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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症女病人和国王的爱情 中国历史上三个亡国妖女，分别是夏朝末年的妹喜、商朝末年的妲己和西周末年的褒姒。她们是中国男权政治话语的最大牺牲品，并且由此开始了女人亡国史的漫长历程。此外，从西施、赵飞燕姐妹、貂婵、杨玉环、到明末的陈圆圆，尽管美貌倾城，却多是颠覆男权的罪人，她们中的大部分被钉上耻辱柱，只有少数人侥幸成为女烈士，享受丽人牌坊的不朽待遇，继续成为男权世界的点缀。 身患严重忧郁症的妹喜 在这个女性颠覆者序列的开端，我们看见了妹喜的惊艳身影。刘向兄弟编撰的《列女传·孽嬖传》声称，高大魁梧的夏朝末代皇帝桀，喜欢把她的娇小身躯放在自己膝盖上，像把玩一件精美柔软的乐器。而她的性情却是如此忧伤，以致我们不得不确认她是严重的忧郁症病人，而博取她的每一个笑容，都是桀的最大乐事。他甚至为爱妃起名叫“喜”，希望这个语符能够推动她的欢笑。 桀是喝酒的高手，他所创意的时髦游戏是建造酒池，其规模大到可以划船，然后强逼三千名饮酒高手在击鼓声中下池畅饮，结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因酒醉而淹死。面对这种荒谬的场景，妹喜嫣然一笑，由此激发了国王的情欲，令其行为变得更加“荒淫”。在《列女传》里，笑就是妹喜的最高罪恶。 妹喜的另外一项笑罪，是酷爱倾听撕裂绢帛的声音。《帝王世纪集校》记载了她的这一奇怪癖好。宫廷生涯过于无聊，即便饮酒杀人带来的乐趣，也是转瞬即逝。那些日夜回荡的丝竹乐声，更不能驱除她心中的忧伤，只有裂帛的噪音才能博得她的欢心。桀为此下令宫人搬来织造精美的绢子，在她面前一匹一匹撕开。那些裂帛声刺激了麻木的神经，令忧郁症女病人再度嫣然一笑。 在农业时代初期，丝绸织造业刚刚兴起，破坏这种稀有昂贵的物品，无异于暴殄天珍。但桀却沉浸精神疗法的狂热之中，对国事视若罔闻。桀是妹喜的热爱者，也是她的精神医师，他用王国的命运作为代价，为治疗美丽的病人殚精竭虑。他耗费民脂打造豪华的瑶台，又征用美女和演员排练大型戏剧，演奏华丽的乐章，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举止，都旨在构筑一个狂欢的心灵现场。 桀并非像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十恶不赦的暴君。他没有砍下向他进谏的伊尹的首级，也没有杀害被囚禁的殷族首领成汤，而是在受贿了之后颇有风度地释放了他。他唯一下令处死的，是阻止其建造酒池的臣子关龙逢，但此举只缘于对妹喜的疯狂的爱意。桀是低能和弱智的武夫，他的爱情不可遏制地燃烧在衰败的年代，演出了一幕气息诡异的悲剧。他最终并未完成对妹喜的医治，却跟患病的情人一起，为成汤起兵造反提供了冠冕堂皇的政治借口。 纣王，一个精神病人的政治病历 妹喜的这种忧郁症，仿佛是一种传染性恶疾，一直延续到了殷代的妲己身上，而国王纣的性格也继承了夏桀。殷朝末年的政治状态，犹如一份被放大的拷贝，更加夸张地再现着夏朝末年的腐败图景。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纣花费了七年时间打造高层建筑鹿台，高度达到千尺，几乎上了云端，实在是当时建筑工程学的重大成就，只是耗费民脂民膏太甚，成了万民咒骂的对象。他还用酒做成池塘，悬挂肉条充作树林，让男女们裸身在其间嬉玩追逐。这种色情游戏，似乎是对夏桀的刻意模仿，却又比后者更加疯狂无耻。他是中国式的罗马皇帝卡尼古拉，在荒淫的岁月中探求醉生梦死的经验。 在中国历史上，纣王的凶残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妲己的忧郁症似乎比妹喜更为严重，需要更加刺激的疗法才能生效。《列女传》说，为了引美人妲己开心，纣亲自发明了“炮烙法”，也即把抹了油的铜柱横陈在烧红的炭火上，让罪犯光脚在铜柱上行走，一旦滑落下来，就会被炭火活活烤死。看着濒死者的挣扎和惨叫，眉心紧锁的妲己这才嫣然一笑。 纣王在历史上以暴虐著称 但纣王的暴虐大多与妲己毫无干系。《水经注》记载说，当年纣王看见老人在冬天渡河，表情踌躇，便问这是为何。手下人解释说，老年人骨髓不够严实，所以在早晨怕冷。纣王竟然下令杀了老人，剖开腿骨去查看里面的骨髓。 《史记》说，纣的叔叔比干是正直的大臣，他向纣王进谏，直言批评他的暴虐，纣王勃然大怒道：“我听说圣人的心脏都有七个孔窍。”就命人杀了比干，剖开他的心脏细加端详。 《史记》记载的纣的另一杰作，是强索九候的美丽女儿进宫，但这个少女不愿屈从纣王的淫威，纣一怒之下杀了她，还把她的父亲剁成肉酱。九候的同僚鄂候为他鸣冤，纣连他也一并杀了，把他的身躯制成了肉脯。 纣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并且还可能是一个性无能者。他的观淫癖暴露了他在这方面的极度自卑。他是比妲己更为严重的病人，沉浸在性和权力的诸多焦虑之中，并试图用屠杀来证明自身的强大。这种“反应生成”的精神病理，就是产生商末政治暴行的根源。 尽管纣王的暴政与妲己无关，但这个女人却因她的性别而承受了道德极刑。《列女传》记载说，周族的首领武王起兵讨伐，纣眼见大势已去，就登上一座叫“廪台”的官方建筑，穿上价值昂贵的玉衣点火自焚了。他所采用的隆重的死亡仪式，再度证实了这个暴君的自卑。周武王下令砍下了纣和妲己的头颅，悬挂在白旗之下，宣称这个女人是惑乱和败亡殷商的祸端。从此，可怜的妲己被钉死在女妖的耻辱柱上。 妲己的狐狸尾巴和山鸡脚爪 妲己究竟来自何方？这个疑问始终缠绕着世人的心智。据《国语·晋语》宣称，她原本是诸侯有苏氏的千金，多少也是贵族的后代，因为有苏氏反抗殷商的暴政，结果遭到国家军队的镇压，有苏氏寡不敌众，输掉了战争，而妲己则被当做战利品带回京师，从此沦为周王室的性奴。但她终究以自身的美丽和聪明赢得了纣的宠爱。她是利用情色找回尊严的高手。 妲己被视为狐狸精的化身 但在殷商灭亡之后，妲己的真实身份却遭到了世人的严重质疑。六朝李逻所注的《千字文》“周伐殷汤”，就已明确宣称妲己是九尾狐的化身，可见“狐精说”早已在民间广为流传。《封神演义》第四回“恩州驿狐狸死妲己”，描述妲己父亲把女儿进献给纣王以换取和平，但其魂魄却在路途上被千年狐精借妖风摄去，早已悄然死去，而此后出现的妲己，“乃借体成形，迷惑纣王，断送他锦绣江山”而已。这是关于妲己真相的最详尽的揭发，它加剧了世人对这个末代妖妃的猜疑和憎恨。 只有《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卷一》力排众议，说出了有关妲己身份的另类看法。它声称妲己本是一头“雉精”，即某种由羽色斑斓的山鸡变成的精灵，虽然幻化为人，但其脚踵却依然呈现为鸡爪状态，所以只好用布帛把它们缠绕包裹起来，以掩盖它的本来面目。这是关于妲己身世的最奇怪的论述，它旨在向世人说出有关缠足风俗的起源。 不妨让我们考察一下山鸡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语义。晋代张华《博物志·物性》形容这种动物有美丽的羽毛，自恋它的色彩，看见自己的水中倒影，就欢喜得翩然起舞。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说，早在曹操的时代，南方有客人敬献山鸡，曹操想叫它跳舞，却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大臣公子苍舒想出一个办法：放一面大镜子在山鸡面前。那鸡望着自己的镜像，就跳起舞来，不知终止，结果因疲惫过度而死。从这些“山鸡叙事”中，我们只能发现它的两种特性，那就是美丽与自恋，此外没有其它跟妖孽相关的线索。山鸡不是人类的仇敌，更不是男人的阴险克星。 “雉精论”由于过于古怪，未能在民间流传开去，而“狐精说”却变得沸沸扬扬，被世人所认可，成为有关妲己身份的最权威的阐释。 汉人对狐狸精的想象，是这个民族的第五大发明，至少也是其伟大的精神遗产之一。《太平御览》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表明它是有关古代荡妇的一个戏剧性隐喻。《古小说钩沉》辑《玄中记》告诉我们，狐狸五十岁能变成女人，一百岁变做美女，善于蛊惑，令人迷失心智，到了一千岁就与上天相通，叫做“天狐”，其能力足以消灭一个强大的帝国。 《搜神记》、《聊斋志异》和《三言两拍》之类的笔记小说，显示中国人面对狐狸精的精神分裂：一方面对其摄精勾魂的诡异功能感到恐惧，一方面又满含着热切的情色期待。狐狸精多半是美艳惊人的女子，身形袅袅地穿行于人间街巷，把情欲和祸害传递给男人，而男人则心情复杂地接受着这件风情万种的礼物。 忧郁症的女人最美丽 在三大亡国女妖中，褒姒的身世故事最为离奇曲折。她原是孤儿，被褒国人作为赎罪的女奴进献给周王室，既而被好色的幽王从后宫觅得，从此青云直上，成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妃子。但褒姒完全继承了妹喜和妲己的忧郁症传统，她的表情是如此的落寞忧愁，郁郁寡欢，对身边的荣华富贵视若无睹。这种与众不同的奇妙韵味，加剧了幽王对她的宠爱。他们的爱情故事，简直就是夏桀与妹喜的第三度翻版。 褒姒似乎继承了前两个女人的忧郁症传统 为了博取褒姒的欢颜，周幽王废立王后申氏和旧太子，把她扶为正宫，从而激怒了文官集团。在一个吏治逐渐完善的时代，文官的立场变得至关重要。《史记》记载说，拥戴前王后的御前史学家伯阳，为此发出了周朝即将灭亡的叹息。为了证明褒姒有罪，他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从有关夏朝的记载中找到所谓证据，然后精心附会，炮制出一段离奇复杂的身世故事。 今天，我们从《国语》、《列女传》和王逸注《楚辞》等典籍中，仍能分别读到那段奇诡的传奇，它向世人揭发了褒姒的所谓“身世”，说的是夏朝行将衰亡的时候，天上突降两条神龙，自称是褒国先祖，在宫廷里当众做起爱来，弄得一地都是精液。国王下令叫人用匣子盛了那些精液，隆重收藏起来，以为是大吉大利之物。此后从夏朝到商朝和周朝，都无人敢动那个宝匣。 文献记载原本到这里嘎然中止，而后面接续的故事，则多半是史官伯阳本人的手笔—— 在数百年之后，周厉王打开了这个“潘多拉之盒”，结果精液不慎洒在地上，聚形为一头黑色大鳖，在众人的驱赶声里逃到后宫，一头撞上某位只有七八岁的小宫女，令她感而生孕，诞下一个女婴。因无端产子会受责罚，这个女婴便被人抛出宫墙。当时民间流传童谣说，山桑木弓箭和萁草箭套是灭绝周朝的祸害，周幽王下令在全国抓捕有关人士，一对因贩卖这种兵器而逃亡的夫妻经过宫墙附近，被女婴的凄厉哭声所惊动。他们怜惜这个婴儿，就抱着她逃亡到褒国。她长大了之后，又被卖给一个褒国人当奴，后来此人触犯了刑律，周王朝要取他性命，他便进献这个美丽的女奴来抵罪。 这就是褒姒的全部“履历”。史官伯阳把两个毫不相干的故事接驳到一起，褒姒的孤儿身世，就此被狡诈的史官纳入了妖孽故事的框架。 这是史官滥用话语权和从事政治陷构的范例。似乎只有屈原这样的聪明人才会在《离骚》中对此发出质疑：“那个妖精为什么要在集市上号哭？周幽王被谁诛杀？他又是如何得到那个褒姒的？”而更令人诧异的问题在于，就算褒姒来自龙的精液，也只能证明她是龙女，有着神圣的血统，跟妲己“狐妖”身世截然不同。但在一个男权昌盛的时代，这些疑问并未获得正确解答，相反，无辜的女奴成了妖精的化身，由此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话语冤案。 褒姒一笑起恩仇 褒姒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女人。她的孤儿身世如果属实，那么她就是没有父母的弃婴、褒国的奴隶和周王朝的宫廷性奴。这三重卑贱身份构成了她的全部苦难。但在周幽王的宫廷里，无人知道她内心深处的痛楚。她的忧郁症是如此深重，以致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触发她的欢喜与笑容。 周幽王的政治智商本来不高，坠入情网之后，成了一个更加“愚蠢”的精神医师。他不理朝政，每天与爱妃一同出入，跟她形影不离，又经常外出放马狩猎，或通宵达旦地饮酒行乐，让那些演员在堂前献技，却不能令褒姒喜悦。他费尽心机，终于找到了一个引美人一笑的妙法，那就是派人去点燃烽火台上的狼烟，同时擂起了报讯的大鼓，结果酿成了亡国的惊天大祸。 在传说中，这烽火台是周王朝的主要军事警报装置。它们按一定距离，分别建造在从京城到边境的交通要道附近，有专门的了望员把守。边境一旦有敌寇入侵，了望员便会立即点燃狼烟（白昼）或火焰（夜晚），像接力棒一样依次传到京城，反之也一样。这种通讯方式，犹如一个庞大的视觉神经传导网络，比任何驿传系统都更为便捷。 烽火戏诸侯的神话，经过司马迁的渲染，变得家喻户晓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说，周幽王点燃了狼烟和烽火之后，各路诸侯误以为天子蒙难，派遣军队星夜兼程地前往救驾，但到京城后才发现是个恶作剧的玩笑。京城里外，此时已是兵马云集，一片混乱，这种狼狈滑稽的场面，被站在高台上的褒姒看见，禁不住哈哈大笑。幽王心花怒放，以后又数度重复这个荒谬的疗法，以致无人再相信狼烟信号的意义。 周幽王没有料到，被废黜的王后有个权势很大的老爹申侯，他联合缯、西夷和犬戎等部族，向京师发起了猛烈进攻。幽王大惊失色，高举狼烟烽火求援，结果无人应答，最后在骊山脚下遭追兵杀害。而褒姒则被犬戎军队逮捕，带往他们自己的部落，重新沦为性奴，从此下落不明。幽王的爱情终于得到悲惨的回报，而“狼来了”寓言，似乎也有了一个闻名的中国翻版。 在这场宫廷爱情悲剧中，周幽王扮演了一个可笑的丑角，为解除情人的忧郁，竟以国家社稷为代价，因而遭到世人的奚落与声讨。但他其实是历史上罕见的情种，敢于为自己喜爱的人罔顾一切，甚至不惜牺牲王位与性命，这跟那个为自保而抛弃杨玉环的唐玄宗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查看那些历史典籍，史官们罗列的幽王罪状，比如废立王后和太子，重用奸人虢石父等等，没有一项是站得住脚的。周幽王不是暴君，也从未滥杀无辜，他的唯一弱点就是过于天真，像人格尚未成熟的孩子，对宫廷权谋毫无兴趣，热衷于玩烽火游戏，同时对他所挚爱的女人忠贞不渝。但在一个礼教昌盛的国度，他却为此蒙受了长达数千年的羞辱。 “妹喜－妲己－褒姒”的忧郁症三部曲，和“夏桀－殷纣－周幽”的精神医师三部曲，形成了奇妙的对偶关系。这些末代君主都企图充当治疗者，却暴露了自身严重的精神疾病。其中夏桀是一个怯懦而弱智的武夫，殷纣是十恶不赦的暴君，而周幽王则是一个耽于儿童期的小孩，但他们彼此不同的影像，却总是被史学家被混为一谈，简单地纳入了末代暴君的漫画式图谱里。 经典史学家的另一个低级错误，就是诱导民众相信女人是引发三个帝国崩溃的主因。我已经注意到，近年来，一些历史学作者开始为“三大女妖”平反，但似乎很少有人看到，在那些坏国王的行列中，同样站立着话语审判大刀下的冤鬼。周幽王是这方面的范例，他的个案显示政治胜利者之“正义阐释”的高度可疑。 原载《神话》，东方出版社，2016

诗人之死 诗人之死，早已成为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而最早的一次中国诗人殉难，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屈原。先秦人视死如归，确实是一个罕见的文化景象。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春秋战国时代那样，对死亡（自杀）保持着极度的轻蔑，仿佛只是一次短暂而炫目的反生命旅行。 几乎所有人都认定楚国诗人屈原死于一次绝望的自杀 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开始直到今日，所有的人都坚信屈原因政治忧愤而投江自沉的动人故事，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描述说，屈原在最后的日子里写下了遗嘱《怀沙》在发出“人生在世终须死啊，对自己的生命就不要太珍爱”的叹息之后，就怀抱着石头，投入汨罗江自杀而死。 其中的一个证据，是收录在《九章》组诗里的《渔父》一文。这是中国最早的纪实文学之一，其中载有屈原对渔父（隐士的化身）的动人对白。屈原披头散发地来到江边，在荒野草泽上边走边悲愤长吟，神色憔悴，形体瘦弱。他对陌生的渔夫说，我宁可跳进湘水，葬身渔腹，又怎么能让自身的皓然清白，去蒙上世俗的尘土呢？这一表白，似乎可以再度证明屈原怀有强大的自杀情结。但这篇《渔父》是典型的“他者叙事”：它只是一份旁观者的记录，而不是屈原的自我陈述，所以还是不够充分有力。 被用以证明屈原自杀的主要证据，其实就是他被放逐后所写的《怀沙》。诗人在诗中这样宣称：自杀的信念已然确定（“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那就是向江中忿然一跃，去拥抱（“怀”）江底的柔软泥沙（“沙”）。但《怀沙》也像是根据其自杀传说而炮制的伪作。《九章》的格局除了《橘颂》是四字诗经体外，都是工整的六字体（不包括语气词“兮”），唯有《怀沙》四、五、六字句相混，犹如一个民间艺人在对屈原展开精神仿写，却又完全不顾屈原本人的书写习惯，而且语词风格也与其它相异，所以有人怀疑它和《远游》、《卜居》和《渔父》之类，都不是屈原的手笔，却又被人精心编入《楚辞》，以此作为屈原自杀的明证。这种蹊跷的情形，反而引发了我们的注意。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的《楚辞》注本，其“严谨性”曾受到“疑古派”史学家顾颉刚的严重质疑，指责这对父子是历史造伪的大师。但他们蓄意篡改《楚辞》，费劲地伪造屈原自杀的史实，似乎缺乏强烈的动机。在我看来，伪造屈原“遗嘱”和“旁证”的人只能是屈原的同代人。为什么当时有人要伪造他的自杀遗书？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企图掩盖死亡的真相。这迫使我们发出下列追问：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屈原死亡的真相？ 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谋杀！ 诗人屈原的性取向之谜 在屈原生活的年代，许多人有杀他的动机和嫌疑，司马迁在《史记》里例举的就有对他厌烦的两位国王、奸臣上官大夫靳尚和令伊子兰，此外还有秦国大臣张仪等等。这些都是大权在握的人物，由他们组成了打击屈原的政治同盟。屈原虽然文华四射，才情孤高，却对官场潜规则一无所知，一味的恃才傲物，结果遭到政敌谗言，先是被楚怀王所嫌恶而罢官，既而又因满腹牢骚而开罪新王楚顷襄王，被流放到今天湖北汨罗江一带，成为一文不名的流浪者。但由于屈原已遭贬窜，除非有极其特殊的原因，他们没有必要再派刺客去追杀这个在仕途上已毫无希望的人。因此，在我看来，这个人的死，不过是一场秘密爱情的结果而已。 屈原在爱情方面的浪漫特性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诗篇都涉及了爱情，但他的性取向却遭到了后人的质疑。屈原喜爱穿奇装异服，成天弄顶高帽子（峨冠）戴在头上，衣袍上缠着长长的佩带（博带），还摘了许多鲜花和香草戴在身上，甚至屋里也到处装饰着气息芬芳的花草，这种沾花惹草的习性，实在与常人大相径庭；他还多愁善感，经常为自己的厄运而失声哭泣。所有这些“娘娘腔”都成为猜疑的理由，他因而被指陈为同性恋者，甚至有人称他与年轻诗人宋玉关系暧昧，如此等等。 但仅仅从行为方式上就断言屈原是一位高风亮节的“同志”，其学术理由似乎并不充分。要真正弄清这个历史疑团，还需对屈原的诗歌文本《九歌》加以解析。楚辞界坚持把《九歌》当作国家祭祀仪典的解说词，这虽然不无道理，但像屈原这样的隐喻大师，喜欢在所有的诗赋里都注入大量象征，若不利用这种祭祀传统来寄托他的私密情感，反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不妨把《九歌》里的九神，视为屈原的九个情感对象，他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用女神作为代号，如“少司命”、“云中君”、“山鬼”和“湘夫人”，另一类则以男神“东皇太一”、“大司命”、“河伯”和“湘君”为代码。对这些神祗的颂扬，除了是在履行祭祀的使命，似乎还在暗示作者拥有对异性和同性的双重情感。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所谓双性恋的某种证据。但无论如何，从其对“湘夫人”一往情深的赞美来看，屈原保持了对异性的深切关注。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究竟谁才是屈原的挚爱 湘夫人显然是楚怀王侍妾的隐喻 湘君和湘夫人的原型，也许就是尧帝的两个女儿（舜帝的宠妃）娥皇和女英，她们在战国时代转型成了一对神祗夫妇，主管着楚国境内最大的河流――湘水。民间祭祀仪式的核心，就是由坊间民众扮演这对夫妻，人神之间互相表达深切的爱慕，由此寄托民间男女的私密情爱。屈原遵循了传统祭典的语法，利用这一公共平台，公开唱出自己的爱情心声。 代号“湘夫人”的女子，在屈原的众多情人中拥有最显赫的地位，因为屈原托身于她的对偶神“湘君”，大胆狂热地表达了自己的无限眷爱。《湘夫人》一诗，写得感天动地，犹如一个苦苦单恋的少年，成为整个《九歌》中耗费笔墨最多，情感最炽烈的诗篇。这首诗给我们留下了三个方面的强烈印象：第一，此女美貌惊人，犹如天仙；第二，她拥有比屈原更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尽管屈原假扮大神湘君，却总是无意识地流露出自己被“帝子”召见的卑微地位）；第三，她因种种限制无法与屈原公开见面，而只能在荒郊野地与之秘密幽会，全诗经历了期待、焦虑、悔恨和无限失望的情绪曲线。在当时的楚国，符合这三项条件的女人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其实这可以从《湘夫人》的标题中赫然读出：“湘”就是楚国，“夫人”就是楚王之妻妾。 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秦国使臣张仪因为欺骗了楚怀王而将被杀，他以重金贿赂楚怀王的宠臣靳尚和爱妃郑袖，得以逃生。郭沫若以此为由，在其历史剧《屈原》中大肆渲染，把郑袖变成了政治小丑和屈原的死敌，这种胡乱敷衍的故事，竟成为现代人判断屈郑关系的依据，实在是严重的混淆视听之举。 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这场狂热的爱情究竟是真实的偷情，抑或只是屈原自己一厢情愿的单恋，但有一点可以推断，屈原对其宠妃的暗恋，可能被政敌在添油加醋之后报告了楚怀王，导致他在政治异见者的名义下遭到放逐。尽管屈原拥有强大的帝王血统（他在《离骚》冢说自己是上古大帝高阳氏的后代），仍然不能避免这一祸端。十几年后，楚怀王驾崩，其子倾襄王即位，楚国政治格局再次发生激烈改组。为防止有帝王血统的屈原因与郑袖的暧昧关系而卷土重来，其政敌派出了武功高强的杀手，以期彻底消灭这个流亡者的肉体，从而演出了一幕残酷的喋血悲剧。 置身于谋杀屈原的现场 不妨让我们来约略设想一下谋杀屈原的激烈场景吧。刺客在汨罗江上乘舟追杀，而屈原则乘坐另一小舟夺路而逃，其场面惊心动魄，令人难忘。但这场水上生死角逐，最终以屈原的不幸落网而告终。御用冷血杀手把他装进麻袋，在捆紧了之后投入江心。随后，政客们伪造了屈原自杀的遗书《怀沙》，并且利用史官四处散布屈原与郑袖不和的谣言。一代文人英豪就此离奇地香销玉殒。 《雍正十二月行乐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人民目击了这场卑鄙的谋杀。他们渴望说出真相，但却畏惧权势。他们最终选择了一场象征的戏剧。这就是现下流行民俗的起源：在屈原被谋杀的那个日子和那个现场举行哀悼屈原的祭礼，他们机智地用赛龙舟来隐喻当时激烈的追杀场面，用包粽子来隐喻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惨事变。其中，米饭象征他的肉体，粽叶（竹叶）象征装他的麻袋，粽丝象征捆扎他的绳索，而把粽子投入水中，则象征着屈原遭人溺毙的真相。而由于时间的流失，这些出现在屈原纪念大会上的隐喻，最终成为费解的谜语。至此，历史被收藏和掩蔽在了壮丽的风俗的背后。 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在屈原被杀现场附近的汨罗山上，仅仅方圆两公里范围内，竟然史无前例地出现了十二座坟冢，大多高为五米，底部直径为八米，四周环植苍松扁柏，墓前都树立刻有“故楚三闾大夫之墓”字样的石碑，但究竟哪一座是真的，世人实在无法辨别，这就是所谓屈原十二疑冢。有人认为其中必有一座是真的，而其它则都是克隆之物。 民间传说称，此举是为了防人偷盗墓中珍宝，又说为了阻止秦军掘墓复仇，其理由听起来都相当牵强。在我看来，只有一种解释可以自圆其说，那就是要防止谋杀屈原的政敌前来掘坟毁尸。在发明了粽子龙舟仪式以传播真相的同时，民众还要精心制造伪墓来保存从水里打捞起的诗人遗骸。这是何等诡异和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它再度向我们证实了楚国政治的险恶以及人民的抗争智慧。 数百年之后，汉朝的着名文学家贾谊被汉文帝从京城贬到长沙为官，在渡过湘水的时候，写下了一篇辞赋来凭吊屈原，托古寄怀，借此发出悲愤的叹息：“曾听说屈原是自沉汨罗江而永逝，如今我来到湘江之畔，哀悼先生的英灵。只因遭遇乱世，才逼得您自杀而丧失生命。这一切是多么的令人悲伤！”贾谊的盲目抒情，无疑直接影响了司马迁的历史判断，以致他对屈原自杀说坚信不疑，而后者的自杀叙事，也就成了中国史上最权威的阐释文本。 端午节的夏代起源 五月初五的端午日，除了与屈原之死有关，也是遭受迫害的另一楚国英雄伍子胥的纪念日。当年吴王夫差罔顾辅臣伍子胥谏言，反而听信奸臣挑唆，赐其自杀，并于五月五日将尸体投入江中，由此成为民众在这天必须追思的第一冤魂。 东汉年间，十四岁的曹娥小姐因父亲溺江而亡，沿江哭寻，因不见尸首而投江自尽，父女俩的尸体在五月初五那天浮起，为避风化嫌疑，曹娥的两手竟从背后抱住父尸，其感人事迹也随之被乡民所怀念。 明朝以后，端午日又跟白蛇传说扯到了一起，因为就在端午当日，白素贞小姐饮用雄黄酒，险些露出蛇妖的本相，因此民众起而仿效，指望能起到除妖去邪的功用。 一个节日同时有具备纪念诗人、忠臣、孝女和辟邪驱魔的多重语义，实在是十分罕见的事情。 为了弄清什么是端午的最高母题，我们不得不对这个节日的起源作简明的阐释。 端午日就是五月初五，它意谓着夏季（午月）的开端，由于隐含两个“五”字，所以一些地方又称为“重午（五）”，多出现于夏至前后。那天，炎热的夏季已经逼近，各种鬼魂、蛇虫和瘟疫开始欢乐总动员，古人形容它“五毒尽出”，眼见得不是个吉祥的日子。 端午节是鬼节，中国民间在这天以香囊盛放艾草和菖蒲之类的香草，用于驱赶邪灵 端午就是最古老的亡灵纪念日，世人要在这天悼念那些不安的鬼魂，祈求它们离去。但这一“鬼日”却因佛教传入而发生位移，被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替代。端午的原始功能，在岁月的侵蚀中变得暧昧不清，只有在门上悬挂菖蒲、艾草、石榴和胡蒜等的祛邪风俗，还约略暗示着它与鬼魂的关联。菖蒲叶片状如宝剑，方士们称其为“水剑”，后又引伸为“蒲剑”，据说可斩各种妖魔鬼怪。一方面小心翼翼地劝慰冤死的亡灵，一方面又大张旗鼓地驱除恶鬼，这种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法，构成了端午习俗的真正母题。 在我看来，一月一日（春节）、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七月七日（七夕）、九月九日（重阳）和十一月十一日（冬节），这六大节日，正是夏历所设定的主要节日谱系，其共同特点是日与月的序数重合，显示古人在历法游戏上的幽默品格。除了十一月十一日的节日含义已经散失，其它至今仍在或轻或重地发挥功能。夏历相传由夏朝启用，第二次在春秋战国被部分国家应用，第三次由汉武帝重启，一直沿用至今。这就是夏历的三度兴起。端午节的习俗，无疑始于夏朝，又在战国时代被楚人所用，其源头远在屈原和伍子胥之先。这两位楚国忠臣的死期，若不是碰巧刚好撞上端午日，就是被当地百姓蓄意改造，以期与鬼节融为一体，成为祭祀追穰的对象。至此，端午节的起源之谜已经昭然若揭。 原载《神话》，东方出版社，2016

谁给“河鼓二”与“织女一”拉郎配 在中国古天文学体系中，织女星位于天河北端，本名叫做“织女一”，与另外两星一起，主管瓜果、丝帛和珠宝等家庭用品，而牛郎星(牵牛星)的正式名字叫“河鼓二”，与另外两星共同主管桥梁关隘等土木工程，两者间的距离多达16光年，本来没有任何瓜葛。但早在孔子们活跃的春秋时代，《诗经·小雅》收录了一首名叫《大东》的诗歌，描述牵牛星和织女星的情形，望文生义地把它们硬扯到了一起。天文学被迫接受了来自诗人的文化改造。 牛郎星和织女星在天体图中的位置 汉代《古诗十九首》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挥，以拟人化手法咏叹说：那遥远的牵牛星啊，那明亮的织女啊，女人的纤纤玉手摆弄着机杼，到天黑都织不成图案，眼泪像雨点一样落下。银河看起来清澈而又平浅，彼此的真正距离又究竟会有多少？满满的一泓河水相隔，双方只能无语凝视而已。这起初只是文人的无病呻吟，不料却在此后两千年多里引发巨大的话语回响，成为最着名的四大民间传说之一。 南朝的文人率先加入了这场关于牛郎织女的历史性合唱。在梁殷芸的《小说》里，作者宣称天河东岸的织女，是天帝的女儿，一年到头忙于编织云锦和天衣，弄得衣冠不整，容颜憔悴。天帝怜惜她还是单身，准许她嫁给河西的牵牛郎。这虽是一件好事，不料天国的纺织业就此遭到了沉重打击。天帝为此非常后悔，下令织女返回河东，只允许他们每年相会一次而已。这篇小说奠定了传说的叙事构架。 牛郎与织女的故事，毕竟只是天神之间的恩恩怨怨，与人间情怀尚有不小的距离。所以在东晋开始，便出现了另一种差异甚大的“双胞胎”版本，它的关键之处，就是把天上的牵牛星弄到凡间，变成了地球上的农夫董永，然后以他为诱饵，再把高高在上的织女拉下了天庭。这是一场革命性的政变，它修正了牛郎织女故事的严重缺憾，令其散发出明亮的尘世光辉。 这个新版仙女故事，被记录在晋代干宝的《搜神记》里，并且成为东汉画像砖的广泛题材。它描述汉时有个名叫的董永的农夫，从小性情孤僻，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死后，竟没有可以殡葬的资金，只能卖身为奴，换钱来操办丧事。主人知道他的孝顺，拿了许多钱给他，放他回家守孝。董永在老爸的墓前待了三年，又要重返主人家报恩，路上遇见一个神秘女子，自称愿当他的妻子，于是两人就结为夫妇，一起去见他的主人。这个路上捡来的老婆，居然在十天内为主人织出了一百匹上等布帛。离开时她才对一头雾水的董永说出了真相：她是天上的织女，只因他的大孝感动了天帝，所以派她来帮他偿还债务。说完就凌空飞走了，不知去向 （注：《搜神记卷一》：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疋。”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而去，不知所在） 牛郎织女和董永七仙女大闹双胞 明代青阳腔《织锦记》就此往前继续推进，它所描写的董永，已经具体到润州府丹阳县董槐村人氏。太白金星将其孝顺事迹上报天庭，天帝发现织女七姑与董永本有良缘，就下令她降落凡尘百日，帮董永偿还债务。七仙女等在槐树下，假装与董永邂逅相遇，以寡妇的名义向董永求婚，董永坚决拒绝，太白金星只好亲自化作老头，在一旁竭力怂恿，又起作法来，让槐树说话，为董永充当媒人，董永看出是天意，这才应允下来。 在傅华家，七仙女作了一场惊人表演，一夜间就织出十匹色泽美丽的锦缎，令主人大惊失色，走时还指点董永把龙凤锦献给朝廷，这才诀别而去。董永依计行事，被皇帝封为“进宝状元”。游街庆贺的时候，仙女再度出现，把一个男婴交给董永，随后又扬长而去。 董永和七仙女的耕织场景，是中国农夫的最高梦想 董永给这个天地交配的“杂种”取名为董仲舒，如此云云。其实董仲舒是西汉人氏，而董永是东汉人氏，两人风马牛不相及。让儒学家董仲舒扮演董永的儿子，无非是要让这场“天地配”的成果看起来更加硕大美好。 这则故事后来经过历代戏班的打磨，细节逐渐丰满，而悲剧色彩也变得日益浓烈起来。黄梅戏经典剧目《天仙配》，描述玉帝之第七女同情董永的身世，偷着下凡结亲。百日之后，玉帝派兵威逼七仙女返回天庭，就此拆散了这对天地间的美满姻缘。 但牛郎织女故事并未因为董永和七仙女闹出了“双胞”而偃旗息鼓,而是兼并了对方的精华,变得愈发凄楚委婉和曲折动人。它叙述玉帝的孙女织女时常在工作之余到银河洗澡，而牛郎是凡间的贫苦农夫，在老牛的指点下，乘其洗澡之际窃取了天衣，令织女无法离去，这样两人就结为夫妻，生下一对儿女，男耕女织，幸福美满。玉帝发现之后，勃然大怒，派天神捉回织女。 军队的出现，使权力对情欲的干涉变得惊心动魄起来。牛郎追上了天堂，王母拔金簪作法，形成波涛滚滚的天河，牛郎织女隔岸相望，只能以泪洗面。玉帝为其悲情所动，准许他们每年在鹊桥上相见一次。一幕民间悲剧推演到这步田地，在叙事的元素和结构上，似乎已是功德圆满，无懈可击。 希腊美女“七仙女”的跨国婚恋 下凡人间跟董永相好的那位天女，最初只是自称“仙女”，也许直到明代才被换成“七仙女”。没有人注意到这其间的微妙差别，也没有人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但事实上她们却是全然不同的两个人物，其身世背景也大相径庭。要弄清这个疑团，必须从对七夕（七月七日）的解读入手。 七夕的第一个主题，就是牛郎和织女的年度约会。这是中国女子万人仰望的时刻，她们在这天制作面食干粮、晾晒衣物与经书，再摆下瓜果酒席，祈求织女保佑家庭平安；这种“家政节”以后又进一步由演变为“纺织节”，女人们以“乞巧”（向织女乞求绣花纺织的技艺）的名义寻求刺绣图案的灵感。无论如何，七夕都是与男人无关的“妇女节”,它仅仅用以帮助女人建立理家的传统信念。 七夕那天的第二个重要主题，是儿童守护神“七星娘娘”（又称七星妈、七星夫人、七娘夫人和七娘妈）的纪念诞辰。在七星庙里，她们被塑造成七位端庄温柔的妇女。闽南和台湾旧俗要求父母在这一“母亲节”里携带年满16岁的男孩前往七娘庙，用祭品酬谢女神的庇护。据说，为进一步解决终身大事，七夕过后，七星娘娘还把未婚的成年男女制成名册，送交月下老人处置。这个七星娘娘不是别人，就是西方天文学里的“七姐妹星团”，正是她们的介入，令董永案变得扑朔迷离。 香港七聖仙娘古廟，就连供奉者都不太清楚这七位女神的真实来历 以希腊神话中的“七姐妹”命名的星团，在中国叫做昴星团，是一组属于金牛座的蓝色恒星，其中的七颗组成了一个长柄的华丽勺子，在七夕时分变得异常明亮，它是古代最重要的天象之一。由于七夕前后是农作物结籽生果的季节，所以希腊神话突出了其母爱的伟大特性，传到中国之后，她们合乎逻辑地演化为本土儿童的保护神。 “七姐妹”在希腊神话中被称为“普勒阿得斯”，是擎天大力神阿特拉斯的女儿，其中第七个女儿叫做墨罗佩，她的前夫，就是那个不停地推着石头上山的倒楣蛋西绪福斯。她的六位姐姐都嫁给了天神，只有她跟了一个有争议的凡人，据说她为此深感羞耻，用纱巾蒙上自己的脸庞，所以亮度最弱，肉眼很难看清她在星空上的美丽容颜。 这位以害羞而名垂青史的墨罗佩，其实就是“七仙女”的原型，她嫁给凡人的事迹，跟织女嫁给牛郎的事迹相似，结果在传入中国时被世人弄混，成了玉帝的第七个女儿，继而被移花接木，替代“仙女”下凡，当上农夫董永的外籍妻子。这场出乎意料的变动提升了董永的爱情意义，因为它不仅是超越天地界限的生死之恋，而且还是一场移风易俗的跨国婚姻。但也许正是文化隔阂而非天帝或王母的意志，注定了他们生离死别的悲伤命运。 作为情欲使者的喜鹊仙女 在“七夕”那天扮演重要角色的，除了牛郎织女和七姐妹外，还有一种中国乡村常见的鸟类，那就是喜鹊。这种鸟外形平庸，色泽黑白或发灰，除了饶舌和生有一副活泼的长尾，并没有太多的观赏价值，却出乎意料地成为中国人的福音鸟，专门在清晨或黄昏报送各种世俗喜讯，饱受人类的宠爱，不仅如此，它的团队还要奉命在七夕架成跨越天河的大桥，让织女的轻盈身躯在其上通过，以成就一对超级恋人的好事。在中国神话谱系中，还没有任何一种禽类，扮演过如此奇怪的集体主义角色。 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看，七夕前后是喜鹊换羽的时刻，粗硬的春羽大量脱落，而柔软细密的冬羽尚未长成，它的身体抵抗力和活动能力都大幅下降，只能终日躲在巢穴里，令人难见其踪影。搭鹊桥的传说，大约是被用来解释喜鹊失踪之谜的。宋代罗愿的笔记《尔雅翼》还进一步发挥说，喜鹊的脑门子之所以在七夕前后上无毛，是因为搭成桥梁后被织女的纤足踩过，羽毛随之脱落，如此而已。这样的解释，其实是牵强附会，令人难以置信，只能使喜鹊的面目变得更加疑窦丛生。 鹊桥相会的动人场景 只有一部名叫《说郛》的唐人笔记，向我们透露了其中的部分真相，它描述有个名叫袁伯文的文人，当年投宿于高唐地区的山里人家，夜里梦见一位美女前来跟他干风月之事，还自称是位“神女”。黎明时分，袁伯文要挽留对方，她说第二天要为织女造桥，不能违抗命令。伯文从梦中惊醒，发现天色已亮，打开窗户，看见一群喜鹊向东飞去，另有一只体形较小的喜鹊，从自己的窗里翩然飞走。 袁伯文所投宿的高唐，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当年楚怀王曾到那里游玩，因为疲惫而沉沉入睡，梦见一个女人自称是巫山之女，听说怀王前来游玩，愿意与之同枕共眠。楚怀王喜出望外，与之携手共赴鱼水之欢。后来宋玉陪其子楚顷襄王再游高唐，还留下了一首《高唐赋》，以当地的奇诡云雨为隐喻，大肆颂扬那个神秘的情色场所。《说郛》中收集的故事，无非是上述楚怀王游记的翻版，但它却揭露了喜鹊所拥有的性爱语义：它们是女性情欲的化身，因而有资格成为牛郎织女幽会的桥梁。 织女的红杏出了墙 尽管牛郎织女故事还有不少难解之谜，但其中最为诡异的，当属织女的婚外情故事。这位伟大的纺织女神，跟丈夫只有每年一度的约会，寂寞难捱，如饥似渴，终于忍无可忍，上演了一出红杏出墙的喜剧。 据《太平广记》引《灵怪集》的记载称，从前有位太原青年叫做郭翰，仲夏之夜睡在花园里，突然有清风拌着香气袭来，只见天上一个美丽少女，服饰华丽，性感逼人，带着两位侍女冉冉下降，对郭翰笑道：“我是天上的织女，很久没有伴侣了，七夕的佳期又太过遥远，天帝允许我下凡人间。仰慕你的人品，希望能把自己托付于你。”于是双双“携手升堂，解衣共卧”，直到天明才告辞离去。自此以后，每个晚上都来光临郭翰的寒舍，除了共赴巫山，还传授占星之术，双方的恋情日益深厚。 织女和郭翰的偷情传言颠覆了民间传说里的爱情神话 在那些秘密约会的日子里，最引人入胜的还不是郭翰和织女的云雨之情，而是双方关于婚外恋的耐人寻味的对话。有一次，郭翰不无戏谑地探问织女说，牛郎究竟在什么地方？你又怎么敢独自下凡？”织女的回答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她宣称这类男女阴阳之事，与牛郎无关，更何况银河相隔，根本就不会知道。即使被他知道了，也不足为虑。似乎对处理这样的事务胸有成竹。这使她看起来不像是个作风严谨的女神，倒像是一个力主性放纵的当代嬉皮。 到了七夕临近的时分，织女忽然失踪了好几天，当她再次上门时，郭翰不禁满含醋意，问她跟牛郎见面是否很开心。织女苦笑道：天上那里比得上人间快乐？只是命运如此，没有其它的原因，你千万不要多虑。郭翰又问她为何姗姗来迟，织女解释说，天上一夜，相当于人间五天而已。 这样的美妙日子又过了一年。织女突然容颜凄凉，满脸流泪，牵着郭翰的手，要跟他道别，说是天命难违。两人通宵痛哭，互相抚抱着在晨曦中永诀。第二年双方还互通了辞情凄凉的情书，但此后就再也没有音讯往来。那年，官方占星家宣布了织女星暗淡无光的坏消息，想必是她思念人间过度所致。根据中国占星学家的阐释，织女星发暗，预示着国事的危机。 但我们所了解的危机却首先是属于郭翰的。自从经历过跟织女的刻骨铭心之爱，他对一切凡间佳丽丧失了兴趣。后来他被迫娶了姓程的女士为妻，但情感不合，也没有生育后代。虽然官至正三品的副御史的级别，却没有丝毫的幸福快乐可言，终于在漫长的思念中默默死去。他留给我们的唯一遗产，也许就是关于那场秘密恋情的回忆，它像织女星那样，照亮过一个孤寂老人的春梦。 （注：《太平广记第六十八·女仙十三》引《灵怪集》云：太原郭翰，少简贵，有清标。姿度美秀，善谈论，工草隶。早孤独处，当盛暑，乘月卧庭中。时有清风，稍闻香气渐浓。翰甚怪之，仰视空中，见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艳绝代，光彩溢目，衣玄绡之衣，曳霜罗之帔，戴翠翘凤凰之冠，蹑琼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荡心神。翰整衣巾，下床拜谒曰：“不意尊灵迥降，愿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织女也。久无主对，而佳期阻旷，幽态盈怀。上帝赐命游人间，仰慕清风，愿托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为敕侍婢净扫室中，张霜雾丹縠之帏，施水晶玉华之簟，转会风之扇，宛若清秋。乃携手登堂，解衣共卧。其衬体轻红绡衣，似小香囊，气盈一室。有同心龙脑之枕，覆双缕鸳文之衾。柔肌腻体，深情密态，妍艳无匹。欲晓辞去，面粉如故。为试拭之，乃本质也。翰送出户，凌云而去。自后夜夜皆来，情好转切。翰戏之曰：“牵郎何在？那敢独行？”对曰：“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河汉隔绝，无可复知；纵复知之；不足为虑。”因抚翰心前曰：“世人不明瞻瞩耳。”翰又曰：“卿已托灵辰象，辰象之门，可得闻乎？”对曰：“人间观之，只见是星，其中自有宫室居处，群仙皆游观焉。万物之精，各有象在天，成形在地。下人之变，必形于上也。吾今观之，皆了了自识。”因为翰指列宿分位，尽详纪度。时人不悟者，翰遂洞知之。后将至七夕，忽不复来，经数夕方至。翰问曰：“相见乐乎？”笑而对曰：“天上那比人间？正以感运当尔，非有他故也，君无相忌。”问曰：“卿来何迟？”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为翰致天厨，悉非世物。徐视其衣，并无缝。翰问之，谓翰曰：“天衣本非针线为也。”每去，辄以衣服自随。经一年，忽于一夕，颜色凄恻，涕流交下，执翰手曰：“帝命有程，便可永诀。”遂呜咽不自胜。翰惊惋曰：“尚余几日在？”对曰：“只今夕耳。”遂悲泣，彻晓不眠。及旦，抚抱为别，以七宝碗一留赠，言明年某日，当有书相问。翰答以玉环一双，便履空而去，回顾招手，良久方灭。翰思之成疾，未尝暂忘。明年至期，果使前者侍女。将书函致。翰遂开封，以青缣为纸，铅丹为字，言词清丽，情念重叠。书末有诗二首，诗曰：“河汉虽云阔，三秋尚有期。情人终已矣，良会更何时？”又曰：“朱阁临清汉，琼宫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断人肠。”翰以香笺答书，意甚慊切。并有酬赠诗二首，诗曰：“人世将天上，由来不可期。谁知一”自此而绝。是年，太史奏织女星无光。翰思不已，凡人间丽色，不复措意。复以继嗣，大义须婚，强娶程氏女，所不称意，复以无嗣，遂成反目。翰后官至侍御史而卒。） 原载《神话》，东方出版社，2016

人蛇之间的爱与仇 出现于杭州西湖附近的神异传说，完全是湖岸文化的特产。庞大而温情脉脉的湖泊就是民间话语的摇篮，从中诞生了大量神怪和浪漫故事。当地从前一直传有关于“三怪”的传说：金沙滩的三足蟾、流福沟的大鳖和雷峰塔的白蛇。这些两栖爬虫类精怪，构成了西湖文化的悠远母题。据说到了明代中期，三足蟾被方士所捕获，大鳖则被渔家钓起，消失在民族记忆的黑暗地带，只有白蛇被牢牢镇压于雷峰塔下，成了永世流传的爱情悲剧。 根据白蛇传说制作的动漫电影《白蛇缘起》 龙蛇与人的密切关系由来已久。四库全书辑录《霏雪录》记载，当年一位山东民间的女人，手臂上生有一物，隐在皮肤下面，形状弯弯曲曲的有如蛟龙。女人为此喜欢把手臂浸在水里。一天雷电交加，女人向窗外伸出手臂，果然有一条小龙从手臂上飞出，穿云而去。另一则故事说有一个裁缝坐在屋里，忽然听到墙壁里悉窣作响，从裂缝里钻出一条小蛇，一边钻一边变大，不一会儿风雨来临，小蛇便化成龙飞走了。人与这些无害的龙蛇，不仅相安无事，而且还成为孕生它们的寄主。这种人与自然界的亲密关系，实在是值得我们大加讴歌的。 但在所有爬虫类精灵中，只有大白蛇与人的关系比较紧张，充满了原罪式的恐怖。正如旧约说描述的那样，蛇是欲望诱惑的象征，它在伊甸园里诱惑了夏娃去偷吃“知善恶果”，此举令他们懂得了性爱，从而结为夫妻，生育后代，并导致了人类的大规模繁殖。犹太人的理念和中国人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是亚细亚文化圈的共同骇怕。 白蛇和青鱼都是女人情欲的象征，它们柔软、潮湿、滑腻、善于变化，神秘莫测，是水里的妖精，同时也是男人身体的死敌。它的危险性可以由《说渊·白蛇记》加以证实。公元807年，唐代官员、陇西盐铁使李逊的儿子李【王广】（“旷”字换成王旁），因工作调动而在长安旅游，于集市上遇见一辆牛车，其上有位绝色女子，李公子情不自抑，借口做生意，尾随到她的府邸，双方一拍即合。李公子在女家盘桓三日，享尽了风流之福，这才动身告辞，回到家后，只觉得头晕目眩，身子沉重，就上床休息，妻子和兄弟前来询问，只见他嘴上还在说话，被子下的身形却渐渐消尽，揭开被子来看，里面竟然空空如也，仅剩下一滩水和一个头颅而已。全家大惊失色，找来仆人查问，随即赶到女人府邸，唯见一座空园和一棵皂荚树。附近邻居说，这里哪有什么人家，平时只有一条大白蛇盘桓树下，仅此而已。这个故事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言之凿凿，实在令人不敢不信。 吸精的蛇妖：亚细亚的集体恐惧 西方人恐惧吸血，而东方人则惧怕吸精，所以西方盛行吸血鬼故事，并且至今还是电影和小说的流行题材，而东方则盛行有关蛇妖和狐狸精的传说。两者虽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恐惧的重点，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在中国人看来，精液（精气）是身体的最高精华，它对生命的意义大大超越了血液。这种理念早在先秦时代就已深入人心，成为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共同立场。 蛇妖是中国男人最危险的诱惑之一 白蛇杀人的离奇案件，历史上并非只有一宗，但当时的警察制度和侦察技术，都无法对此做出准确的研判。李姓公子身体在与白蛇做爱之后化水，不过是暗喻着性对男人的巨大杀伤力。该名男子丧命的主要原因，就是白蛇的不良盗精行为，它淘空了男人的本质，使之片刻间化为乌有。这是令人惊骇的谋杀事件，它请求人对放纵的性事和来历不明的情欲，永远保持最高的戒惕。 这个来自唐代的传奇，可能就是“白蛇传”故事的源头。宋室南迁临安以后，中原的蛇妖传奇也随之南下。移民生活与当地湖光山色接轨，敷衍出了更加蛊惑人心的传说。 明末出版的《清平山堂话本》，收录了有关白娘子的第二代传说――《西湖三怪记》。在这个话本里，白蛇精与另外一只乌鸡精和水獭精合作，挟持各色美男，在摄取他们的精液之后，就把他们活活杀死，生啖其心肝下酒。一个名叫奚宣赞（许宣的“前身”）的官家子弟，不幸两度落入白娘娘之手，每一次都是在性狂欢了半个月之后被炼成“药渣”，又都差一点被杀了取肝下酒，幸好有乌鸡精拦住，得以侥幸逃生。在故事的结尾，一个来自龙虎山的道士出手相救，用符咒召来天神，捉住了这三只怪物，用石塔镇压在湖畔，从而解脱了奚宣赞的噩梦。据说在明代还能看见那三座宝塔的诡异遗迹。但究竟是哪三怪，民间却有着各种截然不同的版本。 这个话本虽然没有摆脱白蛇吸精害人的模式，却开始渲染临安府的浪漫主义情调。文中耗费大量笔墨，描述西湖的美景，尤其是鲜花杨柳、如云的画船、烟云里的山水楼台，都被逐一记录在案。这已经超出了市井说书人的趣味，而更像是文人添油加醋的产物。它暗含着世人对越轨情欲的惧怕和期待。 蛇爱的不能承受之重 冯梦龙《警世通言》里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白蛇传的第三代产品，它的故事篇幅倍增，变得羽翼丰满、楚楚动人起来。令人奇怪的是，白蛇吸精的危险性逐渐削弱，而它的另外一面――爱情和美德，却上升到了不同寻常的高度。 临安（杭州）作为南宋最大的移民城市，云集着北方官员、他们的家眷、各国商贾与水手、外地应试考生等等。它于是南部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大港口之一，与泉州和广州成三足鼎立之势。移民不仅以北方方言改造了吴语，也引致了市民对陌生人的警觉的松弛。南宋朝廷忙于应付北方的战事，根本无暇顾及对国民的道德检查，宵禁制度也遭废弛，随着夜市的繁荣，夜生活变得生气勃勃。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临安那样，涌动着如此浪漫而自由的气息。 2001年发行邮票：许仙和白娘子在西湖断桥相遇，萌发出一场炽烈而危险的爱恋 断桥烟雨迷蒙，雷锋塔夕照如梦，西湖岸边游男如织，美女若云，脂粉的香气和浪漫情调一起弥漫，到处是高涨的情欲气息，而白蛇以白素贞的面貌出现了。她的姓氏和名字是纯洁、素净和贞操等诸多语义的叠加，由此充满了道德的完美性，而她一身缟白、守身如玉的美丽形象，也足以令男人心旌摇荡。 但许宣似乎也不是等闲之辈。他的名字原先叫“宣”，后来则故意改为“仙”，以暗示他有仙人般的性事能力。此外，他的职业是药铺经理，因而有大量国药作为坚强后盾，这些草药所散发出的浓烈气息，足以捍卫许宣的生命。由于这些特殊的文化背景，他的身份从出场起就已被设定――也许只有他能够承受来自蛇妖的狂热性爱。 在冯梦龙转述的故事中，江南的梅雨不期而至，构筑了爱情发生的缠绵场景。白娘子先是借故搭船，继而向许宣借伞，也就是要向一个她所中意的尘世男人寻求庇护。这是白蛇身份的剧烈转型――从一个阴险的戕害者转变成了人类的密友，进而成为真正的情人、妻子和骨肉。她以寡妇的身份主动袒露心迹，向许宣求婚，完全超越了习俗的限定。 所有上述这一切，都在都把我们引向一场美满的爱情喜剧。白娘子也是如此，她沉浸在自己对人类的一相情愿的爱情幻觉之中。她与其说是一个专门摄精的妖精，不如说是一名江湖女侠，一方面飞檐走壁，盗取国库财宝，一方面却向一个普通男人大胆奉献痴情。她放弃了蛇妖家族令男人精尽人亡的传统，指望跟许宣永结同心，成就百年姻眷。她历经波折，三次跟许宣同居，对生活的磨难毫无怨言。她事后在法海面前辩解说，尽管自己“春心荡漾”地爱上了许宣，却“不曾杀生害命”，这一诚实的道白，向我们揭示了美丽蛇妖的感人良知。 高僧法海的秘密情欲 然而，在一个庸人当道的社会里，白娘子的信念和游戏规则是完全无效的。她的隐秘身份――白蛇，就是她的最大罪恶，并由此引发了道德警察法海的不懈追捕。这个恪守佛法的朝纲卫士，应该说是南宋社会精英分子，拥有大批信众和宗教权力，却缺少女人陪伴，这无疑是一种难以启齿的缺憾。高僧的灵魂，无法摆脱色界的巨大诱惑，这才沦为一个暗藏妒心的男人，垂涎于白娘子的美貌，因不能得到而产生毁灭她的变态心理。这种情形，与《巴黎圣母院》中副主教克洛德·弗洛罗之嫉恨艾丝梅拉达，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妙。 法海和白素贞的暧昧关系，遭到了世人的怀疑 但法海虽然可恶，却终究没有诛杀白蛇，而是用一座小塔轻轻镇之。这似乎只是一种延时执行的手段，犹如今天的无期徒刑。法海是否还心存侥幸，指望日后有机会跟蛇妖修好，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仅仅知道，这种宝塔是阳具的化身，用塔身镇住白蛇，不过是一个象征性占有的仪式。法海就这样在意淫中实现了对白娘子的征服。 宝塔和阳具的关系，实在是宗教学的一个敏感话题。印度婆罗门教的大神湿婆，其创造力的最高象征，就是男性生殖器“林迦”。该教的寺庙里，就总是竖立着石刻圆柱“林迦”，它坐落在女性生殖器“约尼”上，彼此阴阳交合，构成了宇宙生命能量的伟大源泉，而它所倡导的生命教义，对以后的佛教产生了微妙影响，尤其成为密宗教义的重要部分。密宗的阴阳双修，就是要求男女教徒在瑜珈式性交中完成身体修持，达到彼岸的最后解脱。其中莲花是女阴和及其创造力的象征，金刚杵则是男根及其创造力的象征。 与此同时，“林迦”造型也被早期佛教建筑所吸纳，成为修造浮屠（宝塔）的样板。在阿育王时代，佛塔就从圆冢形向圆柱形过渡，逐渐成为寺庙的标志性建筑，标示着终极力量的勃起。传说中只有托塔天王李靖最爱玩弄他的袖珍宝塔，仿佛是一种公开的手淫。这位唐朝的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似乎对这种阳具型兵器情有独钟。佛教大面积东传之后，宝塔原有的性语义在传播中逐渐被人忘却，但它仍然是一种坚硬的存在，向我们暗示着男权的正确和伟大。 许宣才是伤害白娘子的真正元凶 在白蛇传故事中，许宣并非是一个无辜的情种。在我看来，他不过是平庸的世俗男人，性格怯懦，自私多疑，更无丝毫主见，完全被亲友、官府和寺庙的舆论所左右。不幸的监狱生涯，使他产生了对白娘子的强烈仇恨，但这种仇恨总是被情欲所化解，又总是被新的挫折所重新点燃。他是毫无原则的市侩，在仇恨和情欲之间不断摇摆，犹如一个可怜的精神分裂的病人。 许宣非但不是合格的爱情主角，反而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 不仅如此，在被怀疑为盗贼之后，许宣急切地向官府出卖了妻子的行踪，借此洗刷自己的罪名；而后，他又用法海的钵盂暗算毫无防备的爱妻，亲手将其逮捕；最后，当白娘子被压在塔下后，许宣唯恐塔身不够坚固，竟然还要剃度出家，用化缘来的资金，在原先的小塔之上再加造七层宝塔，令白娘子永世不得翻身。冯梦龙整理的话本明确表明，许宣才是陷害和镇压白娘子的真正主凶。 但就连白娘子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错爱”。作为蛇妖，她的悲剧就在于完全无法分辨男人的好坏，并且误把许宣这样的男人当作托付终生的伴侣。但不可思议的是，这种错误居然同样发生在人类身上。 在冯梦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之后所有的文本中，作者们都刻意回避许宣的那些丑行。白娘子和许仙的动人爱情，被各种戏曲样式所传唱，变得经久不衰。世人用口水对法海作了不公正的判决，把他变成头号替罪羊，并且敷衍出 “水漫金山”之类的故事，蓄意夸大他和白娘子的矛盾，甚至以“蟹和尚”之类的传说来嘲笑他的失败，却轻轻放过了真正的元凶许宣，让他继续扮演江南情圣的角色。这种为许仙开脱的可笑逻辑，显示了近代人的情感弱点：为了成就这场离奇的“人妖之恋”，他们不惜歪曲真相，由此造成了中国民间传说中最大的冤假错案。 但传说与历史素来有天壤之别。雷峰塔与许宣和法海其实毫无干系。五代的吴越王钱镠，为了庆贺妃子黄氏得子，于公元975年出资建造了这座宝塔。也有人说，钱王为了向宋王朝归顺才打造这座纪念性建筑，借此作为终结旧权力的和平标志。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民间盛传雷峰塔青砖有“辟邪”、“利蚕”和“宜男”等神奇功效，于是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盗砖运动，二十年后，也就是1924年9月，被拆得摇摇欲坠的雷峰塔终于倒塌，化为一片废墟。我们不知道白蛇和青鱼此后是否再度重返尘世，重新播撒情欲的种子，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又过了八十年光景，雷锋塔获得重建，而中国各地掀起了关于“身体写作”的炽热潮流。 原载《神话》，东方出版社，2016

梁祝故事的前因后果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足可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莉叶故事媲美。有人声称，它是中国古典悲剧的颠峰，最完美地表达了东方男女的纯洁忠贞的情感。这个立场就是数百年以来梁祝故事阐释的主流。 梁祝传奇始见于唐代的《十道志》和《宣室志》等，尽管文字比较简略，但五官眉目都已成型。而更为详尽地叙述其细枝末节的，当推清代俞樾《茶香室四钞》援引的《祝英台小传》，它这样告诉我们说，东晋时代有个女子祝英台，小名九娘，出身于浙江上虞富家，“生无兄弟，才貌双绝”，父母想要为她择偶，她却推辞说，女儿应当出外游学，去寻找真正的贤士。于是就改扮男妆，自称“九官”，云游江湖，路上遇到会稽（今绍兴）人氏梁山伯，惺惺相惜，于是一同到江苏宜兴善权山的碧藓岩下搭建书房，刻苦读书，同居同睡长达三年之久，而梁竟不知道祝是个女子。分手时，祝英台嘱咐梁山伯，要他务必在指定日子里来家里赴约，他会告知父母，把自己的妹妹“九娘”嫁他，这其实就是以身相许的秘密承诺。 年画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但梁山伯却因家贫自卑，不敢前往，拖过了约定的日期。于是祝英台父母就跟富豪马家订下女儿的婚事。后来梁山伯当了鄞县的县长，赴任时途经祝家，查询“九官”这个人，家僮回答说，家里只有“九娘”，并没有“九官”这个人。梁山伯这才惊悟，便以同学友情为由，恳求相见。英台以罗扇遮面，出来作了一揖，仅此而已。梁山伯追悔莫及，思念成疾，竟然不久就病死在任上。 《小传》进而描述说，第二年英台出嫁马家，下令水手绕道前往梁山伯的墓地凭吊。抵达时风涛大作。英台在山伯墓前失声痛哭，大地忽然裂开，英台坠入墓穴，外面仅留下她的衣裙，却也化作蝴蝶飞散而去。宰相谢安听说了这个故事，上奏朝廷，皇帝感念英台的忠贞情爱，封她为“义妇”。如今山上杜鹃花盛开的时候，常有大碟双飞不去，相传是两人的灵魂所化，所以世人称这种大蝶为祝英台。明代陈仁锡的《潜确类书》称，南齐建元二年，当地人在当年读书的老宅上建了“碧藓庵”，刻有“祝英台读书处”字样，来纪念这个不同凡响的女性。至此，梁祝悲剧变得情节曲折，委婉动人，已大致完成了其叙事结构的发育过程。 同性恋语法下的梁祝传奇 然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情感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并不是寻常的 “男欢女爱”。尽管祝英台爱上梁山伯，确乎是女人对男人的传统爱慕，无须大惊小怪，但梁山伯对祝英台的感情，却是大有蹊跷，很值得我们细加玩味。十五年前我就曾撰文，指认它是经过伪饰的同性恋范例，显示了中国同性恋文化和美学的基本特征，但这一长期流传于吴越乃至长江流域的悲剧，同时也是话语误读（或掩蔽）的一个范例。从被言说和传播起，直到在越剧中扩充与定型，“梁祝”一直遭到异性恋话语的阐释，以致它的真实语义被长期歪曲，并且以后还将被继续歪曲下去。 梁祝故事之所以遭到误读，乃是由于其主要角色是一对男女。消除这一语误的方式，就是运用同性恋语法对文本展开重读。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在“梁祝”文本的入口，伫立着梁山伯的英俊身影，他正形单影只地行走于访学的道路，这时，另一个出门访学的婀娜“男子”（由祝英台假扮）出现在他孤寂的视界里。这个陌路相逢的“男子”用“他”的秀丽、娇羞和温柔，点燃了梁山伯的情火，促使他以“友谊”的名义与之同行乃至结庐共居。他们同宿一室，朝夕相处，感情日益深厚，而梁则在等待一个感情出击的适当时机。 跟祝英台截然不同，梁山泊爱的是一个“英俊”的同志 祝英台化妆成男子后究竟是怎样的形象，这点可以从越剧《梁祝》中获得启示。由女演员扮演的祝英台，尽管一身文士装束，却依旧是眉黛含春，从骨头里散发出女人的妩媚。但不同寻常迹象在于，这种“娘娘腔”不但没有触发梁山伯的反感，反而令他对前者产生了一段非凡的“友情”。 祝英台并未意识到梁的“友情”中所隐含的特殊意味。她私下爱慕着梁，以为只要她还原为女妆，梁一定会加倍欣喜和娶她为妻。在分别之际，她含蓄地向梁山伯发出了隆重邀请，希望他能准时到家里迎聘她的妹妹（她本人的一个代码） “九娘”。这是一个旧时代女子向男人所发出的暧昧而动人的呼吁。 然而，梁山伯并并未如期赴约。他事后对人辩解说，因为家境贫寒，无钱置办聘礼和婚仪。这显然是一种推脱之辞。而更符合逻辑的推断是：他对娶一个女人没有任何兴趣。他仅仅喜爱哥哥“九官”而已。为避免“娶亲”造成的“麻烦”，他压抑下了与祝英台重逢的强烈渴望。他的计划是先拖过下聘礼的约期，使婚姻成为不可能，然后再登门造访，以了却对祝英台的无限思念。但这一举动严重打击了祝英台。她的父母不容许女儿继续为一个贫穷弟子耗费青春，决定将其许配给富豪马家。祝英台找不到任何理由推诿，只能应允这种父母之命。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双双“觉醒” 此后的事件发展变得越来越富于戏剧性。当梁山伯在赴宁波当官途中专门前往探视祝英台时，家童声称府上只有“九娘”而没有“九官”，这使梁猛然意识到他犯了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爱上了一个真正的女子。震惊之余，他要求亲眼见一下祝，以证实家僮的说法。祝英台用罗扇遮着脸腮，出来向他袅袅作了一揖。梁又惊又怒，以为受了莫大的欺骗——这个女人，竟然伪装成男子欺骗他，把他置为感情的掌上玩物！这再度证实了世上女人的险恶。然而，祝的妩媚形象却继续纠缠和折磨着梁，使之无法从往事的甜蜜追忆和残酷现实中摆脱出来。尽管担任县令符合他大济苍生的理想，但致命的精神楚痛，最终竟把他推向了病魔、伤痛和死亡。 惊悉梁山伯病逝的噩耗，祝英台最初的反应是难以言喻的悲伤和悔恨。她把梁见到她“真身”时又惊又怒的情形，当作梁热恋和追悔的证据。她后悔当初未能及时揭破自己的性别，以致对他心灵造成了无可挽救的致命打击。但这时一些有关梁山伯同性恋的风闻可能已经断续传来。她半信半疑，亦悲亦恼，心情复杂地踏上了出嫁的道路。 化蝶传闻是一个蓄意编造的谎言？ 为证实民间的传言，她下令船夫专门绕道清道山，并以风浪太大为由停船靠岸，然后只身前去祭扫梁墓。从这时到她“自杀”为止，其间一定发生了一些难以启齿的事情，使她最终了解到梁山伯对她的感情的真正实质。她意识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欺骗和羞辱：她对梁山泊的爱情，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游戏而已。 在梁祝事件的结尾，祝英台肯定是以“失踪”方式离开我们的。她绝望地留下自己的“绣裙”，并再度改换男装，向一个我们无法知晓的地点逃亡，从此隐名埋姓，下落不明。 为了对祝英台的失踪找到一种合理解释，作为地方富豪的马家可谓费尽了心思。他们编造大地（墓室）裂开，祝台跌入殉葬的情节，以瞒天过海，欺骗世人。就连国家官员和皇帝都对此深信不疑。在真假奇迹相混的东晋时代，人们可以轻信一切奇怪的事情。我不想对此有所物议。我所惊讶只是，尽管这宗案件破绽百出，但经过近千年的探询和阐释，却至今都没有人对此提出必要的异议。 “蝶恋花”还是“蝶恋蝶” 在梁祝悲剧的结尾，出现了双飞不散的大蝶。据冯梦龙《情史》记载，祝英台死后，她的家人在墓前焚毁她遗留的衣物，那些衣服竟在火焰里化成了蝴蝶。当地人称黄蝶为梁山伯，黑蝶为祝英台。这再度向我们显示了“梁祝”故事的同性恋语义。 庄子梦蝶，是关于人的物化的一个哲学寓言 《岭南异物志》记载说，南海有一种巨型蝴蝶，形状大如船帆，除去翅膀和脚足，还有八十斤重，味道极其鲜美。这种超级肉蝶如今早已销声匿迹，而人们所看见的蝴蝶，只是纤弱而美丽的鳞翅目昆虫而已，它象征着人类的自由与欢乐，以及对美丽事物的贪恋。它同时也是男性爱情的奇异代码。此外，蝴蝶和花（“蝶恋花”）还是男女爱情的对偶象征。 对于蝴蝶的哲思，最早出现在庄周的寓言里。正是道家大师第一次揭示了这种昆虫与人类的密切关系。他们可以在梦的无意识状态中互相转化。庄周的蝴蝶梦表达了物体间界限的消解。《搜神记》（《太平寰宇记》所引之版本）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宗化蝶奇案，发生在战国时代的齐国。当时的昏君宋康王，霸占了手下官员韩凭的妻子何氏，韩凭含愤自杀，而他的妻子也从青陵台（今山东郓城）上跃下自尽，宋康王的侍卫急忙去拉她的衣裙，不料那些碎片随之化成了美丽的蝴蝶。 梁祝故事似乎是何氏悲剧的某种延展，但其语义却大相径庭。我们发现，蝴蝶的蛹变过程是意味深长的，它从圆筒形或纺锤形的蛹里羽化而出，暗示着“女人”（幼虫期的毛虫）蜕变成了“男人”。祝英台的蝶化（男化），无疑就是针对梁山伯的情感承诺，即在经过性取向的转变之后，祝最终实现了他对于梁的非凡爱情。这是男同性恋者所期待的伟大时刻。蝴蝶在那个短瞬的时刻里脱颖而出，身上布满彩虹般的图案，在花丛里翩然起舞，变得仪态万方，光华照人。在生命形态的最终阶段,它向我们展示了其最灿烂的容貌。 蝴蝶及其彩虹般的迷幻色调，是全球同性恋（LGBT）的统一标志 蝴蝶与花的关系，暗喻着男人对女人的爱情，但一对蝴蝶间的关系却是截然不同的，它要演绎的只能是两个男子间的爱情。这种情感无疑是难以启齿的。尽管东晋的宫廷和士大夫社群中流行“男同志”之风，但在一个儒学日益昌盛的时代，要完成对它的叙事，仍然必须借助转喻、双关和借代等修辞技巧。它的语义被含蓄地书写在比翼双飞的蝴蝶里，变成一个秘不可宣的哑谜，留待聪明的世人以解读。 这就是“化蝶”在整个梁祝叙事中的核心价值。我不知道这个完美的结局究竟是什么人的杰作，但它无疑是整个传说的画龙点睛之笔，它躲藏在故事尾部，向我们揭示了整个悲剧的真正本质。 越剧的“女同志美学” 在结构和元素没有受到任何毁坏的前提下，仅仅变换了一种密码，我们就获得了有关梁祝故事的全新版本。这与其说是一次标新立异的阐释行为，不如说是对梁祝故事的语义还原。正是这样的民间话语为近代戏曲提供了不朽的源泉，使它充满着某种迷离的异常情调，并且让那些寻常的情感文本黯然失色。 尽管有过京剧（《英台抗婚》）、川剧（《柳荫记》）等各种梨园样式，但置身于江南民间同性恋的家园，越剧才是讲述梁祝悲剧的最佳曲种。1945年，袁雪芬与范瑞娟初演《梁祝哀史》，以后又重新整理上演，在1952年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剧本奖、演出一等奖、演员一等奖等，倍得殊荣。1953年，该剧又被拍成首部国产彩色戏曲艺术片，由此完全确立了越剧阐释梁祝的威权地位。 越剧《梁山波与祝英台》：越剧是女性同性恋美学的最高标志 梁祝故事与越剧与的这种亲缘，还因为其演员都由女性担纲。从“草桥结拜”、“十八相送”、“楼台相会”到“化蝶双飞”，一群美丽女子演出着男女众生的痴情故事，圆润婉转的舞蹈、软侬香甜的唱白、低回悠扬的丝竹，把被水乡环绕的戏台转换成了纯粹的女儿国度。“文革”企图改造越剧，强迫其纳入男性演员，但其结果竟然完全一样――所有男角都散发出女性的妩媚光辉。甚至连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都不可阻挡地洋溢着女性般纤细柔软的情调。 越剧的“功绩”就是从一个隐秘的角度改造了梁祝故事，把这一“男同志”的哀歌，悄然置换成“女同志”的情感圣剧。梁山伯看起来不是一个男性，而更像是“女同志”中扮演主动角色的T角，“他”逾越了男权文化的界限，书写着民族同性恋美学的瑰丽篇章。在前总理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下，经过《红楼梦》、《西厢记》、《白蛇传》、《情探》、《追鱼》和《碧玉簪》的不倦打造，越剧已经逼近这种美学的核心。 然而，真正重要的事物也许并不在戏台之上，而是在戏台的四周。一方面是戏曲演员的言说影响了观众的言说（倾听）方式，一方面是观众对戏曲话语的强有力的设定，这场围绕舞台所展开的对话是没有边界和终结的，但支配戏曲语法的终级之手肯定不是表演者，而是那些脸庞隐没在黑暗中的民众，他们的趣味支配了戏曲。在民众的指引下，越剧沿着同性恋的方向胜利前进，达到了它们在上世纪中叶的高潮。 说明：本文始作于1991年，曾在各种媒体上刊发，有若干不同的版本，本文在原先基础上作了调整和增补。 原载《神话》，东方出版社，2016

档案解密：孟姜女的古老前生 公元前550年，春秋时代的超级大国齐国，派兵攻打卫国和晋国，撤军时又顺手牵羊打了一下临近的小国莒国，不料竟损兵折将，两位大夫杞梁和华周都相继战死。他们的妻子在路上迎接运回的尸体，放声大哭，哀声震天，一时成为齐国人议论的中心话题。这是分别记录在《春秋左传》和《礼记》里的一个战争花絮。谁也没有料到，这段简短的记载，日后会在历史上产生经久不息的回响。 汉代的道德家刘向在《列女传卷之四·贞顺传》里，对杞梁之妻的哭泣，作了进一步描述，说她头枕丈夫的尸体，在杞城的城墙（注意，不是秦始皇的长城）下放声痛哭，过路人无不感动热泪盈眶。哭了十来天之后，竟然把墙给哭塌了。随后，她又跑到淄水边投河自尽，了结了自己的美丽生命。自杀，这是女人对命运所能做出的最高的抗争。 孟姜女的农妇形象：一个底层反抗的样本 刘向把她的事迹放在“贞顺”一栏里，用以表彰她的贞操和节烈，由此打开了对这位烈女的追思之凤，但另一位哭泣者华周之妻，则遭到了刻意的忽略。其中的原委，我们不得而知。 尽管从前汉到魏晋南北朝期间，人们对杞梁之妻有着各种添油加醋的描述，但对整个孟姜女故事作革命性改写的，当推唐代的笔记小说。《同贤记》记载说，秦始皇时代北修长城，杞梁为避劳役而逃亡，误入了一个叫做孟超的乡绅的后园，爬到树上躲避追兵。当时孟超的女儿蒙仲姿小姐正在水池里裸身沐浴，仰头发现了仓皇逃命的杞梁，就问他是谁，又为什么躲到了这里。杞梁说自已是燕国人氏，被强迫服役，修造长城，因为不堪劳苦，从工地上逃走。 少女蒙仲姿眼望着这个蓬头垢面的青年，突然表示要成为他的妻子。杞梁大吃一惊说：娘子出生在有身份的人家，又深藏于后院，冰清玉洁，高贵美丽，怎能成为我这种苦役犯的妻子。蒙仲姿解释道，女人的身体是不能给第二个男人看见的，她恳请杞梁接受她这份意外的礼物。杞梁最终惊喜交加地答应了她的求婚。蒙仲姿随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父亲，得到家长的允许后，两人便拜堂成亲，欢天喜地的结成了夫妻。 唐朝人民热爱怨妇孟姜女 唐代的小说《同贤记》记载说，就在享受了短暂的新婚蜜月之后，杞梁再度返回工地，决计好好干活，以便早日服完劳役后回家团聚，不料却遭到监工的凶残报复，他先是把杞梁活活打死，继而将尸体筑进了墙体。妻子蒙仲姿不知这场变故，派家里的佣人前往工地去替换丈夫。噩耗传来之后，她眼含热泪地奔赴燕山，对着城墙悲愤号啕，竟然哭塌了城墙。从废墟里露出无数死人的白骨。 蒙仲姿泪眼四顾，不知哪些属于自己的夫君，便以发针刺破指尖滴血在白骨上，暗自祈祷说，要是杞梁的骨头，我的血应该可以渗入。她这样做了之后，果然从乱骨堆里找出了属于丈夫的骨殖。蒙仲姿把它们带回家乡，隆重地加以埋葬，用悲壮的仪式，终结了这段痛不欲生的姻缘。 这个蒙氏，以后在故事的流传中被人改为“孟姜女”，而丈夫杞梁，后来则变成了“范喜良”，这两个新名字，听起来似乎更符合平民的身份。至于孟姜女后来的下落，我们实在不得而知，也许真的如她所发誓的那样，成为坚贞节烈的寡妇，在孤灯苦影中度过了惨淡的一生。但也有传说称，秦始皇曾经亲自前往祭奠她的丈夫，而她本人则以投江自尽辞别了人世。这个秦皇发善之说，显然不符合暴君的逻辑，但烈女的投江自尽，倒是跟汉代《列女传》的记载基本吻合。 孟姜女为丈夫缝制冬衣的场景 我们已经看到，唐人版的孟姜女传说，对先秦的版本作了重大篡改：时间由春秋变成秦朝，地点从齐国搬到了燕山长城脚下，杞梁的身份由贵族变成了苦役犯（唐以后的传奇还把杞梁的名字改成万喜良，盖因“万”与“范”古音相同，“杞梁”与喜良亦同音），死因也由前线战死变成了遭人打死。 但其中最大的变故，莫过于杞梁妻子形象的深化。除了她在杞梁死后的非凡表现之外，她的裸浴和后花园相会，以及对苦役犯的以身相许，这些浪漫元素的注入也是不同寻常的，它显示了对国家主义道德禁忌的反叛，而这正是盛唐时期的美妙风尚。后花园的传奇如此令人激动，点燃了情欲的灯笼，并且映照出女人的美丽裸身和男人的渴望。 此外，敦煌曲子里有一首名叫《捣练子》的民间歌谣，描述杞梁之妻孟姜女在家缝制冬衣，又亲自送往燕山前线，一路上大雪纷飞，路途艰难，其情形委实是可歌可泣。这是关于夫妻恩爱的温馨图景，也塑造了恪守妇道的高尚美德。 万里长城：暴君家的超级围墙 连环画中孟姜女怒骂秦始皇的想象性场景 就在唐代以及其后的五代十国期间，有关孟姜女的传说开始在民间迅猛传播，成为战乱年代人民精神自慰的武器，但其主题却由原先的后院私恋或家庭美德，日益转向对暴君和专制体制的抨击。唐代高僧释贯休就曾在诗里写道，秦朝横征暴敛，昏暗无道，令举国都到了枯竭的程度，竟还要修筑长城抵挡北边胡人的攻击，堆土长达一万里，这才引发了杞梁妻子的哀哭。这种书写，是把一个家庭的悲剧归咎于政治黑暗的开端。从此，孟姜女成了指认秦王朝罪行的最有力的证人。 跟今人视长城为民族伟大象征截然不同，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长城一直是黑暗暴政的标志。当时，秦始皇击退了北方游牧部落的进攻，为防止敌手卷土重来，派大将蒙恬督造万里长城，墙体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大海，绵延五千多公里。为了尽快完成这一浩大的国防形象工程，据说有近百万民众（《史记》说三十万，《淮南子》说五十万）被迫沦为苦役犯，又有几十万人死于劳苦、饥饿、事故和酷刑，几乎每段墙体就有一个冤死的亡灵。以致它成为后世民众永恒诅咒的对象。 长城是暴政的可怖符号，而孟姜女则成了反抗的象征。在独自奔赴工地、用痛哭摧毁长城、以鲜血辨认骨殖的巫术等方面，孟姜女都曾显示出非凡的勇气与才能，她注定要成为民众世代相颂的英雄。据来自宋代的残缺记载称，在雍丘县的孟庄，有人曾经看见过一座“范郎庙”，里面有孟姜女的塑像，孟姜女作为偶像的地位，就此已基本奠定。相信在那个年代，孟姜女曾经是民众普遍祭祀的女神。 孟姜女塑像，被安置在秦皇岛市孟姜女庙 今天唯一残存的孟姜女庙，坐落在河北秦皇岛市，庙里有泥塑的孟姜女像，满脸愁容地远眺着无垠的大海；殿后的一块巨石，其上刻有“望夫石”三字；石间有一个小坑，相传是孟姜女望夫时踏出的足印，旁有还石台和振衣亭，据说是孟姜女梳妆更衣的地点。在离庙四公里外远的渤海里，有两块高出水面的礁岩，高的犹如碑石，而低的则酷似坟堆，相传是孟姜女的墓穴。但所有这些陈设，都不过是后人伪造的布景和道具而已。它们是一堆赝品，却为人民的偶像崇拜提供了想象的殿堂。 民族哭神是这样炼成的 孟姜女故事的最大疑点不是别的，而是哭泣与城墙的逻辑关系。许多年以来，人们都以为是女人的汹涌眼泪冲垮了长城，为此还有人专门撰文，考据当时的长城主要用泥土修筑（明代长城才改为石砌），所以才有可能被眼泪的洪水冲垮。但对秦长城遗址勘探的结果表明，在山谷隘口及平川地带，城墙多以土掺碎石子夯筑，而山地上则多用石块或土石混筑。石头在秦长城的建造中就已经扮演了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中国的垒土工艺，很早就达到了顶尖的高度。北方民居的“干打垒”和南方客家民居，有着悠远的历史，并且都已成功解决了防止水蚀的难题，尤其是客家土楼，以红糖、蛋清和糯米为黏合剂，再加入木片与竹片，其硬度可与今天的水泥媲美。因此，即便长城全部以土垒成，似乎也足以抵御女人眼泪的冲击。 究竟是眼泪还是声波导致了长城的崩塌？ 与“眼泪说”相比，另一种“震动说”则显得更为离奇。晋代曾冒出过一首名叫《杞梁妻》的乐曲，作家崔豹在辑录这首曲子时解释说，杞梁的妻子自叹上无父亲，中失丈夫，下无儿子，人生之苦，真是令人绝望，所以用高亢的声调痛哭，令城墙颓然崩塌。为了纪念姐姐的事迹，她的妹妹便谱写乐曲，以此哀悼她的贞操。耐人寻味的是，这段评述指涉了城墙倒塌的原因――不是被泪水冲垮，而是因感应而崩（“城感之而颓”），这无疑是在暗示哭声的高亢频率引发震动，继而造成墙体的崩塌。 尽管“震动说”比“眼泪说”听起来更为“科学”，却仍然不足以成为长城崩塌的主因，这是因为，至今为止还没有倒塌于声频震动的建筑实例。只有一种推论可以自圆其说：长城是两千年前世界上最大的豆腐渣工程。秦始皇以暴力强征民工导致民怨沸腾，即使有监工的暴力管理，也难以阻止偷工减料现象的发生；工期紧迫和原材料匮乏，也严重危及工程的质量；把大量死尸砌入墙体以掩盖罪行，则进一步削弱了墙体的强度，令其变得更加虚弱不堪。人民用他们的死亡预设了城墙崩塌的命运。 首先是墙质的无比低劣，而后再加上泪水和声频的外部攻击，这三项原因综合起来，从而引发了墙体的大面积倒塌。这意味着，孟姜女必须跟偷工减料的杞梁们联袂出手，才能制造弱者反抗暴政的奇迹。 歌哭抗暴：中国人民的第五大发明 从神话学的角度看，既然孟姜女的故事是一种民间传说，哭泣与城墙倒塌的逻辑关系，便完全无须我们加以证明。那么，为其寻找哭倒长城的“科学依据”，也就只能是画蛇添足之举，我之所以在前面反复论证，无非是要借此引出对哭泣价值本身的关注。 哭泣是华夏民众的伟大传统。《列子·汤问》早就揭示过春秋时代哭泣风俗的缠绵迷人。当年有个名叫韩娥的女人，只身来到齐国，因为没有口粮，在雍门一带卖唱乞粮，歌声动人，以致其人走后，还能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以致四周的人都误以为她尚未离去。 韩娥的哭泣和眼泪，成了一种用以自卫的武器 后来韩娥经过一个叫做“逆旅”的地方，受到当地人的欺辱，韩娥为此放声哀哭，引得整个村庄的老少都流泪悲哭，三天无法进食。当地人被迫无奈，追上韩娥，低声下气地把她请回，求她解除哭泣的魔咒。韩娥于是放声欢歌，引得整个村庄的老少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忘掉了刚才的悲伤。当地人于是支付了重金把她送走，酬谢她所带来的欢乐。从此齐国人变得擅长“歌哭”，究其根源，都是当年韩娥的遗风。 圣人孟子也发现了这一风俗的特征，她在《告子》一章中特地指出，华周、杞梁之妻为丈夫之死而号啕大哭，最终变成了国俗，举国之女，都擅长哭泣。但这种“哭风”的始作俑者，究竟是韩娥还是两位官太太，列子和孟子各执一词，彼此间存在着很大的学术分歧。 这种“歌哭”，音乐学上叫做“旋律性哭泣”，许多专家认为，它应该就是音乐的真正起源，现在仍常见于非洲部落，有时也能从中国乡村的殡葬仪式上听到。――“啊呀我的妈呀……”，她们通常以这样的台词启动哭泣程序，其哭腔的音阶通常在三度到五度间起伏，构成了某种可以辨认的旋律，其中还伴有回肠荡气的说词，痛陈着对死者的无限悲情。 至今仍然流行在中国乡村的职业泣颂师 近年来，许多村镇再度出现了职业哭丧者（泣颂师），都以旋律性哭泣为基本风格。其中最为著名的，据说是一位改行的专业歌手。这些哭丧者无疑就是韩娥和孟姜女的传人，她们都是女人，有着优良的嗓子和饱满的泪腺，擅长以哭声煽情和制造气氛，她们的悲恸表情甚至骗过了路人，以为她们才是死者的最正宗的亲人。 犹太人有着名的“哭墙”，是所罗门神庙的一堵残墙。在犹太人历经苦难之后，它成了倾诉、祈祷和哭泣的地点。但把哭泣和极权紧密联系，却是中国人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哭泣时产生了悲痛的旋律、击打性声波和盛大的泪水，这三样东西是人民和弱者的伟大武器。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孟姜女把这一哭泣传统推向了高潮，它不仅是煽动悲情的魔法，也是反抗暴政的号角。 原载《神话》，东方出版社，2016

西施一号和西施二号 与杨贵妃、王昭君、貂婵并列为中国四大美女的西施，早在先秦就已经声名昭着。管子、庄子、墨子、孟子和韩非子等思想家，都在其着述中多次提及这个非凡的尤物，对她的美貌赞不绝口，可见不是个虚构的传说人物。 但西施与吴越争霸战争的关系，实在是疑窦丛生，充满了难以捉摸的玄机。管子（管仲）活动的时代（？～前645年），比勾践灭吴（前473年）还早了近两百年，却已知道西施的存在，岂不是咄咄怪事？他在《管子》里评价说，“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这一跨越时空的古怪现象，在逻辑上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西施：西施一号出现在管子年代甚至更早，而西施二号则出现在两百年后的越国。 春秋时代的西施一号，在庄周那里有一些片断性叙述。其中最有名的当推“东施效颦”故事，它描述西施有心口疼的毛病，时常以手捧心，面带忧戚，反而显得更加美艳动人，到了“沉鱼落雁”的地步。另一个叫做“东施”的女人，非但长相丑陋，而且万分愚蠢，误以为那是扮觐的妙法，也扮出心口疼的样子，结果变得愈发丑陋，成为乡民的普遍笑柄（《庄子·天运》）。但关于西施一号的身世，先秦的史学家却未作任何深入的记载。 西施二号出身浣纱女，来自越国的底层社会 战国时代西施二号的身世，更是扑朔迷离，充满了难解的疑团。《吴越春秋》记载说，为了向吴王夫差进行“性贿赂”，越王勾践派使者在本国遍访美人，最后在诸暨苎萝山找到两个卖柴的女人，天生丽质，貌若仙女。这个勾践的使者显然就是范蠡，他用前代着名美人“西施”的名字去重新命名他所遇到的乡间美女，借此完成了政治包装的第一步。从此，卖柴女悄然死去，而一个崭新的西施经过范蠡的“克隆”，“重生”于吴越江湖，并且注定要成为灭绝吴国的美艳杀手。 尽管诸暨村姑窃取了前朝美女“西施”的名头，但她卖柴的形象仍然过于粗鄙。唐宋以来的世人，则多倾向于她是一名浣纱女，也即从事织物洗涤的女工。王维的《西施咏》向我们表明了唐代知识界的立场：“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 明代梁辰鱼的《浣纱记》也支持这种叙事，它叙述西施二号本为浣纱女，和范蠡在溪边邂逅，眉黛含春，梨花带雨，范蠡一见钟情，不能自拔。此后越国危急，范蠡出于爱国大义，这才将西施进献给吴王夫差。浣纱不仅是一种美女的柔软职业，而且也是西施和范蠡定情的信物。溪水和丽纱构成了美女“诞生”的优雅场景，其间清晰地浮现着西施的倩影。但西施和范蠡的关系，却始终是暧昧不清的悬谜。 西施与范蠡的隐秘爱情 当年吴国大兵侵入，即将灭绝越国时，越王勾践感到了深深的绝望，他本打算杀死妻子，焚毁财宝，然后用兵器自杀成仁。据官方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大夫文种劝阻了他的自毁之举，并且劝告说，“吴国的太宰伯嚭贪贪婪成性，不妨诱之以利。”勾践看见一线政治生机，便备下美女和大量珍宝，派文种带去交结伯嚭，结果吴王在伯嚭的劝说下收兵回国，给了越国休养生息、卷土重来的契机。司马迁的着述虽然提到了美女，却无姓无名，跟范蠡和夫差也没有直接关联。《越绝书》沿袭史记的说法，也认为献美是文种所为，但却明确指出了被献者的姓名：“越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 而东汉民间史学家赵晔的《吴越春秋》，其观点则与此截然不同，它暗示越国的相国范蠡才是该事件的主谋。他下令让两位村姑穿上罗缎锦衣，学习优雅步态和歌舞技巧，以期把她们改造成合乎宫廷礼仪的贵妇。但它也刻意疏漏了一个重大细节：在此期间曾经发生过一段危险的插曲，那就是主持女谍训练的范蠡本人，不仅偷偷爱上西施二号，而且违反朝纲，擅自与之私通，两人双双坠入情网，差点酿成惊天大祸。 教官范蠡对女弟子西施产生了不可抗拒的爱情 范蠡先是在“土城”和“都巷”两处宫台开设训练课程，对西施二号和郑旦进行“素质教育”，继而奉命把她们送往吴国。为了延宕日期，范蠡借口要对她们作进一步培训，大胆放慢了行程。据说从会稽到苏州，短短两三百里的路途，美女护送队竟然走了整整三年，却始终没有到达目的地。《汉唐地理书钞》所辑《吴地记》甚至揭露说，他们在路上还生了个儿子，到达现今嘉兴南部一百里处时，这个婴儿刚满周岁，能够开口说话，于是路边的亭子被当地民众叫做“语儿亭”，以见证这个秘密爱情的结晶。 范蠡与西施二号的私情无疑是在极度机密的情况下展开的。一旦走漏风声，他们将同时面临来自吴越和两个方面的杀身之祸。在这段长达三年的浪漫时光里，范蠡的焦虑想必在与日俱增。他必须承受一个无法规避的事实――把心爱的女人献给仇敌夫差。他在最后期限的逼近中感到了绞索的抽紧。他的无奈和愁苦隐藏在历史的深处，仿佛在为这场雪耻复国的游戏增加价值筹码。 但范蠡和西施的爱情终于走到了尽头。三年之后，在吴国的都城，范蠡隐忍着巨大的痛楚，心如刀割、面带微笑地把西施二号和郑旦一起交给夫差，美人西施心中也一样充满了生离死别的哀伤。她是一件美丽而轻盈的礼物，被国际外交阴谋和间谍战推到了前台。她的悲惨命运，从与范蠡相遇的那刻就已经注定。 情欲政治学的杰作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试图东山再起 ”夫差不顾伍子胥的警告和反对，狂喜地接受了这两个来自个越国的尤物，并且发出了心满意足的赞扬：越国进献这样的美女，是勾践对吴国尽忠的表现（《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他开始尽其可能地宠幸她们，表现出对女色的狂热爱好。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出乎越国领导人的意料。 《史记》和《越绝书》都指出，离间计的主要执行者，实际上不是西施，而是吴国的大臣伯嚭，他在接受了勾践的大量贿赂之后，转而成为一个卑劣的内奸，开始施展浑身解数，力阻伍子胥的护国计谋，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与之相左，进而又挑唆夫差与伍子胥的关系，令他们君臣反目，直到伍被夫差赐死为止。伍子胥的被逼自杀，是吴国转向彻底败落的标志，并为勾践的反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司马迁看来，勾践的“银弹”政策，才是吴国消亡的主要原因。 而在“银弹说”之外，“肉弹说”声音似乎更为嘹亮，它促使我们对情欲政治学的历史价值作出必要的判断。“粉色肉弹”西施和郑旦的伟大使命，就是千方百计离间吴王与伍子胥的关系，化解夫差对越国的警惕，并以性爱消磨他的体力与战争意志。《吴越春秋》称，文种当年向越王进献破吴九术，第四条就是派遣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西施二号和郑旦进入吴国的宫殿，“性贿赂”就开始逐步产生功效，触发了吴国走向衰败的先机。这是中国情欲政治学的一个古代范例，它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性已经成为政治阴谋的重要环节。 但奇怪的是，勾践没有命令他的女谍使用毒药之类的谋杀手段。这是另一个令人费解的疑点。直到夫差生命的最后一刻，西施都没有向他下手。她看起来像是个纯洁无邪的间谍，手中没有沾染敌人的鲜血，同时又极其出色地完成使命，帮助勾践把夫差送进了地狱。 吴王夫差的姑苏台，也许比这更加奢华 《史记》进一步描述勾践按文种之计，大量收购吴国粮食，使之粮库空虚，又赠送镶嵌黄金白玉的栏杆，撺掇夫差打造豪华宫殿，消耗吴国人力物力，如此等等。夫差果然中计，大兴土木，修葺姑苏台行宫供西施和郑旦居住。《越绝书》称，那座豪华的“情欲之殿”，需花费三年收集建材，又费五年时间加以打造，仅高度就达到二百里（疑为广度之讹）。落成典礼之后，夫差便长期在那里耽留，日夜沉湎女色，置朝政于不顾，吴国就此变得日益衰微。肉弹策略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奇效。 西施的生死之谜 吴国被灭绝之后，西施二号重新回到范蠡身边，两人一起泛舟五湖而去。这个以喜剧告终的传说，比较符合中国民众的心愿，因此成为蔓延最广的传说，漂浮在优美的历史风景之中。 西施的真切下落，应当与范蠡有密切关系。反观他的踪迹，倒是相当清晰，没有多少可怀疑的地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认为勾践的为人，可与之同赴患难，却无法共享安乐，因此向勾践辞职，在遭拒之后便收拾细软悄然逃走，乘舟浮海前往齐国领地，同时更改姓名，自称“鸱夷子皮”，在齐国海边开垦耕地，艰苦创业，父子俩治下大宗产业，没有多少时间，就积贮了数十万银两。接着，他又拒绝齐国人的高官厚禄，散尽家财，随身携带少量珍稀宝物，悠闲自在地离去，在一个叫做“陶”的地方定居下来，自号“陶朱公”，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但司马迁的叙述，只字未提包括西施在内的任何女人。人们只能假定西施就隐藏在他身后，成了他的空气和呼吸。 勾践后悔未能及时下手，放走了相国范蠡，便立即下令捕杀大夫文种，以免夜长梦多，由此彻底剪除了越国的两大功臣。而另一方面，他又在远郊封了一块名叫“苦竹城”的狭长土地，赐给流亡者范蠡的儿子，借此向世人摆出“公正无私”的姿态。勾践的伪善和心机，远在吴王夫差之上。 西施被杀说近年来甚嚣尘上 然而，随着疑古风气的蔓延，“西施被杀说”近年来变得甚嚣尘上。一些学者援引《吴越春秋》的记载“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来证明西施的悲剧下场。这里的“鸱夷”，指的是一种皮革制成的袋子，整句话的意思是，吴国灭亡后，越王把西施投入江里，让它随着装她的皮囊一起漂浮着消失。西施在吴亡后被自己的祖国所杀，乃是民间史学家的基本判断。 西施二号被杀害的情形，与伍子胥之死有着惊人的相似。《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记载说，吴王夫差赐死伍子胥之后，又“取子胥尸，盛以鸱夷之器，投之于江中。”所以民间给伍子胥起了一个“鸱夷子”的别名，借此暗示他的悲剧性归宿。 我们不知道范蠡此时所持的立场。我们只能假定他满腹隐衷而无法言说，无力为西施公开抗辩，更不敢动用权力展开营救，只好眼睁睁看着越国女英雄、自己的秘密情人惨遭杀害。有人认为范蠡之所以自号“鸱夷子皮”，乃是为了纪念壮烈蒙难的西施，的确是一种合乎情理的推断，而“子皮”很可能就是西施二号的真正本名，“皮囊里的子皮”这个名字，隐含着范蠡的无限伤痛和恨憾。在逃出勾践的势力范围之后，他才有了公开悼念西施的凛然勇气。 在西施被杀的铁幕后面 尽管西施被杀已经成为世人的共识，但对杀她的原因，却很少有人问津。而这才是真正本文需要探查的核心。 据《越绝书越绝卷第十二》记载，早在范蠡进献西施和郑旦的时刻，伍子胥就向吴王发出严厉警告，说万万不能接受这样的礼物，这两个女人就是危及社稷的妖女，与妹喜、妲己和褒姒一脉相承，必定会给国家带来严重危害。而好色的夫差对此置若罔闻。 许多年后，越王反攻获胜，在余杭山逮捕了吴王及其部属，不无讽刺地当面数落夫差的三大过失，说他不该放越国一条生路，更不该杀害伍子胥，并听信“谗谀之徒”的鬼话，说完便赐宝剑给夫差，逼迫其在十天后刎颈自裁。耐人寻味的是，为了向世人表明自己憎恨一切“谗谀之徒”，勾践下令杀掉了曾经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伯噽。基于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勾践秉承伍子胥的观点，认为西施是亡国妖姬，所以尽管她功勋卓着，仍须坚决执行死刑，彻底终结其生命，以免越国步了吴国的后尘。 民间关于范蠡携西施退隐江湖的想象图，可惜这只是一个天真的幻觉而已 这无疑是杀害西施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勾践之所以大开杀戒，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原因，那就是他可能已经得到范蠡与西施私通的情报，并且为此妒恨交集。西施之死是勾践向其旧部的一次血腥挑衅：虽然你已经逃走，但我可以轻易地杀掉你的女人！ 与西施同时代的墨子，为此在《墨子·亲士》文集里发出了深切的感慨：“西施之沈，其美也。”意思是说，西施之所以被淹死，只是因为她的美丽啊。墨子言犹未尽，在“美”的感叹背后隐藏着某种深长的意味。是的，这个为国捐躯的美人，第一次捐出了美艳的情色，第二次捐出了美艳的生命。她是男权专制主义的最美丽的祭品。 作为一位罕见的情色烈士，西施二号生前是国家的工具和玩物，而后又被人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处死，但死亡消解了一切道德难题。她在死后成了众口皆碑的美人。她的容貌掩盖了幕后的政治阴谋。在关于西施的叙事中，既没有关于她的悲剧，也没有关于她的喜剧。她的生命被世人抽空，成了一个纯粹的符码，高悬于中国大众美学的潮流之上，仿佛是一面超越了所有意识形态的旗帜。 西施二号的战友郑旦，其下场或许更为可悲，除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名字，没有留下任何可资查询的档案。我们只知道她跟西施一起被发现，训练和改造，并一起被送进姑苏台，成为越王的间谍和吴王的宠妃。她一直低调地生活在西施的阴影里。在这场波澜起伏的政治演剧中，她扮演了一个卑微的配角，用以衬托西施的悲壮与伟大。但她的结局却可能跟西施完全一样。尽管功勋卓着，却无法摆脱死亡的命运。她在西施叙事里的作用，应当跟小青在白蛇传里的作用相似，却比小青更加微小和卑贱。 中国第一美人及其女伴的传奇，就此拉上了沉重的帷幕。 原载《神话》，东方出版社，2016

昭君出塞和美女外交 作为国礼的汉朝美女王昭君，背负“和亲”使命，在胡笳哀声中西出阳关，走向苍凉的大漠，她唱出的“哀歌”一直回响了两千年之久，成为镶嵌在民族记忆里的不朽声音，标定着一个贞烈女子的自我献身。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寻常女人的生命喜剧，她要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宰，而非要去改变一个猎人部族的行为方式。但在历史的天平上，她的个人反抗价值是如此轻忽，被沉重的“和亲”砝码送上了国家大义的危险高度。 王昭君画像 数千年以来，北方胡人一直是中原汉政权的最大外患。汉朝虽然强盛，但面对骁勇骠悍的草原猎手，却总是显示出软弱与无奈。除了武帝有过辉煌的战绩，大多数皇帝逆来顺受，指望以财物和女人作为换取和平的筹码。由于汉女姿色美丽，匈奴男人又有娶汉妻的风气，皇帝在武力不逮的情况下，除了继续加固长城，唯有把情色当作维护和平的国家战略。汉朝就此成了“美女外交”盛行的时代。 有关王昭君的记载，最早出自班固撰写的官方史籍《汉书·元帝纪》。公元前33年，匈奴王乎韩邪单于前往长安访问，声称不忘汉朝恩德，备下朝贺的礼物，希望能够永远修好，永不打仗。汉元帝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就选送宫女王樯给他当王后。《汉书·匈奴传》也有类似的简短记载，并且注明昭君是王的小字。自此，一个名叫王昭君的宫女，开始从历史的缝隙中探出头来，成为汉胡政治棋局中的美丽卒子。 这种“美女外交”伎俩，汉元帝此前已经干过一次，当年老单于刚刚即位，汉文帝就让一名王室女子去当他的王后，却遭到了女子的婉言谢绝，皇帝的使者重申了边防忧患和国家大义，逼迫其乖乖就范。好在单于对这位汉室女儿百般疼爱，令跨国婚姻由悲剧变成了喜剧。 王昭君的出嫁，完全是“美女外交”的故技重施。老单于死后，匈奴陷于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汉朝远征军乘其内讧，杀掉了呼韩邪的死敌郅支单于，而仅剩的匈奴残余在郅支单于的率领下，已成强弩之末，只能借助汉室的力量重整旗鼓。元帝顺水推舟，送了一个由宫女冒充的公主给他当老婆，又把年号改为“竟宁”，暗喻北方边境的安宁；匈奴人大喜，也尊她为“宁胡阏氏”，意思是“安定胡人的王后”。这两个称谓似乎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此后数十年间，北方边境都太平无事，嚣张了数百年的匈奴人，突然变得温顺起来。 昭君的革命性自救 《太平御览》辑录的蔡邕《琴操》，记载昭君当年就以美貌闻名于世，17岁入选宫中之后，蛰居五年之久，竟然没有得到任何宠幸，皇帝每次前往后宫寻欢，从不打她住所前经过。昭君满含怨气，开始用自我贬损的方式进行反抗，终日蓬头垢面，不事修饰。单于派使者去长安朝拜时，心怀不满的昭君决计进行报复，她一反常态，精心妆扮，容颜明丽地出席国宴。元帝下令那些想要远嫁单于的宫女毛遂自荐，昭君当场起身，越席上前，对元帝禀告说，妾有幸被冷藏在后宫，因为过于丑陋而不合陛下的心意，唯一的心愿就是能把自己嫁给匈奴的英雄。 那些被打入冷宫的女人，在无情的岁月中老去 她在大厅里俏然伫立，言辞间暗含嗔怨和讥诮，浑身却散发出美艳妩媚的光辉。汉元帝相见恨晚，想要留下自用，却又怕失信于单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绝代美人被带往匈奴。王昭君的报复竟是如此犀利，犹如一道细小而有力的闪电。元帝从此悔恨交加，大病不起，三个月后就一命呜呼。 这是昭君对冷宫命运的一次勇敢抗争。等待，就是宫女的日常哲学，她们是情欲的赌徒，在帘幕低垂的宫室里恭候皇帝的幸临。而她们改变枯死命运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宫女必须承受无边的寂寞和孤独。她们终日面对妆镜和历书，无奈地目击着年华在孤灯下老去，岁月的白发爬上了两鬓，容颜在无声地凋零，仿佛是那些溅落于风雨中的花瓣。 我们不知道昭君何时做出了那个重大的决定，我们仅仅获知，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她终于抓住了改变命运的契机，那就是单于发出的求亲信号。昭君要借此摆脱寂寞老死的悲剧结局。她断然走到前台，向的皇帝宣布了自己的抉择。 只有王安石在《明妃曲》里洞察了事件的真相：“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意思是汉朝的恩情不如匈奴的激情，而人生的快乐就在于两心相知，言语里流露出对昭君勇于追求真情和人生快乐的赞许。这是庄周逻辑的一次明亮再现――宁可像自由的乌龟在泥地里爬行，也不愿当朝堂上衣冠楚楚的弄臣。是的，在“中国四大美女”的阵列里，只有王昭君抛弃了皇帝情妇的梦想，革命性地选择了自己的未来。无论日后风雨如磐，岁月艰辛，她都是她自己命运的主宰。她是中国女权主义最古老的先锋，她的欢乐融入了向西行进的漫长印迹。 莫须有的画工之罪 东晋葛洪所撰《西京杂记》，企图向我们解释王昭君冷藏深宫和悲苦出塞的原因。它宣称元帝后宫佳丽太多，无法经常召见，就建立了所谓画工制度，并按所画的形象挑选可供亲昵的妃子。许多宫女为此都向画工行贿，指望他们把自己画得更美，由此点燃皇帝的情欲，只有王昭君自恃貌美，不肯行贿，因而被画工蓄意丑化，无法得到皇帝的赏识。单于事件发生之后，汉元帝震怒，下令追查画工责任，这才发现行贿作弊的黑幕。案发之后，这些画工都被押赴闹市执行死刑，搜检出的家产之多，令人发指。 但《西京杂记》、和唐代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都只说毛延寿是其中技术最娴熟的画工，并未直接指控他是贬损昭君的元凶。 （注：《西京杂记》载称：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巳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幷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又注：《世说新语下卷·贤媛第十九》：“汉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货赂。明君姿容甚丽，志不苟求，工遂毁为其状。后匈奴来和，求美女于汉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文中同样没有对于毛延寿的任何指证） 画工索贿，是中国宫廷的悠久传统，王昭君不过是无数个牺牲者之一 画工索贿事件，显然是一次集体犯罪，毛延寿最多只是参与者之一，即便有罪，也未必就是首犯，更不应独自承担全部罪责。所谓毛延寿陷害之说，完全是后世文人蓄意栽赃的结果。王安石以诗句“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公开为毛氏辩护，声称他最多只是画艺不精，难以描摹出美人的百媚千娇而已。这是昭君案中的最有头脑的言论。 中国历史上充满了各种可笑的的谬见，例如有人宣称王昭君之所以出塞，是毛延寿设下的救国良计。毛见昭君貌美，一旦受宠，就会变成妲己第二，而好色的汉元帝则将不能自拔，误国殃民，于是就在画肖像时蓄意加以丑化，以便能够将其冷藏起来。毛延寿因此改写了汉朝历史，成为捍卫社稷和安邦定国的功臣。但大多数文人则倾向于另一极端，即把毛氏视为阴险的罪犯。 旷世美女王昭君的含怨出塞，不仅丢了大汉民族的脸面，也意味着最高统治者的昏庸与失察，必须有人为这种错误承担道德责任。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许多中国文人参与了寻找替罪羊的运动，他们罗织毛延寿的罪名，将其描述成贪婪奸恶之人，而皇帝不过是这场视觉阴谋的受害者；同时大肆渲染汉家繁华和边塞生涯的困苦，这样，昭君出塞前的宫闱痛苦与大汉皇帝无关，而出塞后的大漠痛苦则与大汉民族无关。中央帝国据此恢复了脆弱的尊严。 马致远的《汉宫秋》是这场政治陷构运动的高潮，它描述毛延寿不仅陷害王昭君，而且在事情败露后叛逃匈奴，挑唆单于兴师问罪，向汉朝索讨王昭君。面对番邦的强大武力，元帝只能拱手相让，其情形与李隆基痛弃玉环如出一辙。皇帝是受害者，他的无奈加剧了民众的同情，也点燃了对叛国者和匈奴人的怒气。毛延寿就此被大汉种族主义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冤狱。 “哀怨美学”的全面兴盛 大汉种族主义的另一后果，就是促成了“哀怨美学”的诞生。针对王昭君的各种叙事活动，成为中国文化史的重大事件。旷世美人一旦失去汉室庇佑而流落大漠，便在汉人的笔下转型为一个怨妇，只能靠怨诗、怨曲、怨泣和怨泪打发岁月。这是特殊的政治抒情，它要以一个民族弃妇的无尽悲苦，去控诉北方猎人部落的荒凉愚昧，并反证大汉帝国的文明与繁华。 昭君出塞的悲凉场面，明仇英《人物故事图册》之《明妃出塞》 蔡邕的《琴操》记录了王昭君撰写的《怨旷思惟歌》，它以隐喻的手法，形容自己像一只不知名的小鸟在山上啼鸣，生长于密集的桑林，养育自己的羽毛，浑身闪闪发亮，长大之后升上云空，飞到了汉宫的曲房。如今却离开了宫阙，穿越无边的旷野，这悲情摧毁了体内的五腑六脏。虽然委曲求全地有了栖身之处，心里却充满无限的惊惶。她在那里独处，草原迁徙成了便饭家常，犹如翩然飞翔的燕子，远远地停栖到了西羌。高山巍峨，河水潺潺，她呼唤着远方的爹娘。通往故土的道路何其漫长，而她的心情又是何其惆怅哀伤。 这是一个文学弃妇所书写的绝代怨文，全诗回顾人生的曲折历程，从乡村到宫廷，又从宫廷转到大漠，其中的孤寂和愁苦，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成了两汉怨妇所发出的最强音。此外，民间还传有所谓《五更哀怨曲》，其诗句如：“四更里，苦难当，凄凄惨惨泪汪汪，妾身命苦人断肠；可恨毛延寿，画笔欺君王，未蒙召幸作凤凰，冷落宫中受凄凉”，其内容和风格都是明显的伪作，与昭君毫无干系，但怨妇的主题，却在不断升温。 只要检视一下汉魏以来的文献就会发现，王昭君的冤情和怨诗激怒了中原文人，大批诗人、戏剧家和传奇作者加入了对她的声援。“诗仙”李白率先掀起了韵文题写的风潮：“燕支长寒雪作花，娥眉憔悴没胡沙”；“诗圣”杜甫紧随其后，发出更为悲怆的声调：“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李商隐悲悯的是“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白居易形容出塞后的昭君是“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残黛脸销红”；而欧阳修则发出了宋代文人的庸常嗟叹：“红颜胜人知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这场美学运动耗时近两千年，催生了600多篇诗歌和80多部杂剧与传奇。那些用哀怨字句编就的花圈，成为堆放在昭君墓前的可笑祭品。 昭君之死和历史的多米诺骨牌 昭君出塞的欢乐本质遭到大汗民族主义的曲解 昭君出塞的本质是欢乐的，因为她超出了自己的宫女命运。她比她所行走的戈壁更为坚硬。她的出嫁，受到了猎人部落的盛大欢迎，以及来自一个国王的真诚爱慕。她的旧愁和新欢，交织在大气磅礴的北方草原。 但昭君的命运链在25岁那年再度发生意外的断裂。经过三年的语言和习俗学习，刚刚适应草原生活方式，又诞下一个健康可爱的混血儿子，生活中洋溢着阳光的温暖气息，老迈的丈夫呼韩邪却突然病逝。 按照中国星命学的观点，昭君就是那种祥林嫂式的“克夫者”，正是她本人毁坏了自身的命运。她的出走引致中国皇帝的死亡，三年后又“克死”了匈奴国王。许多年之后，她唯一的儿子被其叔叔杀害，成为匈奴高层权力战争的牺牲品。环绕她四周的亲密男性相继死去，仿佛她本人就是披着美艳外衣的死神。 但呼韩邪前妻的儿子复株累若鞮，却对这种神秘的危险视而不见。他可能一直在暗恋这位汉室美女，现在终于到了出手的时刻。他执意要娶自己的继母，立场非常坚定。昭君无法接受这种乱伦要求，紧急上书汉室，希望能够被召回故国，不料元帝之子汉成帝对她毫无顾惜之情，传令她服从当地习俗。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说，昭君当时抗命不从，愤然服毒自杀，以死作最后的抗争。 但宋人范晔的《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则与此截然不同，它叙述昭君顺从了中国皇帝的意志，跟自己的继子成婚，生下两个美丽的女儿，度过了10年的恩爱生活，在35岁那年，因我们无法知晓的疾病，早夭于今天的呼和浩特附近。她的坟上长满了常青的绿色植被，遗世独立，与四周的荒凉形成鲜明对比，世人称之为“青冢”。坟墓的这种神奇形态，正延续了她本人的反叛风格。 昭君出塞和窦宪出征，共同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容貌 就在耶稣降生耶路撒冷的年代，王莽开始在远东推行伟大的新政，并强迫匈奴分解为15个小国，遭到匈奴高层的激烈抵制，认为他不过是个卑鄙的篡位者而已。昭君之死，实际上解脱了汉胡之间的历史契约。公元10年，匈奴挑起战事，与东汉政权再度交恶。公元90年，大将窦宪利用南北匈奴的分裂，在南匈奴支持下进击北匈奴，逼使其向西流窜，越过葱岭进入欧洲大陆，占领哥特人的地盘，建立起强大的匈奴帝国，进而逼迫哥特人西迁，击败声名显赫的罗马帝国，把欧洲推入黑暗的中世纪。王昭君是这副多米诺骨牌的开端，东罗马帝国崩溃则是它的终局。一个女人的寻常生死，悄然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容貌。 原载《神话》，东方出版社，2016

貂婵故事的文学起源 很多年以后，当貂婵回忆生命往事时，她记起了公元192年的那个早春。她穿着一袭白衣，独自坐在董家后花园“凤仪亭”里，疏影横斜，暗香浮动。荷花池里的游鱼，因羞见她的美貌而沉入水底。在这寂静的夤夜，一个雄壮的男人正手提方天戟，大步向她走来。那是一个非凡的时刻：她以自己的惊世美貌，改写了历史的进程。 游戏《王者荣耀》里的貂蝉造型，代表青年一代对她的欲望想象 这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向我们讲述的动人故事，它塑造出一个大义凛然的情色间谍，为了社稷安危，不惜出卖自己的色相，离间董卓和吕布的密切关系，并诱使吕布杀死董卓，从而实现了“长安兵变”的救国目标。但整个中国却为此陷入更痛苦长久的混乱之中，而貂婵本人也走向了大悲剧的终局。 最早提及“貂婵”芳名的，是宋代的文学读物《三国志平话》。它记载董卓篡权，竟在朝廷上公然调戏汉献帝的四名妃子，令宰相王允感到如履薄冰。他回到自家后花园里小坐，心情郁闷，忽见婢女貂婵在焚香祝祷，问其究竟，貂蝉便跪着向他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原来她是关西临洮人氏，本姓任，貂蝉只是她的小名，丈夫叫做吕布，两人在家乡失散后至今不曾减免见面，思念心切，因此烧香请求神明保佑。王允听罢，心生一计，狂喜地叫道：安定汉家天下者，此妇人也！ 而后，王允设家宴款待太师董卓。王允命貂蝉为他敬酒，她头插碧玉金钗，身穿缕金绡衣，露出了国色天香。董卓惊为天人，暗自生出了爱意。王允又设宴招待董卓部将吕布赴会，让他与衣元配妻子貂婵相会，并承诺要选吉日送她到太师府与吕布正式团聚。一周后，看待时机成熟，王允便送貂蝉到董卓家，却故意不说明用意，董卓误以为是王献给自己的厚礼，喜出望外，当晚便与之饮酒，共赴云雨之好。两天后吕布归来，听见宅子里一派嘹亮的乐音，不免好奇地打听究竟。众人告诉他丞相找了个名叫貂蝉的女人，此刻正在寻欢作乐。吕布勃然大怒，提剑入堂，见董卓已经醉成一滩肉泥，就乘机砍断了他的脖子。这是所谓“长安兵变”的文学真相。 在这个由宋人编撰的传说里，貂婵不过是王允政治计谋的一个小卒，稀里糊涂地成了政治谋杀的情色激素。她完全不具备伦理英雄所必备的政治觉悟，因而必须加以改造，以迎合儒家的国家正义模式，而这个内在的道德律令被耽误了将近一千年，直到明代初期，罗贯中（1330?～1440?）才挺身而出，完成了这一古老的使命。 新貂婵的壮烈诞生 罗贯中编撰的《三国演义》，以差不多两个章节的篇幅，在董卓的暴虐、王允的幕后策划、吕布的英雄惜美等方面大肆铺陈，精细刻画。尽管如此，这些人还是降到了配角的地位。他们的出现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映衬新主角貂婵的壮烈诞生。 这个貂婵既非吕布的妻子，也不是普通的婢女，而是司徒王允家的歌妓，同时又兼任他的养女，这种全新身份无疑更利于故事的逻辑演进。在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中，王允痛心疾首地下跪，满眼含泪，恳求他的婢女貂婵出面，以连环计离间董卓与吕布反目，促使吕布杀董，以拯救即将倾覆的祖国，“重扶社稷，再立江山”。貂蝉神色凛然地受命说，对此我万死不辞。若不能报效国家大义，我宁可死于万刃之下！言辞之间，流露出赴汤蹈火的坚定信念。她作政治宣誓时的慷慨表情，就连逍遥自在的月亮都感到羞愧，悄然躲入了云层。这才是所谓“闭月羞花”成语的真正含义。 文人画笔下的貂蝉拜月 年仅16岁的貂婵，就此被塑造成拥有高度政治觉悟的情色间谍，以美色和情欲为武器，深入虎穴，在董卓和吕布之间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她差一点就是中国政治戏院里最杰出的戏子，一面向董卓献媚，“曲意逢迎”，谎称吕布私下调戏她，一面又在吕布面前秋波送情，香帕拭泪，露出虽遭董贼玩弄、却对英雄一往情深的模样。不仅如此，貂婵还在吕布面宣称身子被董卓玷污，只能以死相报，假装要跳荷花池自尽，继而又在董卓面前拔剑自刎，逼其与调戏者吕布绝交。貂婵的两度寻死觅活，成为整个故事的动人高潮，其演技似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文本像《三国演义》那样，把一个女间谍的反间行动渲染得如此淋漓尽致。吕布因此怒发冲冠，肝肠欲断。为了夺回心爱的美人，鲁莽的武夫响应王允的劝诱，将受骗前往宫廷开会的董卓杀死，翦除了后汉时期最凶残的政治败类。谋略家王允的政治阴谋，就此全部付诸实现。 但《后汉书》以后的记载，却在“毁损”貂婵的形象。下邳鏖战，吕布被曹操军队围困，貂婵不愿丈夫单独突围，矢言要与他“生则同居，死则同穴，至死不分离。”吕布深受感动，每日只与貂蝉作乐，置前线的战事于不顾。陈寿的《三国志·吕布传》也有类似记载。令人费解的是，此时的貂婵，竟以男女私情大拖吕布后腿，与“长安兵变”中的表现判若两人。爱国主义女杰迅速沦为一个庸常妇人，而她的行为，直接引出了吕布受擒和被杀的悲惨结局。 貂婵的四种来历 尽管《三国演义》言之凿凿地描述了貂婵的事迹，但在我们看来，在中国四大美女中，貂婵的身世最是神秘可疑。她是谁？她从哪里来？她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几乎都是难以索解的。 作为官方正典“二十四史”之一的《后汉书》，从未提及貂婵之名，它仅以很短的篇幅记录董吕之间的私人恩怨。当年董卓曾为区区小事怒杀吕布，被吕布敏捷地躲过，后来两人重修于好，董卓又派吕布去看守自己的内宅，不料色胆包天的吕布乘主人不在，与他的贴身婢女暗中相恋。因畏惧奸情被董卓发现，吕布求见王允，和盘托出与董卓不和的真相，指望得到他的援助，结果反过来被王允所利用，指使他将赴宫廷开会的董卓一举杀死。这里出现的婢女，应该就是貂婵本人，但她本是相国董卓的婢妾，与司徒王允并无干系。 貂蝉在董卓与吕布之间周旋，借吕布之手，除掉了董卓 另据陕西民间传说声称，貂婵的出生地就在其北部的米脂。在当地石沟镇艾好湾村，至今还留有所谓“貂婵洞”，可以用以证实绝代美人的来历。但民间话本《三国志平话》却宣称貂婵姓任，关西（今甘肃）临洮人氏，本是吕布的结发妻子。吕布起兵造反，马腾的军队前往镇压，吕布不得不仓皇逃命，夫妻俩从此失散了三年之久。 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与上述文本大相径庭。它假借貂婵的独白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其实是山西忻州木耳村任昂之女，小字红昌，被汉灵帝选为宫女，成了宫中的小公务员，负责掌管官员所穿戴的一种叫做“貂蝉”的帽冠，因此被人称作貂蝉。后来汉灵帝把她作为礼物，赐给一个名叫丁建阳的官员，而吕布是丁建阳的养子，于是丁就把貂婵许配给这个义子为妻。后来黄巾军造反作乱，夫妻二人在战乱中离散。相传木芝村中原有过街牌楼、貂婵庙的前殿与后殿、还有王允街、貂蝉戏台和貂蝉墓之类的建筑，如今都已化为尘土，而对它们的历史记忆，似乎可以为貂婵的身世提供某种考古学的证明。 上述四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仅出生地就涉及陕西、甘肃和山西三地，而身份则包括董卓婢女、吕布妻子和王允歌妓等。这些互相矛盾的资讯，令貂婵变得面容恍惚起来，成为中国四大美女中身世最复杂的一位。 貂婵的七种下落 曾经耗费大量笔墨渲染貂婵义举的罗贯中，对貂婵“长安兵变”后的下落，始终保持沉默。在历史价值被榨干之后，她遭到了主流文人的抛弃。但仍有一些作者在孜孜不倦地追问她的下落，继而任意虚构故事，以致其结局形成了“惨死”和“善终”的两大系列。 “惨死系列”至少包含了四类不同的版本。昆剧《斩貂》细述吕布在白门楼被曹操斩首，其妻貂蝉被张飞转送给了关羽，但关羽拒绝受纳这位污点烈女，怕其水性杨花，朝三暮四，难免为他人所玷污，只有一死才能保全其名节，于是乘夜传唤貂蝉入帐，拔剑痛斩美人于灯下。 另一出杂剧《关公月下斩貂蝉》，是说曹操欲以美色迷惑关羽，使其为自己效力，遣貂蝉前去引诱。貂蝉使出浑身解数，上下挑逗，关羽心如磐石，断然铲除了这个情色后患。 基于儒家文人的悉心改造，明代以来，貂婵和关羽的形象，日益贴近士绅阶层的伦理标准。第三种版本出自明剧《关公与貂蝉》，剧中的貂蝉向关羽痛说内心冤屈，详述其施展美人计为汉室除害的经历，赢得关羽的爱慕，但关羽决计为复兴汉室献身，貂蝉只好怀着满腔柔情自刎，以死来验证自身的政治贞操。 第四版本陈述貂蝉在怜香惜玉的关羽庇护下逃走，削发为尼，曹操派人追捕，为使桃园三兄弟不再重蹈自相残杀的覆辙，貂婵毅然触剑身亡，一缕幽怨的香魂，追随国家大义而去。 “善终系列”则有三个核心版本，一是貂蝉出家为尼，以佚名方式写下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向世人言明自己的政治贡献，最后在尼姑庵里寿终正寝。 林志玲剃度图：相传貂蝉出家为尼 第二版本则宣称关羽不恋女色，护送貂蝉回到其故乡木耳村，而貂蝉则一直守节未嫁，终于熬成了一个贞烈老妪，被乡人所建庙祭奠。为谋生和丰富群众文艺生活起见，貂婵还组织戏班演出，她所搭建的戏台，曾是该村的一个诱人景点。 第三种版本称貂蝉被关羽纳为小妾，并送往成都定居，本想在功成名就后慢慢享用，不料自己兵败身死，可怜的貂婵从此流落蜀中，成了寂寞无主的村妇。最近有新闻称，某老人曾于成都北郊拾得一块古碑（1971年），其铭文约略为：貂蝉，王允歌姬也，是因董卓猖獗，为国捐躯……随炎帝入蜀，葬于华阳县外北上涧横村黄土坡……。这是有关貂婵下落的最新证据，却无力证明任何东西。这里的“炎帝”，疑为“关帝”的讹记，公元1652年，清顺治帝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此后民间才会出现“关帝”的简称。成都发现的墓碑，最多只是清代好事者的伪作。貂婵的下落，依旧是个不可索解的悬谜。 卸下粉妆后的平庸女人 被野史、文学和戏曲所扰乱的历史，在貂婵的个案里成了一团乱麻。但据周士琦《历史上确有貂蝉吗》（2002年7月2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一文披露，唐《开元占经·卷三十三》曾引用《汉书通志》（今已散佚）的记载说：“曹操未得志，先诱董卓，进刁蝉以惑其君。”言明是曹操因为政治上没有得志，这才进献貂婵（“刁”字通“貂”）来诱惑董卓，进而讨好皇帝。这段文字，不仅可以证实貂婵的存在，而且为我们窥见事件真相，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逻辑入口。 董卓案的真正幕后黑手，不是王允，是大名鼎鼎的曹操 我们已被告知，设下计谋盘算董卓的不是王允，而是大名鼎鼎的曹操。早在189年，也就是“长安兵变”爆发前三年，董卓立陈留王为汉献帝，汉室衰微，整个京城陷于一片混乱。“未得志”的曹操为了攀附权势，把只有13岁的小美人胚子貂婵进献给了大权在握的董卓，以此作为打开仕途的敲门砖；作为一种政治回报，董卓上表奏请新皇帝，任命曹操为骁骑校尉，把他提升到皇家禁卫军高级将领的地位。这场秘密的情色交易，完全符合曹操和董卓的谋事逻辑，却瞒过了历代史学家的犀利目光。 这个被曹操送给董卓的貂婵，显然就是《后汉书》所提及那位贴身婢女。她遇到青年将军吕布时，已经在董府里生活发育了三年，正逢情窦初开的粉红年华。吕布奉命看守董卓内院，与貂婵晨昏相伴，必然生出热烈的情感。但这场爱情是注定没有出路的。吕布只有投靠董卓的宿敌王允，才能排除障碍，与貂婵结为百年之好。老奸巨猾的王允窥破了吕布的心思，利用他的情欲和恐惧，诱使其谋杀董卓，从而一举奏功，改变了后汉的政治格局。 这就是貂婵事件的全部真相。这个女人不是儒家所诠释的道德英雄，也不是擅长情色游戏的间谍。她只是一个姿容美丽的普通女人，被政客们所利用，成了政治猎场里的肉体诱饵。弄清楚这点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在下邳的言谈举止会变得如此可笑，与先前的女英雄造型判若两人。她智商平平，无毒无害。她是爱情至上主义者，迷恋家庭生活，厌倦于战争带来的分离，渴望与丈夫恩爱相伴。如此而已。 正是这种世俗的平庸拯救了貂婵，使之不至于沦为道德君子关羽之流的刀下之鬼。而她最合乎逻辑的归宿，就是在吕布死后被放逐回乡，还原为一个寻常的村姑，靠在董府里学会的歌舞技艺打发余生。在那座黄土高原的中心，作为美丽而又平庸的女人，貂婵卸下脸上的粉妆，露出了自己的世俗本相。 原载《神话》，东方出版社，2016

李隆基横刀夺爱 关于杨贵妃绣鞋的传奇，一直在民间悠远地言说。那只3.5寸的小巧玲珑的雀头绣鞋，残存着美人的淡香，在那些恋物癖的男人手里辗转流传，变得日益珍奇，它与唐明皇和杨玉环的爱情传说一起，成为世人不倦演绎的香艳事物。绣鞋就是沉默的寓言，倾诉着君主和贵妃间的生死爱情（唐人李肇在《国史补》里称：“马嵬店媪收得锦靿一只，相传过客每一借玩，必须百钱，前后获利极多，媪因至富。”伊世珍也在《嫏记》里进一步记载说，杨贵妃在马嵬坡被唐明皇赐死时，有个女子拾得她一双雀头鞋，薄檀木底，鞋长仅3.5寸）。 唐玄宗是唐代音乐的最高组织者，同时也是收集丽人的高手 李唐帝国的统治者李隆基（682～760）年轻时充满嚣张的气焰。他的政治抱负和管理才能获得史官的高度评价。外拒突厥、契丹与吐蕃，内肃朝纲吏治，多次展开行政体制改革，减免百姓租税，大赦全国罪囚，甚至在当年嬴政焚书坑儒的地点建立寺庙，追穰那些冤死的方士与儒生，显示出“开元之治”的盛世景象。在李隆基统治的前期，唐代沿着李世民的“贞观之治”道路继续前行，洋溢着繁华昌隆的气息，跃升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他的住所的琉璃瓦屋顶，反射着灿烂的阳光，犹如一片天堂的图景。 但李隆基的生命美学，却是其政治韬略以外的重大精神特征。凭藉对美色的敏感与渴望，他曾先后宠幸过赵丽妃、钱妃、皇甫德仪、刘才人和武惠妃。而武氏在四十岁年龄上早逝（737年）之后，庞大的后宫丧失了替补功能，让他动心的女人日益短缺。身边的梅妃，以跳《惊鸿舞》和吹奏白玉笛而获得专宠；念奴的歌喉，更是婉转低回，令人怅惘；但皇帝对她们的新鲜感受已经凋零。55岁的李隆基，提前陷入男性更年期的困境。权力政治和声色歌舞都令他厌倦。他动辄发怒，性情变得神经质起来，令大臣们无所适从。月光每天从宫殿的一角冉冉升起，照亮了宫廷的回廊、密室和帐幔，却无法慰藉皇帝脆弱的内心。 皇帝的精神危机无疑是唐朝政治的不祥征兆。文官们议论纷纷，并且企图为皇帝排忧解难。据宋代欧阳修所撰《新唐书》记载，公元740年，有人因此向皇帝进言说，他儿子寿王的妃子、21岁的杨玉环（719～756）姿容美丽，可以成为下一个人选。58岁的李隆基试着召进温泉宫（后改为华清宫）“面试”，与她同床共枕。杨回眸一笑，百媚尽生。这真是令人难忘的偷情时刻，最高领袖做出了重大决定，他决计要用那个女人来慰藉日益黯淡的晚年。 为掩人耳目，李隆基先是让杨玉环到家庙里削发为道，赐号“太真”，以改变她原有的儿媳身份，数年后又为儿子寿王另娶了大臣韦昭训的女儿为贵妃，借此作为对儿子的情色补偿。经过一番细心的后宫政治运作，李隆基横刀夺爱，成功地占有了他的儿媳。这场皇帝的迟暮之恋，长达16年之久，整个唐代的历史由此被重新涂写。 鸡犬升天的杨家 为了表达对杨玉环的宠爱，李隆基在745年册封杨玉环为贵妃，同时追赠她已死去的父亲为太尉和齐国公，又升擢她的叔叔为光禄卿，她的两个堂兄杨分别担任鸿胪卿和侍御史，她的兄弟杨国忠为右相兼文部尚书。皇帝甚至将杨家三个姐妹分别封了韩、虢、秦三国夫人，可以自由出入宫廷，所得到的恩宠震动天下。当她们奉命入朝面圣时，就连那些公主们都不敢现身。各地官员纷纷献金巴结，一时间门庭若市。杨家的权势达到了炙手可热的程度。 以杨国忠为首的杨氏家族，成为帝国奢靡和腐败的象征 杨玉环每次跟皇帝骑马出游，都由太监高力士亲自牵辔执鞭。因她爱吃荔枝，皇帝甚至下令派专人由岭南运送，数千里的路程，往往能在尚未变质之前就送达京师。亲兄杨国忠、堂兄杨铦和杨氏三姐妹，五家的府邸被打造在一个地块上，模仿宫廷建制而互相衔接，极尽豪华奢靡之能事。皇帝所得的各方献礼与奇珍异宝，都会分赐他们各家，送礼的使者络绎不绝，竟然在路上排起了长队。 每年夏历十月，皇帝前往华清宫度假，杨氏家族的车骑则成了队列庞大的随从，每家一队，每队一种服色。当各家队伍汇聚起来时，犹如万朵鲜花一起怒放，骊山下到处花团锦簇；游行队伍一路上遗落的首饰和绣鞋不计其数，脂粉的香气一直传到几十里地外。 兄长杨国忠大权在握，声威高涨，但却有着世人诽议的污点。他与亲妹妹虢国夫人通奸乱伦，达到惊世骇俗的地步。每次去见皇帝，两人一路上并驾齐驱，也不用帷帐遮蔽，毫不掩饰其放肆亲昵的情状，以致世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后党势力支配整个朝纲，再加上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相，奸人当道，国政昏暗，民众的怨言犹如沸腾的江河，但李隆基本人对此却置若罔闻。 公元750那年，杨玉环曾经一度失宠，被生气的皇帝赶出了后宫。杨国忠教唆人去对皇帝说：“不听话的女人的确该死，但应在宫中处刑，不必让她到外面受辱。”皇帝于是派太监张韬光传令赐死他昔日的宠妃。杨玉环深知皇帝的弱点，表情悲伤地回答道：“妾身罪该万死，但除了皮肤和毛发之外，都是圣上所赐，今天死了，却无以回报。”说罢剪下一束秀发让太监转呈皇帝说：“就用它做诀别的信物好了。”皇帝手捧太监送来的秀发，惊骇、伤痛、周身颤栗，百感交集，马上召杨玉环入宫，与之重归于好。杨氏兄妹的政治默契，真是令人吃惊。 文人墨客的有耻讴歌 唐代的衰微，李隆基和杨玉环都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李隆基早年励精图治，但在晚年变得判若两人。在完成向宫廷美学家的个人转型之后，他完全沉迷于杨玉环精心构筑的梨园布景，成为李氏王朝的首席戏子，却放弃了皇帝的政治责任，任由李林甫和杨国忠陷构官员，结党营私，由此引发严重的国家危机。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杨家专权为由，攻陷东都洛阳和首都长安，唐王朝蒙受了巨大损失。尽管这场叛乱后来得到平定，但所谓“贞观之治”便就此告终，大唐王朝逐渐走向败落，而整个中国也开始了所谓的下滑历程。 传统京剧《贵妃醉酒》里所描述的杨贵妃醉态（姜迎久绘） 李隆基的儿子李亨以平叛和讨伐杨家为由，于756年7月发动马嵬兵变，逼迫父王逊位，自己登上最高权力宝座，而李隆基则被贬入冷宫，时常面对爱妃的画像暗自垂泪，在孤灯下悄然老去，死于公元760年那个多雨的暮春。 关于唐明皇杨贵妃的爱情传说，安史之乱之后便开始在民间流传，到了晚唐更是成为文人辞章的香艳母题。元人白朴的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描述杨玉环与安禄山私通，而安史之乱的起因，乃是安禄山要与皇帝争夺杨玉环。这个立场旨在向我们重申“红颜祸水”的陈旧主题。 但与夏桀和商纣的命运截然不同，对李杨爱情的同情，终究成了支配舆论的主流，而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白居易（772—846）的诗篇《长恨歌》，它以流行歌曲的方式，表达了一个国家在职干部对于皇帝的职业敬意。 李隆基死后40年，白居易才考取进士，成为李唐王朝的优秀公务员。他历任包括翰林学士、刺史与司法部长（刑部尚书）等各种高级职务，在官场上如鱼得水。而另一方面，他的御用诗学也已经发展到了滴水不漏的地步。他一面暗讽李隆基“重色”和不理“早朝”，以及杨家“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的荒谬政治格局，一面又大肆渲染李杨爱情的悲剧色彩，“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一次符合帝国话语政策的优美言说，它对前朝皇帝的针砭和颂扬，悉心维护李氏家族的最高利益，那就是社稷与情色并重的原则。 白居易的“小骂大帮忙”的马屁诗歌，实际上支配了此后的民间舆论。此间经过宋元明的民间咏唱，在清代洪升的《长生殿》达到了顶点，该剧刻意渲染李隆基在杨玉环死后的思念，引吭高歌皇帝与贵妃的伟大爱情，尽管结构芜杂混乱，却是一座纪念碑，标志了民间伦理与国家伦理的美学会师。 掀开李杨之恋的铁幕 在探究皇帝爱情根源的时候，并没有人去追问杨玉环的“爱情”原委。这是典型的男权主义立场。李隆基初识杨玉环时已是58岁高龄的老人，满头白发，老态毕现，与戏台上的英俊潇洒形象，实在是大相径庭；而杨玉环却年方22岁，正是豆蔻年华的粉红玉女，跟皇帝相差36岁。玉环热爱隆基之说，纯粹出自国家主义文人的想象。在我看来，他们的关系，正是权力对女色的非对称性占有。而杨玉环曲意逢迎，试图从最高统治者那里获取荣华富贵，如此而已。 画家戴敦邦依照白居易《长恨歌》诗意所绘的“长生殿之恋” 李隆基热恋杨玉环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其中美貌是白居易所力图指证的头号理由。他的证词环绕美色的诸多方面：美貌（面如芙蓉，眉若柳叶）、美肤（肌肤白皙细腻得犹如“凝脂”）；媚态（当她宛转蛾眉、回眸一笑时，六宫粉黛都失去颜色）、步态（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哭姿（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如此等等。由于白居易的大肆渲染，杨玉环被确认为中国四大美人之一。这个崇高的地位，几乎无人可以动摇。但白居易生于772年，距杨玉环被杀有16年之久，从未亲眼见过杨氏。他的描述，只是文人的浪漫想象而已。 其次，李隆基本人是唐代最具水准的官方艺术家，有人因此认为，由于杨玉环精通音律，能歌善舞，又是琵琶高手，故能博得皇帝的厚爱。但此前受宠的梅妃和念奴等人，无一不是兼擅乐器的歌舞高手，但李隆基独独偏爱杨玉环，这方面的依据并不充分。 杨氏受宠的第三原因，据说是她的机警聪颖和善解人意。她委曲求全的极端例子，就是在被赐死时都毫无怨言。但史书记载的那些后宫佳丽，多聪明可人，更有像梅妃那样的才女，文辞优雅，在整个宫廷都十分罕见。李隆基仅仅因此而偏爱玉环，实在不足以令我们信服。 李隆基对杨玉环的喜爱，除了上述那些综合因素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他本人对于繁琐政务的倦怠。他退居二线，蓄意安排了自己的幸福晚年：白昼从事歌舞美学的打造，夜晚则借爱妃丰腴肥润的玉体暖身。皇帝此前一直在各大温泉过冬，借此抵挡长安的严寒。他的冬季行宫分为三个地点：郿县的凤泉汤、新丰的温汤和骊山的温泉宫（后者改名华清宫，成了杨氏的专宠地点）。但泉水固然可以御寒，却容易引发风湿痹证，只有玉环的肉躯才是老人御寒的最佳物品。她宛如一张温暖的床褥，轻柔地裹住了老人瘦骨嶙峋的身躯。她就是皇帝最贴身的温泉，在他身下微微起伏和流动，而老人则安稳地睡去，像一个与世无争的婴儿。 杨氏的悲剧性下落 安禄山造反，其理由就是要讨伐杨国忠，并公开罗列杨玉环及其姐妹的罪行。李隆基想要派皇太子前往安抚军队，而自己则禅让退位，遭到杨家的坚决反对，她们因害怕失恃而在朝廷上放声大哭。杨玉环甚至以自杀来要胁，李隆基只能收回成命。 据《新唐书·卷八十九》记载，从长安逃亡到马嵬驿馆时，拥护太子的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以保卫社稷的名义诛杀了杨国忠，但哗变的军人还是继续包围着皇帝的驿站。李隆基派高力士出去打探，得到的回答竟是：“灾难的根源还在！”李隆基万般无奈，只能含泪与杨玉环诀别，高力士把她带到附近的佛堂，在梨树下将其缢死，经过陈玄礼验看后，用紫色座垫裹了尸身，在路边匆忙掩埋。38岁的绝代美人从此香消玉殒。 尽管细节上有些出入，但几乎所有的历史文献都认可马嵬缢死是杨玉环的唯一结局。《旧唐书》记载李隆基派人打开坟墓，发现“肌肤已坏”，但白居易却在《长恨歌》里否定了这个说法，它描述平叛后李隆基由四川返回长安，再度经过马嵬坡，重新检视埋葬爱妃的墓穴，并未发现她的尸骨（“马嵬坡下泥丛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后又派方士四处寻找，没有任何结果。欧阳修的《新唐书》也证实了这一结果，它记载李隆基派使者作秘密移葬，却发现墓里只有杨玉环遗留的香囊，由此修正了《旧唐书》的史实错误。 杨玉环之死（戴敦邦绘） 杨玉环尸骨失踪案引发了世人的热烈猜测，俞平伯声称杨玉环逃脱了死亡，却隐名埋姓，到了以女道院为名的青楼，沦为一名暗娼，从此销声匿迹。但其依据只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传》，显得十分勉强。此后又有日本学者言之凿凿地声称，杨玉环由高力士和陈玄礼串谋私放，并派员护送其逃亡海上，抵达东瀛日本，安居于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久津，但也因缺乏证据而难以令人信服。 （注：《长恨传》，收录于《太平广记第四百八十六·杂传记三》，文中云：天宝末，兄国忠盗丞相位，愚弄国柄。及安禄山引兵向阙，以讨杨氏为辞。潼关不守，翠华南幸。出咸阳道，次马嵬，六军徘徊，持戟不进。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错以谢天下。国忠奉牦缨盘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而去之。仓皇展转，竟就绝于尺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肃宗禅灵武。明年，大凶归元，大驾还都，尊玄宗为太上皇，就养南宫，自南宫迁于西内。时移事去，乐尽悲来，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莲夏开，宫槐秋落，梨园弟子，玉管发音，闻霓裳羽衣一声，则天颜不怡，左右欷歔。三载一意，其念不衰。求之梦魂，杳杳而不能得。适有道士自蜀来，知上心念杨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术。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术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驭气，出天界，没地府，以求之，又不见。又旁求四虚上下，东极绝天涯，跨蓬壶，见最高仙山。上多楼阁，西厢下有洞户，东向，窥其门，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双鬟童出应门。方士造次未及言，而双鬟复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诘其所从来。方士因称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寝，请少待之。”于时云海沉沉，洞天日晚，琼户重阖，悄然无声。方士屏息敛足，拱手门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俄见一人，冠金莲，披紫绡，珮红玉，曳凤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问皇帝安否。次问天宝十四载已还事，言讫悯然。指碧衣女，取金钗钿合，各拆其半，授使者曰：“为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方士受辞与信，将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征其意，复前跪致词：“乞当时一事，不闻于他人者，验于太上皇。不然，恐钿合金钗，罹新垣平之诈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宝十年，侍辇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夜张锦绣，陈饮食，树花燔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时夜始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于下界，且结后缘。或在天，或在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间，幸唯自安，无自苦也。”使者还奏太上皇，上心嗟悼久之。余具国史。至宪宗元和元年，周至县尉白居易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陈鸿作传，冠于歌之前。目为长恨歌传） 杨玉环之死，留下了无数个难以索解的玄谜 杨玉环的死亡，作伪的可能性甚低。叛军领袖陈玄礼既已动手杀了其兄杨国忠，为了政治自保，他只能一条道走到黑，杀杨玉环以斩草除根。他验尸必定十分仔细，任何替身都难逃他的法眼，更无蓄意放生的道理。玉环尸骨之所以在事后蒸发，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被人盗走。 玉环的美貌，在民间早已成为声势浩大的传奇，皇帝及其禁卫军开拔之后，当地居民中必定有人发掘坟堆，窃取她的新鲜尸身。杨氏身上并无多少珠宝首饰，即便为了偷窃残留的贴身财物，也没有理由要费劲地搬走尸体。就逻辑而言，这只能是恋尸癖的疯狂举止。她死后容颜栩栩如生，身躯残留着温婉的体香。所有这些都会令病态的盗尸者变得亢奋起来。黑夜掩盖了这场令人发指的罪行。在当过长达16年的宫廷宠物之后，她遭到了来自暴民的令人发指的羞辱。 原载《神话》，东方出版社，2016

——美国历史频道推出首部中国纪录大片（上） 撰稿：朱大可 作者说明：2007年7月9日美国时间20点到22点，美国A&E历史频道在黄金时段，播放由本人撰稿的《郑和——发现美洲大陆第一人？》。这是美国主流电视频道首次播出中国制作的文献记录片，并获得2007年度艾美奖提名。它对探索本土纪录片的国际化道路，或许有某种启发意义。杨澜主持的原阳光卫视，斥资百万，为这部影片的制作和发行付出了巨大努力。制片人李蕴、导演吴石友以及整个制作团队，在该片拍摄过程中显示的杰出才华，是该片成功的坚实基础。在本博上贴出该片2003年国际版的部分文案，乃是为了向所有为此做出贡献的朋友们表达敬意，并缅怀那些已经流逝的合作岁月。 题图：郑和下西洋，作者：孙韬 引 子 解说： 2002年3月，全球各国媒体都在报道同一条消息：65岁的前英国潜艇指挥官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曾经意外发现了一张1459年绘制的航海图，图中画有中国的帆船。由此他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研究，写了一本名叫《1421》的书。他指出，600年前中国有一位名叫郑和的航海家，带领世界上最大的舰队七次跨洋远航，他早于哥伦布80年，到过东南亚、西亚和非洲大陆。还到了美洲、澳洲，甚至到了南极。 采访： 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 《1421》作者） Which was drawn a century before Magellan set sail, and if showed islands of antarctic，drawn 4 centuries before European reached antarctic , and the map shows animals from southern part of South America. So whomever it be in the South America , that they could drew the animals because they existed there （这张航海图早在麦哲伦航海100年前就绘制出来了，图中的一些南极岛屿，绘制的时间比欧洲人到达南极要早400年。而且这张图还画出了一些南美洲的动物。究竟当时是什么人在南美洲？他们肯定到过那里，才画得出那些动物） 采访： 朱鉴秋（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刚才孟席斯先生讲的一些地图，是不是中国人绘的，还是欧洲人根据中国人的什么资料绘的？这个首先要研究的 不能笼统地讲是中国人画的地图，因为它的标示方式，跟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标示方式有很大的差异。 解说： 孟席斯遍访了120多个国家，用几千个证据证明，是中国的航海家郑和率领的船队最先发现了新大陆。 采访： 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 《1421》作者） As I got more experience Rather more complicated things like for example South America, every where the China fleet had visited in South American, there are Chinese chickens, and chickens can not fly, they can’t swim, so somebody had brought the chickens （我走访了更多的地方，发现了更多令人困惑的事情。像在南美洲，中国舰队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中国的鸡。鸡不会飞，也不会游泳，所以一定是有人把它们带来的。） 采访： 樊树志（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 这个都是揣测，揣测，没有确切的证据，有一点点捕风捉影的根据。但是，很难说有这么回事情。 采访： 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 《1421》作者） I found there were DNA samples had been taken of the Indian people’s blood and in parts where the fleets visited. There was direct connection with china, the DNA of the Indians is the same as these people of GuangDong, China. （我发现，在郑和舰队去过的地方，从印地安人血液里提取的一些DNA样品，和中国有直接的联系，这些印地安人的DNA和中国广东人的相同） 解说： 孟席斯说，在加勒比海海底，至今有9艘中国的沉船残骸。他发现了出土的压船石和其它实物。 采访： 罗宗真（南京博物院研究员） 一些沉船，或者中国的一些器物、文物等等之类的，确实在美洲有所发现，但是什么时候过去的，发现这些东西，是不是中国人带过去的，还是间接地运过去的，现在都不敢下最后的结论。 解说： 孟席斯认为，郑和的船队还到过澳洲。 采访： 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 《1421》作者） earlier and before this Voyage , the emperor of china had Kangaroos in the Zoo, and Kargaroos are unique in Australia （早在大航海的时代之前，中国皇帝的动物园里就已经有了袋鼠，而袋鼠是澳大利亚独有的动物。） 解说： 孟席斯说，欧洲的航海家们在出发前就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和航线，他们手里已经拿着中国人画的地图。 采访： 爱德华·法默 （Edward Farmer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教授） I don’t think there is evidence that anything Zheng He did during his life time or his expeditions was really known about in the west or had an impact on navigation or that sort of thing in the west. （我认为，没有证据表明，郑和一生的作为和他的海上探险真的为西方人所知；或者对西方的航海等类似事业产生过影响） 解说： 其实人们争论的并不只是郑和下西洋本身，许多郑和留下的谜团至今仍无法判断： 据说郑和乘坐的宝船比哥伦布的船大五倍，他怎样让这样的大船走进了大海？ 郑和生于伊斯兰教家庭，为什么后来又同时信仰佛教和道教？ 郑和的航海手册为什么失传？ 在郑和之后，中国为什么要关上海上大门达几个世纪之久？ 尽管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争论还没有结束，但重要的是，600年已经过去，人们仍然在关注郑和，这个人类海洋探索的先驱。因为正是他，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片名：郑和） 郑和（上） 解说： 1371年，郑和出生在中国西南部云南省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他名叫马三宝。他的第六世祖先詹思丁是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曾经是中国西南边疆云南省的首领。三宝的父亲马哈只是一位政府官员，曾经到麦加参加盛大的洗礼，在当地很有一些威望。 三宝的家乡和他爸爸做官的城市之间有一个大湖，名叫滇池。三宝经常搭乘湖上的商船去看望他的父亲。这样的旅行使他一次次感受到船上生涯的喜悦。 早在15世纪的黎明，东罗马帝国在哥特人的进攻下摇摇欲坠，而远东的中国也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民族动乱。强大的汉人军队攻入三宝的家乡云南省,摧毁了旧王朝的最后一个据点。从此一个新的朝代诞生了，它叫明朝。战争中11岁的三宝同几千名少年成了战俘，其中聪明漂亮的童子将被送入宫中，成为侍奉皇帝和官员的家奴。他们从远方的边境被押送到当时的都城南京。按照传统的规定，进宫前他们必须接受阉割手术。 采访： 徐克明（原云南晋宁郑和纪念馆馆长） 凡是进入宫廷里边的男孩子都要阉割，他主要怕出其它问题，因为你不阉割的话，男孩长大了跟女的天天接触就会出那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后来在明朝的时候，太监就很兴盛。 解说： 阉割由宫廷的职业的刀手主持。在经过简单的胡椒水消毒之后，刀手用一把小型镰刀割下阴茎和睾丸，将它们放入小布袋然后高高挂起，以求以后能步步高升。然后将一种气味芳香的草药敷在被阉割的伤口上，以便消炎和减弱剧烈的疼痛。最后插入一根浸过白蜡的麦杆，以防止尿道口被堵塞。少数人会死于手术后的感染，而大多数人则活了下来。 三宝的父亲马哈只在儿子被俘后不久便突然死去，怀疑是被明朝军队所杀。他的哥哥逃走，侥幸活了下来，但母亲却因无人照料，两年后病死。三宝的全家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刚刚被阉割后，三宝总是把小便撒在裤子上，甚至经常在夜里尿床，以后他才慢慢习惯像女人一样蹲着小便。在经受长达一个月的痛苦之后，刀手给他拔出插入体内的麦杆。三宝度过了阉割死亡的难关。 被阉割的三宝没有怨恨，反而感激皇帝把他留在朝廷做太监。后来他被送到北京燕王朱棣身边。朱棣给了三宝读书写字的机会，他的府邸里收藏了大量图书，还有优秀的教师和各种专家，足以培养一个未来的统帅。由于家人都死于战乱，三宝没有退路，只能把朱棣作为他唯一的依靠。他在追随朱棣的征战中逐渐长大，十多年后，他成了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 燕王朱棣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不满足于当个地方首领。当时的皇帝是他的侄儿建文帝，他决心要把这个侄儿拉下马。公元1399年，他发动了一场政变，从北京出兵攻打首都南京，于是在北京附近的一个叫郑村坝的地方，与皇帝的军队发生了激烈交战。 采访： 徐克明（原云南晋宁郑和纪念馆馆长） 在郑村坝两叔侄就打了一次决定性的战争，这个时候郑和大显才能，用的他的生命保护了燕王朱棣，所以那个战争就是取得决定性的战争。 解说： 在郑村坝的那场战役中，朱棣最心爱的战马被打死，自己也险些丧命。三宝一马当先将朱棣救了出来。朱棣的军队挥师南下，攻入都城南京，终于成功地夺取了王位，并立即着手整肃朝中的文武大臣。 采访： 爱德华·法默（ Edward Farmer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教授） Zhu Di usurped the throne taking it by force, so he had a severe political problem. Many of the officials who were up right loyal to the previous emperor refused to work with some however went over to his side. Those who went over to his side were rewarded and those who opposed him some of them were killed （朱棣是靠武力夺得皇位的，因此他面临严重的政治问题。很多效忠前皇帝的官员都拒不进新朝为官。那些投靠他的人得到了赏赐，一些反对他的人则被处死。） 在郑和的世纪，西方船舰的规模还非常有限 解说： 这里就是当年朱棣登基的皇城，如今只剩下几堵城墙。传说当时三宝曾经指着墙角一具烧焦的尸体对朱棣说，这就是前朝皇帝建文帝的尸体。朱棣大喜。在登基大典上，他决定给三宝一个特殊的奖赏。 采访： 孔令仁（南京郑和研究会会长） 据说永乐皇帝亲笔书写了一个字，一个大字叫郑，赐给郑和。要他以这个字为姓，同时又封郑和作为内官监的太监。 解说： 从此马三宝改名叫郑和。传说在朱棣当上皇帝的第二年，本来信仰伊斯兰教的郑和在一个集体仪式上成了佛教徒。因为佛教是明朝的国家宗教，由此可以证明郑和对皇帝的忠诚，也符合他光宗耀祖的心愿。佛教的理念还可以让人战胜对身体残缺的恐惧。 就在朱棣当上皇帝不久，有一天他召见百官，说他准备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舰队，前往世界各国去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为了实施这个的宏大计划，皇帝必须寻找一个可以信赖的海军总司令。朱棣认为郑和是这方面的最佳人选。 史料记载说，朱棣选择郑和首先因为他是个宦官。因为大多数宦官来自边疆地带，通晓外国语言和风俗习惯，是出使国外的最佳人选。可是他又担心已经三十五岁的郑和会不会年纪太大。 一个朝廷官员上奏说：郑和是“老马识途”，他的优点可以从面相上看出。他描述郑和脸上皮肤粗糙，意味着他生命中历经沧桑，足以忍受海上的颠沛之苦；两眉之间特别狭窄，显示他能够全神贯注于皇帝的事业；眉毛像剑一样锋利，暗示他具有作为军事将领的能力；嘴巴很大，表示他富有外交口才；不知为什么有关郑和的面相为后人留下了各种猜测，不知情的人还为这个宦官安上了胡子。不管是真是假，朱棣任命郑和担任特命全权大使和宝船舰队的总司令，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如此重要的外交军事使命赋予一名太监。 郑和知道，皇帝是让他乘坐最大的船带最多的人去最远的地方，征服那些不发达的地区。他要用一生的精力来完成一个空前绝后的皇帝的梦想。在正式出海之前，他花费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出访了日本和越南，以获得基本的航海和外交经验。他还仔细研究了所收集到的各国情报，考察从南京到南中国海的主要航道，季风的规律，海流的变化，海岸与礁石的辨认标记，学习利用星相和罗盘进行定位和定向，并仔细修改了民间和官方的海图。最后，他的考察小组制订出一个详细的远征计划。 皇帝阅读了郑和的报告，决定尽快实施这个宏大的蓝图。他很快向全国颁发诏书，进行全民总动员。转眼间，几乎大半个中国都卷入了这个浩大的航海工程。 海军陆战队加紧出海训练。同时，朝廷在全国招募技术人员和民夫，一批积累了三个朝代历时六百年经验的航海精英，迅速集结在郑和周围，成为其团队的骨干。 在中国最大的瓷都江西景德镇，数千个窑炉燃烧着彤红的火焰，瓷匠们日夜烧制着精美的青花瓷器，准备将它们装上大船运往各国。 江南的织工用蚕丝精心织造着丝绸，还有世界上最美丽的“云锦”，它们奇妙的色彩和图案后来吸引了许多国家的国王和王后。 全国有十三个省要向朝廷交纳特产和珍品，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被迫提高了税金。他们非常生气，却不敢大声喧哗，因为严厉的皇帝会砍下每一个反对者的脑袋。 为了让郑和走向更多的国家，皇帝还亲自下旨，在国内几个最高学府中开设八个学馆，培训通晓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的翻译。其中叫做马欢和费信的翻译都先后跟随郑和多次下西洋，以后分别写了两部著名的游记，成为郑和航海珍贵的历史依据。 1402年，皇帝一声令下，巨大的造船厂里聚集起大批船工，建造着世界上尺度最大的航船。这场造船的狂潮一直持续了五年。为了满足帝国的特殊需要，全国其他官方船厂建造和修复了2300艘以上的船只。高峰时期，在南京的皇家造船厂里约有二、三万人住在厂里日夜工作。 当时造船厂的总面积达到了51万平方米。 造船厂的旁边是长江的支流，一长串的驳船将木材及各式建材运送到造船厂。由于沿海各省无法独立供应所需木材，内地伐木民工被仓促地动员起来，他们在长江流域四处寻觅和砍伐高大优质的树木。这些巨大的木排顺流而下，可以沿长江一直漂向位于下游的船厂。 为了供应造船所需的大量油漆，皇帝还下令专门在南京建造了大型造漆厂和各种工厂。那些直径达10公分以上的缆绳，用毛竹的纤维编织而成，用加热的桐油浸过之后，变得十分坚韧，可以承受海水的腐蚀和大浪的冲击。 为了皇帝的远征，帝国的机器开始高效率的运转。 采访 爱德华·德雷尔（ Edward Dreyer 美国迈阿密大学历史系教授） I’ve added them up and it comes between to 2 or 3 thousand ships at least. But in any event starting in 1403, a large amount of ships were ordered to be built and two hundred and fifty of these ships were built by the capital guards, in other words the military units located in Nanjing. （我计算了一下，至少有两千到三千艘船。不管怎样，从1403年开始，订制了大量航船，其中有250艘船是由京城的卫队，也就是驻扎南京的军队建造的。） （此处删去若干段落） 解说： 郑和手下的翻译费信在他撰写的航海记录中，确认了600年前郑和宝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它用坚固的柚木和红木建造，像一座海上浮动的宫殿，成为世界上第一座精美的海上建筑。它的甲板上面分为四层，屋顶带着象牙般翘起的飞檐。郑和的指挥所有着豪华的陈设，精巧的水罗盘位于大厅中央，可用它来导航。船尾最高的甲板上是郑和经常踱步的地方。甲板下层是为外国的使节和家属准备的60多个装潢精美的房间，再下层是全体乘务员的住所。 皇帝朱棣为什么如此大动干戈，不惜耗用数百万银两和所有的民间资源来建立海军舰队和远征世界呢？中国皇帝的目的与欧洲各国是截然不同的。 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COLUMBUS）横跨大西洋，是为了寻找东方和黄金。皇帝的水手们带着发财的梦想登上了新大陆，然后以开发殖民地的代价改写了历史； 皇帝的水手们带着发财的梦想登上了新大陆 1519年的西班牙航海家麦哲伦(Magellan)为了寻找香料，试图开辟一条世界商业贸易的全新航线。他们的航海探险都出于金钱和商业目的，并因此得到国王和商人们的支持。 而中国皇帝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1416年4月6日，朱棣在南京曾经亲自立下一块碑石，上面的碑文写道：我将派遣使者到海外各国去宣传文明，用礼仪来引导他们，以改变他们的野蛮风俗习惯。 采访： 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他为了宣扬明朝的国威，“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达成他一个中央王朝君临天下的架势。 解说： 打开中国的史书，上面都反复写着：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心，是世界上最伟大和先进的帝国，它周边的其它国家都是没有开化的小国，只能成为中国的附庸。通过谋反和篡位获得权力的朱棣，始终为他的王位忧心忡忡，他必须向世界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展示其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指望它们能够服从自己的权威。他一方面准备耗费巨资迁都北京，动用几十万民工建造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皇宫和都城，另一方面，他决心派一支强大的海军开往各国，把已知和未知的小国都纳入以中国为核心的属国圈。 （此处删去若干段落） 解说： 公元1406年1月，军旗猎猎，号角齐鸣，庞大的舰队满载着28000名将士及大量金银、瓷器、铁器、铜器、布匹、谷物和珍宝，正式起锚，在皇帝的注视下和当地民众的狂欢中出发，在强大的东北信风的推动下，开始了向东南亚、印度、非洲和中东的远征。庞大的郑和舰队最多时拥有317艘船只，包括各种战舰、运兵船、供给船和货船。这个大规模环球航海行动赶在欧洲人之前，比哥伦布提早了八十多年。它宣告了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断言大地是一个圆形的球体。这个伟大的思想在1520年被西班牙航海家麦哲伦在环球航行中证实。但这个观点在当时没有对中国产生影响。那时的中国人认为大地是方的，而天空则像一个半球形的盖子罩住了大地。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郑和接受了传统的“天圆地方”学说。但这个学说并没有具体描述大地与海洋的起点和终点。在皇帝的支持下，郑和坚持要走向大地和天空的尽头。但他并不知道，在波涛汹涌的海平线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是黑暗而巨大的深渊，还是一片从天上弧形下垂的硬壳？船员们甚至怀疑走到天边会不会掉下去？郑和率领舰队勇敢地向前航行，企图触摸这个世界的边缘。600年以后，关于郑和的舰队最远到达过什么地方，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1405年7月11日，郑和船队开始了第一次远航。船队首先到达越南，然后开往泰国、印度尼西亚，穿过马六甲海峡，横度印度洋，经过斯里兰卡最后到达印度半岛；长达5000海里的海路被完全打通，描绘出大明帝国海上霸权的基本轮廓。 载有上万名敢死队队员的特混舰队，在郑和的指挥下破浪前进。其中大多数普通水手和士兵都是被处刑流放的罪犯，皇家警察监督和管理着他们，要求他们为皇帝勤奋工作。 只要他们在海上建立功勋，过去的罪恶就可以得到赦免。 舰队中还有外交官、文书、翻译、礼仪专家、乐队、气象和天文学家、舵手、水手、医生、修船工匠、宪兵和特务，其中95％是军官和士兵，但宦官始终是他们的最高灵魂。28000名船员在那些宫庭太监们的领导下展开着这场艰难的海洋探险。 （此处删去若干段落） 这里曾经是郑和船队的淡水和粮食供应的基地。古老的马六甲河至今仍然在静静地流淌。郑和七次下西洋，六次在马六甲停留，为了保证二百多条船的供给，郑和首先在这里和印度尼西亚的巨港建立了他的海军基地，把东南亚的这两个区域变成了货舱和贸易中转站。此外，印度半岛西岸的古里，也就是今天的卡利卡特（Calicut），还有西亚的忽鲁谟斯（Ormuz ），都是郑和在印度洋上的重要据点。它们是通向麦加圣地、红海和非洲的枢纽。 美国历史 网游《航海世纪》里的巨港景象 郑和手下的翻译马欢在他的航海日记中写道：郑和船队一旦到达，立即用篱笆围起营地，库房里堆满了在西方采购到的货物。营地的四周建起了眺望楼，巡逻队提着马灯和铃铛在附近日夜看守，以防盗贼的抢夺。水手们在这里度假，推销、采购，赌博，搜集漂亮的女人。作为太监的郑和不需要女人，但他并没有阻止下属的寻花问柳。即使在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好客的主人也希望自己的妻子拥有一个中国情人，这样可以使他感到非常体面。 （此处删除若干段落） 解说： 一些中国水手还在那里生儿育女，加入当地的华侨社会。郑和舰队的到来，除了刺激当地贸易和香料种植业的发展，也促成了色情业的繁华。 郑和的事业面临着各种难以想象的挑战。他的船上除了无畏的战士，还有一个神秘的客人，那就是死神。频繁的战争消耗着远征军的人数。有时，马灯引发的火灾会烧毁整艘战船。尽管携带了许多医生，船上的疾病还是不可阻挡地爆发了。热带流行病和性病袭击大舰队，夺走了许多船员的生命。而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大海。凶猛的海洋风暴吞没了许多舰船。每一次远征返回时，郑和都要带回一份沉重的死亡名单，它记录了死神的收获。据说最多的一次有一万人死在海上，人数超过整个舰队的三分之一。远征者的家属再也无法触摸那些已经葬身大海的尸体。他们的恸哭淹没在皇帝胜利的笑声之中。 今天的马六甲至今还留有许多郑和的遗迹，最令人注意的还是那座布满坟墓的山丘，这是最大的华人坟场，叫郑和山。不少墓碑几乎被沙土和树根淹埋，四处可见斜露在外的一角墓碑。据当地人说，在这些几百年前的尸骨中，有许多都是当年郑和舰队的水兵。 据郑和的随员事后回忆，有一次，突如其来的台风像幽灵一样出现在他们的航线上。惊骇的水手认为海底大蛟龙就要出现，这种狂暴的怪兽会以强而有力的巨爪掀起滔天巨浪。再大的巨轮也无法抗拒。眼看就要葬身海底，郑和与所有的船员一起跪下，不断念着天妃娘娘的名字，祁盼她能保佑大家的平安。接着，他们的祷告竟然得到了回应。一道蓝色的亮光闪现在帆顶，全体官兵惊喜万分。其实这是西方水手所熟悉的一种电光现象——爱尔摩火，常见于暴风雨中的树梢，尖塔和桅杆。但对郑和的水手们而言，这却是一个奇迹。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奇迹真的出现了，当他们祷告完毕后，风暴远离他们而去，大海恢复了往昔的平静。 采访: 樊树志（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就他这个海船甲板上面有五层，最顶层是他的指挥所。他这个帅船嘛有指挥所，指挥所边上就是妈祖庙，可见她的地位重要，他要祈求平安要妈祖保佑他。 解说： 舰队回到南京之后，基于内心的无限感恩，郑和乞求皇帝赐予天妃一个被国家承认的称号。皇帝答应了这个请求，册封她为保护国家爱护人民的女神。 但郑和觉得还不够。第二次远航他没有亲自出征，他留在了天妃的出生地——福建莆田的湄洲岛，去坐镇指挥天妃庙的整修大业。他的副手，一直忠诚地跟随他完成七次航行的太监王景宏，替他带队完成了第二次航行。 当年郑和就在这里带人修建了这座雄伟的新天妃庙，他为这座寺庙的园圃带回了稀有的异国树木。为增加神像的光彩，他还带回了无数的金银饰品。天妃作为海上保护神，就像是郑和的另一位慈祥的母亲，她诉说着对儿子长达600年的思念。 1408年月12月17日，郑和带队开始了第三次下西洋。除了前两次去过的国家外，又到了印度西南的马尔代夫(Maldives)群岛。经过印度半岛的科钦（cochin）和卡利卡特（calicut),往西一直延伸到波斯湾（persiangulf）的忽鲁谟斯（ormuz）。 （此处删去若干段落） 解说： 舰队还大量携带生姜、茶叶，柠檬和柑橘。这些最寻常的食物避免了坏血病的灾难。郑和的水手们还可以自由饮酒。酒帮助船员度过潮湿的雨季和寒冷的冬天。据说中国人最爱玩的麻将就是从郑和船上传下来的。水手们唱着家乡的民歌，感伤的情调在船上四处弥漫，触发了人们对家乡的思念。 可是，海上的平静总是短暂的。占据旧港的广东海盗陈祖义，是中国与南洋进行海上贸易的最大障碍。这位前元朝官员卡住南方海洋的咽喉，成了明朝官方海上贸易的劲敌。为打通前往东南亚和西亚的海路，决战变得不可避免。剽悍的陈祖义似乎低估了郑和舰队的实力，为了阻止北方帝国的势力，他的舰队率先发动对郑和的攻击，却遭到明朝海军的迎头痛击，陈祖义一方有五千人阵亡，十艘军舰被击沉，几乎全军覆没。陈祖义本人和另外两个首领被捕，由郑和亲自带回京城，被中国皇帝砍下了脑袋。 （以下删除若干段落） （未完待续） 题图说明：电视截图效果很差，也找不到合适的郑和主题图片，只能以幻象图片代替，但也许正是这种幻象，能够激发我们对历史的无尽想象 链接： 郑和——发现美洲大陆第一人？（下）

——美国历史频道推出首部中国纪录大片（下） 撰稿：朱大可 作者说明：2007年7月9日美国时间20点到22点，美国A&E历史频道在黄金时段，播放由本人撰稿的《郑和——发现美洲大陆第一人？》。这是美国主流电视频道首次播出中国制作的文献记录片，并获得2007年度艾美奖提名。它对探索本土纪录片的国际化道路，或许有某种启发意义。杨澜主持的原阳光卫视，斥资百万，为这部影片的制作和发行付出了巨大努力。制片人李蕴、导演吴石友以及整个制作团队，在该片拍摄过程中显示的杰出才华，是该片成功的坚实基础。在本博上贴出该片2003年国际版的部分文案，乃是为了向所有为此做出贡献的朋友们表达敬意，并缅怀那些已经流逝的合作岁月。 题图：郑和下西洋，作者：孙韬 解说： 郑和的船队是否到过澳洲和美洲？他手下的将领长达六年的漂流究竟到了地球的哪个地点？孟席斯用三千多个证据把郑和推到了世界面前。不管他的结论正确与否，终究引发了人们对这个明朝太监的更多的关注。 然而，狂欢的喜剧终于接近了谢幕的时刻。据说，1422年5月9日，一场暴风雨降临在北京城上空。闪电击中了新完成的紫禁城。大火在高大的朱红色圆柱上疯狂燃烧，许多彩绘壁画和皇帝的木雕龙椅一道化为灰烬，巨大的金黄色琉璃屋顶也崩坍成了碎片。 （此处删除若干段落） 解说： 朱棣还召集文武百官反省自己的过错，下令赦免受灾地区的所有税粮。接着，他又沉重地颁发旨意：暂停郑和宝船舰队的远航和宝船的修造，以减轻百姓的税收。他惊恐地意识到，离开本土去征服别国，耗费无数钱财，也许真的违背了天意。但他还来不及料理这些令人心烦的事务，便死在征讨北方的战场上。 1425年，朱棣的儿子朱高炽继位，就在他登上皇位的第三天，便把被朱棣关起来的财政大臣放了出来。几乎所有的文官都出来控诉宦官的罪行，郑和被下令停止出海。 （此处删除若干段落） 解说： 郑和六次下西洋及朱棣古怪的贸易体系造成的大量损耗，引发了帝国的恐慌。仅仅白银一项，每年就花费600万两，还不包括对两万官兵的嘉奖。由于船队携带铜钱出国收购，致使铜钱大量外流，造成国内“钱荒”，严重消耗了国库储备。郑和第六次远征时的物价，比第一次时上涨了300倍。更可怕的是，几万名官兵葬身海底，数不清的船只在异国漂流。国家官员对宦官的仇恨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郑和曾经说过，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这是一个海洋征服者的忧思。可是这并没有被新皇帝和多数官员所接受。 采访： 樊树志（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所以为什么说郑和下西洋，它不是一个经济事件，不是一个外贸事件呢？它不是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它是赔本的买卖，它不是做生意，它不是一个船队去做生意去的，它不是，是始终亏本的。那么这样子要长期维持当然不可能了，如此庞大的开支，它长期维持这样子的，它只能到一定时间就断掉了，也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以后也不可能再搞起来。 解说： 考虑到郑和是先朝的旧臣，再加上劳苦功高，新皇帝不想太难为他，在停止远征的行动之后，把他派到南京担任守备。文官终于有了报复宦官的的机会，郑和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首都北京，那一年他五十五岁，已是花白头发。 郑和虽然是南京的最高武官，但皇帝规定其所有事务都必须与其他官员商议，他的权力形同虚设。郑和感到自己在官府里处理公务已很不方便，平时就躲在自己家里办公。郑和因为是个太监，无法繁衍后代，他只好回到老家，请求哥哥把他的儿子过继给自己作儿子，以续香火。宽大的园子时常传来孩子们无忧无虑的欢笑，使空空荡荡的家园有了那么一点生气。 航海被停止了，郑和辖下的两万余名水军奉命守卫南京，却没有一条战舰被使用。他们不是被派去当水上运输的船夫，就是担任修理宫殿庙宇的工匠。朝廷还多次停止发放粮饷，郑和为此多次上书请求，却没有得到什么回应。一年又一年，郑和的水兵荒废了水上训练，成了在泥浆里打滚的苦力。冬天来临了，宽大的院落里堆满了枯黄的落叶，这凄凉的景象，更使失意的郑和感到无限忧伤。 信仰伊斯兰教的郑和早在前六次出海时，曾多次到达麦加（MECCA）圣地，由于伊斯兰的教义拒绝残疾人前往麦加朝圣，而作为被切除了男性生殖器的郑和却是一个真正的残障者，他只能派副手前往朝圣，代替他行使教徒的职责。在南京受到冷遇期间，郑和唯一能做的便是常常去南京的清真寺，参加回教徒的斋月，虔诚地向安拉祈祷。 1426年，在位只有一年的朱高炽病死，由朱棣的孙子朱瞻基继位。登基不久的新皇帝朱瞻基下令，限郑和八个月内修复一座已经停工十几年的大报恩寺，该寺院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佛教寺院。若工程逾期不能完成，决不轻饶。诏书的语气十分严厉，显示新皇帝对这位前朝老太监的无礼。 （此处删除若干段落） 解说： 郑和忍受着羞辱和委屈，带人上山，亲自督察施工。这位对建筑也深有研究的老太监仅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出色完成这一巨大工程。 为了建造寺内的琉璃宝塔，郑和下令从菲律宾运回火山灰烧制的特殊的琉璃瓦，使它拥有一种迷幻般的色彩。宝塔造成之后，成了中世纪全球七大奇观之一，来自各地的参观者如同潮水。高大的宝塔在夜里同时点燃上千盏酥油灯，十几里地外都能看到它辉煌的姿容。可惜这座寺庙被以后的战争摧毁了。人们从地下挖出的部分建筑材料中可以看出，当年工匠的琉璃烧制水平至今仍然是第一流的，它们成了建筑业的宝贵遗产。可是这些成就并不能驱除郑和与大海分离的寂寞。郑和就这样在南京度过了十年黯淡的岁月。 直到1430年，宫廷里的西洋奢侈品越来越少，市场上的海外产品成了凤毛麟角，过去时常来朝贡的外国使节也早已失去了踪影。新皇帝朱瞻基为中国朝贡贸易体系的衰败而忧心忡忡，想重振朝庭在海外的声威，再次缔造“万国来朝”的盛况。这时皇帝又想起了郑和，决定再次启用这个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老太监。 （此处删除若干段落） 解说： 公元1430年，郑和已经六十五岁。他知道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出征。为此他树立了两块碑石，以记录他先前完成的几次远航的事迹。郑和在碑文中详尽地记载了他本人每一次远航的成就。他把几次下西洋的时间和经过，以及他去过国家的名字一一刻了下来。 采访： 孔令仁（南京郑和研究会会长） 在他的那种处境下，在他的思想活动当中，一旦他死后那种反对之声，可能更喧嚣尘上。他的下西洋的这种壮举，也很可能在史书根本就给抹杀了，或者根本就没有记载了，以示如果他一旦因公殉职而不能回来的话，他的一块碑给砸了或者毁了，同时他可能还有另一块碑的存在。 解说: 郑和为历史留下两份特殊的遗书。500多年后，它们经历了水与火的考验，成为郑和功绩的最坚固的见证。 在这次出海前，郑和用自己的钱铸造了几十个佛像和罗汉，准备将它们送往佛教寺院布施供奉。但他还没有来得及送走便出海了。 第七次远征时，衰老的郑和已经出现了各种病兆。但他还是忠实地执行了皇帝下达的命令。1433年3月，舰队航行到印度洋时，郑和再一次病倒，随后进入了弥留状态。医生对此束手无策。不久，郑和在大海的呼吸声中走向了长眠。 海上的生命应当结束在海上，这是郑和家族的不可动摇的信仰。根据回教传统，尸体要经过清洗后再用白布包裹。葬礼简单而又庄严。在阿訇的吟诵祷告声里，将士们把郑和尸体的头部朝向麦加的方向，把它缓缓地投入大海。海水迅速吞没了这个老人的身躯。据说，他的头发和衣服被带回南京，埋葬在牛首山上，成为这个古老城市的一个平常的风景。 离郑和墓不远，将近十万伊斯兰教徒环绕着大清真寺组成了自己的社区。郑和死后，他的许多部下都改姓“郑”，守望着这片方圆五公里的郑和的土地。直到五百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他们的后代在为郑和守墓。 采访： 郑上清(郑家村村民) 本来呢，我们的祖上姓什么，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们跟郑和，我们两家是坟上亲交。关系很好的。我们跟郑和姓郑了，我们的老祖宗也跟郑和下西洋之后，最后回到南京来了。那么，最后一直给他看坟墓，改姓郑，一直到现在。 解说： 郑和死后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人们凭想像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太监，以故事和塑像的方式在民间流传，并把郑和描述成一个呼风唤雨的神。直到明朝后期，皇帝还喜欢在宫廷里观看官方艺人演出的傀儡戏，它们讲述郑和下西洋的传奇。郑和出海远征的故事成了不朽的传说。这些夸张的脚本来自民间。在郑和当年供奉的妈祖庙里，天妃娘娘的偶像边站立着一个崭新的郑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前来朝拜。直到今天，在郑和去过的地方，人们还经常举办海洋文化节。这些出现在舞台上的海洋和风帆，成了对郑和远征舰队的一次次美丽回忆。 在东南亚一带，至今还留有许多纪念郑和的寺庙。在泰国的一座最大的寺庙里，供奉着一尊高达12.6米的金制佛像，当地人说他就是郑和。他们说郑和已化成了菩萨，能够保佑平安。在印度尼西亚，每年都要举行中国传统的庙会庆典。虔诚的信徒去庙里迎接郑和神像，开始了闹街的仪式。广场聚集起成千上万的人，只盼望能抚摩一下郑和的身体。在拥有仇恨宦官传统的华人社会，除了郑和，没有任何人享受过来自人民的这种敬意。 采访： 樊树志（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如果说他是一个像西方殖民主义者那样子的殖民行动，引起当地人的反感，他们不会纪念他。他不是这个事情，所以他们怀念他。 解说： 据说，郑和死前留下最后的遗嘱，命令属下把打造好的佛像送入佛教寺庙。信奉伊斯兰教的郑和临死前留下了一个谜团。也许郑和考虑到他死后转世的问题，想借助佛教的力量来摆脱对身体残缺的恐惧，也许他是再一次表示对皇帝的忠诚。 按照宫廷的传统，宦官被阉割后的阴茎和睾丸，需要进行油炸脱水，然后被储存在一个盒子里高高地悬挂起来。宦官死亡后，这组作废的器官将被放进棺材，与死者一起埋葬。这样做是因为人的躯体必须在死后保持完整，以便他投胎到另一个世界时能恢复男性的本色。但郑和已经无法实现这样的愿望了。他的尸体和他的生殖器发生了永久的分离。这也许是一生中最后的恐惧。他到死都没有收回被皇帝夺走的男性标志。 郑和开辟的大航海事业遭到了灭顶之灾。十五世纪中期，由于海盗猖獗，朝廷开始实施海禁，皇帝被迫放弃了朝贡贸易，同时也严禁民间的跨国自由贸易。郑和的远征舰船被拖回南京的皇家船厂，被阳光、风和江水腐蚀，逐渐成为一堆历史的破烂。朝廷还规定建造双桅以上的船只即犯死罪，并准许沿海总督摧毁所有远洋航行的船只，逮捕驾船下海的商人。在帝国高级官员的声讨下，郑和留下的大批档案不翼而飞。 采访： 朱惠荣（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史书上有记载，说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的档案，后来被毁掉了。这个就是后来的人，皇帝问到说是郑和那个时候远航情况怎么样呀，好像有再远航的意图。这个时候一个大臣叫刘大夏，就透露出来说，那些当时的档案已经找不着了，毁掉了，已经一把火烧掉了。就是说当时具体一些细节呀，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了。 解说： 郑和死后，那些反对他的文官们要彻底清洗掉一切有关航海大发现的知识，以防止有人利用这些知识卷土重来，给农业帝国带来新的灾难。在明史中，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记录只有三十多字。在朱棣皇帝发动政变的功臣名单中找不到郑和的名字；翻遍明朝其它上千部史书，都没有关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记录。要不是郑和生前留下的那几块碑和他手下人马欢、费信等写的航海日记，要不是那份幸存的残缺不全的航海图，郑和的事迹真的会成为无法破解的千古之谜。 采访： 爱德华·德雷尔（Edward Dreyer 美国迈阿密大学历史系教授） The voyages that take place in 1433 the Ming government loses interest completely even in anything overseas even if it is Chinese that are doing this overseas. （自1433年的航海之后，明朝政府完全失去对任何海外事务的兴趣，即使本来就是中国人自己从事的海外活动也无一例外） 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 《1421》作者） China was Chinese; we didn’t need exports, overseas trade and so on. And at that very moment when the Europeans had the charts, thanks to the Chinese, (the Europeans) could discover the world. So it was China’s decision to turn in on itself and so she lost what she could’ve had which was leadership of the world. （中国是中国人的，我们不需要出口与海外贸易这些东西。就在这个时候，欧洲人得到了航海图。多亏了中国人，欧洲人才发现了世界。所以，正是中国人自己决定闭关自守，从而失去了本来可能拥有的领导世界的权力） 解说： 伟大的航海梦想被悄悄埋葬在皇帝的后花园里。几百年后，新的帝国继承了海禁政策，居民必须离海岸15公里居住，绝不允许任何一块木板下海。不到一百年时间，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遭到了彻底的摧毁。 继郑和之后八十余年，也就是在1492年，欧洲的哥仑布(Columbus)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1499年的葡萄牙的达·伽马(De Gamma)发现了通往东方印度的航道； 一百年后的1519年到1522年，西班牙的麦哲伦(Magellan)完成了第一次环球旅行； 1588年，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全球海洋的霸主。 而中国却从此关闭了海上大门，长达四百年之久。 (THE END) 郑和片尾字幕 总监制 杨 澜 陈汉元 监 制 西 冰 制片人 李 蕴 撰 稿 朱大可 导 演 吴石友 制片主任 潘剑林 摄 像 王晓健 邹 勤 作 曲 张维良 绘 画 李 西 三维设计 张 拓 美 术 孙国平 解 说 赵屹鸥 副导演 潘剑林 照 明 张学军 韦勇生 摄像助理 赵 旭 钱 盛 照明助理 张兴华 杨胜利 制片助理 陈南轩 前期录音 葛英晗 场 记 王 英 剧 照 杨雯晴 演 员 成年郑和 赵 旭 少年郑和 马宁心 昆曲演唱 张卫东 道 具 李明山 服 装 石瑞娟 化 妆 李冬冬 海外专家采访 君 达 海外事务协调 Tony Qi 英 文 翻 译 Tony Qi 司松洁 校 译 温飚 英 文 译 本 George Campbell Flournoy 音乐录音 张小安 中国唱片公司 三维制作 北京色维空间数码动画制作有限公司 绘画摄影 刘才云 剪 辑 吴石友 剪辑助理 王 轩 特技合成 陈致元 乔爱宇 动 效 罗 丹 后期录音 陈宛心 混合录音 罗 丹 字 幕 乔爱宇 资 料 葛英晗 国内发行 钟嘉陵 宣传统筹 杜明明 鸣谢专家 陈延杭 樊树志 何奇松 孔令仁 罗宗真 徐克明 朱惠荣 朱鉴秋 张国英 郑上清 高发元 郑一钧 颜夏梅 黄守萍 林金榜 陈和栋 张业希 郑自海 刘达才 吴 京 时 平 哈吉·阿卜杜拉黄秋润 Louise Levathes （美国） Gavin Menzies （英国） Edward Farmer （美国） Edward Deryer（美国） Januse Janiszewslei（波兰） 特别鸣谢协助拍摄机构： 国家文物局文物音像出版社 台湾慈济大爱电视台 福建省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福建省泉州市木偶剧团 南京博物院 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 江苏省南京市净觉寺 江苏省南京市朝天宫 云南省电视台 云南省昆明电视台 云南大学 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妈祖祖庙 上海新文化广播电视制作有限公司出品 2003年10月 （作者案：李蕴、西冰、陈汉元等对此稿亦有重要贡献） 链接： 郑和——发现美洲大陆第一人？（No.1）

在5月11日母亲节降临的日子，需要对这个节日及其含义，做一次文化考古学的探究。毫无疑问，母亲节旨在表达对于母亲的敬意，并重申母亲的重要价值，也即她的象征性品格——慈爱、宽容、勤勉和自我牺牲。但中国人所循用的，只是一个源于美国的公共节日。 在丢失自我传统的同时，中国人也丢失了自己的母亲节。这个节日原本叫做“七夕”，也即妇女节，混合着女儿节和母亲节的两种职能。在农历七月初七那天，所有东亚女人都将学习织女，展示作为女人和母亲的职责：打扫并整理房子，让它焕然一新；拿起绣花针和剪刀，向人炫耀自己的女红技巧；把孩子带往七星娘娘庙，向七位美丽端庄的女神致敬，因为她们就是伟大母亲的代表。由于“七夕”被误用为“情人节”（东亚情人节本是三月三，却也不幸遭到了遗忘），本土母亲丢失了被纪念的契机，最终被迫引入一个时髦的洋节，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变，它只能验证民族文化的衰微。 在一个普遍携带恋母情结的族群里，母亲的形象始终暧昧不清。基于儒教的殷勤规训，中国女性注定要面对歧视的目光，但经过岁月洗礼之后，她们却能透过老迈的身躯，从“孝道”中召回自己的尊严。这种戏剧性反转，源于“华夏恋母情结”。这情结有时呈现为令人惊骇的状态。 “二十四孝图”向我们提供了某些著名的范例，如郭巨埋儿奉母、王祥卧冰求鲤、吴猛恣蚊饱血、庚黔娄尝粪忧心之类，它们洋溢着自虐和变态的光芒。而在这种狂热的恋母叙事运动背后，是严重的人格障碍。强悍的专制政治，拒绝塑造成熟的独立人格，而只顾生产“大男孩”和“大女孩”。他们患有某种“依附性人格综合征”，并永远无法摆脱对“父亲”和“母亲”的依赖。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种类型的母亲。 第一类是“宗教母亲”。她们的早期代表就是黄帝。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圈，乃至东亚的绝大部分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女人统治的漫长时代（史称“母系氏族社会”），全民都信奉和祭拜女神，而女人也掌管种族的最高权力。统治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大母神，正是黄帝本人，她和大父神炎帝的对抗与和解，孕育出一种惊人的繁殖力，以致他们共同营造了庞大的华夏民族。而在男性大规模夺权之后，黄帝的性别遭到了篡改，摇身变成一名顶天立地的男神。正是这种“性别的文化手术”，导致华夏女神数量大幅削减。经过中古时期的反复调整，最终形成女娲、观音和妈祖的三位一体。这是简洁有力的神圣组合，足以慰藉和呵护中国人的脆弱灵魂。 在“政治母亲”的谱系中，除了雷锋所酷爱的“母亲”之外，当推率众抵抗金兵的杨继业遗孀佘太君，以及在岳飞后背上刺字的姚太夫人。 而最著名的“道德母亲”，则有孟子之母仉氏和欧阳修之母郑氏，等等。所有这些名满天下的母亲，都已成为一种传奇，承负着道德标兵的使命，孜孜不倦地教诲着帝国的子民，向他们发出语调庄严的劝诫。 但在我看来，跟政治和道德之类的公共母亲相比，只有第四类“生活母亲”，才会在中国人日常事务中扮演亲切的角色。在唐诗里，她是孟郊笔下缝补游子衣裳的慈母，在小说《红楼梦》里，她是压抑本性而于诗歌中探寻自由的李纨，在现实生活里，她为营救儿子不惜暴走的武汉妈妈陈玉蓉，是那些在灾难突降时以血躯保护孩子的母亲，以及无数生育和滋养我们成长的“无名氏”。她的身影，融化在日常生活的图像里，成为推动人类繁衍的最柔软的力量。向母亲致敬，并非要上演洗脚和磕头的闹剧，而是要重建以爱为轴心的世俗信念。我们将携带这种爱，穿越暴力横行的岁月。

亚里士多德的文体学制造了一个长期的困惑 散文的第一种困惑，是它的家族成员究竟有多少？“百度百科”上的所谓“散文”词条，将散文概念无限放大，甚至政论和历史都被算作散文，达到了殊为可笑的地步。而这正是笨拙的“文艺理论”所坚守的“宏大阵地”。尽管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中指涉了包括演讲在内的各种文体，但不等于使用修辞手法的文体都属于文学。这种古老的逻辑陷阱，误导了大量散文专家，而他们胡乱归类的结果，就是把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史稿、奏疏、诏书之类，统统算作“散文”。 按照这种逻辑，则行政公文及各主流大报的社论（政论），都应当划入散文框架。中国五十年代跟苏联交恶时的“九评”，振振有词，声色俱厉，可算作“政论式散文”的经典之作，可惜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散文选集，会把这些玩意儿装进自己的箩筐。文学内部文体和文学外部文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从未有过正常的分野。 散文的第二种困惑，在于它在文学中究竟有多少地位？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作家，仅靠散文就能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这是文学史上最吊诡的现象之一。尽管事实上，散文有时候比其他文体更为重要，例如加缪的散文成就，早已超出他的小说，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座高山，就连萨特都对此“有所忌惮”。但跟诗歌与小说相比，世人眼里的散文，终究只是姿色平常的侍妾，缺乏独立地位，犹如一道蕾丝花边，环绕在小说和诗歌四周，柔顺地衬托着主体的形象。萨特与加缪的冲突，也许可以归结为“长篇小说”和“散文”之间的对抗。 诡异的是，只有在中国，散文才是中学语文课本的主体，仿佛它就是文学的轴心。中文教育对散文的偏爱，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正是这种情形引发了我们对散文的第三种困惑：散文真的应当是中文教育的轴心吗？散文被中学语文教科书所长期纠缠，由此推出一些“主流”范式。根据中学语文课本所推出的目录，可以大致描述出一个现代散文的演化路线图：第一代为鲁氏兄弟（鲁迅的杂文和周作人的随笔）；第二代是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人；第三代以则余秋雨为代表。 这个“散文演化三部曲”，为中学生的作文写作，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鲁迅体辛辣，杨朔体甜腻，秋雨体煽情，每一种文体，都是语文老师的最爱。他们以此为样本，孜孜不倦地指导那些毫无鉴识能力的学生，让中文写作变成单一风格的仿写游戏。这是中国语文教育的坚硬规则，它滋养了大批“弱文商”青年。今天，只要观察大学生的汉语现状，我们只能推导出一个“偏狭的”结论：中小学语文教育，是“教育满汉全席”中最失败的一道大菜。 上述这些困惑阻碍了散文的正常发育。主流文学史所热烈推崇的散文作品，大多是无关痛痒和无病呻吟的“无害之作”，它们把散文引向了一个畸形的方向。近几年，一些有信念的中学教师，开始反抗这种趣味，试图引入一些饱含人本主义精神的文献，这从反面揭示了主流散文的无聊特性。 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散文，始终未能挣脱自己的“童稚期”，而长期受制于“后宰门风格”。 2005年，时任台湾国民党主席的连战，访问西安的母校“后宰门小学”，六个小学生进行动作夸张的“样板戏”表演——诗朗诵《连爷爷您回来了》，一度成为台湾政界、媒体和民间嘲笑的对象。仔细观察一下《连爷爷》的视频，它显然就是童稚版的贺敬之体：以一种没有主体性人格的抒情姿态，加上一堆忠字舞式的躯体动作，构成“少儿文艺腔”的基本范式。尽管遭到嘲笑的是“诗朗诵”，但散文的状态难道会比它更好么？ 人们面对的第四个困惑，是找出中国现当代散文的最大弊端。这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大多数散文的撰写者，都以一种热烈的姿态，投身于散文书写的洪流之中，那就是“媚雅”（kitsch）。这个语词曾经被人错译为“媚俗”，用以表达对粪便、垃圾和低俗的蔑视，暗含对高雅的追求之意。 但按照米兰昆德拉的解释，文学中最“媚雅”的，恰恰是那些劣质而又伪装成优雅（“真善美”）的货色，用现下的俚语说，就是“装B”。散文是最容易被人用来“装B”的一种文体，而这正是散文的悲剧性命运，它注定要成为包容一切的绣花枕头，被那些平庸、低劣、恶俗和陈腐的趣味所充填，不幸地沦为徒有其表的“垃圾袋”。 散文的媚雅，不仅表现于媚官、媚权和媚钱，更在于向乡村、田野、民俗、历史记忆和诸子百家献媚，而后者几乎是难以觉察的。被献媚的事物的浩大光芒，遮蔽了献媚者的真实面目，令他们散发出“高雅”和“有文化”的浓烈气味。而这正是媚雅者的书写目标。 媚雅式书写起源于它的某种工具性特征。中国散文家很难实现真正的“纯文学”梦想。散文最初是体制的工具，而后又成为市场的工具。它以“正能量”的赞美姿态出场，向四周团团作揖，仿佛这就是它的使命。那种专门“画黑暗势力的鬼脸”的散文，难以受到当下中学语文老师的鼓励。散文的重量，比鸿毛还轻。这种多重的工具人格，瓦解了作家的独立主体，以致他们无法聚结起强大的心灵力量。但那种内在的精神性（独立意志、诗学信念和终级关怀），却正是文学创造力的核心。 第五种困惑是，散文的出路究竟在什么地方？作家的社会角色，一直是文学所无法规避的难题。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者）、“社会良知的担待者”（引领者）、“传统价值的叛徒”（反叛者），到“汉语创新的手艺人”（实验者），所有这些表情严肃的角色，都是文学家为自己设定的形象。但散文作家的话语方式总是偏于老旧，不是仿效港台三流作家，就是跟本地中学语文课本的主导风格密切呼应。还有人在热烈叫卖木心和胡兰成，似乎那才是散文的巅峰和出路。但立牌位之举，似乎无法改变散文的现状，跟其他作家群体相比，散文更需要青年天才的诞生、崛起和突围。 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散文自我突围的契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降临，正在变得日益稀少。互联网时代的“无铅运动”，导致手—手传阅链的断裂，文本可以自由发表，不再经过任何编辑程序的过滤。这种无铅化/数码化运动，令许多网络文青丧失自我估量的能力。他们沉浸在作家的幻觉里，在互相勉励和叫好中一意孤行，以复制、粘贴和转发的方式，制造互联网上的文学狂欢。毫无疑问，中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大数量的网络文学帖子，而且大都以“散文”的形态面世。但它跟文学毫无关系。它不是文学升华的信号，却提供了散文繁荣的盛大幻象。在这样的图景中，我们暂时还看不到散文的真正出路。

作为“四大国粹“之一的京剧 20世纪以来，中国人被迫面对三种历史叙事模式，第一是胡适、鲁迅和陈独秀的“新文化叙事”，它以“打倒孔家店”的激越口号，表达出对否定历史传统的坚定信念。尽管此后胡适做出了重大调整，重新走回“整理国故”的道路，但颠覆历史传统的“潘多拉之盒”已经开启，变得不可逆转。 毛泽东的革命叙事，接过“新文化运动”的火把，将其变成更为彻底的“断裂式进化”，通过历次严厉的思想整肃，尤其是文革的“大批判”暴力，切断了现代中国与自身历史的血脉。 邓小平的财经叙事，终结了毛时代的意识形态革命，但“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文化传统的断裂状态并未得到修复，反而因大规模的城市现代化建设，文革中尚未摧毁的“硬件”——明清建筑和地下文物，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此外，经济运动对文化建构的僭越和替换，也加剧了文革以来的文化退化态势。 以上三种历史叙事互相叠加的结果，导致了现代中国与传统文化的严重断裂。中国文化面对严重的价值危机：一方面是传统价值无法成为世人的精神支柱，而另一方面，西方倡导的人类普世价值，又被视为来自“敌对势力”的文化阴谋，这种双面夹击，全面瓦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为当下的教育危机、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提供了深刻的逻辑前提。 基于对文化现状的不满，一种复古浪潮开始涌现。为了修复文化传统，儒学热、读经热和大师热开始大肆流行，形成以儒学为骨，道家为肉、医家和气功家为肌肤的国学体系，其基本特征是： 第一，大力倡导国家主义，试图仿效董仲舒，在朝廷的支持下重建儒家专制； 第二，国学倡导者多以“大师”自居，道貌岸然，装神弄鬼，以叩拜、下跪和个人造魅的方式，制造老式的圣人偶像； 第三，各种名目的国学班，从总裁国学班，到幼儿国学班，都收取高额收取费用，将国学当作高效敛财的工具； 第四，把国学定义为“国粹”，藉此否定“西学”，否定民主和宪政，进而否定人类共同的核心价值，以自闭的方式，向狭隘民族主义后退。而以排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通常是个人自卑情结投射在民族版图上的结果，它无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任何优秀的民族文化，均非缘于自我封闭和自我纯化，而是对“外”开放和兼收并蓄的结果。 “国粹”跟所谓“纯汉族血统”一样，是一个典型的伪概念，它篡改先秦文化，阻止人们探究它的真实起源。对孔子“私生子”身世的追究，曾经引发过一场关于圣贤完美性的认知危机，这是一个历史叙事的深刻教训，为此，聪明的“国学家”拒绝发出这样的追问：老子的“老子”究竟是谁？也拒绝追问庄周的“庄家”究竟是何方人氏。 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先秦诸子百家，大多有其深远的“境外”背景。例如，道家的主要思想来源，就是印度吠陀文化，而墨家的核心思想，跟希伯来宗教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阴阳家邹衍的思想，其“阴阳论”来自印度吠陀哲学，而“五行说”则来自波斯祆教，如此等等。没有那些重要的“外部”思想启示，就不可能形成“国学”和“国粹”的文化内核，更不可能出现先秦文化的兴盛与繁荣。 先秦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开放特征，乃是因为，在汉代以前，国族叙事的原则尚未建立起来，东亚地区跟中亚、南亚和西亚，形成了重大的“亚洲文化共同体”。东亚文明不是孤立自足发生的事物，而是该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并由共同体中多种文化原型所塑造。所谓“国粹”的真相，就在于它吸纳了当时全球文明的精华，并加以改造、深化和本土化，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而轴心时代以后，从两汉、魏晋、唐宋到明清，中国文化也仍然置身于活跃的世界交换体系之中。“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中，至少有释道两家具有显著的“域外特征”，占“文化总量”的三分之二。 导致这种东亚文明开放性的原因，在于东亚政治地理的特殊结构。五千年多以来，在整个亚洲版图上，基于频繁的战争，由西向东地形成逃迁式移民浪潮，这个浪潮推动了器物和文化的交流，尤其是推动了先进的西亚（西南亚、南亚）文化向东部的流动、传播和植入。这个前赴后继的移民浪潮，受到太平洋的严重阻拦，只能像“泥沙”一样减速、停止并沉淀下来，堆积在东亚地区，形成丰饶的文化堆层，刺激本土文明的发育和生长。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总是遭到本土文人和史学家的误导，在他们眼里，这是落后的游牧民族对先进的农耕民族的进犯与伤害。直到今天为止，人们还沉浸在这种“文化自大”的历史幻觉之中。

苏州昆山市阳澄湖建筑：对螃蟹造型的拙劣模仿 自从上世纪90年代爆发新建筑浪潮以来，庸俗象征主义、又称具象主义的趣味，就已经走出儿童乐园，操纵城市建筑设计，并制造出大批恶俗的具象建筑，由此形成古怪的建筑丑学浪潮。台湾设计师李祖元，一位被媒体赞誉为以“具象设计、微物放大”的手法、打造“讲中国语言的世界级建筑”的“大师级人物”，在此间扮演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角色。 李祖元的戏剧性在于，一方面在台湾推出高雄85大楼、中台禅寺、台北101大楼等上乘之作，足以展示设计师本人的基本素养，一方面却在中国大陆迎合甲方决策者趣味，推出沈阳民营企业大楼和北京盘古大观等低劣作品，其中两件荣登中国最丑陋的十大建筑之列，而沈阳方圆大厦还先后入列英国《卫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旗下网站的世界最丑建筑排行榜。这是设计师在中国语境中发生自我分裂的样本。 据说是李祖原“扛鼎之作”的北京盘古大观，以龙图腾为外立面的基本造型，覆盖五座建筑，其中南侧写字楼顶部为‘龙头’造型，中间三座楼宇形成 “龙身”，北侧B座则是“龙尾”。这种由被各独立楼体分解的龙体，不仅因造型破碎而导致视觉不适，更因犹如被挥刀斩成五段的死龙，而走向吉祥寓意的反面。无论在感官经验还是文化象征方面，它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之作。沈阳民营企业大楼，以外圆内方的古代铜钱造型现世，“直白”到了只剩下赤裸裸的贪欲的地步。这两件作品，不仅是具象建筑的奇观，更是当下中国社会状况的生动写照。 “李祖原现象”也折射出“甲方”——中国大陆决策者的素质和趣味。面对一个全球最大的设计市场，为了拓展甲方市场，谋求更好的生存，设计师必须放弃尊严、理想、个人趣味乃至建筑的基本专业底线，曲意迎合地方官员或投资商的权力意志。在这种微观权力博弈中，设计师的“弱智化”早已成为家常便饭。但在台湾，任何地方行政官员都无权决定建筑的风格，它必须经由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审查拍板。这是李祖元在台湾变得“比较正常”的主要原因。 正是在权力至上和设计师苟且求生的文化格局中，丑陋的具象建筑犹如雨后春笋，以各座城市的地标的名义，引发中国城市景观的大规模“视觉污染”。上海浦东浦江沿线，在个别官员的“设计”下，90年代以来推出一批丑陋的球形建筑，以迎合地方政府关于“东方明珠”的城市定位，至今都是建筑界的笑柄；郑州出现的宋庆龄基金会大楼，干脆直接做成宋庆龄雕塑，内含八层写字间，完全无视雕塑和建筑之间的专业界限。 重庆南岸区计划建造的一座大楼，外形酷似“人人”两字，刻意迎合重庆市视觉识别标志“人人重庆”，俨然是前者的一个放大的混凝土摹本，亦引发网民的热烈嘲笑。在所有这些具象建筑中，河北燕郊的“天子大酒店”，可能是始作俑者，其外立面“福禄寿”三星彩塑， 2001年曾以“最大象形建筑”之名，荣登世界吉尼斯纪录，并获吉尼斯最佳项目奖。若按这种“假大空”的丑学标准，则大批政府大楼都有入列吉尼斯纪录的资格。 2011年1月，一项颇具规模的民间调查，向公众推出了中国建筑的黑名单，肢解中国龙的北京盘古大观、貌似古代硬币的沈阳方圆大厦、蓄意抄袭华盛顿国会大厦的安徽阜阳某区政府大楼、拙劣模仿天安门城楼的重庆忠县黄金镇政府大楼、以及邯郸元宝亭、宜宾五粮液酒瓶楼、燕郊天子大酒店等十座建筑物，隆重当选为中国大陆地区最丑建筑。 什么是衡量建筑美丑的标准，这是中国建筑业的首要问题。上述最丑建筑的评审者，为此提出下列十项指标：第一，建筑使用功能极不合理；第二，与自然条件和周边环境极不协调；第三，抄袭、模仿的下意识建筑；第四，崇洋、仿古的怪胎；第五，东西拼凑的大杂烩；第六，生搬硬套的仿生丑态；第七，拙劣的象征、隐喻；第八，低俗的数字化变异体态；第九，明知不可为而刻意张扬。而CNN网站的年度评选，则更强调宏大奢华的建筑物跟四周民众生活的严重失调。但在中国各地的政府大楼群落之中，这种失调早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风景。 CNN榜上有名的布加勒斯特国会大厦，其入选理由并非出自“视觉上的缺憾，而是因为其虚荣的精神”。该建筑由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主持建造，拥有12层1100个房间，而为了兴建这座庞大的“政府形象工程”，齐奥塞斯库逼迫三万名居民和28座教堂搬迁，为其腾出位置。公权力一味炫耀政府大楼的宏大奢华，而肆意践踏民众的生活空间，这是建筑丑陋性的政治根源。对“最丑建筑”的批评，不仅旨在表达不快的视觉感受，更是关于民众权利失重的抗议。在建筑的天平上，没有受过美育教育的权力，竟然是最重要的砝码，它超越了美学，成为浮华世界的主宰。 在这样的畸形格局中，我们看不到中国建筑的美好出路。 原载2012年9月7日《新世纪周刊》 附：最丑具象建筑小展： 北京盘古大观，对龙的造型的拙劣模仿 沈阳方圆大厦，对铜钱样式的拙劣模仿 安徽阜阳市颍泉区政府办公楼，对美国国会山庄的拙劣模仿 重庆忠县黄金镇政府办公楼，对北京天安门城楼的拙劣模仿 河北邯郸元宝亭：对传统金元宝造型的拙劣模仿 四川宜宾五粮液酒瓶楼：对五粮液酒瓶的拙劣模仿 河北燕郊北京天子大酒店：对福禄寿三星人物传统造像的拙劣模仿 潍坊市民文化艺术中心，对悉尼歌剧院的拙劣模仿 安徽淮南奥林匹克公园，对乒乓球板的拙劣模仿 世博中国馆，对伏斗和金字塔的拙劣模仿

2005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再爆冷门，让二流的英国戏剧家哈罗德·品特抱走了高额奖金。品特过去一直靠纽约百老汇和伦敦牛津街的演出报酬度日，如今他的钱袋再次变得饱满起来。而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诺曼·梅勒、乔伊丝·卡罗尔·奥兹和南美作家略萨，再度与桂冠失之交臂。他们是世界性作家，被各国作家和媒体人所普遍推崇，却仍然徘徊于“文学神殿”的门外。 某份中国专家提供的问卷调查，向我们展示了20名被诺贝尔先生错失的大师名单，其中包括卡夫卡、乔伊斯、托尔斯泰、哈代、昆德拉、博尔赫斯、纳博科夫、易卜生、普鲁斯特、契诃夫、里尔克、高尔基、左拉、瓦雷里、劳伦斯、曼杰什坦姆和阿赫玛托娃等等。这份冗长的黑名单，成了诺奖的奇耻大辱。 但诺贝尔先生的过失还远不止于此，仅以戏剧为例，在这个最敏感的样式里，它竟对迪伦马特（1921～1990）视而不见。这位易卜生和布莱希特之后最伟大的剧作家，拥有《老妇还乡》、《物理学家》、《罗慕路斯大帝》、《天使来到巴比伦》等一系列杰作，其成就令品特之辈所望尘莫及，就连他的小说《隧道》、《抛锚》、《诺言》和《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等，其水准都远在诸多诺奖得主之上。迪伦马特毕生至少有40次与诺贝尔先生相遇的契机，却遭到令人震惊的长久的蔑视。迪伦马特的案例，再度向我们揭示了这个神圣奖项的世俗本性。 人类的文学需要一种最高仪式来表述其信念。斯德哥尔摩承担了这项使命。一百年来，它成为权威的文学教会，订立出世界文学的统一准则，从无限荣耀的角度审判作家，用坚实的奖金雕刻文学使徒的伟大石像。它的那些颁奖词洋溢着对事物伟大性的迷恋。它颂扬永垂不朽的话语业绩，并且企图建立文学的崭新纪元。所有这些举止都为诺贝尔先生描绘了一个神圣性的轮廓。 但对近年来诺奖的观察结果表明，它的结局越来越出人意料，也就是超出了文学的普遍经验的范畴。品特作为戏剧家的出线，隐喻着诺贝尔奖程序日益戏剧化的过程。从提名、猜测、期待、悬念、突转、在爆出冷门中走向高潮，期间还有人高声抗议，或中途退场，整个过程充满冲突和戏剧性变化。多年以来，很少有人能按诺贝尔公布的尺度去预言它的评奖结果。斯德哥尔摩的每一次颁奖，都是对文学朝圣者的智力嘲弄。导致这种情形的只能有两种原因：要么是文学公众过于愚笨，要么是诺贝尔文学奖出了严重纰漏。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变化都来自于诺奖自身的蜕变――迫于资讯资本主义时代的巨大压力，它放弃了自己的冠冕堂皇的文学承诺，并且日益沉浸于游戏的快乐之中。它的娱乐属性正在急剧扩张，变得更加扣人心弦。今天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其说是一次庄严的仪式，不如说是一副华丽的文学纸牌，洋溢着浓烈的博弈色彩。这就是我命名的“斯德哥尔摩游戏”。人们总是以为老K以上的角色才能称王，但在这类牌局里，一个普通的“J”往往可以成为赢家。所有这些结果都取决于某种内在的游戏规则。 什么是“斯德哥尔摩游戏”的最高规则？那就是某种精英主义的平衡哲学：皇家评审人不但要在不同的文学样式（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之间寻求平衡，还要在性别、种族、语种、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确立平衡，甚至还要皇家文学院委员之间达成权力均势，如此等等。诺奖犹如一架世故的外交天平，在皇家文学院打造下，表面光滑如镜，而内部则日趋精细微妙，充满各种韬略、策略、斡旋、利弊轻重的算计，把文学价值引向一个高度中庸的状态。权力游戏的技艺在无限上升，但文学的基本原则却在急剧下降。文学不仅丧失了对世界的预言能力，而且也丧失了自我审判的能力。它是人权奖、种族奖和国家奖，却唯独不是文学奖本身。文学的天堂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 我已经说过，所有这些变化并非只是瑞典皇家学院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游戏就是注定要被人玩弄的。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资讯资本主义修订了人类价值体系，根据市场的准则重新分配精神资源，大规模削弱文化精英的权力，并把大众趣味提升到不可逾越的高度。瑞典皇家学院作为精英主义的大本营，最终无法抗拒这种全球图景的剧变。 全世界民众每天都在打造自己的娱乐偶像，为此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他们对文学本身漠不关心。而在精英主义历史进程的尽头，斯德哥尔摩游戏出现了，仿佛是文学神殿的最后幻象，摇摇欲坠地座落在斯堪的纳半岛的岩石上。它面对一个摧毁文学的世界，并要为这种文学重新下定义，判处它不可阻挡地衰败下去。 西方文学的无力、病弱和孤独，向我们暗示了世界价值的悲剧，边缘民族的文学，也不能摆脱相似的命运。2005年，中国作家余华经过长达十年的分娩，再次诞下他的文学婴儿――长篇小说《兄弟》，由此引发文学爱好者的激辩，他们要对这部小说的价值作出判定，并藉此为中国文学的亡灵招魂。这个事件犹如一个古怪的镜像，映射出少数人近乎绝望的激情。但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其实就是一个职业作家所编织的话语花环。在文学死亡的现场，每一次艰辛的书写都是一场沉痛的悼念。

海子：《饥饿的仪式在本世纪》（《土地》选章） 面对一个难以破译的诗篇，人们所能采取的最好方式，就是弃之不顾、扬长而去。但是在这首诗中有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吸引了我。它是一种罕有的力度、浑浊而粗鲁的气质，以及对于宗教真理的悲痛的关怀。意象坚定地跳跃前进，所指暧昧不清，思想杂乱无章地涌现，仿佛灵魂已急不可待。被“饥饿”久困的人想象着他的“食物”，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断续地说出真诚的渴望。 这是公共法则的严重消解。公共的意象、公共的句法、公共的信念，都被私人化的字词、被辞不达意的自言自语所笼盖或置换。符码充满歧义与谜性，破坏一切明晰而精细的诠释企图。例如，我们所面对的中心意象“羊”及其派生意象“羊毛”与“羊皮”，都是缺乏确定性的。由于“饥饿是上帝脱落的毛”，那么上帝就是那头奇怪的羊。这是令人费解的隐喻，我不知道这两者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我也不知道羊毛与饥饿的内在关系。羊毛的温暖性对抗了饥饿的冷酷性，它根本无法成为标定“饥饿”状态的代码。唯一的可能性是羊毛的物质性，它与饥饿的对象重合了，于是有幸成为饥饿的喻体。几乎每一个诗行都充斥着这种牵强附会的修辞结构，提出一个喻词，同时又取消喻词的对象。它们是一些虚假的隐喻，制造着一些虚假的语象结构。 粗莽的灵魂在价值的荒原上呼喊，像一团风驰电掣的火焰。 这是不可思议的。这些虚假的、不合神话原型规则、背离了人类深层联想结构的意象，却表达着最人类的思想。粗莽的灵魂在价值的荒原上呼喊，像一团风驰电掣的火焰，说出原始的生命意志的力量。它像一个言词的独裁者，用皮鞭抽打和驱赶零散的意象，对它们强行编组，逼迫它们产生价值与意义，犹如逼迫奴隶交媾和生殖。或者，令其排成符码的纵队，向无限饥馑的灵魂献祭。 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怎样的“饥饿”啊！刚一个被称作“上帝”的物体，脱落了它的微渺的器官，在漫长的岁月里分批抵达尘世，制造永恒的令人疲倦的饿荒。它们是“上帝”的影像，被教士尊奉为“父”、“王”，或被唯物主义者谦卑地叫做“物质”，它们是生命欲望（精神）和欲望的对象（肉体）这两者的二位一体。它们下降到土地的水准，像一个隆重的集体仪式。但贫瘠的土地不能满足它们复杂的渴求。土地产生了龙——一种畸形的世俗神祇，由九条河流上的九种生物的灵魂整合而成。但它只是某些凶恶的兽性的容器。人的器官和容貌、人的智慧和内在精神性，被轻易地省略掉了。这是土地的责任。土地，作为种族的象征，它加剧了我们在精神信念方面的危机。 对土地或种族的指责，表明了一种个人化的哲学立场，即一种真正的精神饥馑，只能从个人的昏暗中产生，并因个人的努力前达到完美。完美的饥馑，这其实就是指个人精神危机的深度和广度的无限性，以及，这种危机的不可解脱。于是，人只能收藏起传统的思想武器，在虚妄的低等的神祇身边住下来，倾听因饥饿而狂怒的诗歌，以此代偿不可遏止的生命渴望的无限对象。 有几种生物，在海子的诗篇里进进出出。虎豹，暗示着肉体化的欲望，它们曾经以人类自己的方式生存，以后又在神灵的恩泽和关怀中退化；公牛，中国乌托邦的象征，曾在“牛郎织女”神话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它的虚妄性使那些企图退回种族家园的诗人受到严厉的打击；只有羔羊，代表牧歌和诗、或者一切皈依的传统，躺卧在灵魂的山谷深处，啜入酒神的饮料，继续诵读书写于皮肤之上的诗歌，申辩着自身存在的理由。 这一切都迫使诗人的理性（太阳意象）分裂，像软弱的羔羊一样逃遁，向着遥远而无名的远方盲目行进。与此同构和并列的景象是：饥饿，也即原始的生命愿望，被囚禁于故乡的货车上，向历史的终端辘辘而去。而这就是诗歌：燃烧着的饥饿、饥饿的节奏、和囚禁饥饿的种族栅栏。 诗是火色的酒液，抵达灵魂最黑暗的部位，照亮它们。诗又像锋利的斧子。屠戳优美（天鹅意象）和一切既定价值（果园意象）。诗歌甚至像一块粗硬质朴的石头，杀死了代表家园和故乡的羊。这样，囚禁诗歌的种族精神和被种族精神囚禁的诗歌，都在这个时刻里获得最后的解放。饥饿升华成了造化和梦想的巨兽，驮负诗歌明亮地飞行。但饥饿同时也吞噬了贫困的人民，他们被埋葬在不结果实的土地上，并且带着惨淡的笑容进入诗人的梦里。诗人是最后的凶手，他将蘸着死亡的汁液书写瑰丽的诗章，藉此完成他的伟大业绩。 阐释这样的诗歌（在价值饥渴中辗转号叫的记录以及这种记录的片断），是一种批评界的禁忌。游移不定的意象（如“羊”），则仿佛阴险的陷阱，使阅读者受困，但重要的不是个别意象的语义，而是从全体字词中跃出的激情，它像一束明亮的光线，照耀了事物的核心o藉此我们看到，生命情感和生命意志痛切地诉说着不如意的景况，向上帝（终极价值的代码）发出含糊不清的呼叫，血和智慧从诗行的平面上混合生长，以怀疑主义的姿态爬向神的宝座。这是一个充满饥馑与灾难的种族所能给出的最好的福音。那些粗俗而低贱的市民诗歌、或者那些从各种知识文本中偷窃灵感、使写作变成毫无激情的符号转贩助诗歌，在如此有力的生命的打击下，是注定要急速溃退的。 海子：《农耕之眼》 “农耕之眼”。谓农耕文化的精要之处。“眼”既是事物的精核，又是弈棋者在枰中所留的空隙，“眼”使对立的城市文化不能“下手”和插入。这一标题借用了围棋的规则，却企图标出文化的规则；农耕文化，或者说是自然文化、原始文化，是不可侵犯的，它守护着自身的永恒疆域，用土地、谷仓、葵花、阳光和雨水的语汇，说出针对宇宙的宏亮赞颂。“眼”也是历史的视界，它吁请一切被现代技术景观迷惑的视线，重新返回到对质朴、粗犷和典雅的原生状态的关怀上来。此外，还有一只诗人怀旧的眼，无限迷恋和伤感地叠印在了农耕的风景之中，像导引我们的风标。 《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企及农耕文化最本质的问题，生与死。它的基调是反讽的，以戏谑的态度谈论出生与死亡、它的简单、低贱和苟且性。“我生下来时哭几声，我死去时别人又哭”，在生与死的所有仪式中，还有什么比哭泣和眼泪更经济而有效的呢？卑贱地生息着，像一根树枝、一枚梨子，或者，一头混杂于大小家畜中的猫，坚持在“生硬的黄土”上呼吸，浑噩无知、世代更替，没有任何作为个人的尊严与意义o但它却证实了农耕文化的强大的生殖力。大数量的卑贱的生灵以农作物的方式生长与腐烂，低劣的种族人丁兴旺、蒸蒸日上。 《浑曲》和以下的诸篇，显示了与此全然不同的立场。从现在开始，讽谕、嘲弄和批判的调子快速地转向它的反面，转向一种咏叹和怅恋的情境。一声声“妹呀”的粗野快乐的呼喊，间歇但不停顿地涌现，仿佛是乡村少年的情歌，从浑噩的人群里质朴地跃出，结构与章句完全仿照民间谣曲，使我们听到一种真正富于生命力的原始的激动。这样，“农耕之眼”便缓缓旋转和展开，遮蔽了先前阴沉的图景。 波提切利《春》：这个伟大的女人，被柏拉图赞为第十位缪司女神。 《给萨福》，紧接着《浑曲》，却拒绝发展“农耕之眼”的命题，而是把对现代乡村的共时性关怀，变换成了对古代城邦的历时性追忆。从乡下妹子的背影里浮现出萨福——古希腊贵族诗人的美丽容貌。这个伟大的女人，被柏拉图赞为第十位缪司女神，同性恋的大师，拥有无限芬芳的嘴唇和火焰般炽热的诗章。她对人类自由精神的贡献，逾越了漫长岁月的墙垣、中古基督教会卑鄙的焚书毒焰，向着怀古伤春的中国诗人开放。“萨福萨福，亲我一下”这种热烈的召唤构成了罗曼缔克的经典性场面，仿佛一个失恋的骑士，在贵妇的花园里弹奏六弦之琴，唱出无限的倾慕。这是对所有逝去的美丽生命的叹惋，它拓展了“农耕”宇宙的空间深度，并通过富于质感和触觉的诗句，创造出一个想象性的感官世界。 《死亡之诗（之三：采摘葵花）》，陈述死亡的秘密经验，却并没有直接涉及死亡过程。这里只有沉睡的人，并通过睡眠模仿了死亡。睡眠还引发出梦和一个魔幻的故事。在这个叙事的 梦里有两个奇怪的角色，身子上开放彩葵的做梦者和雨夜偷牛的人。这些葵花是画家凡·高最著名的作品中的植物，它们在画中像火焰一样燃烧。偷牛的人，我还不知道他的来历，但他似乎是一个盗窃各种生命力能的异贼，他不仅偷取动物和植物的灵魂，而且企图运走睡眠者的生命。其实这正是诗人精神内部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的一次博弈，全部故事都模仿了自我冲突的经验，而且，它再度表达了凡·高式的对生命的热爱和眷恋。 《我请求：雨》，是一次真正的针对死亡祈祷，灵魂从梦里退出，向自然宇宙说出最后的请求。这是双重的索取；索取死和死亡仪式的必需物品——雨。而雨的功能也是双重的，它结 束着腐败的时间，同时又孕育着新的生命形式。雨是一种转换器，它保证一个农耕或自然的世界在生与死的更替中恒动和永生。于是死亡就在这里变成某种再生过程的欢乐的启端，为伟大的新事物的诞辰奠定了基础。 短小的呼喊性或警策性的句子、明快畅达的语调、异乎寻常的想象力、对爱与生的强大的激动，这些都在《农耕之眼》里获得了必要的显示。只要与《饥饿仪式在本世纪》加以对照，我们就能发现，本诗缺乏的是强悍的力度，但它的风格的清丽绝尘，则构成了另外一种旨趣。它的怀旧性无法掩藏关切人类未来命运的急切眼神。 欧阳江河：《乌托邦》 《乌托邦》，一首无法窥测全貌的长诗，第二、三章已经散佚。没有人读过。所以第一章“我们”，姑妄就是“乌托邦”的一个完备模型，它独立遗世，诉说着对政治桃花源的难以言喻的情感。 乌托邦，指称完全乌有的邦域，从中可观察到两个彼此友爱的人种。“我们”是被践踏的众生，是颓废的人民和献祭的牺牲者，如同所有的奴隶，“我们”谦卑地映衬着另一人种的伟大性。“我们”天性和平，逆来顺受，与世无争，服从外在权威，保持永久的缄默。在“乌托邦”里，“我们”冷漠和无动于衷地旁观着针对自身的令人震惊的暴力。 另外的人种是“他”，一个神秘威严的单数，像上帝那样孤独地君临宇宙。“他”的重要性在于他是唯一和不可复制的。“他”占有了独裁者所应具有的全部属性，并把这些属性的意义推广到“我们”身上。《乌托邦》诗，就是关于独裁者神圣权力所涉及的范围的现象学描述。独裁者无处不在和无所不能：“他”用刀重新分离或组合“我们”的头颅和器官；“他”的饥渴或寥寥数笔操纵着人类的气象、季节和景观，而“他”的另一些言语则安排了光与真理；“他”的阳具或令三千女子终生不孕，或使万民迅速繁殖，以致浓荫蔽日；“他”病时世界雪白犹如医院，“他”睡时所有的夜晚不敢点灯，“他”睁大的眼睛永恒监视“我们”的言行，“他”的阴影笼盖大地、永不褪色。 “他”，一个神秘威严的单数，像上帝那样孤独地君临宇宙。 从对万民头颅的屠戳开始，在“我们”的子代不敢降生的时刻终止，诗的内在层次尽管有些紊乱，但欧阳江河对《圣经·旧约》语言的仿制仍然是卓有成效的。作为以色列民族的英雄传说，《旧约》第一章涉及到上帝的权能和造物业绩。从《旧约》中，我们目睹了人类主宰者的伟大性与崇高性。但《乌托邦》在仿作中微妙地放弃了颂扬的立场。它的史诗场面充满中立和灰色的调子，宏大暴戾的事件的震慑性，被竭力掩盖于冷淡的叙事态度之中。 这里已经隐含了某种来自种族或人类的巨大骇怕。乌托邦的逻辑、更确切地说是巨人的逻辑、从A形态到B形态的荒谬转换，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刀→头颅、饥渴→作物、笔→天气、器官→春天、影子→太阳、版图→人烟……，这些在寻常世界里彼此无关的事物，在“乌托邦”里组成了严密断线性因果。这就是巨人意志强悍的力量。巨人根据一种事物去任意地审判所有的事物，命令它们存在或者缺席。“乌托邦”是一个不容置疑和不可抗拒的法庭，它的全部面貌都必须由巨人亲自加以塑造。而后，这个非凡的恐怖主义的祭坛，又被巨人用来塑造“我们”的灵魂。 但“乌托邦”的真正意义不是这个。“乌托邦”必须向人交付存在的幸福。乌托邦应当是炮制和出售幸福的超级工厂。欧阳江河的《乌托邦》，至少拥有下列两种幸福：统治的和被统治的。其中，受虐的、遭迫害的、被牺牲的幸福，是更为激动人心的，它由“我们”快乐地加以垄断。这种快乐甚至超出了骇怕的程度，以致“我们”最终能够无比平静地接受这个残忍的现实。我看到，在“乌托邦”的温床里，受虐人格正在茁壮成长，构成了上述美妙社会的真正核心。 这就是人类（种族）没落的征兆和起点。欧阳江河可能忽略了一个更有深度的问题，谁是“乌托邦”的内在主宰？难道那个孤寂的单数（“他”）拥有支配最大量复数的力量是正常的么？ 不，这肯定被弄错了，它只是一个诡异的文化假象。对人类的理解应当穿越“人”这个词缀而抵达“类”这个词根。“乌托邦”的秘密本质在于它必定是一个由大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世界。这一定理决定了“乌托邦”的一切逻辑，并为独裁者权力的无限性找出了最有力的解释。“我们”，或者干脆说人民，乃是“乌托邦”的真正主人。“我们”推出了权力的符码和玩偶（“他”），阴险地操纵它，像操纵一具伟岸的傀儡，把人民的全部功绩或罪责诿卸于它，并在必要的时刻将其轻易地推翻和替换掉。正是通过这种隐名于幕后的策略，人民实现了主宰世界和历史的伟大理想。 我所面对的是一座这样的乌托邦，它实存于真实的时空，并被我的精神与肉体所亲切地感知，像接受一件不可拒斥的悲惨礼物。“乌托邦”事物空气般渗入种族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经验的构成部分。谛听和向往乌托邦，响应它的召唤，为它而英勇战斗，从一个乌托邦奔赴另一个乌托邦，最后，在它们之中像忠实的狗一样卑贱地死去，带着对更遥远的乌托邦的憧憬。 “我们以镜为家”，这个诗句表明“我们”正住在一组完全虚妄的价值里。揭露这种存在的真相需要足够的勇气。 不仅如此。欧阳江河的勇气甚至包括与恶毒的世界共存。由于洞悉了逃亡的毫无意义，他最终出示了听天由命和超然情外的立场：“静如植物，根部以下埋进土地。”以世外高人的角度 静观暴力，大智慧的精神漠然注视自身肉体的痛楚，这个生命对策强烈地显现了东方文化的个性。在这种文化的个性中，诗人审慎地掩藏起了自己的反讽个性，而这正是“乌托邦”力量的一个最亲近的证据。 翟永明：《静安庄》 这是一个关于濒临死亡的种族的庞大寓言，凡十二章，以月份为各章标题，构成有序的读数，暗示种族时间的循环与轮回。在寓言的中心，出现了一个名叫“静安庄”的村落，干枯、颓废而恐怖，充满死亡的预兆。“静安”一词，描述了它的鸦雀无声、它的冷寂、以及它被现代文明所悬置的孤单状态。 静安庄，或者说某个溃烂的种族，是一部古老的文本，它必须获得一个现代阅读者，正确地读它，转述它的意义。而不是像传统的读者，错误地翻转着读，并且在转述时加入美丽的谎言。有一自称十九岁和“一无所知”的女人，承担了这项工作。她是乡村游荡者，从这个世界的边缘而来，于一九七四年遇见了这个村庄，并开始在村庄里游荡，花费“一年”时间阅读它的各个部分，然后从那里逃走，或者说，关上这本恐怖的书。 翟永明，也就是那个在书中游荡的胆战心惊的人，有什么理由非这样做不可？她为什么会遇见静安庄，又有什么必要在那里居住，探询它的各个细节？是她自己陈述了这方面的理由。在“第四月”、“第七月”和“第十二月”里，喊出“愤怒的声音”的母亲、“使生命变得粗糙的”异姓兄长、“人神一体”的祖母和“群居的家族”，这些人界定了游荡者的性质，向她呈现家园和故乡的形态，刻着她出生日期的老榆树、结满她父亲年龄的旧草绳，这些先验的物事则企图提供进一步证据。这就是静安庄的意义，它以母体的名义召唤异乡之客，劝谕她回归，然后，用“永恒的脐带”把她“绞杀”。 这不正是关于种族本性的真切喻示么？一个属于它的子民，将面临严重的二难困境，在它的外面阅读并诘难它，或者，进入它并成为其中的角色。翟永明不可能克服这种存在的两重性，在《静安庄》里，她一方面被读着，一方面又读着自己。她成了一个精神分裂的人。 这种混乱和怪异的精神分裂气质，对她读解静安庄的方式作了心理学的规定，使那个败落的村庄看起来愈加凶险而颓坏。正如女诗人所自我表露的那样，她“发育成一种疾病”：当内在生命力蓬勃涌现的时刻，被死亡的境遇所惊骇。这时，死亡本能开始生长，呼应着黑暗的存在之所。巨大的死亡涌流在灵魂的外面和里面同时起伏，构成诗人的转述方式的破碎性和盲目性。《静安庄》拥有史诗的规模，却没有它的逻辑、连贯性和语句完备性。它是十二次噩梦经验的残忍片断，它们之间的唯一联系是静安庄这个地点。在所有依稀的梦境里，静安庄永恒兀立，像一座被历史废弃的古堡，向那些致病的飘游者开放。 在所有依稀的梦境里，静安庄永恒兀立，像一座被历史废弃的古堡，向那些致病的飘游者开放。 所有这些都先验地决定了我们视界中的“静安庄”的容貌与气质。它首先是有罪的。它的每一个段落都充满罪行或犯罪的气味，到处是陷阱与杀机、透明而不可经见的凶器、露出杀气的月亮、穷凶极恶的荒屋、练习杀人的男孩以及死鱼，已遂或未遂的谋杀在墙垣后发生，犹如影子在太阳下行走，并因不可知而变得神秘与恐怖起来。像《旧约》那样，它是种族溃解神话的一个导言，原始罪恶从这里推进成悲怆的历史。 “静安庄”是古老的，这构成了它罪行谱系的一个核心部分。时间是无底的容器，隐匿了无数丑行和“盛朝年间的传说”。尽管古代诸侯的床第早“已被白蚁充满”，它的腐朽气息仍然感染了还未丧命的人、“脸上盖着树叶的人”、在“漆黑的日子”里分娩和生殖的人、以及各种人，使他们拥有一个颓废的神态。这正是我们从秦始皇陵的兵俑的嘴脸上所读到的表情，它像一架坏钟表的指针，使西安地面的行人失去进化的契机。这个现存的例子有助于我们读解《静安庄》所企图传播的旨意。 那么，一切被家族或者岁月所谋杀的人有难了，他们的死尸毒化了乡村景观、风俗和事务，并且用白骨的风标描绘了“静安庄”毫无指望的未来。新娘服毒、婴儿被溺杀，乌鸦在祠堂头顶上说出绝望的神谕。于是这个后来写诗的女人，这个守望着干涸的麦田的人，被死亡的经验压垮，看见了“根彻底消失”的毁灭性遭遇。 从这部启示录式的预言书里，可以搜索到两个最古老的意象或“词根”：太阳与水。它们是支配“静安压”死亡和再生的秘匙。首先是炫耀火的太阳，它并未使“漆黑的日子”消解，相反，它的光线暴力使水井干枯、仰脸望天的人成为石头。干旱的风在物种生长的季节里飞旋、散布死亡。水是富于耐性的失败者，它隐匿在土里，隐匿在木的深处，甚至隐匿于金的缝隙之中，这样直到九月，它才云雨一番，使“静安庄”重新进入生的轮回。水提供了一个奇迹，它改写了“静安庄”这部存在之书的结局，使它以活着的形态死亡，或者，以死亡的形态活着。 有一个孩子站在树下，为“静安庄”命运的魔术而惊讶。他试图思考这些生生灭灭的事物的因果。这个出现于《静安压》尾部的男孩是翟永明的化身，在经历了十二个月的精神历程之后，她的灵魂疲惫而又平静，迷狂的转述被引向一个沉思的态度，其中包孕着对种族之书中全部丑恶符码的缄默和让步。这就最终消解了我们最初发现的那个二难困境，书缓缓合拢，裂变的灵魂安详地走向睡眠…… 何小竹：《人类最初用左手写字》 还原主义，倡导对事物的本始或本元形态的回归，把繁复的事象推回到它们共有的源头或根基上，然后，从那里握住世界的几条最基本的线索。这其实就是绘画领域中从具象简化为抽象的过程，无限众多的线条在其中消退，所剩的是世界最古老原始的元素、描绘世界存在的那个唯一和不可缺略的轮廓等等。还原，就是切开世界诡异的皮肤，将它的灵魂纳入人的视野。 何小竹在这首诗里放弃了他的巫术气质而变成了一个实证的还原主义者。他把世界的构成元素设想为沙、虫、风、树、鸟、云和鱼，然后按照东方还原主义模式，进而把它们分别投放到“动一静”二元组合的结构之中；虫（动）与沙（静）、风（动）与树（静）、鸟（动）与树（静）、鱼（动）与云（静），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一“动一静”结构是不断运转和变化的，犹如老子的操作态度。这样，我们就目睹了一种同时兼有静穆与生动两种气质的无意象的诞生。 沙与虫：两种都具有运动性的物体，像古老的计时器一样缓慢爬行流走，越过无数个白昼与黑夜，标定着时间的意义，这里隐含着一个方向性的命题、一个对运动属性的简单思考，沙虫、白昼以及人类书写的方向是同构的，诗人声称它们都是从左到右，并且作了人类最初用左手写字的推断。这没有什么理由，或者说，完全不需要什么理由，因为逻辑本身在这里也被还原了，变得像原始人类一样稚拙而固执，只须一个简单的信念，世界的特征就被洞悉无遗。 风与树，这组命题与上一组有着微妙差异。风是自动的事物，而树最初是静穆的，它仅仅在风的吹气下才摇动起来，响应风的激情。风的运动方向与虫也完全不同，它不是从左到右地作线性爬行，而是在树皮上亲切地缠绕，描述着一系列弧圈，这主要因为树是圆形的事物，并且座落于空间的核心位置。树的运动方向则是暧昧的，它把舞蹈的使命委托给了敏感的树叶。树叶离开树，发现了风，它就像风缠绕树一样缠绕住了风，又像声音缠绕树一样缠绕在了声音上。这构成了元素们互相搂抱的场面，它使世界保持了运动的优美形态。 树的运动方向则是暧昧的，它把舞蹈的使命委托给了敏感的树叶。 鸟与树，这组命题是组诗中最复杂的段落，它既包含了过去的元素（比如“风”和“树”），又加入了新的因子。这就是鸟——一种最机敏活泼的事物。它使凝固的宇宙生机盎然起来。鸟群停栖在树上，具有异常的重量，使树枝垂向地面。鸟的沉重感预示了它的飞翔。果然后来它利用树叶的反弹性离开树、离开它所依凭的事物，这同风对树的纠缠全然不同。鸟拒绝了家园对它们的央求和挽留。离树的瞬间的情态是两个互相存靠的事物发生分裂的情态，它的意义和情趣被凝定在一个由何小竹制造的象形字里。这是非常个人化的处置方式，但它是适度和可以读解的，像某种微观的插图，或者，一个片断的句号和停顿。 接着是树的态度。树与鸟相反，它是一种静谧的巢室，具备飞翔的动机，却不具备飞翔的可能性。它注定要受孤寂，然而它看起来对此十分害怕，并对鸟无限羡慕。于是它就“很注意鸟的去向，很注意鸟的动向”，这两个句子的语义是完全同一的，它们的重叠强调了树的依恋。树是功利主义者，它像鸟一样梦想获得羽毛和用羽毛来飞翔。其实树叶就是树的羽毛，但树叶不能托起沉重的树躯，它只能弃树而去，作为树的愿望的代表，去和天空会面。树深知这点，所以它在晚上叫喊，说出对风的恳求，让它带走树叶，“树离开树”句中的第一个“树”，指的正是这样的树叶。但风很沉默，于是树就只能想念鸟，并在对鸟的怀恋之中寄托对飞翔的向往。这其实就是静止对运动的向往、定物对活物的向往，以及大地对天空的向往，等等。 云与鱼：这是两个完全无关的事物，把它们放在一个结构里，与其说是因为它们都拥有“弯弯”的形态，不如说是由于它们拥有类似的习性，游动、在雨后显形、怯懦的性情、对气候 有所选择，并且随机应变。这里出现了一系列很精妙的对比性事态，云的好高骛远和鱼的深入浅出，云的按部就班和鱼的静止不动，它们被钉在成语的框架上供人们观赏，语感在这里达到它的最良好的状态，宇宙物体间的差异性被描述得纤毫毕现。 这是何小竹写得最好的作品之一，拙朴而短促的句子，洗炼的意象或事态，对隐喻的拒斥，形而上的风度，这些都在表明，适度的还原技巧完全可以建构出新的诗歌——宇宙空间。诗歌还原的终点不是词素，而正是上述单个的元意象。何小竹的另一首《太阳》，企图把诗还原到对词素“太”和“阳”的字义分析，便消解了诗，也最终消解了诗人自身，因为诗人只能靠语象（事态）、而不是靠孤单的字活着，难道不是这样吗？

索尔仁尼琴与普京大帝热烈握手 仅剩的文学巨匠之一、东正教堡垒、“俄罗斯良心”和“政治恐龙”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弃世而去，留给世人一个形迹可疑的背影。 作为作家，索氏最值得炫耀的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而是他的两度被清除：1969年11月，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1974年2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叛国者”的罪名剥夺其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索氏先是丧失了官方“作家”的称号，继而又丧失伟大祖国的国籍。这种身份的双重剥夺，正是这个人的最高桂冠。他是作协体制外最伟大的作家，同时又是没有国籍的伟大公民。在20世纪，还没有任何作家获得过如此奇特的荣耀。 1970年代中期，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偷窥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越过“内部资料”的栅栏，他的反面乌托邦叙事令我感到震惊。一位从未听说过的陌生作家，正在用畸零的手指，痛击着中国人昏睡的灵魂，让我们闻到了浓烈的叛徒气味。 正如卡夫卡《地洞》里的鼹鼠，索氏躲藏在专制的黑夜里，以敏感的触须，率先感应着某种巨大的威胁，喊出民族苦难的真相。他擅长用最细小的字形写作，而后把这种蚂蚁天书卷起来塞进小瓶，以孩童的方式隐藏和传递。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古怪的游戏，他不仅要叙写故事，还要发展出一种中世纪异教徒的生存异能，以便其作品能够在超越被捕和失踪的命运，在尘世间继续流传。这种苏联版的猫鼠游戏，为铁幕国家的思想传播学，提供了卓越的样板。 我们看到，小说就是索尔仁尼琴自身黑牢经验的语言总汇。因在一封私信里批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这位青年军官在前线被捕，头戴所谓“反苏”罪名，在劳改营里度过长达8年的苦难岁月。铁窗是他全部文学书写的起点。他从此获得了反抗性叙事的动能。 从处女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到名著《癌病房》（Cancer Ward）和《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索尔仁尼琴坚定地揭露专制政治对人性的戕害。直到死亡降临，他打开的嘴再也没有闭上。在豪华的雅尔塔疗养院里，到处挤满了表情谄媚的歌德派作家，他们像苍蝇一样赞美着自己所寄生的体制。而像索氏那样甘冒生命危险的作家，只有几十位之多，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在内。他们是支撑民族文学的坚实基石。他们的良知和勇气，托举起了整个俄罗斯文学。而在拥有全球最大数量作家的中国，这样的作家，据说一个都没有。 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个人的独立信念，而不被各种政治势力所收购？索尔仁尼琴在自传里宣称，被捕就是他开始忏悔并获得神启的时刻。他在囚室里听到了上帝的声音。癌症境遇还提供了另一次更重大的契机。在流放地哈萨克斯坦，做完手术的后半夜，他和另一位基督徒囚犯，展开了触电式的对话。越过无边的黑暗，病友向他低声说出福音，闪电般击中了内在的黑暗。他从此获得了毕生战胜恐惧的勇气。 索氏的终极关怀，与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如出一辙。他们的三位一体，勾勒出俄罗斯文学的近现代轮廓。这是东正教文学的巨大光芒。在某种意义上，索氏就是两位先贤的翻版——不仅叙写反抗黑暗和寻找光明的先知话语，而且还擅长文学叙事（尽管索氏的文学成就远不如他的前辈，甚至不如同时代的纳博科夫）。他是孤独的民族祭司，怒气冲天地审判着这个问题辈出的世界。 正是基于一种政治抗争的立场，他被视为国家的危险叛徒。1971年，索氏在公共场所被人注射蓖麻毒素，差一点丧命，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而已。三年后，他被克里姆林宫逐出国境，移居美国的偏远村庄。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他并未高声赞美收留他的白宫，而是开始痛斥西方消费时代的道德沦丧，呼吁以基督的价值重建社会伦理。这种左右开弓的先知立场，令他在东西两个方向都失去了支持者，成为愤世嫉俗和不合时宜的批评家。 傲慢的流亡者1994年从美国归来，开始向普京大帝致敬。这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激变。他把俄罗斯的衰落，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错误，同时盛赞克林姆林宫的现任主人，能够令俄罗斯重修强国地位。索尔仁尼琴甚至为“独裁者”普京辩解说，西方民主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而俄罗斯不应对此草率模仿。索氏就这样背弃了恪守一生的民主信念，成为捍卫威权的政治神父。普京对此大喜过望，亲自到索氏府上造访，授予他联邦国家勋章，还把先知衰老而愤怒的容貌，张贴到全国的大街小巷。这是一场古怪的联袂演出，塑造着一对互相取暖的国家英雄。从索氏到普京，俄罗斯艰难轮回了100年，并没有走出彼得大帝的阴影。 索尔仁尼琴遗孀告丈夫遗体 但在自己的故乡，国家主义先知遇到了比专制更阴险的敌人——它从不囚禁作家，而只是冷藏他们。在索氏批判市场之后，市场对他实施了反审判。富裕起来的“新俄罗斯人”主宰了这个自我更新的国家。索氏著作的销售量急剧下滑，他的短篇小说集《崩解的俄罗斯》只卖出区区5000本，甚至不到一个平庸的畅销书作家的百分之一。人们在书店里已经很难闻到他所散发的气息。老先知在各地行走，发表愤世嫉俗的演说，偶尔也闪现于电视屏幕上，犹如一件沾满尘土的古董。在全球娱乐时代，先知早已丧失了“逗你玩”的功能。而这正是思想和文学的最大悲剧。2008年，他和反抗文学一起中风，死与人类狂欢的午夜。 原载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08年8月

2001是个奇怪的时间里程碑。文化的惊蛰突如其来地降临，八十年代的先锋老狗们争先苏醒，跃出了“寂灭”状态。他们的吠叫令人感伤而欣悦。我注意到，莽汉主义的李亚伟和万夏重新开始写诗；柏桦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成为教授后的马原，以访谈和思想随笔的方式重见天日，时间正在以奇怪的方式回旋。 作为一个前先锋诗人和现行出版家，张小波最近在《花城》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重现之时》，同样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正如小说标题所意指的那样，这个“旧文物”的“重现”事件，对当下的文学景观构成了耐人寻味的反讽。 这篇小说写成于90年代初期，而首次现世，是在一部名叫《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的个人集子里。1996年，该小说集作为刘心武主编的《城市斑马丛书》之一悄然出版，就象一个半夜里被扔进河里的儿童。此后它也没有获得外界的任何反响，仿佛淹死了一般。而它实际上只是被安装了一个延时器，《花城》发表《重现之时》激活了它的生命，然后它就复苏了，发出一声不合时宜的沙哑的叫喊。 《重现之时》究竟向我们“重现”了什么？而《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又到底淹死了什么？人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些混合着卡夫卡冷漠、加缪荒诞、冯尼格幽默和迪伦马特绝望的文本，弥漫着现代主义的梦魇气息。在小说的叙事结构方面，它还使人想起北村的迷津小说（《逃亡者说》）：制造了一大堆叙事的语障，令那些被90年代通俗文学宠坏的读者们目瞪口呆，但它们所拥有的内在的痛苦却是北村所缺失的。审讯、刑罚、黑牢、死亡、恐惧和绝望，所有这些真切的体验，构筑着隐形的苦难，并从事物的反面发出了对社会正义的召唤。 毕加索“格尔尼卡”：审讯、刑罚、黑牢、死亡、恐惧和绝望，所有这些真切的体验，构筑着隐形的苦难，并从事物的反面发出了对社会正义的召唤。 这就是《法院》所拥有的形而上基础。叙事本身的荒谬性和司法秩序的荒谬性发生了融合。一个受到性侵犯指控的“罪犯”，竭力要为自己作无罪辩护，却由于司法程序的技术错误而被法庭中断诉讼，予以释放，成为一个所谓的“自由人”，但其身上仍然带着隐秘的“国家罪犯”的标记。问题的关键在于，正是由于这种伪造的“自由”，他完全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正如小说所表达那样，“被告是这样一种动物，它只是为审判及判决的执行而精心培养出来的”。在“罪犯”与法官和检察官的冗长对话中，集权主义制度的荒谬性遭到了犀利的揭发。 正义是无数现代主义作家所经常指涉的沉重命题。但经过所谓后现代主义的颠覆，它已经被90年代的作家们所彻底抛弃。作家的生存境遇并没有本质的改变，而作家的立场已经完全变性。当“国本主义”、“家本主义”大肆流行的时刻，人本主义却在大步退行。人们面对的是下列文学事实：一个名叫迟莉的女作家在市侩精神中尽情沐浴、而另一个名叫潘军的男作家无耻地宣称“2001年是潘军年”，如此等等。汉语文学在遭受“流行病毒”的侵袭，散发出矫情、妥协和自我炫耀的庸俗气息。 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张小波的不合时宜的小说露出了一副古怪的面目，他的个人经验与苦痛与这个时代的风尚格格不入，仿佛是闯入狂欢年代的一匹悲恸的老驴。但它无疑就是八十年代人本主义的遥远回响，犹如一个话语的标本，屹立在文化迷津的入口，挑战着这个浮躁、功利和没有正义的世界。 回望张小波的小说，就我而言是一种痛彻心扉的记忆。我曾经多次去狱中探望一位与小波长得很像的医生，看见他白皙而浮肿的脸庞在蓝灰色的囚衣后面浮现，忠厚的嘴唇无言地蠕动，像一个精神上彻底破产的农民。他后来成了一名杰出的商人，他的秘诀就是在交易中成功地模拟了国家司法程序，并把写字楼变成法庭或监狱的镜象。这个匪夷所思的事迹，展示了控制世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力量。它不是正义，而是正义的一种逼真的代用品。 《检察大员》是我在其中最喜欢的一篇小说，混合着欧洲哥特小说和中国公案小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语体，并由于这种混合而产生了一种叙事的魅力。正义在这样的叙事里忽然变得暧昧起来。检察大员和典狱长之间的亲密合作最终变作一场猫鼠游戏，而结局是个卡夫卡式的圈套：典狱长为检察大员精心准备的程序，却成了绞死他本人的最阴险的机器。这是对司法程序的一种近乎恶毒的赞美：绞肉机是如此“公正”，它在绞死它的创造者时也毫不留情。 审判和监狱：走向正义的道路是何其遥远 这难道就是正义在行走时所展示的形象吗？在我看来，这正是正义缺失的迹象。监狱的程序是制度与法律的衍生物，它充其量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传动装置，执行着处罚敌人的峻酷使命。这里没有正义，有的只是权术和机变的原则，以及迫害与受虐的游戏。只有在严厉的司法程序中生活过的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正义的非在，并从中唤起对于正义的无限渴望。 是的，走向正义的道路是何其遥远，它隐藏在小说的最深处，四周环绕着话语的阔大迷津。阅读小波的这些小说就是一次道德和美学的双重冒险，一方面需要小心辨认被邪恶包裹着的正义，一方面则需要“与多种层次的话语迷津搏斗”，走出“无底的棋盘”。道德原则和文学原则共同制造着这种阅读的悲剧。这很像是小波为他小说里的主人公所设定的命运：尽管与那些错乱的话语布局展开了搏斗，读者仍将被小说的迷津所可笑地谋杀。然而，正如该小说集的序言所说，无论寻找正义的话语道路多么曲折，至少，“我们心中的恐惧已被唤起。” 写于200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