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红色视觉典礼的《红高粱》
如果要为现阶段的中国先锋电影设计一种终局,那么,我觉得《红高粱》就是某个完美的句号。它结束了从陈凯歌开始的寻根主义的光荣梦想;或者毋宁说,它为这个学派提供了最辉煌的影像体系。它用酒庆祝了这个红色的成年典礼。
首先谈谈关于荒原的意象。那些始终在寻根电影的视界里徘徊的高原与废墟是丑陋的,它们寸草不长,充满死亡的气息;弥漫的尘埃像无数微渺的死魂;那个土坡上残剩的圆形门洞,是分离生与死的神秘通道,正是这个旧文明已一丝不剩的无机世界,暗示了新文明生长的可能性。
酒坊处于巨大的荒原之中,尽管尊贵的酒王在墙壁上隐匿成古老的壁画,殷红的酒还是像鲜血一样注入黄褐皮肤的躯体,使所有男人与女人健壮而单纯。那些高高飘扬在废墟上的酒旗,表明酒神精神对腐朽形式的胜利。
屠宰场显示了另一类有关生命力的意象。余占鳌吃牛头的场面是令人震惊的,它是一次怪诞的图腾宴,而牛头成了莽古生命力的奇异容器,这使余看起来就像西部荒原上的卑贱的神祗,领受着来自祖先的供奉。
但只有高粱地才处于这处造型世界的重力中心。那些无边无际的红色谷物是苦难而执拗的生灵的象征,它们指涉了生命的内在本体。高梁面对静穆的太阳高蹈狂舞,热烈地说出生命的礼赞,并充满了对光线与热力的敬畏。这种卑微的祭拜使画面充满神秘骚动的力度。
所有这些意象空间都被一种张艺谋式的红色调子所衔接。它不是被封建文明奸污过的庸俗的吉祥色调,而是真正纯净的生命形态,它暗示着躁动的情欲和种种原始渴望。它试图响应赤裸裸的血的召唤,重建与古老而雄浑的生命根基的联系。红色轿子和穿红襦的女人、红色的酒液和红色的火焰,都是针对正在溃烂瓦解的世界的一种修缮。
与其说这个单纯的故事是严谨的历史性陈述,不如说它是一种英雄时代的传说,记载着关于征服与反抗、关于生命意志觉醒的过程。这征服开端于一次对女人的占有。抬轿的舞蹈洋溢着不可遏止的性的渴望,随后是一个粗野而庄严的交合仪式。
女人的意义使男人的肉体与精神两个方面都获得伟大的解放获得义无反顾的反叛勇气,而又回过头来拯救了女人自身。九儿是荒原之母,她在肉体上的屈从品质,并不能推翻她在男人团体中的女王地位。她是一切征服或反叛行为的精神领袖或旋涡中心。正是这种男人与女人的完美结合,促成了崭新生命意志的诞生。
这是一个通奸、屠戮和复仇的狂乱宇宙,那些女人与野汉的偷情、轿夫对麻风病人的谋杀,都是对一种腐败死亡的可鄙状态的挑战。打扫与焚烧布满麻风病毒的院落,很像是一张摧毁道德专制社会的愉快游戏,而游戏的高潮是余占鳌冲着酒坛子撒尿的时刻。尿液和酒液的混合产生了奇迹:它居然酿成香醇的好酒。
复苏了的生命意志还体现在对异族征服者的坚定抵抗之中。尽管小说里剥人皮的血腥场面被审慎地隐匿了,影片还是充满了屠宰牛族的隐喻意象,以及剥离人皮前的紧张的意志冲突。这些残酷意象可能有着善(宰牛)与恶(宰人)的道德差异,撇开上述差异,它们的内在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单纯的形而上关系。
余占鳌的复仇是征服和反叛故事的极端性结局。他率领那支由酒坊伙计组成的小小的“军队”,携带着酒和必胜的信念出征。一方面是女人在酒坊里摆下酒宴等待壮士归来,一方面是男人们对死亡的慷慨选择。这个对比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宗教气氛。作为种族母体的美丽的象征的九儿的死亡,成为一个重大的契机,它改变了影片的母题:冲向日军汽车的拼命瞬间何等的灿烂,它使个体在大爆炸中完成了对种族的永恒奉献,于是,全部故事逻辑就从反叛再度回旋到了皈依,回旋到一个倡导委身于母体的古老教义。这使张艺谋陷入了“西部精神”的惯常困境。
重提红色影调的话题,我发现张艺谋受到法斯宾德和科波拉的造型模式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红高粱》中的那些废墟、目蚀和在爆炸后充满画面的红色,都包含一种我们已十分熟悉的末日审判情结、一种颓丧绝望的启示录风格。但张艺谋毕竟是个热忱的民族主义者,他把对死亡状态的感悟,转换成了一个卓越的再生神话。
不妨注意一下张艺谋对风景与风俗的处理。他对河北高密平原和西北荒原这两个异质空间作了精致的组接,这显示了将有机生命植入废墟的企图。但正是风景的魔术使皈依意识获得一个富于感染力的形式,并传递出对母体生命力的坚定信仰。
这是毁灭的阴郁现实和再生神话的古怪结合,而再生的直接象征就是那个在酒缸里捉迷藏、喝着“十八里红”成长起来的孩子(“我父亲”),他是健康赤裸的精灵、一枚在大爆炸里神秘地存活下来的生命之籽,他像他的父辈那样对自己的感官和未来充满骄傲。
此外,还有那从莫言处租借来的“我爷爷”、“我奶奶”式的称谓,那种缅怀先祖烈迹的历史性回述角度,那种对自身种姓与血统的自豪,它们都呼应了接续遥远种亲的伟大使命,并为母体与子体找到一条坚固的脐带。“我奶奶”的死亡不过是生命的交换仪式中的一道手续——她的灵性之血统注到后嗣的脉管,就像那些用自我的灰烬滋育后代的高粱。
那么至此,寻根主义电影就在它的古老影像博物馆里,投放了一个最优美的符号空间,它完整地表达了对种族之根的信仰与勇气,对血缘意识的颂扬,对世俗动乱背后的永恒价值的辨认,以及对垂死的种族意志所寄予的理想主义希望。他像一个用视觉语言布道的狂热先知,引导人们重返那个大洪水以前的纯朴天真时代。这场收集古老存在方式的影像赌博,充满了文化和美学的冒险色彩。但这种冒险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它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电影语言的陈旧性质,而且为导演赢得来自本族和异族的嘹亮喝彩。但张艺谋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他的种族福音书,将迎受来自更年轻的非传统主义者的挑战。在一个藐视神明的人看来,艺术方舟并不能为精神痛苦提供出路,相反,它只能进一步激励对实在世界的焦虑。
写于1988年2月
(原载《中国电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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