981年至1982两年的衰退之后，美国经济在1983年开始复苏，令联邦政府获得高额税收，从1980年代初的每年5,170亿美元，提升至一万多亿美元。此后，大幅增加的军事预算，制造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并让美国的债务水平追涨三倍，并意外地拖垮了苏联，导致这个头号劲敌的全面崩溃，而美国就此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帝国。 里根担任总统的时间，介于1981年1月到1989年1月之间，基本横亘了整个80年代。阅读本书，可以唤起我们对于那个年代的诸多记忆：以“星际大战”命名的主动战略防御体系、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不幸坠毁、冷战终结、柏林墙倒塌和东西德统一、苏联解体、艾滋病大规模涌现，如此等等。而在中国，我们还可以想起批判知识分子的崛起，以及经济改革和思想启蒙浪潮的涌起。这个重要的语境，就是《里根经济学》第一版问世时的本土背书。 我不是经济学家，甚至天生跟数字有仇，对经济问题不敢轻率置喙。在我看来，经济学家都是长着两个聪明脑袋的怪人，他们的领域深不可测。鲁军的“处女作”加剧了我的这种畏惧。我没有资格来评述本书的重大价值，而我阅读此书的最大快感，主要来自书中所洋溢的气息：它折射了中国80年代的学术风云，以及所有那些活跃于激情时代的面容。 旧版《第二次革命》的封面 在1980年代，启蒙思想和先锋文学都已经茁壮成长，发出宏大澎湃的声音，成为民众关注的重要领域，但现代经济学却处于萌芽状态，而经济学家更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鲁军的《第二次革命——论里根经济学》的出版，无疑是一个重要信号，标志着这一学科开始介入中国改革，并且最终成为公共领域的“显学”。不仅如此，它还要借助对里根新经济政策的阐释，探寻中国新经济的运行方向。这种探索最终因“历史的错误”而被迫中止，但这不部同寻常的著作，却被存留下来，成为一份睿智而犀利的历史文献。 中国知识界对八十年代始终有着近乎乌托邦的迷恋，尽管那个时代有着巨大缺陷，其中一部分甚至像癌细胞一样，成为中国后续发展的暗黑因子，但它所孕育的思想活力，以及它对中国社会的正面营造力量，是任何时代都无法企及的。它被强行闭合，长期沉睡，却又在这两年的学术叙事中重新复活，显示出觉醒的态势。时隔二十多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部再版的《第二次革命——论里根经济学》，终于被拂去20年的尘埃。它将既是流逝年代的见证，也是反思现实和挑战未来的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