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原创文明形成对比的,可以称作投影文明、倒影文明、镜像文明和边缘文明等。它们是从原型上投射出的影子,被浓厚的租借、依附、复制和学习的特性所缠绕。
世界文明的诸多品种
原生文明、次生文明与再生文明
根据亨廷顿的罗列,古代原型文明,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美索不达米亚文明、2.爱琴(迈锡尼/克里特)文明、3.犹太/叙利亚文明、4.希腊/罗马文明、5.印伊文明、6.东亚文明(华夏/日本文明)、7.拜占庭文明、8.伊斯兰文明、9.中美洲(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10.安第斯(印加)文明等。
这个简陋分类的缺陷在于,它建构在一个二维平面上,缺乏各文明之间的层级区分。而一种更为有力的分类,是把原型文明分为原生文明、次生文明和再生文明三种,其中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为原生文明,爱琴/希腊文明、叙利亚文明(犹太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属于次生文明,拜占庭文明、伊斯兰文明、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则属于再生文明,等等。这个划分不仅设置了原型文明的空间(共时性)维度,也提供了时间与传播(历时性)清晰线索。
原型文明的基本要素
构筑原型文明的五大要素,分别为原型城市、原型文字、原型宗教/神话、原型农作物及种植加工技术、原型器物及制造技术。它们是衡量文明是否具有原型性,以及原型化的程度高低的重要尺度。此外,原型市场和原型组织,是另外两个重要的尺度。 原型发明是一切文明的源头与核心。
苏美尔泥版上的楔形文字
苏美尔文明之所以被公认为原型文明,就是它完全符合上述标准:它拥有自己的12座城邦,如欧贝德、埃利都、乌尔和乌鲁克等等;它也拥有自己的楔形文字、以恩利尔为主体的众神体系、以小麦为核心的农业种植和灌溉体系,以驴车、青铜器、胶、轮、锯、皮革、武器、锤、鞍、铲、叉、钉、釜、袋、靴、指环、拖鞋、酿酒术、十二月历法以及四则运算和十进制等等。
原型文明就像一只魔术师的布袋,可以从中源源不断地掏出新奇的事物,而让其他区域的人们目瞪口呆。马尔克斯在小说《百年孤独》里,描述耳目闭塞的马孔多地区,磁铁、望远镜、放大镜乃至寻常的冰块,都能成为蛊惑人心的宝器。文明原型本身就是伟大的利剑,洋溢着向外扩张的征服性力量。
全球原型文明的原型化程度,从美索不达米亚开始,向东与西逐渐衰退,形成区域性递减效应,而在东亚进入半衰状态。但东亚不是文明传播的终极地,而是某种重要的沉积地。美洲才是文明传播的终点。美洲文明跟东亚文明有某种相似之处,它引入西亚的台庙式金字塔结构,同时也接管东亚(殷商)文明的部分原创细节,如玉石崇拜、日神(少昊)崇拜和应龙(羽蛇)崇拜。但玛雅文明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径自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这种复杂而精密的知识,要么源于玛雅人的原创,要么源于某个无人知晓的秘密事物(一位神或一种消失的文明)。无论如何,玛雅文明都是经过充分混合的杂交文明。
华夏文明的杂交特征
华夏文明被标定为次生文明,不仅缘于它的崛起时间晚于西亚,更在于其原创性弱于苏美尔,而且部分借鉴了两河地区的文明成果。例如,青铜器作为华夏文明开端的重大标志,铸造工艺理念源于苏美尔,殷商使用的军事武器,除了戈和刀是原创,其他的斧、矛、匕首、剑、盔甲之类,其器型均源于苏美尔,但另一方面,商代民用的祭器/食器的器型,却源自本土的陶器(如盂、鬲、釜、鼎、盉、尊之类)。 这种外来原型加本土创意的过程,既是原型趋于弱化的信号,也是二度创造的重要开端。
商代青铜文明是典型的杂交文明
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充满着这种输入和自生的双重因素。在此意义上,华夏文明可以被视为杂交文明,但在汉代以后,它的原创色彩变得日益浓烈,并在宋明两朝达到巅峰,成为农业文明的最高范本。 位于轴心时代的东周和秦代,是大量吸纳外部元素的门户开放年代。被中国史学界误认为极具原创性的秦帝国,只是波斯文明的二传手而已。
嬴政通过居住于甘陕一带的波斯祆教移民,全面拷贝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制度——统一文字、度量衡和轮轨尺寸,建立国家行省(郡县)制度、修造国家高速公路(驰道)和驿传系统、建造超级皇家陵墓和人工水渠灌溉体系、十二月神崇拜(按波斯人形象铸造十二铜人)等等。 正是300年前波斯帝国的原创精神,滋养了身体羸弱的东亚独裁者,令其散发出伟大缔造者的虚假光辉。
19世纪全球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松江棉布(因以南京为货物集散地,西人称为“南京布”),其源头可追溯到中国纺织业圣女黄道婆。她于元初从海南岛返回上海松江府故里,在江南一代传授纺织技术、推动华夏文明晚期的“棉花革命”。 黄道婆的棉布织造技术,来自她曾经长期居住的海南岛,该地黎族织造的棉纺织品“黎锦”,跟印度尼西亚的马来族居民有关,属于南岛文化圈的组成部分,但要是继续追踪就能发现,马来人的纺织技术,只能出自印度次大陆,那是亚洲棉及其纺织技术的唯一源头。
“黎锦”和“松江布”,均为“海上丝路”的另类产物,不符合向外单一输出的官方叙事范式。但华夏文明亦提供了不少自主发明的原创技术,除了李约瑟宣称的“四大发明”以外,它的原创谱系里还应包括丝绸、瓷器、茶叶、生漆、马镫、纸币、周易二进制和炼金(丹)术等等。其中被年鉴学派最多谈论的,是马镫的非凡意义,因为没有马镫,蒙古骑兵就无法修改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面貌。 此外,中国炼金术通常被视为“迷信”而拒绝纳入“中国发明”清单,但正是这种炼金术在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推动化学和药学的近代实验,还引发欧洲神秘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起飞。
顺便说一下,在中国本土,炼金术理念也推动了酿酒术、制茶术、烹饪术、中医药术和烧瓷术的发育,这五种文化样式,都可被纳入炼金术话语的范畴。它们的制作过程,完全符合炼金术的基本语法。
中国人最热衷谈论的丝绸,其输出年代,应该远早于官方认定的西汉(史记)。在埃及底比斯距今3000年左右的木乃伊身上,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三名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彩色丝绸残片,属于第二十一王朝,它只能来自中国,并彻底改写了世界贸易的时间表。
也许早在商代,也就是距今3600年到3000年期间,丝绸之路就已悄然建立。出现在埃及的丝绸残片,只是它的一个细小回声而已。出产和营销丝绸的源头,亦与长安无关,而是成都平原,也即以产丝著称的古蜀国。它的国王是以“蚕丛”命名的,意思是“成堆的蚕虫”。这条贸易路线向南通过云南和贵州,进入缅甸、泰国和印度,转达波斯,再由波斯转运至欧洲和北非。它可能是历史上最古老的丝绸之路。
在这条路线上出土了一些贝币,也即天然虎斑贝,它们来自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热带海区。古印度是最早使用贝币的地区之一,而这条贝币链的终点,就是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B.C.1200—B.C.1000年),在三星堆的青铜贮贝罐里,陈放着数千枚来自印度的细小礼物,它们缄默地描绘了这个文明的贸易触角。
从原型文明到“投影文明”
跟原创文明形成对比的,可以称作投影文明、倒影文明、镜像文明和边缘文明等。它们是从原型上投射出的影子,被浓厚的租借、依附、复制和学习的特性所缠绕。而依照投影的地理位置,还可分为周边投影文明和远程投影文明。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和泰国,地域上跟主流文明区域相衔,成为典型的边缘文明,或者说属于华夏文明的放射区域,亦可视为“文明的裙边”。远程投影文明,在地理上跟主流文明没有邻近关系,却能通过蛙跳式传播而获取其器物和技术。今天遍及全球的大多属于这种类型。
按复制程度强弱区分,还可以进一步将投影文明分为高端复制型(又称“修正型文明”)和低端复制型两种。日韩文明较早完成对欧美文明/制度的模仿,并逐渐具有强大的“修正功能”,有能力对部分原型产品进行深化、细化和优化提升,属于高端复制型。日本在汽车、家电、照相机、电子产品和农业技术等方面的杰出贡献,就是最好的例证。日本文明改造了核心文明的结构,从边际上增益后者的弹性,令其呈现出更加多姿的色彩。
上海浦东正在复制曼哈顿的高楼文明
跟以往青铜文明、丝绸文明和铁器文明等“单一全球化”截然不同,二十世纪以来的全球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彻底的全球化,它不是以往的单一器物(如彩陶、青铜和黑铁)的蔓延与复制,而是文明的整体性投影。这种遍及全球的狂热复制,缩小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文明差异。世界各国的肖像正在变得酷似起来。
全世界都在复制曼哈顿的建筑模式。高楼竞赛的狂潮,遍及上海、成都、长沙、台北、吉隆坡、迪拜和麦加。那些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成为争夺现代文明话语权的主要视觉图式。游客登上帝国大厦顶层并俯瞰大地时,其内心话语会再现拿破仑的句式:我看见,我征服。这意味着个体的权力意志被高度所唤醒。但在失去高度的大厦底部,行人被迫要接受一种自我渺小化的暗示。文明在那里亮出了最阴郁的底牌。
就在华夏农业文明的广袤废墟上,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远程投影文明,它的崛起晚于东亚其他国家,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经济起飞。这是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它包含西方缺失的三种特异性要素——多达14亿的人口、对于物质财富的群体性崇拜与激情、低成本和低技术含量的工业制造。这是中国式的三驾战车,它被邓小平所唤醒,狂奔于千禧年前后的东亚大地,创造出咄咄逼人的经济奇迹。
但这恰恰构成文明升级的严重障碍。简陋的功利主义思维,解除了技术创新和品牌建构的动力,令其难以实现向原创阶段的全面飞跃。这种情形若得不到扭转,中国就无法挣脱低端经济模式的锁链。这是中国制造业的生存危机,更是低端复制型文明的“内卷化”标记。
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
历史学家试图向我们描述三种文明的衰败:东方农业文明的衰败、阿拉伯游牧文明的衰败,以及欧洲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的衰败。 古代文明体系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但今天它们已分崩离析,成为一些物质或非物质的碎片,以“遗产”的名义驻守在现代世界,成为新文明区域化的装饰符号。
蒸汽机车模型图:工业革命的原初动力
与此相应的另一事实是,新兴的原型文明已经崛起,它经过英国的蒸汽革命,法国的器物革命、美国的电气革命和资讯革命,完成了从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器物资本主义到资讯资本主义、实体资本主义到符号资本主义、单元资本主义向复合资本主义的自我转型。在21世纪,美国还将率领全球,实现生命革命、能源革命和数码革命的三大目标。在我看来,“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更准确的称谓,就是“美国文明”。
毫无疑问,跟轴心期文明的多元形态截然不同,现代文明只有一种,那就是西方文明,这个文明建立在现代原型发明的坚硬基石之上,它们包括电灯、印刷机、电话、汽车、照相机、电影、电视机、飞机、核能、电脑和互联网,如果进一步扩展这个谱系,那么还应包括蒸汽机、铁路和火车、高速公路、半导体、录音机、洗衣机、X光、抗菌素、塑料、信用卡、超市和手机,等等。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在复制这个文明,寻求跟它接近和吻合。这种针对西方文明的趋同性,就是所谓的“现代化进程”。
空间文明和时间文明
犹太民族是世界上唯一的时间民族。蒂利希指出,神令亚伯拉罕离开故土和他的父亲的家,意味着神令他离开土地,也就是离开空间神。 犹太人的子民遍及全球,却长期没有自己的祖国。1948年所获得的狭小的以色列国土,不足以改变它的时间属性。但它却受到历史神——时间上帝的庇护,这是一种罕见的福利,基于先知、预言和时间上帝的拥抱,犹太民族超越自身的苦难,屹立于时间的尖峰之上。
代表现代工业最高成就的美国,属于典型的空间文明,它不仅拥有印第安人的广阔领地,而且通过政治、货币和军事的权能,控制了人类的全部空间,甚至成为外部太空的主宰。但美国并不拥有时间,因为它几乎没有记忆。它的时间遭到了空间的压制和洗劫。它的特征是捍卫广阔的空间,并捍卫一种现在进行时、可用经验实证、只有短期记忆的日常生活。为了寻找时间上的突破口,美国人发展出一种黑客帝国式的科幻主义思维,指望在关于未来的想象性空间里,获得时间生长的起点和方向。
作为传统农业文明的中国,是典型的时空混合民族,它占有巨大的场所,却失去了空间扩张的弹性(在大多数情形下,它的空间是被北方游牧民族强行撑大的),它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冗长的时间长度,经过先秦和魏晋的两次“印度化”, 中国被印度的吠陀/佛教哲学,拖入了时间轮回和无限循环的圆环。在这种衔尾蛇(Ouroboros)式的结构里,永生和世界中心的理想被凝固了。圈式循环是没有未来向度的,它只有一个出口,那就是朝向已经流逝的旧时间,据此形成复杂的空间记忆。中国人的历史是一种叠加在时间里的空间,它热衷于描述帝国在版图经营上的成就。但这种庞大的记忆是高度脆弱的,可以被记忆管理者任意篡改、涂抹和遗忘。
二.华夏文明的时空分野
分隔线:华夏文明的空间分裂
中国本土拥有两条重要的切割线,第一是400毫米等降水线,它从大兴安岭发端,经张家口、兰州、拉萨到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中国半湿润和半干旱的地区的气候分界线,并大致划分了内流区和外流区、季风区与非季风区、温带草原和温带落叶阔叶林、森林植被与草原植被、农耕区和畜牧区、农业经济和游牧经济。另一切割条是45度斜线的胡焕庸线,从黑龙江黑河市到云南腾冲的人口密度对比线,由地理学家胡焕庸于1935年提出。上述两条线大部分是彼此重合的,只在西南区域出现了显著的分化,为简化起见,不妨粗略地合称为“降水-人口分隔线”。它从气候学和人口地理学的角度,描述了中国文明的二元分裂模式。
400毫米等降水线
依据生存需要的本能,居住在分隔线以西的游牧或半游牧族群,必然要努力向分隔线东区进军,在更为肥沃温润的区域,重建自己的“猎场”、“牧场”和“农场”,并因此跟分隔线以东的原住民东夷族群,发生持续性的冲突、征服与融合。而这恰恰是华夏文明生长的基本模式。这种冲突以甘肃河西走廊东端为起点,以神话传说“炎黄大战”为象征性标志,历经6000-8000左右的历史,直到满清王朝覆灭才暂告终止。它不仅带来大规模死亡和毁灭,也带来的文明的交换,合流以及生长的动力。
二元冲突和融合模式,是目前能够解释华夏文明起源的最好图式。西部移民(“西戎”)提供了小麦、牛羊、家马(战车)、彩陶(大地湾文化)和麻葛,本土原住民提供了稷米、水稻、猪狗、黑陶和蚕丝。本土居民可按农作物进一步细分为半干旱地区的粟作民族(仰韶文化、兴隆洼文化等)和湿润地区(东南信风带)的稻作民族(河姆渡文化)两个支系。这些不同的族群在冲突中融合起来,形成华夏文明的基本格局。
“炎帝神话”象征着信风带的水稻民族,他们源于更早进入东亚的南岛语族,这似乎没有太大的异议,但“黄帝神话”究竟代表粟作民族还是麦作民族?抑或是这两种力量合流的象征?这仍然是个有待破解的疑团,而目前现存的考古学发现,未能直接回答这个疑问。发生“炎黄大战”原因的另一推测是,携带小麦种子的“西戎”向东进击,逼迫华北半干旱地区的稷作居民向东迁徙,进而跟信奉炎神的稻作居民发生严重冲突。这个推测性场景一旦成立,就能细化坚硬的二元冲突模式,而令冲突形态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
胡焕庸线
以地理人类学的角度观察,以下四种基本法则,决定了华夏二元冲突的基本面貌:
第一,上古时期遍及全球的日神崇拜,形成西亚地区居民向东移迁的坚实动力,而远东作为全球最佳的生物避难所之一,拥有优良的物种生存环境,一旦发生战乱和灾难,西亚居民总是向东逃迁,并因太平洋阻拦而在东亚沉淀下来,不断形成新的移民堆积层,从而令华夏民族成为典型的混合型民族。
第二,由于西伯利亚地区受到间冰期影响,当高纬度地区面临严寒时,北方游牧民族就会向南寻找生机(山东居民“闯关东”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并侵占南方农耕民族的土地,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骑兵南下,就跟气候变迁有密切关系, 这种由北而南的迁徙,加剧了华夏文明的混合特征。
第三,在移民的迁徙过程中,物种、器物、技术和神话的移迁是同步进行的,它必然导致文明和文化元素的大规模植入。上述原则表明,根本不存在一个孤立和封闭的“东方”。华夏文明由原住民和移民所共同打造,而非孤岛环境中“土生土长”的结果。没有这种跨区域的传播和交流,文明的崛起和壮大是不可思议的。
第四,华夏农业文明的发育进程可以分为受孕期(新石器时代)、诞生期(诸夏、商、西周)、发育期(东周、秦、汉)、高潮期(唐、宋)、衰退期(元、明、早清)和死亡期(晚清)等六个阶段。在文明的受孕期和诞生期,西部征服者扮演了主导性角色,而在此后的各个时期,东部农耕居民的原创型角色日益重要,西(北)入侵者的角色则趋向于负面化,直到彻底葬送这个文明为止。
《清明上河图》局部
西轴线和东轴线的生与死
二元冲突/融合的直接后果,是在周建都镐京之后,逐渐形成一条华夏文明西轴线,它是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45度斜线,垂直于东北/西南走向的45度“降水-人口分隔线”,由秦岭南麓的文明融合点开始,沿汉江向东南方向运动,在河南与湖北一带形成文明繁华点。汉江的路线,经陕南、湖北西北和中部,经襄阳在武汉注入长江,长达1500多公里,勾连黄河与长江两个主要水系,在其四周形成“中原核心”。该斜线正是从融合点(秦岭)向繁华点(河南)进军的基本路线。南宋以前,中国首都(镐京、洛邑、咸阳、长安、汴京等)及主要重大政治文化事件,都发生在该轴线周围。
运河的建造,源于灌溉农业的本性,并以黄河与长江汇合,形成以水系为生命纽带的文明共同体。河流永远是作物、灌溉体系和货物输送的灵魂,而冲积平原的沃土,亦是农作物生长的伟大基础。不仅如此,汉江还是重要的分段式航运通道,能以水陆接力的方式贯通黄河与长江,为中原核心的发育和成长输送养分。
耐人寻味的是,隋唐两朝开凿洛阳到杭州的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其河道可以直通船舶,是帝国企图大规模染指江南资源的地理谋略。这是从西轴线向东轴线转移的重大前兆。江南的富庶格局已经形成,而帝国的皇帝及其文官集团,确认了这个令人喜悦的事实。
隋运河分布图
但随着金人南侵和宋军战败,宋王朝迁都建康府(南京,公元1129年),两年后又迁都临安府(杭州,公元1131年),此举导致西轴线被迫东移至太平洋西岸,形成一条纵贯中国东部的东轴线。而轴线东移的原因,不仅在于中国的外部威胁方向,由西北转至北方和东北方,并且也在于,江南作为农业文明的新核心业已形成,而海洋贸易的远东航线,也已被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所开启。
南宋以后,东轴线首先实现了北段的繁华,它以隋代兴建的京杭大运河为主体,形成北京到杭州的水运动脉。而后,东轴线继续向南延展,以海路连接福州、厦门(泉州)和广州,同时贯通黄河、淮河、长江、闽江和珠江等,跟太平洋海岸线平行,以南北垂直之态,贯通整个东部,成为海洋贸易的坚硬支撑。此后的中国历代都城(南宋临安、元大都、明应天府和北京、清北京、民国南京)以及大多数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条东轴线附近。就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太湖为核心,以杭州、苏州、无锡、南京、镇江、扬州为节点,形成了政治、耕作、纺织、器造、贸易、文学和人才的聚集中心,这种格局至今没有任何改变。
以西轴斜线和东轴垂直线为经线,以黄河和长江为纬线,就组成了“井”字结构,这个框架结构就是华夏文明的最大机密。井字的内部,是华夏文明的叙事中心,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描述了文明发生的核心,更在于它是强大的叙事引力场,能够将叙事者的言说引向所谓“中心区域”,跟它紧密捆绑起来,同时忽略掉井字框架的外缘及其延展区域。这种叙事聚光效应,招引了大批中国史的研究者,他们像飞蛾一样,云集于井字结构的表面,向它发出经久不息的礼赞。
东轴线跟西轴线的本质性差异,在于其运河的功能跟灌溉无关,而仅限于物资和商品输送。前者是中国农业文明走向衰败、商业文明开始萌芽的重大标志,亦是它向海洋文明转型的重大契机,而鉴于大陆主义和儒家势力的过于强大,东轴线的建构,未能推促农业文明的自我转型,反而以海禁的方式自戕,最终只能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郑和舰队七次出洋,推动的是朱棣的朝贡贸易,而私人贸易遭到严厉禁止。明清两代的大规模海禁,以及太平天国对太湖/长三角地区的毁灭性屠杀,是对东轴线价值的最大瓦解。它耳目俱塞地编织着旧帝国的残梦。
《清明上河图》局部
我们已经透彻地看到,西轴线和东轴线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更是某种重大时间节点,它们要描述华夏文明的三个基本分期。
在西轴线形成之前,也即周朝之前,我称之为“前轴期”(前5000年-前11世纪中期),此为华夏文明的发育期,它以彩陶为序幕,以丝绸为纽带,以青铜为高潮,形成早期农耕文明的明晰轮廓。商是一个典型的游居民族,它放弃狩猎而没有放弃肉食, 放弃游牧而没有放弃游居。在短短600年期间,迁都竟达到13次之多。平均50年迁移一次。这是一种游牧/狩猎民族的惯性,不仅如此,这种游居模式还是对游耕模式的一种严密的呼应。所谓游耕,即采用撂荒或轮荒耕作。农民必须随着土地游耕不断搬迁。最初它是一种远距离和跳蛙式的动态搬迁,而后则趋向于A-B两地之间的静态轮耕。这种空间上的节律性摆动,就是早期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
西轴线控制的时代(前11世纪中期-1127年),也即“西轴期”,为华夏文明的全盛期,其间长达1200年。它以西周为定居式农耕模式的真正起点。“井田制”正式确立起来,农民被捆绑在自己的土地上,形成更为严密的定人、定居和定耕的农业管理制度,华夏农耕文明据此走向成熟。经过西周的孕育,以先秦为文化爆炸,以汉为民族自觉,以唐为帝国气象,以宋为原创发明和简约美学的高峰,整个西轴期变得如此迷人。宋朝是先秦以来最受知识分子青睐的时代。如果没有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赵氏家族本来能为农业文明描绘一条完美的曲线,却因金国的入侵而变得速朽,把“盛世”的桂冠让渡给了李唐王朝。
东轴线统治的年代(1129-1840),我称为“东轴期”,是华夏文明的衰退期。而就在公元1231年,天主教宗格里高利九世授意设立宗教裁判所,负责侦查、审判和处死异端份子。整个欧洲被漫长的黑暗所笼罩。与此相反,华夏帝国继续沉醉在自酿的文明甜酒之中。临安城的人口在150-500万之间,已经是全球最大都市之一。其他城市如苏州、南京和扬州,也人口济济,一片繁华昌盛的景象。凭藉宋代的农业科技发明、元代的贸易市场和大航海技术、明代的器物制造能力,帝国本来可以大展宏图,成为新文明不朽的酿造者。
蒙古人入侵
阿拉伯、波斯和犹太水手进入中国口岸时,随身携带着昴星团神话。昴星团是水手夜晚辨识方向和导航的重要星座,其中最明亮的七星叫“普勒阿得斯七姐妹”,叙写着希腊神话最具魅力的片段之一。第七位仙女墨洛珀(中国称“昴宿五”)最为弱小,嫁给著名的倒霉蛋国王西西弗。该神话进入中国后,跟牛郎织女神话相混,推石上山和无效劳作的西西弗,被悄然置换成勤劳善良的牛郎董永。这则跟航海及全球贸易相关的欧洲神话,最终被改写为东亚农夫叙事的样本。
这是农业文明消解商业文明的例证。新市场和国际贸易体系的形成,严重偏离了儒家重农主义的信念。发育庞大的城市,意味着市场与贸易、物欲和情欲的多重膨胀,市民精神开始取代农夫精神,它要无耻地颂扬白蛇与许仙的奇异爱情,而这场动乱被圣人朱熹所识破。理学用“天理”及时剿灭了“人欲”。 法海是坚定的灭欲者的象征,他与其说是一名金山寺的僧人,不如说是一位道貌岸然的儒士,奋力行走在欲望之海的边界,对代表淫欲的蛇精以致命的一击。
华夏文明自我转型的最大敌人,不是北方游牧民族,也不是昏聩无能的皇帝,而是那些恪守农业道德的儒学家。他们痛心疾首地坚持对欲望的敌意。明代的阳明心学,不能改变这种抱残守缺的格局。毫无疑问,正是在东轴期,儒家文化成功地制止了文明的哗变。
西洋进贡钟表
满清帝国的“反历史叙事”
在农业帝国的晚期,出现了另一个戏剧性事变,那就是游牧民族女真族的入侵。它导致农业文明失去最后一次自我更新的契机。作为游牧征服者的鞑靼人,在占领中原之后,被农业帝国的“先进”文明和文化所震撼,开始努力学习。满族宫廷任命汉儒来教育太子,误以为这个严重衰退的文明就是最高文明,从此沉湎在世界中心的巨大幻觉之中。
康熙和乾隆醉心于对汉文化的临摹,不仅通晓汉人的政治谋略,而且精擅琴棋书画,企图成为汉人的文化/美学导师。他们对这种新身份洋洋自得,而未能觉察到一个全新的工业文明的崛起。汉族儒家知识分子跟皇帝一起抱残守缺,互相取暖,即便在最危急的时刻,也决不放弃对中央帝国和农业道德的幻想。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止。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事变——一个日渐腐化的游牧民族,断送了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农耕文明。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向万历皇帝赠送四件前工业文明礼物——《圣经》、机械座钟(表达全球化时间——格林尼治时间)、十二种不同版本的世界地图(用以解构中国在地球上的“中心”地位,其中最著名的是《坤舆万国全图》)和羽管键琴(表达完美的十二音律体系), 它们是理性主义新文明和神圣天启的双重象征。此后的汤若望和南怀仁,都曾为清帝顺治和康熙修理自鸣钟,指望它们的存在能点燃皇帝的科学理性。但满族天子没有意识到这些“奇技淫巧”的重大意义。他们放弃跟欧洲人一起重构时空的野心,而让那些物品沦为宫廷的可笑摆设。直到今天,它们还安静地坐落在紫禁城的宫室里,其上堆满了历史的尘土。而正是这些宫廷玩具,宣示了新的时空神的降临。
数百年后,英国人在殖民地上海、南京、汉口、广州、福州和厦门等地,先后建立海关大楼,并架设了巨大的时钟。它们位于租界,面朝古老的城镇,居高临下,按格林尼治时区标准发出巨响,宣告近代文明对华夏时间的管辖,同时,敲响了震耳欲聋的旧帝国丧钟。 耐人寻味的是,一百年来,上海海关大钟使用的乐曲,始终在《威斯敏斯特进行曲》和《东方红》之间摆动。这就是投影文明的钟摆效应。它坚定地接管了象征“西方文明”的大钟,而大钟所要表述的话语却在左右摇摆,忽东忽西。我们已被告知,这种摆动还将长期持续下去,它要预言一个精神分裂的文化未来。(全文完)
原载《同济大学学报(文科版)》2016年第1期
댓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