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of page
文章: Blog2_Post

私の仕事

執筆者の写真Deco Ju

先秦诸子思想的外部原型

——2018年2月25日在哈佛沙龙上的演讲




1外部文化原型的三种进入方式


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了徐星、郝建,还有吴思,感谢罗小鹏先生从纽约驾车带我至波士顿,也感谢唐小兵能担任我的主持人。据说在座的许多朋友是从各州开车赶过来的。能够在这里见到大家,感到非常高兴。哈佛大学的这个文化团契,承担着中国文化守望、文化改造和文化重建的重要使命。


今天我的讲题,是“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外部原型”。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在国粹主义者和狭隘民族主义者那里,这是一个不能讨论的话题,有“历史虚无主义”之嫌,但我还是要努力说出我所看到的真相。


我们都知道,战国晚期的最后对垒,在于秦楚之间。楚国极为强大,至少在冷兵器的军备竞赛上,占有绝对优势。当时铸造青铜剑的最好工匠,全在吴越两国中,尤其是越国,我们都知道越王铸剑的故事,这些年出土的越王剑,证明了传说不是神话,而是历史事实。



越王勾践剑,距今大约2500年,湖北省江陵县望山1号楚墓出土,现藏中国湖北省博物馆



吴、越灭国后,这些铸剑师全部被掠夺到楚国,替楚国铸剑,所以楚国在剑的铸造工艺上,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令楚国没想到的是,秦国另辟蹊径,使用大规模的弩箭战术,可以实施远程攻击,令楚国的短兵器失效。而秦国的弓弩战术,就是从波斯那里学来的。


楚国接受了波斯文化,采用了它的政教合一制度,吸纳它的神话传说,甚至在楚辞里,如屈原的九歌和天问,大量出现阿维斯陀经(萨迦)的神祇和句式,这使得楚国文化变得强大而灿烂起来。


但文化低弱的秦国更加狡猾,走了一条军事捷径。它引入高精度的弓箭生产工艺和大规模弓弩战术。秦胜楚亡的关键,其实就在于两者对外部文明吸纳的成分不同。两国都师从波斯,但楚国的选择,造成了它最后败给秦国的逆转式结局。


印伊文化,不仅仅是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尤其是波斯,波斯帝国灭掉邻国米底,吸纳了米底王国的宗教——密特拉教,从中诞生了祆教,也就是俗称的拜火教。这个密特拉教非同小可,它是全球所大多数宗教神秘主义的源泉,其中包括印度后期的吠陀教、基督教诺斯替派、中西方的炼金(丹)术、占星术、算命术等等,是重要的人类精神资源。密特拉教对于中国的影响,目前还在研究之中,但我们至少已经发现,在上古时期,以印伊文化为核心,出现了一个亚洲文化共同体。它在整个古典时期,都在发挥巨大作用。


中国接纳外部文化原型的方式,粗略地分,大致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进入方式是全盘插入,当然有可能是被迫植入,看起来比较粗暴,如三星堆文明,它强行插入在四川盆地,没人知道它的来历,因为没有文字记录。到今天为止,我们都不知道三星堆文明来自何处。但经过器物和图像比对,可以初步认定跟两河文明有关。但中国学者到现在都不承认三星堆是外来的。四川的朋友更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这点我完全理解。但我还是要给他们泼点冷水:三星堆文化跟四川土著文化,其间没有任何本质性关联。


三星堆文化进入中国文化的方式,是不经过修饰和本土化的直接插入,形态比较粗暴,虽然它跟商文明有过技术性交流。三星堆带入的生命树概念,影响了中国的神话叙事,直到战国的《山海经》里才出现有关记载。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金杖。中国没有权杖这种器物,中国帝王权力是用印章表达的,而不是权杖。权杖来自于西亚。苏美尔地区,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根权杖。


第三个例子是“眼睛崇拜”。这是非常重要的神学概念,它在宗教上引申出“瞪目仪式”,实际上是用眼睛跟神做沉默的交流,在中国后来发展出“远望”,也即通过占星和望气来观察国情,预测政事的未来。在三星堆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纵目面具,还出现了大量眼形器,这是跟神交流的重要工具。这些东西都不是中国本土的,跟同时代的商周文化也没有什么内在关联。


第二种进入方式更温和一点,是经过改造、变形和本土化的。比如说老子,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以后,骑青牛经流沙之地西归了。那么老子到底去了哪里,去干什么了?你无法回答这个古老的疑问。到了汉唐以后,道教徒解释说,老子是去化胡,也就是去指点落后的印度人了,这完全是胡扯。无独有偶的是彭祖,彭祖修炼的基地在徐州,那时候叫彭城,彭城即以他的名字命名。彭祖也是奇人,他在春秋时候已经800多岁了,他自己宣称,早在西周末年的犬戎之乱时,他们全家就被戎人带往西方,在那里住了很久,后来又从那里回来了,那到底是什么地方?我想应该就是老子来去之处。彭祖带来了炼丹术,一个是盘腿打坐和调息观想,这叫内丹;一个是把各种植物、动物脏器和矿物放在锅里炼制,这个叫外丹。据说彭祖最后跟老子一模一样,也去了流沙之地。所谓流沙之地,无非是通过河西走廊,穿过新疆,抵达印度一带,道路非常艰难,但他们有办法逾越这个地理障碍。玄奘的故事再一次证明了这点。


第三种是隐形进入,润物无声,这个比较难分辨,需要更多时间来讨论,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2 三棵树和三位圣人


我们不难发现,先秦时期不仅发生过波斯化,而且还发生过印度化。胡适曾经说,中国文化有一次重要的印度化过程,也就是魏晋到汉唐之间的佛教传入。但实际上中国有三次印度化过程。第一次在先秦,是道家思想的引入;第二次是魏晋到汉唐,佛家思想的进入;第三次在当代,瑜珈术大规模进入,在各大城市掀起瑜珈风潮。现代中国人一方面鄙视印度,一边却在偷着学习,这是一种典型的精神分裂。


我要特别提请大家注意,在印度-中国文化共同体中,出现了有趣的“三棵树现象”。


第一棵树叫菩提树,树底下坐着佛教创始人,叫释迦摩尼,他在树下见证到了无上大觉,实现了道成肉身的伟大理想。菩提树是印度独有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棵树就是李树,树底下坐着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李树主要原产地是西南亚,而不是中国,有几百个品种。李树有两种,一种是灌木,比较矮小,还有一种是小乔木的,最高可达8米左右。


李树跟菩提树最大的区别是,李树会结果,所以你会有果子吃。


第三棵树叫桫椤树,树下坐着另一个伟人——大雄,他是耆那教的教主,弟子们尊他为摩诃毗罗,即“伟大的英雄”的意思,简称大雄。这三个人都是从大树下诞生的,他们的生命模式一模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三棵树就像三个摇篮,分别哺育了三个圣人和三种伟大的教义,我称之为“神树效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需要我们把记忆拉回到公元前600年的轴心时代。在那个年代,印度被吠陀教所统治。吠陀教有一本规定非常繁缛的法典,叫做《摩奴法典》,里面对信众的个人生活方式,有极其详尽的规定,比如说,一个人过了50岁,头上长白发了,脸上布满皱纹了,你就必须滚蛋了,必须放弃一切社会资源,离家出走,到树林里待着去。这是古印度社会处理老龄化问题的一种特殊方式,美其名曰是“修炼”。


日本人的解决方案,据说是把老人放进箩筐扛到悬崖顶上去,有一部电影叫《楢山节考》,说的就是这类事情。中国有的地方会把老人放进山洞,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印度在这方面做的比较“人性化”,婆罗门教规要求你自动离家出走,走进树林,成为“林居者”,也就是找一棵适当的大树,然后坐在树下修炼,直到老死为止。


要是修炼一段时间你还不死,你的树屋也得让出来,因为还有更多人要退休,也要进林子找树生活,那你就得“升格”,变成“遁世者”,也就是彻头彻尾的叫花子,走出林子,以四处乞讨为生,直到饿死病死和老死为止。


读佛教经典《金刚经》,你会发现它开篇就讲述世尊拿着饭碗进城乞讨,讨到食物之后,回到住处,吃完了,收起饭碗,洗干净脚,然后盘腿而坐,开始谈经论道。这里描述的就是“遁世者”的生活方式。释迦摩尼最初是一名“林居者”,证觉大悟之后,则“进化”成了“遁世者”。


问题是,公元前600年前后,印度各地出现一个伟大的叛教运动,叫“沙门运动”。沙门指的是一群从事宗教变革的修士,他们要革除婆罗门教的繁文缛节,去寻求新的真理。


怎么改革呢?就拿释迦摩尼来说吧,他29岁就出家了,还有的说法是25岁。我们都知道,这个年龄正是为社会服务、奉献家庭的大好时光,而你竟然离家出走,抛弃社会责任,无疑是严重的违反教规行为。


第二种情况是老子,他跟释迦摩尼不同,一直活到了50岁以后才出家,所以道教典籍《抱朴子》说他是“生而皓首”。什么叫“生而皓首”,生下来就已经白发苍苍了嘛。这在日常生活里根本说不通,完全不合常理。所以历史上很多学者都质疑这点,说不可信。但假如你把它看作一个隐喻、一种象征性说法,故事就能说通了。在这里,老子的“生”不是肉体的诞生,而是一次精神上的重生。也就是说,他获得世界真理的年龄,应该在50岁以上了,所以才满头白发。



虽然老子出家的时间,比较符合摩奴法典的规定,但他创立的学说,却充满了对婆罗门原型教义的批判和解构。婆罗门教认为50岁以后人就废掉了。因为老、弱、病、残这些状态,都是很坏的状态,是应该被鄙视和抛弃的。但老子在李树下悟出的真理,却彻底颠覆了这种陈腐的教义,赋予它们以崇高的意义。


《道德经》向我们严正指出,老的、弱的、病的、残的,还有柔的、阴的、小的、寡的、无用的,无欲的、无为的,甚至“无”本身,所有这些事物的属性,拥有最高的本体论价值,是需要加以赞美、推崇和呵护的生命状态。这就彻底颠覆了婆罗门教的世界观。如果不看到这个神学背景,我们就无法理解老子思想的根源。



3 “老人哲学”的传与变


下面,我们不妨就老子的学说本身,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我刚才已经表明,老子的《道德经》就是“老人哲学”,明确讲就是对婆罗门教的一次颠覆和解构,通过这种方式,他证明所有被鄙视和抛弃的东西是有价值的,而且具有主宰性价值。到了庄子手里,老弱病残这些哲学观念,就得到了进一步的美学化。庄子反复告诫我们,病残就是美,无用就是美,这些在世俗生活里遭到鄙视的事物,被庄周提升到了美学的高度。他的逍遥游和齐物论,是“老人美学”的最高代表。


《道德经》向我们提供的,首先是“道”,而它的概念原型,出自印度吠陀哲学的两个基本语词,一个是“梵”,指终极实在,也就是那种超越和不可规范的唯一实在;另一个是“哩多”,跟混沌相对,指宇宙、人和德性的普遍规律,它是有序和周而复始的。这跟今天中国人对“道”的解释极为相似。这两个语词合成了老子之“道”的基本范畴。


第二,吠陀经,包括奥义书,已经出现了“有”和“无”,所以,这两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吠陀经里。吠陀经提供了“太一”和“气”之类的原型概念。印度四元素“地水火风”中的“风”,其实就是古希腊人说的“气”,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元素。中国“五行”概念来自波斯祆教的五个神,所有没有“气”,战国以来的中国人,整合了这两组概念,把气放到比五行更高的位置。另外,吠陀经里很早就出现了“经络”概念,今天在瑜珈术里被翻译成“脉轮”,因为它拥有一个轮式结构。印度是七个脉轮的互相套叠,而《皇帝内经-素问》把脉轮打开,改变了它的轮式结构,让它沿肢体自然行走,看起来不像轮子,而是一种树形结构。


吠陀经文:道家思想的印度原型



此外,吠陀经注重聆听,它是人跟梵、哩多之间沟通的最重要的方式。所以吠陀文化重视耳朵的价值。老子也是如此,他不仅指李树为姓,还给自己起名叫“耳”——“李耳”,这还不够,还要加上一个字号,叫做“老耽”,这个“耽”就是大耳朵的意思。老子还教导我们说,“大音希声”。你看,他在不厌其烦地向我们揭示谛听的伟大意义。


释迦摩尼创立的佛教,因为同样源于吠陀经,所有也很强调听的意义。这种观念影响了所有汉传佛教的造像范式。我们看到的佛像,把耳朵都塑造得很大。佛、道是同门兄弟,有共同的耳朵崇拜,使用相同的盘腿、调息、观想等修炼方式,两者出自同一个宗教母本。过去对这种现象无法解释,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昭然若揭。


道德经里出现的关于车轮中毂和辐条的比喻,曾经被各种《奥义书》所大量使用,这也是老子直接搬用《奥义书》的一个明证。


还有就是老子出走的方式,史记说他骑青牛而西归,为什么牛是重要的?只有在印度教里,牛是神兽,它受到长期的礼遇,不能杀戮。但在中国,牛虽然很重要,却是可以杀戮和食用的,它只是农夫用来耕地的工具而已,没有神学价值。


老子对吠陀哲学又传承的一面,但也有强烈的改造意向。道德经已经不是原来的吠陀经了,而是在原型基础上,融入了大量再创造的元素。这就是先秦思想的“传”(传承)和“变”(变革)的二元特征。



4 墨家的犹太思想原型


先秦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时代,先秦人吸纳了大量的外部思想文化原型。除了道家,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墨家。墨子学说,还有所谓的“宋学”,在先秦时代就像是天外来物,跟当时春秋五霸之另外四霸,文化道统截然不同,所以成为各国嘲笑的对象,什么“守株待兔”、“拔苗助长”、“趾高气昂”等成语,都是用来嘲弄宋国人的。毛专门写了文章,嘲笑宋襄公的愚蠢,宋襄公在战场上居然不杀受伤者,不抓老年人,抓住俘虏后,一看头上长有白头发了,立马放掉,叫做“不擒二毛”。要是打了一半,对方战车突然坏掉了,就必须等对方把车修好在继续打。这种贵族精神,在流氓风起云涌的东周,就是一个道德异数。


这个国家的贵族像墨翟,当然也就成了一个异数。作为宋国文化(宋学)的精华,墨家在中国土壤里是难以生存的。它的基本主张,像“兼爱”、“尚同”(平等)、“节用”、“非攻”等等,都是今天的人类共同价值,但在中国的漫长历史里,终究还是被儒家干掉了。


先秦思想家墨子,可能拥有犹太拉比的背景



我曾经做过一个文本比较,把墨子的文本拿来跟新、旧约做比较,把墨子讲的“天”跟基督教的上帝比较,会发现两者之间极其相似,由于时间关系,我无法在这里一一陈述。


当年,新巴比伦王国灭掉了以色列,犹太人向全世界逃散,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大离散”事件。其中有一支携带古犹太教的信仰到达远东,应该就在中国河南一带。墨子的行为方式跟犹太人的教派极其相似,比如法利赛人,早期的古犹太教生活方式简朴,而且纪律极其严明,犹如地下帮会组织,主要成员大多是下层小生产者,如工匠、农夫和渔夫等等,墨子的团队也是如此。他的墨家组织,可以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帮会组织。


更有趣的是,墨翟的“翟”,上古拟音叫rag,而rag跟犹太的Rabbi非常相似,墨家组织的领导人叫“钜子”,Rabbi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巨大”,语义上也完全一致。这些都是很好的语言考古的证据。我们知道,考古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考古学主要针对实物,而广义考古学还应包括语言考古、文献考古和生物考古,等等。



5 十二金人的神秘来历


下面我再花点时间,讲一下波斯制度对秦帝国的影响。秦跟波斯帝国有着非常暧昧的关系。波斯帝国在公元前600—300年之间出现了一个伟大的王朝——阿契美尼德王朝,拥有著名的皇帝如居鲁士和大流士,曾经是世界上领土最广阔的超级帝国,不幸的是,它遇到了一个死对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这个战争天才灭掉了强大的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覆灭之后,它的贵族和骑士阶层。也就是上层祆教徒,开始向四处逃迁,其中一部分向远东地区逃迁,这里面又分为两支,其中的北支,经新疆和河西走廊,进入甘肃和陕西一带,它的大本营位于今天甘肃临洮地区,中国历史上称其为“狄人”。它的南支经过印度、泰国、缅甸等地区进入中国,聚居于楚国南部,也就是今天湖南衡阳一带。祆教的先知是琐罗亚斯德,因为崇拜火焰所代表的光明力量,被中国人误以为“火神”,叫他为“祝融”,他的主祭神庙,就在南岳衡山的主峰祝融峰上。


逃迁到秦国的那些波斯人,成为秦国的政治幕僚和工匠,完全融入了本地生活。虽然波斯帝国在300年前就已经灭亡,但这些侨民还是向秦始皇和李斯提供了很多它的政治管理经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文明结构——“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还有人工水渠和豪华陵墓。有的学者提出,烽火台也是从波斯学来的,秦始皇造的长城,真正连接起来的非常有限,大部分是孤零零的烽火台。史书上描写的“烽火戏诸侯”,是说西周就有了烽火台,但那不过是小说家的演绎。真正的烽火台,应该从秦才开始出现。陕西省考古队的研究还发现,就连秦代青铜水禽的铸造技术,也是从西亚和地中海一带学来的。


秦始皇通过居住在秦国一带的波斯难民,吸纳了大量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政治管理经验



秦始皇陵考古队长段清波,从考古学的角度,对秦的出土文物来源做了进一步考证,证明秦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他的研究范围涉及更小的实物细节,比如箭形壶、凹形槽板之类。


秦帝国学习波斯的核心证据,是“十二金人”。为什么秦始皇“消天下之兵”,铸造了十二个巨大的铜人?为什么是十二个,而不是中国人喜欢使用的 “五数”模式?中国人不是信奉五行吗?中国本土从来没有出现过十二神体系,唯一关于十二神的记载,出现在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帛书里,他们有一些非常古怪的神名,一看就不是本土的东西。


在亚洲文化共同体里,只有波斯拥有类似的神祇组合,那是祆教的十二月神体系。袄教的崇拜体系是按月份排列的,每个月一位大神,加起来总共十二位。十二金人,就是十二位波斯祆教大神。东汉学者皇甫谧对《史记》做了很仔细考证和注释,说那十二金人,是照临洮地区的“长狄”模样铸造的,而这个所谓“长狄”,指的就是个子比较高大的波斯侨民。秦帝国居然使用这样的“狄人”模特儿作为“金人”的原型,这难道不是一个重要的文献佐证吗?


为什么秦始皇要用波斯众神来震慑自己的国民呢?因为波斯文明太强大了,一旦背后有强大的波斯帝国支撑,六国贵族就没有翻天的胆量。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恫吓。毫无疑问,秦帝国没有吸纳祆教的内在教义,也没有学到大流士的宽容大度,它的金人,充其量只是一些玩偶而已。它们无法捍卫这个本性残暴的政权。



6 文明发生的三项基本原则


下面我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也就是重申文明发生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无论是世界上哪一种文明,都不是在封闭状态下发生的。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文明的交互原则”。先秦的事实已经证明,开放性跟伟大性之间是成正比的,越是开放,就越是伟大,反之,越是闭关自守,就越是孱弱和空虚。任何一种自我闭合的状态,都不可能诞生老子和墨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


就中国宗教史而言,我们不难发现,道教的发展势头明显不如佛教,这是因为佛教不断从海外输血,不断有新的圣徒进入,一会儿是迦叶摩,一会儿是达摩,一会儿又是谁谁谁,真是前赴后继。不仅如此,中国还不断有僧人去西天取经,像法显和玄奘,他们都成了人人传颂的文化英雄。佛教并不避讳这些外部输血的过程,相反,他们对此无限自豪。但在道教那里,这种外部关联却成了忌讳。道教拒绝谈论它的教义源头,也拒绝从异域吸纳新的血液,结果只能不断衰退和萎缩。道教跟佛教在中国的命运截然不同,而这是道教界人士应当反思的问题。开放性而不是自闭性,将是中国未来文化复兴的基本前提,此外没有其他任何捷径。


第二是“文明的模仿原则”。华夏农业文明已经死亡。当年鸦片战争给了它第一刀,后来又从农业精英、土地制度和农业技术等方面,给了它致命的几刀。农业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只剩下了农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把大门打开,让西方文明以投影的方式,重新投射到这片废墟上来,这样的文明,我称之为“投影文明”。投影文明的本质属性就是山寨、拷贝和模仿复制。中国制造业的基本语法,都是山寨的语法,而这无疑是由文明的本性所决定的。


第三是“文明的转化原则”。山寨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你足够开放,即便你从山寨开始,总有一天会转向原创,就像先秦时代,中国人曾经吸纳过如此多的优秀思想,但最后都转化了。中国人的聪明天性里,有极强的转化能力。


五行的原型是波斯的五个神,而波斯神系则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神系



“五行”最初来自波斯的五个神,分别叫做金神、木神、水神、火神和土神,但邹衍把它们转变成五种哲学元素,这是从神学到哲学的重大转型。阴阳说也是如此,人家早就有了,但在阴阳家手里做了更大的升华,成为解释宇宙的基本模型。经络说来自印度,但我们在七脉轮能量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极富创造性的穴位说。所有这些异域文化原型,都在本土得到了有效的转化,证明中国人有很强的文化消化能力,它们是在原型基础上的二度创造。外部原创能够制造强大的激励效应,点燃中国文化的再创造激情。


在哈佛的短暂时日里,我听到的最具启示性的是哈佛校训:“追求真理,如人饮水,至死不渝,日日清空。”其中这“日日清空”四字,正是哈佛大学得以雄踞全球大学榜首的奥秘。对于身负数千年文化包袱的中国人来说,唯有不断清空历史,清空各种文化垃圾,不断追求人类真谛,我们才能负起改造和重建中国文化的重任。


谢谢大家的倾听。(全文完)


(感谢王开元先生提供现场录音速记稿。本演讲稿系根据速记稿整理修改而成)




Comments

Rated 0 out of 5 stars.
No ratings yet

Add a rating
bottom of page